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私人信函中，写信人所谈自己的境遇、思想、心情以及对人对事的看法，往往是在公开的文字中看不到的。其中有关论学的内容，有些也是在已发表的著作中所无的。治史者应尽可能扩大史料范围，私人信函是应当利用的一种史料。
    关 键 词：私人信函 史料 政治人物 文化人物
    作者简介：齐世荣，男，河北南皮县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所讨论者为私人信函，公牍除外。在私人信函中，写信人所谈自己的境遇、思想、心情等及对人对事的看法，往往是在公开的文字中看不到的，故在相当程度上能透露历史的真相。有关论学的内容，有些是在已发表的著作中没有谈到或谈得不充分的，也可作为公开著作的补充。治史者应尽可能扩大史料范围，以便全面深入地了解历史，私人信函是应当利用的一种史料。以下分政界、文化界两类人物的信函，各择数例以说明之。
    一、政治人物的私人信函
    1.曾国藩关于淮军会剿金陵事致弟曾国荃书
    湘军和淮军是清廷赖以绞杀太平天国和捻军的两支主要部队。淮军主帅李鸿章原系曾国藩的部下，自领一军后势力日大，湘、淮两军的矛盾于是产生。曾国荃自同治元年四月(1862年5月)围天京后，久攻不克。清廷连下上谕，催李助剿。曾国藩表面上欢迎淮军助剿，实则不欲他人分功。他在致其弟曾国荃的几封信中反复衡量淮军会剿的利弊，反映出这位宦场老手多么工于心计。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日(1864年5月25日)曾国藩致曾国荃书：“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关于大名，吝之惜之，千磨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弟前岁初进金陵，余屡信多危悚儆戒之辞，亦深知大名不可强求。今少荃二年以来屡立奇功，肃清全苏，吾兄弟名望虽减，尚不致身败名裂，便是家门之福。老师虽久而朝廷无贬辞，大局无他变，即是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养身却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1](pp.1113～1114)
    同治三年四月廿日夜(1864年5月25日)曾国藩致曾国荃书：“沅弟左右：廿夜接十七夜来信，不忍卒读，心血亏损，如此愈持久，则病愈久愈深……余意欲奏请李少荃来金陵会剿，而可者两端，不可者两端。可者，一则渠处炸炮最多而熟，可望速克；一则渠占一半汛地，弟省一半心血。不可者，少荃近日气焰颇大，恐言语意态以无礼加之于弟，愈增肝气，一也；淮勇骚扰骄傲，平日恐欺侮湘勇，克城时恐抢夺不堪，二也。有此二者，故余不愿请来与弟共事。然弟心肝两处之病已深，能早息肩一日，乃可早痊一日，非得一强有力之人前来相助，则此后军事恐有变症，病情亦虑变症也。特此飞商，弟愿请少荃来共事否？……弟若情愿一人苦撑苦支，不愿外人来搅乱局面，则飞速复函。余不得弟复信，断不轻奏先报。”①
    同治三年五月十六日(1864年6月19日)函：“夜来又细思少荃会剿金陵，好处甚多，其不好处不过分占美名而已。后之论者，曰：润克鄂省，迪克九江，沅克安庆，少荃克苏州，季高克杭州，金陵一城沅与荃各克其半而已，此亦非甚坏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少荃将到之时，余亦必赶到金陵会剿，一看热闹也。”[1](p.1124)
    同治三年五月十七日(1864年6月20日)函：“今日命纪泽赴金陵省视老弟。余于六月初间亦必往，兄弟畅叙。届时少荃若到，余即在彼，不遽回皖。如少荃不到，余即坐轮船速归。总之，弟以保身为主。无论少荃与余会剿与否，于弟威名微减，而弟之才德品望毫无损也。”[1](p.1125)
    李鸿章当然了解曾氏兄弟的心理，一再表白绝不染指。他在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四日(1864年5月29日)上曾国藩书中说：“前廷旨有令敝军会攻之说。鄙意苦战日久，宜略休息，且沅丈劳苦累年，经营此战，一篑未竟，不但洋将、常胜军不可分彼功利，即苏军亦需缓议。是以常州奏捷后，不敢轻言越俎。”[2](p.310)
    以上数函透露了湘、淮两集团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内情，颇具史料价值。
    2.郭嵩焘论洋务书
    郭嵩焘，字筠仙，是清朝洋务派中最有见识的人。顽固守旧派对他百般诋毁，斥之为“汉奸”。光绪元年八月八日(1875年9月7日)，清廷下诏命郭嵩焘出任使英大臣。兹择郭氏使英前后书札数通，以见其洋务见解及遭顽固派围攻的情况。
    郭嵩焘于光绪二年十月十八日(1876年12月3日)自上海启程赴英履任。行前曾致两江总督沈葆桢二函。二年正月初十(1876年2月4日)一函云：“京师士大夫务为虚骄，横生议论，不一考求事理，视前二十年之见解无以易也。”又云：“彼土人才，实胜中国，为能养之而使尽其学，用之而使尽其职也。”[3](pp.246～247)同年十月初五(1876年11月20日)即将出发前，又致沈一函，内云：“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英使且以谢过为辞，陵逼百端。衰年颠沛，乃至此极，公将何以教之？”[3](p.247)
    郭嵩焘抵伦敦后，于光绪三年二月杪(1877年3月)致李鸿章一长函，盛赞英国政教风俗，并痛斥中国士大夫吸食鸦片，甘心陷溺，恬不为悔。郭氏力陈铁路、电报之利，应急图内治以安富强之基：“此间政教风俗，气象日新。推求其立国本末，其始君民争政，交相屠戮，大乱数十百年，至若尔日(George)而后定，初非有至德善教累积之久也。百余年来，其官民相与讲求国政，白其君行之，蒸蒸日臻于上理。至今君主以贤明称。人心风俗，进而益善。”“窃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生民，无一人引为疚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曾劼刚以家讳，乘坐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膏脂，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窃以为方今治国之要，其应行者多端，而莫切于急图内治以立富强之基。如此二者(指铁路、电报——笔者)，可以立国千年而不敝。其为利之远且大者不具论也，其浅而易见者有二利：中国幅员逾万里，邮传远者数十日乃达，声气常苦隔绝。二者行万里犹庭户也，骤有水旱盗贼，朝发夕闻，则无虑有奸民窃发称乱者，此一利也。中国官民之势，悬隔太甚，又益相与掩蔽朝廷耳目，以便其私，是以民气常郁结不得上达。二者行，官民皆得自效，以供国家之用，即群怀踊跃之心，而道路所径，如人身血脉自然流通，政治美恶无能自掩，则无虑有贪吏遏抑民气为奸利者，此又一利也。”“论者徒谓洋人机器所至，有害地方风水。其说大谬。修造铁路、电报，必于驿道，皆平地而为之，无所凿毁。”“往与宝相(即宝鋆——笔者)论今时洋务，中堂(指李鸿章——笔者)能见其大，丁禹生(即丁日昌——笔者)能致其精，沈幼丹(即沈葆桢——笔者)能尽其实，其余在位诸公，竟无知者。宝相笑谓嵩焘既精且大。嵩焘答言：岂惟不敢望精且大，生平学问皆在虚处，无致实之功，其距幼丹尚远。虽然，考古证今，知其大要，由汉、唐推之三代经国怀远之略，与今日所以异同损益之宜，独有以知其深。窃以为南宋以来，此义绝于天下者七百余年，此则区区所独自信而无敢多让者也。”[4](pp.188～195)
    光绪三年九月初五(1877年10月11日)，郭嵩焘自伦敦寄朱克敬(香荪)一函，亦论及洋务：“往常论近日考求洋务三人。合肥伯相(李鸿章)能见其大，沈尚书(沈葆桢)能得其实，丁中丞(丁日昌)能致其精。吾于合肥及幼丹、禹生诸君无能为役。精神才力，穷极推求，亦万不能逮。独所及见透顶第一义，则亦有诸公所未及者……自谓考诸三王而不谬，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于悠悠之毁誉何有哉！然其所以犯骂讥笑侮而不悔者，求有益国家也，非无端自取其声名而毁灭之以为快也。”[5](pp.68～69)
    统观以上数函，有可注意者三事。其一，郭嵩焘在信中称赞英国“人才实胜中国”，“政教风俗，气象日新”。他不仅在私人信件中这样说，而且在《使西纪程》中公开写出类似看法。这是顽固守旧的士大夫所最不能容忍的。他们认为西方国家除“船坚炮利”一点外，其他方面都远不如中国，终究是没有教化的“夷狄之邦”。其二，顽固派昏庸到连轮船、火车、电报都不能容忍的程度，胡说什么机器有害地方风水。来自顽固派的阻力很大，这一点可于光绪三年六月初一日夜(1877年7月11日)李鸿章复郭嵩焘信中看出。信中说：“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煤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其时文相(文祥)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莲舫独痛诋之。曾记是年冬底赴京叩谒梓宫，谒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6](p.75)其三，郭氏认为举朝通洋务者不过三人：李鸿章、沈葆桢和丁日昌。李见其大，沈得其实，丁致其精。他虽自谦不如以上三人，但又自信地说自己独知其深，所见透顶第一义则是他们所不及的。这并非狂妄自大之词，因为他能认识到西洋国家政治教化修明，自有其立国之本。这不仅是顽固派所绝对不承认的，即使是其他洋务派人士也只认可西学可以为用，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和文明这个“体”则是不可动摇的根本。
    3.樊增祥致张之洞密札
    樊增祥致张之洞密札，作于光绪十六年九月十三日(1890年10月26日)，即将出京以知县赴陕。张之洞时任湖广总督。樊在密札中详述他在津通过张佩纶(已为李鸿章婿)疏通李鸿章与张之洞之间关系的情节，以邀宠于张。这一部分内容，今天看来史料价值不大。但密札中还谈到京师官场中贿赂公行和纵情观剧的腐败情况，可供后之治史者参考，不失为光绪朝之良史料也。兹节录有关内容如下：
    “受业樊增祥谨禀，夫子大人钧座：敬禀者……都门近事，江河日下，枢府唯以观剧为乐，酒醴笙簧，月必数数相会。南城士大夫，借一题目，即音尊召客，自枢王以下，相率赴饮，长夜将半，则于筵次入朝。贿赂公行，不知纪极，投金暮夜，亦有等差。近有一人引见来京，馈大圣六百(大圣见面不道谢)，相王半之(道谢不见面)，汶长二百(见面道谢)，北池一百(见面再三道谢)，其腰系战裙者，则了不过问矣，时人以为得法。然近来政府仍推相王为政，大圣则左右赞襄之，其余唯诺而已。高阳与北池缔姻，居然演剧三日，习俗移人，贤者不免，仍今信之。(祥与比邻，不堪其扰。)”[7](pp.383～389)
    密札中之大圣指孙毓汶，相王指礼亲王世铎，汶长指许庚身，北池指张之万，腰系战裙者指额勒和布，时均为军机大臣。孙、许甚得那拉氏信任，孙尤掌权，故行贿者馈金数目以孙为最多，世铎次之，庚身又次之，之万为殿。额勒和布廉洁自守，故行贿者未登门。
    此札还道出清朝枢府唯以观剧为乐，置政务于不顾的腐败情况。当时正是皮黄、秦腔全盛之时，那拉氏尤嗜皮黄，上行下效。李鸿藻(即札中所称之高阳)号称清流领袖，因与张之万缔姻，亦演剧三日。按：清末王公大臣酷嗜京剧，有人且能登台一试身手。如军咨府大臣(约相当于参谋总长)贝勒载涛曾从京剧名家学演《贵妃醉酒》的杨玉环、《芦花荡》的张飞和《安天会》的孙悟空，一身兼习花旦、花脸和武生三种角色。入民国后，名武生李万春的《安天会》一戏系由载涛所授，可见载涛当年在京剧上下了多大功夫。如是，他又如何能有时间专心履行其军事职责呢？[8](p.253，p.245)
    仅从贿赂公行和日以观剧为乐、纵情为长夜之饮两个方面，亦可见清朝之必亡无疑。
    4.张伯伦的书信
    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1937年5月至1940年5月在任)写给他妹妹的大量家信，内容多涉政治问题，是研究张伯伦其人，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外交政策必需参考的史料。
    张伯伦出任首相后，亲自掌握外交政策，要做“自己的外交大臣”。他极力推行绥靖政策，直至二战爆发这一政策破产，仍然执迷不悟。下面略举5则，予以说明。
    (1)1937年8月8日致其妹艾达信
    张伯伦绥靖政策的对象不仅是德国，还有意大利。他企图以承认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为代价，使英意关系恢复到1935年意埃战争以前的状态。1937年7、8月间，他与墨索里尼互相交换信件，准备举行英意谈判。张伯伦对于即将开始的英意谈判充满自信，以致狂妄到以欧洲救主自居的程度。1937年8月8日他在给艾达的信中写道：“当我回顾自我第一次见到格兰迪(意大利驻英大使——笔者)以来欧洲紧张局势出现的那种令人惊异的缓和，感到十分满意。格兰迪自己也说，这种缓和百分之九十应归功于我，它使人产生了一种首相职位所赋予的妙不可言的力量感。作为财政大臣，我简直连一小块石头也挪动不了，但现在我只要抬一抬手指，整个欧洲的面貌就改变了。”[9](Vol.4，p.265)但是张伯伦十分盼望的英意谈判，却因意大利于8月中旬在地中海发动潜艇战而流产了②。从张伯伦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极端狂妄自大和他对于推行绥靖政策的盲目自信。
    (2)1937年11月26日致其妹艾达信
    张伯伦相信，把中欧和东南欧让给德国，必要时再在非洲划给德国一些殖民地，就能平息德国的不满，实现英德和解。他在1937年11月26日信中写道：“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该对德国说，‘请给我们以满意的保证，表明你们不会用武力对待奥地利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我们也愿意给你们同样的保证，表明我们不会用武力阻止你们所需要的变更，只要你们以和平手段取得这些变更。’”[9](Vo1.4，p.287)
    这封信说明，张伯伦早已决定牺牲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换取与德国的妥协。他之所以强调“和平手段”，主要是为了避免刺激国内群众，减轻推行绥靖政策的阻力。
    (3)1939年3月26日致其妹艾达信
    1939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英国统治集团内部有人主张结成英法苏联盟，共同对抗德国，但张伯伦坚决反对联苏。他在3月26日的信中写道：“我必须承认对俄国极度的不信任。我不相信它有任何能力去维持有效的攻势，即使它想这样做。而且，我怀疑它的动机，在我看来，这些动机同我们的自由观念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并且只想搞得人人不和。”[9](Vo1.4，p.396)张伯伦错过了联苏的机会，以致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4)1939年7月23日致其妹艾达信
    张伯伦政府重整军备的进度很慢，而且措施不力，这是因为它采取的是消极防御的战略。他在1939年7月23日信中说：“你不需要足以赢得一场击溃敌人的胜利的进攻力量。你所需要的是强大到足以使另一方不可能获胜的防御力量，除非对方要付出使这种胜利成为不可能的代价。”[9](Vol.4，p.431)这种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战略使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曾在大战爆发初期统帅英军第三师的蒙哥马利在回忆录中说：“在战争爆发前的数年里，英格兰没有举行过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我们派陆军参加最现代化的战争，而配备的却是极不适当的武器和装备，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耻辱。”[10](pp.34～35)
    (5)1940年10月28日致约瑟夫·鲍尔③信
    张伯伦逝世(1940年11月9日)前数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就我个人的声誉来说，我一点也不为之不安。我仍然以这样大量收到的信件，是如此一致地强调同一论点，即没有慕尼黑，战争会输掉，帝国在1938年会被摧毁……我不认为相反的观点……有存在的可能。纵使对过去两年的真实内情没有什么进一步公布，我也不应该惧怕历史家的判定。”[9](Vol.4，p.48)张伯伦临终前数日仍然固执地认为绥靖政策是正确的，甚至大言不惭地说这一政策挽救了英国，真可谓至死执迷不悟。
    二、文化人物的私人信函
    1.司马迁《报任安书》
    司马迁以十分悲愤的心情写下的这封《报任安书》[11](pp.2725～2736)，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通过这封信，我们得以知道汉武帝的专制淫威、汉代法律的残酷，更可了解司马迁受到腐刑的奇耻大辱后所以隐忍苟活的原因。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命令宠姬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出击匈奴。李陵请自领步兵五千出征，后因寡不敌众，兵败投降。司马迁乘间向武帝进言，谓李陵功可抵罪。武帝大怒，认为司马迁替李陵游说，意在打击贰师将军，遂下迁于廷尉。给司马迁定的罪名是“诬上”，为死罪。按汉律，犯死罪的人，可纳钱赎罪，无钱则受腐刑可以免死。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终受腐刑。他受到这种奇耻大辱，也曾想到死的问题。“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想起：“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受腐刑是在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当时他的著作“草创未就”，故“就极刑而无愠色”。《报任安书》写于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这时司马迁已升为中书令，名义虽比太史令为高，但不过是“闺之臣”，与宦者无异。他对这一升迁丝毫不以为荣，而每一念及受腐刑的耻辱，则“汗未尝不发背沾衣”，“肠一日而九转，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生命的唯一寄托就在于继续完成他的著作，“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他对自己的著作有很高的要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是一部流传千载的伟大历史著作，司马迁这种虽受极大摧残、污辱而仍坚定不移地去完成自己理想事业的精神，也永远激励着后世那些遭受不公正政治迫害的人们去效法他的榜样。
    2.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康(公元223-262年)，魏末名士，“竹林七贤”之一。嵇康处于魏晋易代之际，统治阶级内部政权争夺十分激烈。嵇康娶魏武帝曾孙女，与曹氏有关连，反对司马氏篡魏。山涛(巨源)亦为“竹林七贤”之一，与嵇康为友。山涛为司马懿妻张氏之中表亲，司马氏擅政后依附司马氏。山涛曾任选曹郎，后将去职，拟举康自代。康坚拒，于魏元帝景元三年(262年)写了这封《与山巨源绝交书》。《绝交书》反映了魏晋之际在思想上的斗争(自然与名教)和政治上的斗争(曹氏与司马氏)，是有价值的史料。
    嵇康在信中标榜老庄，轻蔑名教，举出自己不能出仕的种种理由。他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因此他表示：“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他要求山涛不可强迫他出仕，否则“必发其狂疾”[12](pp.112～129)。
    司马昭尝欲辟康，后见康与山涛绝交书，表示决不出仕，即不为司马氏所用之意，大怒。因《绝交书》中有“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狂言，又找一其他借口，遂坐康以不孝违反名教之大罪杀之。陈寅恪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说：“当魏末西晋时代即清谈之前期，其清谈乃当日政治上之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盖藉此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者。非若东晋一朝即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之玄言，已失去政治上之实际性质，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者也。”崇尚名教的一派是拥护司马氏的，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的一派是眷怀魏室的。嵇康反名教而主自然，即表示不与司马氏合作，故遇害[13](pp.180～184)。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在谈到嵇康被杀一事时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按应为司马昭)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14](p.109)
    3.顾炎武论著述标准书
    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对著述要求很严，所订标准很高。他在书信中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15](p.93)在《与潘次耕书》中又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今世之人速于成书，躁于求名，斯道也将亡矣。”[15](pp.76～77)他对费时三十余年精心撰述的《日知录》十分自信，在与朱长儒书中写道：“弟三十年来并无一字流传坊间，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代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16](p.209)
    “采山之铜”这一比喻，已为后世人们用作精品著作的代称。近年来“速于成书，躁于求名”之风甚炽，应当引起警惕。我们应当像顾炎武写《日知录》那样，精益求精，把“采山之铜”献给读者，而不要买旧钱以充铸。
    4.吴汝纶论西医、中医优劣书
    在西学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相信西医的人日益增多，其中一些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人尤持根本否定中医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④也笃信西医，痛贬中医。这说明即使在旧式文人中，西医也开始受到重视。
    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1893年5月10日)致吴季白：“每恨执事文学精进而医学近庸，但守越人安越之见，不知近日五湖医药之盛，视吾中国含混谬误之旧说，早已一钱不值……平心察之，凡所谓阴阳五行之说果有把握乎？用寸口脉候视五脏果明确乎？本草药性果已考验不妄乎？五行分配五脏果不错谬乎？人死生亦大矣，果可以游移不自信之术尝试否乎？”[17](p.303)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1897年2月22日)答王合之：“绂臣灾病应退，某岂敢贪天之功，但平日灼知中医之不足恃，自灵枢、素问而已然。至铜人图则尤不足据，本草论药又皆不知而强言。不如西医考核脏腑血脉，的的有据。推论病形，绝无影响之谈。其药品又多化学家所定，百用百效。而惜中国读书仕宦之家安其所习，毁所不见。”
    同年十一月十七日(12月10日)答何豹臣：“医学西人精绝。读过西书，乃知吾国医家殆自古妄说。”[17](pp.303～304)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吴汝纶在安庆得重病，请来的美国医生不能确诊，但吴汝纶虽病到重危，仍不肯找中医一试，终于去世。与同时代旧文人相比，吴汝纶思想开明，他为严复译《天演论》所作序言传诵甚广，在清末思想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他绝对肯定西医，而把中医说得一无是处，至死不看中医，走向了极端。
    入民国后，学术界不少知名人士都否定中医。傅斯年断然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18](p.434)另有一人，不信中医，但请中医看病，病愈后却讳言其事，此人就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1920年胡适患肾炎，西医医治不效，改请中医陆仲安诊治后痊愈。最初胡适还承认这件事，在1921年3月30日《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记》说：“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仲安先生诊看。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但胡适并未将这篇文章收入其《文存》，他逝世后，他的秘书胡颂平编《年谱》时才在芝翁《古春风楼琐记》中找到[19](p.104)。可是，胡适到晚年就否认陆仲安曾经治好他的病这件事了。1954年4月12日《复余序洋》信中说：“你看见一本医书上说，我曾患糖尿病，经陆仲安医好，其药方为黄芪四两……我也曾见此说，也收到朋友此信，问我同样的问题。其实我一生没有得过糖尿病，当然，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陆仲安是一位颇读古方的中医，我同他颇相熟。曾见他治愈朋友的急性肾脏炎……”[19](pp.107～108)1961年8月3日《复沈某》说：“急性肾脏炎，我的朋友中有人患过，或用西法，或用中药，均得治愈。慢性肾脏炎，友人中患者，如牛惠生，如俞凤宾，皆是有名的西医，皆无法治疗，虽有人传说中医有方治此病，又有人传说我曾患慢性肾脏炎，为中医治好——其实都不足信。大概慢性肾脏炎至今尚未有特效药。在三十多年前，我曾有小病，有一位学西医的朋友，疑是慢性肾脏炎，后来始知此友的诊断不确。如果我患的真是此病，我不会有三四十年的活动能力了。”[19](pp.108～109)
    胡适明明曾患肾脏炎，经中医陆仲安治好，却说治好的是他的朋友。又说慢性肾脏炎是无法治疗的，急性肾脏炎西医也能治，他的朋友得的是急性肾脏炎。总之，胡适掩盖陆仲安曾经治好他的肾脏炎这件事，并强调慢性肾脏炎是治不好的。胡适为什么要说谎呢？因为他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故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中医有治疗慢性肾脏炎的功效。
    史学家陈寅恪对待西医、中医的态度与吴汝纶、傅斯年、胡适基本一样，但略有不同。他在《寒柳堂纪梦未定稿》中“吾家先世中医之学”一节中说：“先曾祖以医术知名于乡村间，先祖先君遂亦通医学，为人疗病。寅恪少时亦尝浏览吾国医学古籍，知中医之理论方药，颇有由外域传入者。然不信中医，以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20](p.168)陈氏认为中医“无可通之理”，这点与吴、傅、胡等人相同；不同的是，他还承认中医“有见效之药”。其实，陈氏这种看法也是说不通的。既有见效之药，必有可通之理，只是这个“理”与西医的“理”不一样而已。
    自西学传入中国以后，中西医之争一直不停。吴汝纶早在清末即已否定中医，可称为西医鸣锣开道的先锋。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正确方针。由于中医与西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自成体系的，必须对双方的医效和医理都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而不可像吴汝纶那样采取绝对化的态度。
    5.王国维致罗振玉书论沈曾植
    有的学者对另一学者的评价在公开场合很高，但在私下里却很低。王国维对沈曾植的评价即是如此。
    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说：“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待言，世之言学者辄伥伥无所归，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控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21](p.97)
    《寿序》把沈曾植捧得极高，竟把沈说成顾亭林、戴东原、钱竹汀一流的人物，实在拟非其伦。可是，王国维私下里在给罗振玉的信(1916年5月17日)中却说：“乙老言及，古乐家所传《诗》与诗家所传《诗》次序不同，考之古书，其说甚是，因申其说为一文入《乐诗考略》中。乙老学说著于竹帛者，将来或仅此篇。然此篇乃由乙老一语所启发，亦不得谓为此老之说也。”[22](p.137)在1916年12月14日致罗振玉的信中又说：“乙老谈论须分别观之，时有得失。得者极精湛，而奇突者亦多出人意外。若孙仲老辈则笃守古法，无甚出入矣。”[22](p.253)王国维对沈曾植的学问的总评价又如何呢？他在1917年10月21日致罗振玉的另一函中写道：“此老才疏志广，今之文举，尺牍之文，语妙天下。”[22](p.350)可以说是相当低的。
    从以上几封王国维的信中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王国维在公开的《寿序》中把沈曾植捧得极高，但在致罗振玉的私信里却又把沈贬得相当低，颇有点“两面”作风。第二，王国维是极其自负的人。他写《乐诗考略》，明明是受了沈的启发，可是又说“亦不得谓为此老之说也”，仍然归功于自己。《观堂集林》卷首有署名罗振玉而其实是由王国维自己代写的一序，内中有这样的话：“君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论》，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据家之能事，而于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自来说诸经大意，未有如此之贯串者……君今年四十有七，百里之途行尚未半。自兹以往，固将揖伏生、申公而与之同游，非徒比肩程、吴而已。”[23](pp.3～4)可见王是多么自负。极端自负便往往贬低别人。王国维过分地从沈曾植没有著作这一点来衡量沈的学问，是很不妥的。在大学者中，有极少数人惜墨如金，正式发表的著作很少。黄侃即其一例。据黄的好友胡小石追忆：“在最后晤面的一次，他和我谈及不著书而无关于学问的话，我也认为嘉兴沈子培(即沈曾植——笔者)先生，博学不著述，而与先生之成就无关。”[24](p.22)
    6.陈垣论学风书
    在陈垣的书信中，有许多是论学的，兹择其中两封，以见陈垣个人和当时的学风特点及其变化。
    1933年6月24日致蔡尚思函：“抑有言者，甚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为足下自身计，欲成一专门学者，似尚需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永远。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25](pp.174～175)
    陈垣这封信的内容值得注意，它不仅反映了陈氏个人的治学旨趣，而且代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一种很有影响的倾向。当时的史学风尚以尖精为贵，为此必须缩小研究范围。如果研究范围过宽，则不仅容易流于空泛，难见精义，而且可能出现“硬伤”。在盛行考据之时，如有“硬伤”，便成为话柄。因此，陈垣劝蔡尚思“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永远”。那时的史学家大都写作专题论文或范围较窄的专著，就是出于这种考虑。以下略举数例，予以说明。
    备受新旧史学两界推崇的王国维，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简牍检署考》等名篇都是专题论文。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他的“别进一新解”的“发覆”之作如《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桃花源记旁证》等，也是单篇论文。陈寅恪到20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才写了两部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但这时他早已名满史学界了。傅斯年在1947年中央研究院举办第一届院士选举时，作为候选人之一，提出的著作为《性命古训辨证》和《夷夏东西说》，前者是一题目很窄的专著，后者是一长篇论文。再以陈垣本人为例。他的《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等都是专题论文，《元西域人华化考》尤其是他的得意之作，发表后博得中外史学家的普遍好评。
    当时专精一二朝代的人，也只是就一二朝代的某些方面(政治或文化或经济等)和若干专题进行研究，很少有人写一二朝代的综合性的、全面的断代史。唯吕思勉一人写了三部断代史：《先秦史》(1941年)、《秦汉史》(1944年)和《两晋南北朝史》(1948年)。严耕望称吕思勉为“通贯的断代史家”，给以很高的评价[26](p.198)。吕氏治学以博通周赡见长，但当时的风气重视窄而专的深入研究，故吕氏的名气远不及“二陈”。笔者1945-1949年读清华大学历史系时(1945-1947年在燕京，1947-1949年在清华)，听过课的老师有邓之诚、陈寅恪、刘崇鋐、雷海宗、齐思和、翁独健、邵循正、孙毓棠、吴晗、周一良诸位，但我没有听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位提到吕思勉的著作。与此相比，1946-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翁独健师一次在课堂上说：“陈先生(寅恪)如能来燕大，即使不上课，也是我们的光荣。”
    陈垣自己的治学导向后来也发生了变化。1950年初他在致席啟驷(鲁思)的信中说：“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九一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讬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25](p.337)下面举《明季滇黔佛教考》为例，略作说明。此书成于抗日战争中的1940年。1957年重印此书时，他在《后记》中写道：“此书作于抗日战争时，所言虽系明季滇黔佛教之盛……其实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不徒佛教史迹而已。”此书写成后，陈寅恪从昆明寄来一篇序，序里引用《世说新语》中的一个故事来比喻陈垣和他自己：“昔晋永嘉之乱，支愍度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此道人寄语愍度云：心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耳，无为遂负如来也。忆丁丑之秋，寅恪别先生于燕京，及抵长沙，而金陵瓦解。乃南驰苍梧瘴海，转徙于滇池洱海之区，亦将三岁矣。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想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27](pp.240～241)
    1949年以后，史学界风气逐渐转变，《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思想史》这类的大题目不断有人编写。总之，史学研究应宏观与微观兼顾，内容和质量是评价的最高标准，其他因素都是次要的，或可不予考虑的。
    7.胡适论当代学人书
    从年轻起即享大名的胡适，给当时人的一般印象是谦和有礼的，但其实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常以“20世纪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自居。当然，他也不是对谁都看不起。对前辈学者王国维、同辈学者汤用彤等人，他还是称赞的。但对另一些人，他却表现出十分轻视，丧失了一个学者应有的理智判断。
    例如1950年5月29日，胡适在致杨联陞的信中说：“你评冯芝生的书，未免笔下太留情了。这种没有历史眼光的书，绝对称不上‘authoritative & comprehensive account’，更不是‘a well-balanced treatment of the important schools’。他一字不提‘颜李学派’，可见他无见识。他接受Northrop的胡说作纲领，更是好笑！”胡适于1919年发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他的成名作。但此书并未写全，有上无下。胡氏以后也想补全，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对中古哲学一段缺乏研究，深恐勉强写出，难免贻笑大方，故至死仍只有1919年发表的半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于20世纪30年代，颇获好评。例如，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说：“窃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在下册《审查报告》中又说：“自刊布以来，评论赞许，以为实近年吾国思想史之有数著作，而信寅恪前言之非阿私所好。”[27](p.147，p.150)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的评价是：“《中国哲学史》搜材充备，考订精详，态度公允而客观，叙述亦极有条理系统，中国哲学演变的真相，读此书可明白其大概，诚为哲学史中最完善之杰作。”[29](p.79)胡适对这类赞扬冯著的话当然是知道的，但肯定是大不以为然的，所以在看到杨的书评称冯友兰的哲学史为“权威的和综合的叙述”、“对重要学派的相当均衡的处理”后，再也压不住久蓄胸中的怒气，遂把冯著贬得一无是处，想“一棍子打死”。
    这封信最能暴露胡适作为学者的狂妄自大的一面。何炳棣在一次听到胡适说“陈寅恪就是记性好”这样贬低的话以后，写了一段话：“胡先生一生是以博雅宽宏，处世‘中庸’著闻于世，但由于他深深自觉是当代学术、文化界‘第一人’，因此他有目空一切、粗犷不拘、恣意戏谑、大失公允的一面，而这一面是一般有关胡先生书文中较少涉及的。例如：陈寅恪就是记性好。”[30](p.322)这段话说得很中肯。当然，胡适有时也承认陈寅恪是有学问的，例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读陈寅恪先生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标点尤赖，不足为法。”[31](p.657)这是胡适在理性支配下写出的话。可是，由于他内心深处常以“第一人”自矜，目无余子，便脱口而出说了“陈寅恪就是记性好”这样的话。言外之意，陈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记诵之学罢了。
    冯友兰也看不起胡适。据何炳棣说：“1947年盛夏，冯先生从宾州大学过访纽约，住在哥大附近一家旅馆。我晚上去看他，长谈中提起朋友见告，杨绍震夫人许亚芬(清华第六级，1934年毕业)在斯密丝女校(Smith College)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冯友兰听了，急不能待，口吃地以极纯极浓的河南腔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好，因为过了1927，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30](p.190)文人相轻，自古已然。胡冯交恶，又增一例。
    再如，1953年9月5日，胡适在致杨联陞的另一函中论及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一书，内云：《性命古训辨证》一书，“我今夜读一遍，颇不满意，其下篇尤‘潦草’，则自序中已言之。实则上中两篇也只够一短文。当时在战祸中，他又太忙，故此书颇不能使人满意。你以为如何？”[28](p.226)
    胡适对《性命古训辨证》一书的评价很值得玩味。是否这本书真的“只够一短文”，没有什么价值呢？不是的。请看其他学者的评价。哈佛大学教授、华裔学者杨联陞，学识渊博，甚受西方汉学界推重，胡适的信就是写给他的。他虽然早已知道胡适对傅斯年此书的看法，但在1968年7月25日一次演说中仍然说：“傅孟真先生有一本《性命古训辨证》，就是阐明历史与语言关系的好例……他这部书前半都是分析这四个字的关系，是训诂学(Philology)上一大贡献。这个字广义是语言学，狭义是历史的语言学，大略相当于传统所设训诂之学。”[32](p.124)这是一个严肃学者应有的态度，不因尊重胡适而改变自己的看法。再看老一辈学者的评价。陈垣于1940年8月14日致长子陈乐素函中说：“即接到孟真先生撰《性命古训辨证》一部二册，内多新材料，新解释，不可不一读。”[33](p.1118)两月后复致陈乐素一函，再次谈到傅著：“余阅《性命古训辨证》，深知余已落伍，未知在他人觉得如何耳？”[33](p.1118)杨树达在1941年3月6日日记中写道：“阅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书颇博通，条理亦密。”[34](p.170)陈、杨二人都是卓有成就的学者，眼力高，要求严，不会轻易赞许人的。胡适否定《性命古训辨证》一书，并未举出什么理由，显然不如其他三人公允。
    胡适与傅斯年的交情很深，平日对傅的学术造诣也评价很高，如说：“他是绝顶聪明人，记诵古书很熟，故能触类旁通，能从纷乱中理出头绪来。在今日治古史者，他当然无有伦比。”[31](p.485)那么，这一次为什么竟如此贬低傅斯年呢？笔者以为，很可能是由于胡适自居“第一人”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对《性命古训辨证》只在夜间匆匆看了一遍，并未深入研究，因而认识不到这本书在内容与方法上都有创新的地方，便凭印象轻易下了结论。一些学者既有谦虚的一面，也有骄傲的一面。我们在看到他谦虚的一面时，不要忽略他还有骄傲的一面。反之亦然。当然，这两方面孰轻孰重，是因人而异的。人们常说，看问题、看人要全面。说来容易，做到很难。
    注释：
    ①此函转引自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93-494页。黄濬说：“叔章近购得曾文正与其弟忠襄家书三通，盖同治三年夏间所作，以行世本校之，有一通未辑入，余二通皆经删改。”所谓未辑入者即指此函。曾国藩的《家书》不仅是供家人看的，而且是准备传世公之于众的。清末曾任两广总督的袁树勋(海观)曾说：“昔岁从文正金陵督署，常见其家书底稿躬自删改发抄，已有必传之意。”(同上书，第496页)由于以后要公开，曾国藩便把他认为不宜别人知道的内容作了删改。可能因此函的内容太露骨，故曾氏将其删掉。
    ②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立即给佛朗哥叛军以援助。1937年8月中旬至9月初，意大利的潜水艇不断袭击开往西班牙共和国港口的商船，受到攻击的不仅有共和国政府的船只，还有苏联、英国、法国等国船只。9月2日英国一艘油船被鱼雷击沉。
    ③约瑟夫·鲍尔(Joseph H. Ball，1905-1993年)，美国参议员。
    ④吴汝纶(1840-1903年)，安徽桐城人，为文宗法桐城派。曾入曾国藩幕，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号称“曾门四弟子”。主讲保定莲花书院多年，弟子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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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