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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史方法的三个思维层次，是相互联系、层层深入的三个逻辑环节。一是搜集材料的接受史思路，即按接受史线索对接受文本做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这是研究的前提，“全面系统”则是关键所在。接受文本的搜集整理，仅仅依靠“网络搜索”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尽可能“竭泽而渔”，才可能得出权威结论。二是对待材料的接受史态度，即前人的理解不是我们理解的障碍，而是我们重新再思考的财富。历代接受者对经典的解释，不断发掘和丰富着经典的内涵，也实现了经典的现代转换。在阅读经典的同时，认真研读接受文本，认真研读前人的解释，一方面有助于抓住作品的精神内核，深入把握经典内在意义和伟大的思想力量；另一方面有助于克服时间距离和文化沉积所造成的障碍，让古典走向现代，走向现代人的心灵。虚心倾听前人，然后发表己见，把自己作为接受史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创者，这是接受史思维启示我们应当确立的一种新观念。三是研究问题的接受史意识，即一部经典的接受史是一部动态的对话史，应当把它作为一个动态的微观思想史来研究。经典有成为经典的理由，系统梳理和深入发掘历代接受者对“经典理由”的思考和讨论，就可能提出和阐明一个个经典性的问题。此亦如前所说，一部众声喧哗的接受史是一个“思想史事件”，在众声喧哗的“思想史事件”背后，必然包含丰富的人生意义、审美意义和诗学意义。接受史的思维只有达到这一逻辑层次，才真正由材料的排比进入问题的思考，由表层的文本接受史进入深层的思想文化史。诗歌接受史与诗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考察金昌绪《春怨》的千年阐释史，可以发现前人对《春怨》的诗学思考中潜藏着一套古代抒情诗的审美法则；考察《春江花月夜》1200年来的接受史，可以发现唐人这首“青春之歌”走向顶峰之路的曲折过程，以及杰出作家对一种文体的原创性贡献；考察《孔雀东南飞》1800年来的接受史，不仅可以见出古代叙事诗的经典化规律，而且还可以发现一个潜在的传统叙事诗理论体系。在经典作家、经典文类以及断代文学接受史中，潜藏着更多的“思想史问题”，有待研究者去发现和阐明。 再次，经典作家接受史如何正确提问？“抓住一位大家”，是学术训练的有效方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经典作家的创作史几乎都被写到，于是经典作家的接受史便成为热门选题。接受史就是“对话史”。经典作家的接受史，同样是接受主体与接受对象之间的多元审美对话史和多重意义生成史；它的特点是通过多元对话的历时性考察，揭示经典作家在接受史上的生存特点、生命境遇、艺术影响以及在塑造民族精神中的深远意义。据此，从接受过程中的关注焦点、接受方式和功能效应看，经典作家接受史不妨“一分为五”，从五个方面展开研究：即经典地位的确立史、经典序列的形成史、艺术风格的阐释史、艺术典范的影响史，以及人格精神的传播史。由此，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创作到审美、从诗品到人品，为读者展示出一部立体的、全方位的、血肉丰满的作家身后史。 具体而言，围绕授受双方的“对话—交往”的历史进程，经典作家接受史不同于经典作品接受史，至少承担五大任务：通过经典地位确立史和“光荣周期”的考察，揭示作家艺术声誉的形成变迁以及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味、社会心理以及意识形态观念的发展变化；通过经典序列形成史的考察，揭示经典作品的遴选过程和作品传播的时空广度和心灵深度；通过艺术风格阐释史的考察，揭示历代接受者对作家艺术个性的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和多元一致的特点；通过艺术典范影响史的考察，深入认识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和对文学变革的推动作用；通过作家人格形象影响史的考察，深入认识作家在民族精神发展史和民族性格塑造史上发挥的独特作用。经典作家接受史也由此可以真正成为一种具有独特对象、独特问题、独特方法和独特研究成果的独立的学术模式，既丰富和充实了文学接受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有助于从一个独特角度深入认识经典作家的历史命运、历史贡献和走向现代的精神价值。如果说经典作品接受史着眼于单个文本接受史的微观研究，那么经典作家接受史则着眼于创作主体接受史的全面考察。 接受史和创作史是文学史的两翼。然而，只有深化对接受史学术本质和思维方法的认识，才能充分发挥接受史的学术潜力，提高接受史的学术质量，使其作出更富创意的学术贡献。 （作者：陈文忠，系安徽师范大学诗学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