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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出土简帛本身是一种文献。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书中曾指出：“‘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近人却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和‘文献’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当然，古代实物上载有文字的，如龟甲、金石上面的刻辞，竹简缣帛上面的文字，便是古代的书籍，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必须加以重视。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或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在某一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自然是有区别的。”出土简帛本身是文献，自然具有文献的一切属性与特征，突出表现为：一方面出土简帛具有一般文献的文献学整理意义，即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利用传统文献学的理论、方法与知识，对出土简帛进行录文、分类、编目、校勘、注释、翻译、索引、编纂、出版等工作，如尹湾汉简与《尹湾汉墓简牍》专题整理报告(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另一方面出土简帛又具有一般文献的文献学研究意义，即传统文献学研究的内容和方面，如年代、结构、体例、内容、来源、辨伪、流传等，同样也适用于简帛文献的研究。尤其出土简帛典籍，或有流传到现在的传本，或是没有传世本的古佚本，有的则是与传世古籍部分篇章相合的另外一种版本，但无论何种情形，作为古书，学者首先都要对其进行文献学方面的研究。 第三，出土简帛本身是文物。其一，出土简帛是考古活动的产物，考古活动是简帛出土、发现的前提，尽管这种考古活动，一开始可能并不是专为寻找、挖掘简帛这种文物而进行的；其二，出土简帛本身是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遗物，具有一般文物的考古学整理意义，换言之，就是可以将出土简帛作为出土遗物中的一种进行考古学的基础整理，全面记录和反映简帛文物自身的一切相关信息，如出土地点、方位(单元)、地层、原状、伴出物(共存关系)、尺寸、文字、图画等，最终以考古发掘报告形式公布，如《新蔡葛陵楚墓》与葛陵楚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其三，出土简帛本身同时也具有一般文物的考古学研究意义，即依据简帛质地、外在形制特征等对出土简帛的类型学研究，通过简帛纪年和文字内容的考释等对出土简帛的分期断代研究，以及利用物理化学等现代科技手段对出土简帛的科技考古研究和保护、开发利用等，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非考古发掘如盗掘出土的简帛，像近年陆续出现的上博简、岳麓简、清华简、北大简等，虽然非科学发掘出土，考古信息有所损失，但一般文物的基本特征并没有丧失，从这一点来说可与科学发掘的简帛等量齐观。简言之，出土简帛具有文物的一切属性与特征。 基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出土简帛本身既是一种古代文化遗物，同时又是一种宝贵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出土的珍贵文物，三重属性与特征集于一身，对于出土简帛，不仅需要进行文化学、文献学意义上的研究，而且也需要对出土简帛自身进行文物学意义的研究，而对应出土简帛的文化学、文献学、文物学研究，自然就形成了简帛学的三个学科分支，即简帛文化学、简帛文献学和简帛文物学。 简帛文化学是一门揭示简帛自身各种文化信息、意义及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学问，也就是从简帛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角度研究简帛。简帛作为文字书写材料，虽然并不局限于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使用和发现，但以简帛作为普通书写材料却只见于中国古代，是同时期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广、使用最普遍的书写材料和最大宗的文字资料，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简帛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所形成的各项制度和规定，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所凝固形成的知识、信仰、思想等又深刻影响了我国古代文化的诸多方面。简帛与文化的关系如此紧密，一门新的学科——简帛文化学的建立就势在必然了。简帛文化学以简帛的文化内涵为研究对象，利用文化学的理论、方法和知识，对出土简帛进行文化学方面的研究，深入发掘总结简帛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历史影响。简帛文化学与简帛学两者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都是出土简帛，但前者内涵与外延却较简帛学为小，因此，简帛文化学在学科定位上应从属于简帛学，为简帛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关于简帛文化学研究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要阐明揭示简帛本身蕴藏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和意义，包括简帛的起源、使用、形制、编联、版式、题名、符号等；二是要探讨简帛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在这一领域里，有大量可作的题目，有的已有人作过，如简帛与中国古代书籍制度(耿相新《中国简帛书籍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藏书文化(傅荣贤主编《出土简帛与中国早期藏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等，有的无人问津，可作的文章和题目还很多，还需要深入探讨、发掘和丰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