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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平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 100029）。 刘国忠，清华大学历史系，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084）。 蔡万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孙闻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872)。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16XNB012)。 中国简帛学理论的构建 胡平生 一百多年来，“简牍学”或者叫“简帛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社会科学中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和众多研究者的前沿学科。21世纪伊始，又有一大批简牍发现，像上博战国简、清华战国简、岳麓秦简、里耶秦简、北大汉简和秦简、五一广场东汉简等，令人应接不暇。有新材料就有新发现，并带来新成果，现在既要吸收新成果，也要总结提高，把一些认识升华到理论。简帛理论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简牍(帛)学理论的构建，主要内容应当包括两大块，一是研究作为文字载体的简牍(帛)实物的理论问题，二是研究简牍(帛)所载文字的理论问题。当然，还应该研究简牍(帛)在时间与空间上，在它的前、后、左、右的书写载体及其所载文字与内容之间的关系。 一、关于简牍(帛)本体的研究 所谓两大块，前一块是简牍(帛)本体的研究，应包括简牍(帛)物质形态研究的所有方面，如简牍(帛)使用源流，制作与形制，长度、宽度、编绳、契口、容字、刻齿、封检、封装囊袋、传输的规律等。关于简册制度王国维曾提出著名的“分数、倍数”说，即：(1)古策长短皆为二尺四寸之分数，最长二尺四寸，其次二分取一，其次三分取一，最短四分取一；(2)牍之长短皆为五之倍数。最长为椠，长三尺，其次为檄，长二尺，其次为乘传，长一尺五寸，其次为牍，长一尺，其次为门关之传，长五寸。这种“理论”当然新奇可喜，也长期被学界信奉。它也反映了部分的简牍长短形制的特点。但是如果对已经出土的全部简牍材料的测量统计，会发现这种“规律”并不存在，不符合事实。我对出土简牍材料的考察检测后，总结出几条，即“遣册简，以主之尊卑为策之大小”、“文书简，以事之轻重为策之大小”、“书类简，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律令简，三尺法与一尺法”，这至少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将来可以再做进一步研究。很多的简册制度方面的现象是近些年来新发现的，像日本学者籾山明观察到汉简侧面的刻齿与简面上文字的数字有关联，终于发现不同形状刻齿，代表了不同的数字。这是古人的“防伪、防篡改”办法。后来，我和日本大川、籾山教授及张春龙一起考察了里耶秦简，发现秦人的刻齿形态与汉人不同，他们另有一套。另外，北大汉简整理中，年轻学者孙沛阳发现了简册背面特意刻画的弧线，现在再来检视过去整理的简册，就看到许多都有这么一条线。有人怀疑北大汉简《老子》是伪简，我说单凭这条背划线就不可能伪。还有，像古人曾记载有“漆书”，我们怀疑是指“墨色黑而有光”，并非真用漆书写。现在看到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漆屏风，上面除了有孔子像等图画，还密密麻麻写满了孔子生平，孔子及门弟子言行，确实是用漆写的“漆书”。总之，简牍(帛)物质形态方面需要认识、发现与研究的地方还有很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