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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科技史作为一个学科、一项职业化和建制化的学术事业走过了一甲子岁月。以1957年中国科学院创设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为肇端，60年来，中国科技史学家肩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术使命，认知科技传统、勾勒发展之迹、探求创新规律，为科技和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今天，我们约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技史所所长张柏春研究员撰文，鉴往知来。 一、因爱国主义教育而成为重要议题 早在20世纪前半叶，竺可桢、李俨、钱宝琮、梁思成、刘仙洲、王振铎、钱临照和严敦杰等学者就开始发掘各种史料，追溯中国的科学技术传统。1937年，李俨还发表了探讨科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文章《怎样研究中国算学史》。 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竺可桢格外重视科学史研究，对开创中国科技史事业贡献卓著。他早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听过科学史学家萨顿的课，20世纪40年代与李约瑟也有交往。1951年1月13日，他和李四光谈李约瑟寄来的《中国科技史》目录，提到应该有一个中国科学史委员会，以关注李约瑟的工作和解决《人民日报》约请撰写爱国主义教育文稿等问题，并且为成立科学史研究室做准备。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在1954年设立以竺可桢为主任、叶企孙和侯外庐为副主任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在历史二所成立自然科学史研究组。 1954年8月，竺可桢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论述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他认为，过去西方国家出版的世界史充溢着“西方民族是优秀民族”的思想，对中国文化说得甚少，“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史尚是一片荒芜的田园，却充满着宝藏，无论从爱国主义着想或从国际主义着想，我们的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有开辟草莱的责任。”这段话反映了中国科技史事业开拓者回击欧洲中心主义的鲜明态度及研究古代科技遗产的一个重要动机。 科技史研究在中国的职业化和学科建制化得益于时代变革带来的历史机遇。1956年1月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之后国务院组织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使科技史研究成为国家科技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同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委员会牵头制订了《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并召开了第一次中国自然科学史讨论会，竺可桢、刘仙洲和李俨等五人还参加了在意大利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 按照远景规划，1957年元旦，中国科学院创建以学部委员、数学史学家和铁路工程专家李俨为主任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1975年扩建为研究所）。这个研究室在1957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58年创办国内第一个科学史专业期刊，即以钱宝琮为主编的《科学史集刊》。以上举措标志着科技史学科在中国的形成与建制化，以及其研究的职业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