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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性研究蓄势待发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近年存在颇多意见分歧，有些观点之间抵牾冲突。对一些史料文献的评价和辨识，更有着或坚认其真实、或指斥为作伪的不相容见解，甚至对一些原已被学界确认为伪书的文献出现了新争议。可见，古文献的辨伪存真仍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焦点之一。 2016年，史学论辩有所进展，特别是对“新清史”的批评，呈现出理论性辩争与具体史实考订相结合的状态，即不仅争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等理念问题，而且考辨各方论证中的史料依据是否确切合宜。这项论辩同样激发了历史研究的新探索，一些原先鲜为人关注的概念、命题和历史问题进入研讨的视野，例如，什么是“中国”？“中国”的概念含义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如何评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涉及诸多历史理论观念，充分的学术讨论有助于使古代中国的画面和发展的影像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 历史研究若干年来的主要倾向，曾被指责为“碎片化”，即轻视了宏观研究和理论性探讨。2016年，宏观历史研究和理论探讨颇有起色，对历史学发展新路径的设想也多有抒发，例如关于“公众史学”理念和实践的探讨，具有一定影响。关于互联网时代的史学新模式、新方法，史学界也有系统性的论述，具有引领新潮流的意义。在史学界，要求中国古代史研究应当中外会通、古今会通，以及要求放宽文史研究的视野等呼声，络绎不绝。这反映出中国古代史的宏观研究和理论性建设，正在日益细化和拓展的微观研究基础上蓄势待发，将会出现具体研究和理论性探索并行不悖、共同兴盛的局面。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