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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向重变迁，留心演进线索的梳理。然就所得，或可反思：我们指出的演变线索，相对历史实际，波动幅度究竟怎样？习焉不察的前后相续下，又或存有怎样的历史暗流？以往开展长时段考察时，于制度演进多有由简而繁的先入之见。这固然受到材料方面的制约。然史料积累在时代先后上的寡多，并非全部原因。随着简帛文献的积累，秦官僚组织的复杂特征已引起学者注意。李学勤提到“秦的职官系统非常庞大复杂，汉初制度虽由之脱胎，但似已多有减省”(《张家山汉简研究的几个问题》，《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研究以往涉及列曹，主要讨论两汉时期，认为地方机构大量设曹在西汉中期以后，而且往往将列曹与诸官不作区分，混一而论。现在利用里耶秦简等出土材料，相关研究不仅可以溯至秦代，而且有关列曹、诸官的具体情形，史吏、曹吏地位及其关系，也有了重新检讨的机会。秦汉地方行政制度演进中的变与不变及变动幅度，或可再作审视。 三、前后历史阶段比较的可能。强调“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傅斯年以“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但史料是不同的……有一切花样的不同。比较方法之使用，每每是‘因时制宜’的”(《史学方法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4—75页)。比较呈现差异，产生问题，促进研究。不过，史料具有复杂性，问题的解决也存在程度之别。由于秦汉史料的留存特征，欲实现对一些问题更系统、整体性的把握，前后历史阶段比较的引入，需要考虑。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多次出现“同产”。整理小组引《后汉书·明帝纪》注“同产，同母兄弟也”。张家山汉简研读班进一步认为“西汉时期之‘同产’亦指同父所生兄弟……故西汉早期之‘同产’不可排除其包括同父异母的可能性”(《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校读记》，《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05页)。“亦指”，“不可排除其包括……的可能性”，实为认同前说下的内涵扩展。而我们认为：“同产”指同父所生的同姓兄弟姊妹。至于同母异父，可称兄弟，又是同母，却不属同产范畴。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同母异父相与奸，可(何)论？弃市”(一七二)作为一则旁证，相关史料价值有望进一步呈现：同母异父和奸出现在秦律司法解释《法律答问》中，正说明相对同产，当时人对此种情况存在疑问。而将前后历史阶段的比较引入，有关认识会更清晰：唐代同母异父姊妹入于缌麻，相奸，处以徒二年，强者流二千里。显然轻于与姊妹奸的绞。这不是同产中部分类别的量刑变轻，而正是沿袭秦汉时期同产与异父同母在概念上明确区别的结果。 《二年律令·杂律》记“民为奴妻而有子，子畀奴主；主婢奸，若为他家奴妻，有子，子畀婢主，皆为奴婢”(一八八)，“奴与庶人奸，有子，子为庶人”(一八九)，涉及后代的归属与身份。奴与民为夫妻，生子随父，即归奴的主人所有，身份从贱为奴婢。而奴与庶人奸，子为庶人，身份上又是随母方从良，二者区别明显。这说明过去对良贱相奸的后代一定为贱，或身份一并随父或随母的认识过于简单。虽然杂律对此一并叙述，但我们注意到：仁井田陞复原唐令，良贱相奸与良贱为婚条目均引自《宋刑统》。而《宋刑统》中两者已明确区分，相应内容分别归入《杂律》与《户婚律》。故下列判断或更稳妥：秦汉良贱相奸的后代身份认定，应与良贱婚姻相区分。前者后代身份随母，或良或贱；后者则身份为贱，归奴或婢的主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