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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帛研究也是近几年历史学研究的热点，成果丰硕，成为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增长点。特别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江陵凤凰山汉简、肩水金关汉简、长沙走马楼吴简等简帛资料的出版，极大促进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尤其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带动作用最为明显，随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四、五、六辑出版，引起学界轰动和竞相研究，据不完全统计，2013至2015年间出版相关专门性著作近10部，发表刊物论文近200篇，网站发表研究论文数百篇，形成了一股研究清华简的热潮。 随着甲骨文、金文、简帛等古代出土文献的发现和研究，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古代文献及其所表述的历史的形成过程。裘锡圭发表《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出土文献》第四辑，中西书局，2013年），提出“古典学”重建问题，倡议“对于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进行整理与研究，利用出土文献从“古书的真伪、年代”，“古书的体例、源流”，“古书的校勘、解读”三个方面重新认识古代典籍，厘清古代典籍的形成过程。研究者也意识到，基于长时段、动态研究的“古书年代学”及“古书形态学”理应受到重视，谢维扬、赵争主编《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问题研究——“古史史料学研究的新视野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2015年）聚焦于中国古史研究的史料学问题，在探讨建立合理的古史史料学基础方面有新的推进。〔美〕倪德卫著，魏可钦等译，邵东方校《〈竹书纪年〉解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通过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等多方面信息来分析“今本”之价值，得出其并非伪书的结论。这些都是通过古文字、出土文献研究古代典籍的收获。 与古典学的重建紧密关联的，是对中国上古史和疑古学派的反思。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疑古学派在史学界影响甚深。随着大量文献以及考古新材料的出土，为重新认识上古史提供了丰富资料和新的契机，早在20世纪90年代李学勤即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由此引起学界的热烈争论。近几年，关于如何认识中国上古史的争论依然持续，2012年杨庆中与廖娟编《疑古、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漓江出版社）、梁涛与白立超编《出土文献与古书的反思》（漓江出版社）对疑古学派及相关辩论进行总结与探讨。近年又有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史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梁韦弦《古史辨伪学者的古史观与史学方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继续就如何认识中国上古史进行探讨。 与埃及、亚述等建立在考古学基础上的其他古代文明的历史不同，中国很早即已建立一个独立的史学系统。这就要求我们对传统古史不能仅进行真实与否的考察，而且要对于古史系统的形成模式与影响古史形成文本记录、史官制度、史学思想等做综合的思考。考察中国早期传统史学叙事方式，正确认识中国古史系统与史学传统的形成过程，是牵动中国古代史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古史辨”学派与“走出疑古”思潮，贯注了几代史家对中国古史和史学传统的深入思考，其基本认识是逐步推进、积累和发展而来的，充分利用新资料加以科学总结和综合分析，应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科的重要任务。 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的进步，新领域和新学科得以开辟、拓展和建立。学界创新未局限于对新材料的发掘和阐释，更重要的学科创新表现在对新领域的开拓和推动，如环境史、海洋史、城市史、区域史、灾异史、人口史、社会保障史、水利史、出版史、家族史、家谱史等新方向得到开拓和发展，出版了大量新的著作，为多角度、多层面认识中国古代史开辟了新的途径。随着学科交流和断代、专题界限的打破，一些新的学科建立起来，如中国古文书学、形象史学等，扩大了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例如“中国古文书学”是近年建立的一个新学科，重点研究各个时代的文书，从文书的行款、格式到国家政令制作与运行形式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古文书学者先后举办了4届“中国古文书学研讨会”，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古文书学研究”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成为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天地。新领域的开辟，为研究和认识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新研究方法得到更广泛的使用，历史学研究日益成为多学科参与的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创新，除文献学、文字学等传统方法之外，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相互渗透，一批采用多学科方法相结合的著作出版；新技术和新方法得到广泛应用，植物孢子分析、14C、金相分析、铜同位素、锶同位素、DNA、大数据、网络化等运用到研究中，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