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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5年度中国古代史研究十分活跃，在原有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军事史等传统领域继续取得进步的同时，新资料、新领域和新视角的研究也取得了巨大进展。 一、传统研究课题的继续深入和突破。传统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学者在早期国家的形成、商周封建、春秋诸子、秦汉宗教与思想、魏晋国家体制、唐宋社会变革、明清中西交流、科举制度、内阁制度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理论，相关问题的研究继续精细化和深入。 在原先一些薄弱领域，如西周史、春秋史、战国史研究方面，有新的著作出版，如何景成《西周王朝政府的行政组织与运行机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过常宝《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王准《春秋时期晋楚家族比较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等，都是对这些领域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推动了两周史研究的前进。 在众多传统领域的研究成果中，有的讨论不仅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有所创新，而且在研究方法甚至对古史的整体认知上都有所突破。尤其是在如何认识中国上古史、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的结合问题上，近几年出现了新的转变。如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存，与文献记载中的“禹会涂山”可以相符合，对于古史考证和研究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价值。学者就龙山文化“禹会村类型”的相关问题及其是否可与古代文献所记禹会诸侯事件相印证进行了讨论。又如对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关系的探讨，越来越多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即古代尧都遗存。禹会村遗址与禹会诸侯、陶寺与尧都的关系的讨论及倾向性意见，不仅仅是一个考古遗址性质的确定或一个历史事件得到考古的证实，也是考古学与中国传统历史学、文献学结合的突破。考古学注重实物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对于古代文献尤其是关于上古时期的记载持极为谨慎的态度，甚至有将考古体系与古史体系各自独立不相阐释的建议，这种情况在一些通史类著作中尤其明显，甚至将上古史变成纯粹的考古资料的堆砌。禹会村遗址与禹会诸侯、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的讨论是将古代文献与考古体系相结合的重要推动，无疑会起到示范性作用，改变考古与历史过度分离的状况。 类似的理论和方法上的思考在中古历史研究中也有突破，如魏晋国家体制研究中，以往对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认识多侧重其异族身份与汉化过程，对于其本身的社会发展情况及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缺少讨论。有学者从北方政权与正统王朝在历史上的地位进行讨论，指出北方政权的作用及其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这对于认识魏晋时期北方政权以及曾经在历史进程中起过类似作用的政权或朝代具有启发性意义，对于民族史具有重要意义。 从具体考证方法上而言，越来越多的著作不再是单纯的文献考证，而是结合了文字学、考古学与文献学的综合论证，研究角度也由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制度考察，转变为结合底层的、细部的自下而上的具体的全面分析。 二、研究资料、内容、方法和领域的创新。学科创新的重要动力之一即是新资料的发现与刊布。近年来考古发现、出土文献、古文书、墓志、族谱等资料大量涌现，以新资料发现为基础，形成了金文研究、简帛研究等多个热点领域。 金文研究有诸多新资料和相关研究发表，其中以随州叶家山、文峰塔墓地出土青铜器研究最为引人关注，两处资料可相互系联，为研究两周曾国提供了重要资料，极大促进了相关研究。学者召开研讨会、座谈会分别专门讨论叶家山、文峰塔西周墓地问题，多名专家参与讨论，此外还有李学勤、黄凤春、李维明、冯时、张昌平、曹锦炎、徐少华、王泽文等多名学者发表数十篇论文，对叶家山、文峰塔西周墓的时代、族属以及反映的相关制度等进行讨论，促进了学界对西周时期江汉地区历史的认识。与金文新资料不断发现相适应，对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整理也取得进展。继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后，又有综合性的整理研究著作出版，如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采用分期分类的方式对商代青铜器铭文进行了全面整理和综合性研究。张桂光等《商周金文辞类纂》（中华书局，2014年）将商周金文按六千余字形，以单字为纲，对金文资料进行了按字汇编，为研究提供了便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