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简牍(帛)研究的标准化与国际化问题 涉及简牍(帛)研究理论问题还有两个方面要加紧研究，一个是我说过的简牍(帛)整理研究的标准化问题。中国简牍的整理工作最初是西方汉学家做起来的，德国和法国学者孔好古、沙畹、伯希和、马伯乐等创建了一套工作程序和释读简牍的符号。后来，罗振玉、王国维在编纂《流沙坠简》时，也制订了自己的方法和一套释读符号。居延汉简、武威汉简直至20世纪70年代的简牍出土，整理者大都各有各的办法，各用各的套路，虽然也有一些共同的表述方式，但总体上是各自为政的。我提出应当由国家文物局牵头，召集各个有简牍(帛)发掘、保护、整理任务的文物考古单位和有关大学，研究制订简牍(帛)发掘、保护、整理的标准程序，我咨询过负责我国标准化条例制订的机构，像简牍(帛)的发掘、保护、整理，可以制订一个要求行业参照执行的标准化条例。我想到的简帛发掘、保护、整理国家标准大致应包括几个方面：1.制订简帛发掘与保护章程。2.简帛整理领导和工作人员资质认定。3.简帛整理保护研究经费申请与使用。4.简帛整理的时间规定。5.确定简帛整理成果的标准：(1)尽可能清晰的图版；(2)尽可能准确的摹本；(3)尽可能准确的缀合编联、释文、注释。6.简牍整理符号的统一。7.简牍整理报告的出版。希望有责任、有能力的机关和学校多一些担当，挑起这副重担。 第二是中国简牍(帛)研究要搞好国际合作，要走国际化的道路。现在欧美日韩研究中国简牍的学者人数不少，总数应在百人左右。而欧美日韩，也有自己的简牍要整理研究。所以在简牍(帛)学领域，可以开展的国际合作内容很多。欧洲有罗马时期的简牍，在英国的罗马时期的长城附近温都兰达出土，现在还在不断发掘中，我在大英博物馆也看过陈列，邢义田和旅英华裔学者汪涛都做过考察和介绍。牛津大学一位教授已经出版好几本研究专著。在中欧、东欧也发现过简牍，但报道与研究都很少。东亚地区的简牍数量很大，朝鲜出土简牍都是汉乐浪郡时期的遗物，他们秘而不宣，只有极少数的资料公布，还是由日本学者披露的，如平壤贞柏洞M364出土的简牍《初元四年乐浪郡户口簿》和《论语》。韩国出土简牍时代较晚，也多用汉文书写(可能有韩语音读)，属新罗时期的，也有中国典籍。我到韩国参观，发现他们的简牍上就有文字是刻上去的，很受启发，过去以为是古人的推测之词。日本发现简牍数量最多，总数有三四十万，但文献价值远不及我国。他们的整理研究总体比较滞后。东亚的简牍研究亟需协调。我曾介绍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在整理木简、释读文字时采用的一些符号：  可以看到，这套符号与我国简牍(帛)整理所采用的符号相差甚远，将来尽可能地缩小乃至取消这类差别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认为，由于古代日本、韩国的简牍，仍大量使用汉字，简牍整理与研究都面临相似的问题，达成一个三国专家学者共同认可的整理规范是有可能的。如果三国学者通过交流协商，对简牍整理使用的符号与规范能够取得共识，肯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上文还讲到应该注意研究与简牍(帛)在时间与空间上在它的前、后、左、右的书写载体，实际上是说，我们对简牍(帛)的研究要拓展到同时代及前前后后的其他文字资料。像悬泉置遗址西汉末年的题记《四时月令诏条》，写在泥墙上，但是残断的简册上也有，当时是动用一切手段加以宣传的，不同的载体上的文字应该对照着进行综合研究。裘锡圭注意到马圈湾汉简封检里附了一片“赤蹏”(赫蹏)，就是纸。这是简纸配合使用的最早例证。日本学者也讨论过魏晋时期简纸书信使用包裹的方式。我也曾指出，魏晋隋唐在纸上写字，界栏的高矮宽窄都是仿效简牍长宽之制。除了简帛与纸的关系，还有简帛与玺印的关系，简帛与石刻的关系，简与金属器、漆器铭文的关系，这些材料都需要深入研究，一一厘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