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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天盛律令》对于西夏法律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年度也不例外。戴羽《〈天盛律令〉的法律移植与本土化》（《西夏研究》第1期）指出《天盛律令》存在较为普遍的法律移植现象，与中原律法渊源颇深。谭黛丽、于光建《从〈天盛律令〉看西夏的出工抵债问题——基于唐、宋、西夏律法的比较》（《宁夏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天盛律令》中对出工抵债的规定较为详细，各细则也都与唐宋律法有所不同，这是西夏法典中债务法的特色之一。任红婷《试论我国中古时期的成文宗教法——以西夏〈天盛律令·为僧道修寺庙门〉为中心》（《宁夏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天盛律令·为僧道修寺庙门》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成文宗教法。 二、经济史、民族史与社会史。张国庆《辽朝手工业门类与生产场所考述——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第5期）考察了辽朝各种手工业门类，如兵器制作、金属冶炼加工、车船制造、酿酒、晒盐以及纺织印染等。张国庆、邵东波《辽金屯田之比较》（《北方文物》第3期）就辽金二朝之屯田目的、屯田地域、屯田形式、屯田政策和措施、屯田性质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冯恩学《中国烧酒起源新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1期）根据从吉林省大安酒厂遗址发现的辽金时期蒸馏酒灶锅，认为辽金时期已经有商业性的烧酒生产。周峰《金代植树考述》（《农业考古》第4期）从经济林木的种植，防护林木的种植等四个方面对金代的植树情况进行了考述。郭坤、陈瑞青《交易有无：宋、夏、金榷场贸易的融通与互动——以黑水城西夏榷场使文书为中心的考察》（《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指出西夏榷场中出售的川绢、川缬、茶叶、干姜、抄连纸等均产自南宋，这些商品是通过宋金榷场辗转流入西夏境内的。 民族。史风春《辽朝后族萧姓由来述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辽后族萧姓当始于太祖时期，或许与隋萧后有关，辽太祖赐述律氏姓萧，辽太宗时又赐述律后母前夫之族翰姓萧，进而确立了后族皆姓萧的惯例。吴英喆、孙伟祥《契丹文皇族“第十帐”及其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考释了契丹小字《耶律玦墓志铭》中的“第十帐”一词，认为契丹语“房”有别于“帐”，皇族与后族帐分名称的释读有待深究。孙伟祥、张金花《略论辽朝汉人契丹化问题》（《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第3期）将辽朝汉人契丹化原因归纳为辽朝民族政策之推动作用及辽朝统治区域内胡化传统与辽宋关系之变化等。郝素娟《金太宗时期女真人内徙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期）统计了金太宗时期约有百万女真人口迁离本土，是有金一代女真人内徙中原规模最大的一次。陈玮《中古时期党项与粟特关系论考》（《中国史研究》第4期）指出中古时期的党项与粟特关系密切，双方关系的转变突出反映了西北政治格局中党项势力的崛兴与粟特势力的衰落。相关论文还有王丽娟《奚族部落的发展与演变》（《东北史地》第5期）、宁波《金代北京路民族分布格局的演变》（《宋史研究论丛》第16辑，河北大学出版社）等。 社会。陈晓伟《辽金元的夏捺钵——“阿延川”、“上京”及“爪忽都”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认为四库本宋元文献中所见“阿延川”、“上京”应为“爱阳川”、“上陉”之误，两地皆位于炭山（金莲川草原）范围。孙昊《辽金女真的“家”与家庭形态——以〈金史〉用语为中心》（《贵州社会科学》第11期）指出《金史》中记载的“家”是指女真的同居单位，其形态各异，以两代同居的多偶家庭为主，兼具兄弟联合式家庭或者三代同居的主干家庭形态。通常显贵之家则是带有依附人口的复合式家庭。聂鸿音《西夏文献中的占卜》（《西夏研究》第2期）指出不晚于12世纪中叶，党项人原始的占卜术被中原传统的占卜学所取代，以干支为依据的“术数”占卜在西夏的流行程度超过了以八卦为依据的“易经”占卜，其对西夏生活的影响比此前估计的要大。 三、文化史。李西亚《金代图书出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考察了金代出版发展的历史条件，具体包括金代统治者对图书出版业的重视、金代经济与文教事业对图书出版业发展的推动作用等三个方面内容。吕变庭《金元科技思想史研究》（上、下，科学出版社）考察了以理学家、科技实践家、医学研究者等为代表的典型人物的科技思想，对金元科技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宗教特征进行了学术审视和反思。康鹏《白居易诗文流传辽朝考——兼辨耶律倍仿白氏字号说》（《中国史研究》第4期）发现《耶律（韩）迪烈妻萧乌卢本娘子墓志》模仿抄袭了白居易为元稹之母撰写的墓志，为白居易文章在辽朝的传播提供了例证。刘云憬《金代北方通语探析》（《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金代北方通语应该包含15个韵部的通语系统，是汉语从中古到近代的一个过渡阶段，继承宋代通语十八部而来，又与《中原音韵》都有着天然的联系。薛瑞兆《金代艺文叙论》（《中山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金代艺文具有突出的多样性与包容性，体现了通俗实用的特点和富于创新的精神，正统意识浓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