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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史之辨与历史叙事 刘知幾认为文之与史既然已经易辙，那么文学与史学就应该分离。然而实际情形却如逯耀东所指出的，当经史分途史学获得独立后又与文学结合，文藻丽泽是魏晋史学家的先决条件，所撰之史书大多出自第一流的文士手笔[2](P37)。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初。“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1](P250-251)如“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1](P82)。针对文史分途后史学自觉意识的缺乏，刘知幾首先对史家之文与文士之文进行了厘定，其次考辨史才与文才之异，以期由此确立历史叙事的自主性。他指出：“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1](P205)这里所说的“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是沿用刘向、扬雄、班固等赞美司马迁《史记》善叙事之词。《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7](P2738)所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是指长于说理但不浮华、质朴而不浅俗。文直事核则是指以“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笔调所撰写的历史著作文风端正、真实可信。刘知幾认为这是史家叙事应取法之文。至于“绮扬绣合，雕章缛彩”乃是文士之文。“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灞上儿戏，异乎真将军。”[1](P250)这里的“徐公”指的是南朝著名的文学家徐陵，徐公文体代表文人之文。刘知幾认为若以此撰史，必定损害史书的真实性。因此，他要求史家叙事摒弃那种“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1] (P124)的文士文风。 刘知幾有关文才、史才之辨，旨在说明文人难以胜任史职。他认为，能文者未必擅长于史，撰史者也不一定善于为文，兼而有之者凤毛麟角。“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几何?”[1](P250)在回答郑惟忠提出的“自古文士多而史才少”的问题时，刘知幾提出史才须具备才、学、识三长[8](P1101)。至于文士，在刘知幾看来其根本不懂史学，既不“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又“多无诠综之识”“罕逢微婉之言”[1](P82、251)，其必以靡丽文辞从事历史撰述，则史著成了文学作品。“是以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其为式也，罗含、谢客宛为歌颂之文，萧绎、江淹直成铭赞之序，温子升尤工复语，卢思道雅好丽词，江总猖獗以沉迷，庾信轻薄而流宕。此其大较也。”通过对萧绎、江淹等文人撰史活动的考察，刘知幾断定文士缺乏史才，没有撰写国史的能力。“然向之数子所撰者，盖不过偏记杂说，小卷短书而已，犹且乖滥踳驳，一至于斯。而况责之以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盖亦难矣。”[1](P250)因此，若以文士修史，则必定以文害史。“以元瑜、孔璋之才，而处丘明、子长之任，文之与史，何相乱之甚乎?”[1](P529)元瑜、孔璋是汉魏著名文学家阮瑀、陈琳的字。在此，刘知幾认为以文士担任史职，必定引起文史混乱。不难看出，刘知幾辨别史才文才，意在从根本上摒弃以“绮扬绣合，雕章缛彩”之文撰写史著，清除历史叙事中绮靡文学的不良影响。 在辨析文史的基础上，刘知幾对文史分途以后史学受文学影响出现的浮华之风也进行了清算。魏晋以来史家刻意文辞，在史书之“序”“论赞”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范晔曾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9](P1830-1831)这是范晔自我陶醉于《后汉书》序、论赞之文彩绚烂。这里提到的“精意深旨”“笔势纵放”，一指具有深刻的思想，一指文彩飞扬，与萧统《文选序》所说的“事出於沉思，义归乎翰藻”之意近似，故而《文选》将《后汉书》之皇后纪论、二十八将传论、宦者列传论、逸民列传论、光武帝赞等收入其中。刘知幾则认为“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对范晔抛弃序之本义而炫耀文彩予以抨击。他指出：“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炫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于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1](P87)这是将范晔视为败坏史书之序的始作俑者。关于史书之论，刘知幾认为，一是为了商讨问题，二是为了使史文简洁。“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若不存在需要商榷的问题，仅仅是为了炫耀文采而作史论，则是根本不懂史学。“其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此皆私徇笔端，苟炫文彩，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裁削之指归哉?”而这样的史论有损于史著的特性与尊严。“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于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也。”[1](P81-82)至于赞，刘知幾认为纯属多余。“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者矣。”[1](P83)基于对论赞的这种认识，刘知幾甚至认为应将沈约《宋书》中的谢灵运传论删掉。“又沈侯《谢灵运传论》，全说文体，备言音律，此正可为《翰林》之补亡，《流别》之总说耳。如次诸史传，实为乖越。陆士衡有云：‘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信矣哉!”[1](P507)在他看来，《谢灵运传论》讨论的是文学理论，与史学无涉，置于史传中，实属疣赘。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幾试图摒弃于史书之外的《谢灵运传论》，恰巧被萧统《文选》收入“史论”类中。刘知幾因序论“综缉辞采”“错比文华”，意欲将其排除于史著之外，而萧统认为序、论赞不同于“褒贬是非，纪别同异”之记事之史、系年之书，具有文学特性，故在《文选》中特立“史论”类目予以收录。虽然他们对序、论赞的态度不一样，但都认为其属于文学范围，应该与史学分离。 刘知幾要求文学与史学分离，还表现在对历史撰述中“载文”的处理上。他认为魏晋以来文章华而不实，“其失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所谓虚设是指徒有其文、竟无其事，如禅书、让表之类；厚颜指诰誓移檄文之饰词矫说；假手是指由文人代笔的诏敕之文言行相悖；自戾指所言自相矛盾；一概是指不论所述对象，其说不殊。“于是考兹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形似，而言必凭虚。”这样的文章与不虚美不隐恶之史学已分道扬镳，若载入史书之中，必定损害其真实性。“是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因此应弃之不取。他批评撰史者不知鉴别，多载凭虚之文，将史著变成了文集。“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创自起居，成於国史，连章疏录，一字无废，非复史书，更成文集。”因此，他提出史之载文应去邪从正、捐华摭实，选择那些“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言成轨则，为世龟镜”的文章，“至於悠悠饰词，皆不之取”，希望以此纠正不良文风。“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徙矣。”[1](P124) 魏晋以来，文士撰史蔚然成风，因而形成了以文衡量史学的风气。如裴子野撰《宋略》被讥笑文彩不足。“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10](P691)王隐锐意撰晋史，被认为“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荒舛不伦”[11](P2143)。刘知幾对这种风气予以尖锐的批评。在他看来，这显然是以文学标准来要求史家撰述，即“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偏离了史家叙事之道。刘祥《宋书序录》曾指责何法盛、王隐、徐广所撰之晋史未能做到文采飞扬：“法盛《中兴》，荒庄少气，王隐、徐广，沦溺罕华。”他斥之为鉴识不明：“以此诋诃，知其妄施弹射矣。”[1](P205) 刘知幾有关文史分途的认识，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学者。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对二者进行区分，指出“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语也。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假文辞以达之而已”。“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12](P50、125)基于这种认识，他明确提出文人不能修史。 刘知幾力辨文人之文与史家之文，反对文人修史，旨在清除魏晋以来史学因模仿文学而出现的“国史之文，日伤烦富”的浮华风气。他指出，两汉以后，“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1](P174)。而盛于梁朝的骈体文也为史家所效仿。“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语俪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载言，亦同于此。”[1](P512)他认为，这种叙事“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1](P82)，以文害义，必须正本清源。刘知幾不赞成以文士之文写史，并不意味着他认为历史撰述不需要讲求叙事之美，而是强调文史分途以后史家叙事有别于文章写作。如“假托古词，翻易今语”“持彼往事，用为今说”等，他认为“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册则否矣”[1](P178)。也就是说，文学的修辞，并不适合历史叙事。 刘知幾深知“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故而认为史家叙事也要注意修辞。他指出：“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1](P173)他心中理想的叙事是文而不丽、质而非野、隽永含蓄。“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这是要求史学叙事要富有文彩却不绮靡、朴素而不粗俗，余音缭绕，回味无穷。刘知幾认为孔子所撰的《春秋》《尚书》达到了这种境界。“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子夏曰：‘《书》之论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扬雄有云：‘说事者莫辨乎《书》，说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则意指深奥，诰训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差焉。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1](P165)所谓“微显阐幽，婉而成章”出自《左传》对《春秋》的赞美：“《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13](P870)史学叙事要达到这种理想的境界，则须“尚简”“用晦”，杜绝妄加文饰。刘知幾指出：“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1](P168)所谓尚简是要求以简洁的文字记述丰富的内容，即文约而事丰。因此，史家叙事在方法上或直纪其才行者，或唯书其事迹者，或因言语而可知者，或假赞论而自见者，不必重复；在文字上须省字、省句，删去浮词、赘文。用晦则要求叙事微婉、言已尽而意无穷，旨在使简洁的叙事具有含蓄之美。刘知幾指出：“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主要是通过“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的“用晦之道”，以达到“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1](P173-174)。如《尚书》中的《虞书》记帝尧之盛德，云“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夏书》记夏禹忘家忧国，云“启呱呱而泣，予不子”；《周书》记商纣王之暴虐、百姓对其的憎恶，则称“前徒倒戈，流血漂杵”。凡此等等，其言近辞浅但旨远义深，远非志在炫耀文彩之文士之文所能达到。“此皆文如阔略，而语实周赡。故览之者初疑其易，而为之者方觉其难，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苦其说也。”[1](P173-174)通过“尚简”“用晦”使“骈枝尽去”“尘垢都捐”，史书叙事才能典雅而不华丽、质朴而不粗野、含蓄隽永。因此，刘知幾的叙事理论不仅体现了文史分途后史家自觉的史学意识，同时也是对历史叙事的要求与规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