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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是成果发布方式的变化，继以前资料收集和整理的电子化、网络化之后，著作的发布方式也开始网络化，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先是通过网站刊发并伴随互动讨论，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网络发表已经成为成果公布和学术交流的一种常见形式，如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已经成为简帛研究成果最及时、集中发布的平台之一；学科多平台、多中心的构筑以及协同创新方式的出现，改变了以前平台少、单中心的局面，例如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联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9所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共11个单位对出土文献进行集中整理和研究。大量平台的建立以及协同创新模式的出现使同一领域或主题的交流日常化，整合了科研力量，大大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进步。 三、中国古代史研究在横向扩展方面取得了极大进展。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范围和视野越出中国囿限，注重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和互相交流。中国古代史横向扩展研究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呈现不同的特点，中外比较研究、中外交流史与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史是其中三个重要主题。总体而言，在早期历史尤其是文明与国家起源以及先秦思想与社会等方面，侧重于中外比较研究，将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南亚文明和东亚文明进行对比，探索人类历史的共同规律以及文化传播途径；在汉以后的横向扩展研究中，则侧重中外交流史的研究，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成为主要研究对象。 比往年更进步的是，许多学者开始从全球视角下考察中国古代史，评估整个中华文明在世界史上的独特地位及其影响。尤其是明清时期，全球视野下的明清史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趋势，许多学者对“欧洲中心观”、“中国中心观”的局限进行了反思，主张把中国历史的研究置于全球背景下考察。 中国古代史横向扩展研究还包括周边文明与中原文明、古代汉族与周边民族等课题。在研究方法上，由原先重中原文明的传播和周边民族“汉化”，向关注多种文化之间的互动、关注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的影响转变，对中国境内各文化之间的互动和融合做更全面的解析。但是其中也有矫枉过正的部分，如部分新清史学者过于强调满族的视角，忽略中国统一国家和共同文化的事实，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史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随着全球化以及世界交流加强，如何在全球视角下认识和叙述中国史，表达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已经成为一个新问题。在横向扩展研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即是话语权与话语体系的构建。由于近现代中国历史学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史学与西方方法结合的结果，许多理论和术语引进自西方，导致中国学者在国际学界的表述和交流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充分认识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对其进行总结性研究，构建自己的知识和话语体系。《中华思想通史》即是这样一个大型科研项目，集学术性与科学性于一身，梳理中国社会和思想脉络，构建自己的历史和认识体系，建立中国古代史的话语权。 与世界视野下研究中国史相适应，大批国外资料得以整理和出版。这类资料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外国藏中国古代史资料，如《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一辑（大象出版社，2014年），共44册，辑录了梵蒂冈图书馆所藏170种珍贵汉籍文献，是近百年来欧藏中国文献整理出版的重要成果。继《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三种文献汇编之后，比利时汉学家钟鸣旦等又编辑出版了《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台北利氏学社，2013年），该书共收录明清中西人士所撰有关天主教著作84种，很多是首次面世的珍贵文献，对天主教史、中西关系史研究有积极作用。第二类是有关中国史事的外文资料得以翻译出版，如刘天路等译英国亨利·埃利斯著《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商务印书馆，2013年）、李华川译清代中国本土神甫李安德用拉丁文所撰日记（《〈李安德日记〉节译》，《清史论丛》2013年号）等，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便利。第三类是中国周边国家的汉文记录，如继《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和《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之后，《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共5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提供了反映中、韩交流状况的文献。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纂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该文库第4、5辑分别于2014、2015年出版，刊布了大量朝鲜、越南汉文文献，为研究东亚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