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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史与创作史是文学史的两翼。如果说创作史是作家的“生前史”，那么接受史则是作家的“身后史”。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侧重作家生前的创作史，接受史则以自觉的学术意识关注作家的身后史。对一位把“文章”视为“不朽之盛事”的作家，身后史的关注绝不亚于生前史的珍视；而从屈原到曹雪芹的这一“遗愿”，只有通过接受史才能实现。 接受史以“接受文本”为学术基础。中国“授受相随”的文学传统，为经典作品、经典作家留下了丰富的接受史料。历代诗话、历代词话、历代曲话、历代文话、历代小说评点，以及愈来愈完备的历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为接受史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学术资源。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接受美学刚传入不久，中国学者就开始作家作品的接受史研究，其学术灵感就源于前人留下的丰厚的“接受文本”。多年来，“经典作家接受史”一直成为古代文学学位论文的热门课题，其选题灵感或同样如此。 但客观地说，接受史的学术成果似乎并未如人们期望的那样令人满意，接受史的学术潜力也未像传统的创作史那样得到充分发挥。就“经典作家接受史”而言，目前大致有两种研究思路，即“三维历时结构”和“一维历时结构”。从研究成果看，前者虽然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但似并未抓住经典作家接受史自身的独特问题，因而难以全面深入地展示经典作家在历史上的接受特点和文化意义，也难以提出和解决属于经典作家接受史自身的学术问题；后者则往往流于“历代评论资料”的“排比和梳理”，所谓“研究”，基本上只是对某一作家“研究资料汇编”的“解释和串讲”；只见“接受者”的自言自语，不见“接受对象”的独特问题，更未能从接受史深入时代和民族的精神文化史。经典作家的艺术生命和文化影响，淹没在历代接受者毫无目标的众声喧哗之中。毋怪有学者提出尖锐批评，认为经典作家的接受史研究已成为最缺乏创意的“学术避难所”。 出现这种未尽人意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我看来，对“接受史”的望文生义、对“接受史方法”的简单化理解以及缺乏接受史的“问题意识”，可能是关键所在。 首先，接受史的独特本质何在？简言之，接受过程不是单向的作品评价，而是双向的对话和意义生成过程；接受主体不只是单一的评论家，而是由多元接受者构成的接受群体；接受史更不同于批评史或学术史，它应有自己的学术任务和文化功能。所谓接受史，应是授受双方的对话史，是读者与作者、接受主体与接受对象之间的多元审美对话史。一部众声喧哗的经典作品或经典作家的接受史，就是一个“思想史事件”；在众声喧哗的“思想史事件”背后，必然包含丰富的人生意义、审美意义和诗学意义。因此，真正的接受史研究，绝不能望文生义地把接受史仅仅理解为接受文本的排比和诠释，而应在梳理这部“众声喧哗”的接受史的基础上，深入探寻隐藏在这个“思想史事件”背后的人生意义、美学意义和诗学意义。研究者必须从文献学深入批评学，从文学史深入思想史，从表层的文本接受史进入深层的精神文化史，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 其次，与之相联系，接受史方法是一个复杂的三维结构。这里，有必要区分接受史的三个方法论层次：即接受史的学术领域、接受史的研究途径和接受史的学术方法。接受史的学术领域，就研究对象言，可分为经典作品接受史、经典作家接受史、经典文类接受史，以及断代文学接受史等等。接受史的研究途径，就接受层次言，一般可分为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效果史研究，以诗评家为主体的阐释史研究，以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等等。接受史的学术方法，就学术思维而言，可分为搜集材料的接受史思路、对待材料的接受史态度和研究问题的接受史意识。在接受史方法的三维结构中，前两个层次比较容易理解，也已成为学者的共识；接受史学术方法的三个思维层次，则尚未得到充分讨论，更未化为研究者的学术共识和学术自觉。思维的深度决定研究成果的深度。因此，这是三维结构中最深层、最重要的部分，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