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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经街组织抵抗 当时沈阳主要兵力包括王以哲的第七旅，总部卫队，张学良的卫队营，讲武堂学兵和黄显声的警察部队。事变爆发的时候，王以哲和两个团长都不在部队，第七旅苦苦等待命令，最后等来的却是——不许抵抗，任其占领营房缴械。该部靠下级军官自发组织才勉强突出重围，损失惨重。 各部只有黄显声部和讲武堂学兵主动进行了抵抗。黄显声指挥警察在二经街一带依靠简单的街垒与日军对战多时，最终，在日军坦克的攻击面前，只有轻武器的警察伤亡太重，被迫撤离。黄在撤退时嘱咐警察和公安队官兵尽量携带武器弹药撤退，连夜经过新民向锦州集中待命。但由于准备充分，沈阳警察部队撤退到锦州是动作最快，损失最小的。 黄显声到达锦州后，成为1931年秋冬实际的前敌总指挥。当时东北边防军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公署都搬到锦州重建，但张学良和张作相都未到锦州，军政事务由黄显声代代行。他立即联系驻防义县的12旅旅长张廷枢向大凌河布防，取得稳定阵线。 “辽宁抗日义勇军”总司令 在锦州期间，黄显声励精图治，大力组织和扩充地方武装。但对于黄显声招募的部队和反正伪军，张学良拒绝给与正规番号，他一方面希望借助这些部队抵抗日军，一方面怕因此形成中国正规军与日军交战的口实。张学良甚至下令给马占山和丁超等吉黑将领，下令他们部下原来东北军的正规部队一律不得使用正规军番号，只能自称“自卫军”，“救国军”等名义。 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不但不能减少日军对中国军队的进攻，相反使其进攻更加理直气壮——既然对手不是正规军，就只能是“土匪”、“马胡子”了。堂堂正规军一夜之间竟然连自己的番号都不能使用，各路抗战部队也因此而气馁。 在这种情况下，黄显声急中生智，将新编部队改称为“辽宁抗日义勇军”，编张海天部为第一路，项青山部为第二路，陆续委任达二十余路，自己担任总司令。这就是“抗日义勇军”的最初来历。 撤离锦州亲自断后 1931年12月15日，张学良最终下令东北军主力于1931年最后一天撤离锦州。在当地的外国人和民间团体回忆，东北军的各部，除步兵19旅、骑兵20旅的部分部队、装甲列车队以外，基本与日军未有接触即撤离，撤离时日军还在锦州的百里之外。真正在锦州外围和日军展开了血战的，是黄显声部下的义勇军和公安队。他们与日军在白旗堡，田庄台，盘山，打虎山各地辗转血战，还曾经反攻过营口，给日军造成相当重大的打击。 东北军撤退时，黄显声率三个骑兵公安总队断后掩护。黄以第一，第二总队掩护机关人员撤退，亲自带第三总队到大凌河畔杨官屯拒敌。1月2日，黄部与日军渡大凌河部队展开激战，由于敌众我寡，战斗到夜间两点三十分，黄下令炸毁女儿河铁桥阻挡日军追击，部队撤向关内。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义勇军部队一部随黄显声入关，一部留在当地继续和日军作战。 由于“义勇军”这个名字响亮而且贴切，逐渐成为东北各地抗日军民最为常用的叫法。1935年，田汉、聂耳合作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了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这首脍炙人口的战歌，后来成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然而，很少有人去细究这里所说的“义勇军”，最初指的是哪一支部队了，它代表的，是白山黑水的关东人，也是全体中国人不屈的精神。 入关后的黄显声将军，所部公安骑兵总队和一同撤退的保安队，义勇军被改编为骑兵第二师，黄任师长，参加了长城抗战，再次与日军交手。以后，为了替张学良将军控制53军万福麟部，又前往万部担任副军长兼119师师长。威震冀中的吕正操司令员，当时就是他的部下，也是他的好友。黄显声将军还协助张学良策划和实施了西安事变。 1938年，黄到武汉活动争取释放张学良将军不果，经周恩来介绍，准备以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到延安组建新东北军，不幸被国民党方面扣押，从此开始了十年的拘禁生活。 在被扣押的十年时间里，黄显声从不屈服，坦然自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现在虽然坐牢，但并没有犯法，是为团体、为国家、为义气而坐牢，问心无愧，将来生死存亡在所不计。” 1949年11月27日，按照毛人凤的密令，黄显声将军被军统特务杨进兴执行秘密枪决，杀害于红岩步云桥，李英毅与将军同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