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20至1940年代中共革命建国的过程中，地下党是一支独特而重要的力量。民国时代的中国复杂多样，地下党的生存、发展也往往因缘时会、各呈机锋。甘肃徽县位于中共革命的边缘地区，交织着政治、社会、地域、民族、文化等多种冲突，这里地下党的孕育、生存、发展同样别具特色，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其生存、发展的重要依靠。尤其是“清官”刘中仁的出现，使徽县地下党的生存、发展显现更多可能，也为考察地下党与执政党、政权及社会的复杂互动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关 键 词：中共 地下党 国民党 甘肃
    作者简介：黄道炫，赣南师范学院中央苏区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甘肃徽县，位于陇南甘、陕、川交界的三角地区，素有“陇上小江南”之称。当年红军长征到此后留下的印象是：“徽、成、两当、康县地区，山青水秀，鸟语花香，气爽宜人，足可和江南的自然条件相媲美。我们初到时，对这样的环境既喜欢又迷惑：喜欢的是好象回到了家乡，迷惑的是北方还有这样的好地方?”①民国初年编修的县志称：“县境踞嘉陵上游，扼陇蜀要塞，为自来兵家必争之地。川陕交通，复集于此，洵陇南一大都会也。”②县志所言，或不无溢美，但徽县当年处交通要冲、商旅繁盛、得风气之先应属事实。正因此，当中共崛起于中国政治舞台时，徽县虽地处偏远的西北地区，却在甘肃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是甘肃中共地下党组织惟一得到长期保存的县域。徽县中共地下党的成长和生存历程，虽然不一定具有典型意义，但在一个混杂着政治、社会、地域、民族、文化复杂冲突的地域内，在中共发展的边缘地区，这样一个地下党发展样本的存在，仍具独特的考察意义，是特殊环境下中共多面发展的有趣案例。
    一、出生与出身
    中共徽县地下党诞生于1938年。1939年中共徽县县委成立，吴治国任书记。此后，徽县一直是甘肃中共地下党力量发展良好地区，且为抗战时期甘肃地下党组织保存完好的惟一区域。
    在地下党创立发展过程中，当地成长起来的吴治国、山炯堂、葛维西、周冠军、周少珊等起着核心作用，吴治国回忆：“徽县地下党组织的产生，不是突然就地破土而出，而是有其政治思想和社会经济基础的。”③强调徽县地下党的政治经济基础，其实正是针对这里与中国东南地区比，革命基础相对薄弱而言的。
    和整个甘肃地区一样，徽县没有经过1920年代国民革命的洗礼，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迟迟未在这块土地上展开。相比之下，陕西尤其是西安作为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可谓得风气之先。徽县邻近陕西，受陕西辐射较大，县志记载，徽县“商业操于陕西人之手。资本稍大之商店，皆山、陕人所经营，号中学徒亦十之七为陕籍。”④因此，徽县共产主义的传播，事实上经由西安开始。吴治国回忆：“徽县地下党组织的酝酿是从1936年冬天开始，1938年冬正式建立的。但这个过程要从1932年说起。当时在西安上学和做事的徽县人不少，但互不相识，其中有山炯堂、山耀堂、周少珊、葛维西和我等，还有两当的苏河……西安上学期间，我看了不少革命报刊和进步书籍，如蒋光慈的小说《鸭绿江上》，鲁迅的《呐喊》，以及《冰心文集》等，还有共产党人发出的一些宣传品，使我受到了深刻的影响。”⑤
    当然，吴治国提到的这些文学作品，远远不足于使他走上共产革命的道路，他自己回忆，考入西北军官学校时的想法是：“准备拼10年时间要爬上校官的地位。”⑥但毕业分发到胡宗南部队后，“被人排斥轻视，感到没有前途，即退伍回家”⑦，回到徽县伏家镇小学做教员。在此与校长山炯堂相识，“开始议论政治，产生倾向共产党的思想”。⑧
    无独有偶，山炯堂的经历和吴治国也十分相似，中共内部报告写道：“山本人高小学生，是冯玉祥主办的参谋人员训练班毕业，任西北军团的参谋等职，奔波陕西、河南等地多年，后退伍回家，热心地方教育突出。”⑨同样从军队退伍回乡从事教育并加入中共的还有周少珊，周“兰州中学毕业，曾在西北军服务多年，后退居家里，曾在教育界服务，担任教育界督学”。⑩另一位徽县回族地下党重要成员周冠军，也有曾在“西北军工作多年”的报告。(11)
    不仅是经历类似，徽县早期几名主要党员的出身也相当一致，均为有产阶层子弟。吴治国出身于“徽县四大家”，在徽县为名门望族，其兄吴治平“有地约两千多垧，铁矿厂一座，有工人二百多人”。(12)吴治国本人“是收养子，家庭是个小地主，土地完全租给别人”。(13)周少珊“有好地百余垧，一进三院房子，一座酒店，一座杂货铺”。(14)葛维西家是地主，山炯堂家是“富农破落为中农”(15)，周冠军“家庭是富农”。(16)良好的家境，为其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使他们得以在不可能亲身接触中共党人的环境下，通过知识的传播，了解到中共这一政治力量的存在，并对共产革命的主张、宗旨获得初步认识，这是边远地区中共发展几乎都要面对的现实。正因此，徽县地下党的发展，知识阶层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据1942年徽县党员名册统计，38名党员中，文化教育界23人，保安团士兵6人，学校工友、小贩各2人，农民、职员各1人，另有3人身份不详。(17)文化教育界比例达到60％。即使到三年内战时期强调大力发展农民党员后，知识分子党员比重仍然很高，甘肃工委1949年的报告中称：“徽县知识分子党员比其他县多，估计有200多人。如武山马里镇33个党员中，有30个知识分子。”(18)
    徽县的状况其实在整个甘肃也具代表性。根据甘肃工委的报告，1941年12月，甘肃136个党员分布在14个县，“以徽县、靖远、兰州为中心”，其中“大、中、小学生103人，约占全体党员的80％”。(19)党员家庭出身以地主、富农为最多，占26％，中农占18％，商人占4.8％，贫农、佃农和贫民出身者占19.4％。(20)党员的社会身份则以学生和教员居绝对多数，占59.4％，农民占14％。(21)注意到现实的条件，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有关文件中曾要求地下党在党员发展中主要应考虑：“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和力量，能与广大群众联系的小学教师、中等教员、学生、职员、军官、技术工人及最有威信的农民等。”(22)
    甘肃和徽县地下党知识分子占绝对多数的构成状况，和全国其他地区地下党相比，既相似又具独特性。下表显示，知识阶层在各地地下党中，普遍占比很高：
    

针对知识分子在地下党中的高比例，陕西一份报告中写道：“党的发展与革命知识分子是不能分开的。没有大批的革命知识分子，党就不会有深入各阶层活动的桥梁及力量，而党的组织也就不能大量发展起来。陕西党的组织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由革命知识分子发展起来，同时各学校在党的发展上起了极大的作用。”(23)这份写于当年的报告，客观道出了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革命中的发动机作用。不过，即便如此，与上表知识分子占比多为40％左右相较，徽县党中知识分子过半的比例仍然显得格外突出，甘肃知识分子党员的高比例，和其成长经历及甘肃社会政治环境息息相关。
    民国以降，甘肃长期处于地方势力倾轧之中，所谓“军阀割据之地，历年横征暴敛，惟供内战消耗”。(25)时人记载：徽县“向来地丁，满年库银六千有零。至冯军入甘，每年派收亩款竟十九万有零，已超过地丁三十倍不止”。(26)权威软弱、控制体系混乱，使这里的社会政治状况较之内地更为恶劣。在兰州近距离观察的谢觉哉所言甘肃“官吏贪污很普遍，比东南要黑暗得多。有人说在甘肃做不得好官，好官必然得坏名声”(27)，大体符合当地的实情。混乱的政治斫丧着发展的机缘，考察者直观的感受可以凸显问题的严重，“人民穷苦的神气已到了万分，看来外表的衣住，简直和非洲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势”。(28)生活困窘、经济凋敝、社会流动空间压缩，近代以来科举取消引发的知识分子地位漂移在甘肃表现得更为明显。1933年朱绍良主甘后，政治经济局面虽有渐趋稳定的迹象，但南京中央对甘肃的政治渗透，又以外省人占据本省人位置的方式进一步压缩着本省知识分子的出路。当年的地下党负责人、后任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的孙作宾在1952年报告中谈到，1942年甘南暴动前，“甘肃人当县长的只有七人，专员厅长根本没有”。(29)中共报告观察：“省一级的各机关内重要位置为外省人所占据，本省人只有做小职员的资格。这些现象使地方绅士及知识层对中央均表示不满。”(30)
    随着1930年代中期甘肃政治混乱局面暂时告一段落，军队编遣成为重要问题。原来栖居于此的地方武装不得不大批裁减人员，由此产生回乡军人(官)群体。这部分人在军队中原有一定地位，本希望经由此打出一片天地。回乡后，由于机会的大门基本关闭，成为现存秩序的重要离心力量。谢觉哉向中共中央报告：“有所谓‘在乡军人’……这些人现没出路。”(31)另一份来自兰州的中共报告写道：“哥老会活动的发展与地方军人的失业、人民生活的困苦，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甘肃的劳苦大众、地方失业军人与一部分的士绅及知识层以及各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对现状普遍地表示不满。”(32)由此看，徽县地下党土生土长的5个重要成员中4人为回乡军人(官)，应非偶然。值得注意的是，回乡军人(官)并不仅仅代表曾经的武力，如徽县所显示的，他们相当程度上还是当地士绅与知识层的代表，与甘肃相邻的陕西状况是：“陕西退伍军人一般的和社会各阶层各部分都有很密切的联系，无论在工商界、教育界、地方士绅名流、在职军人、土匪、地方武装部队以及政权机构中，都有他们的上司、同事或下级干部参加或负责，因此他们的关系很广泛，活动能力很大，有些地方他们竟以‘土皇帝’的姿态出现，不仅国民党顽固分子对他们无可如何，即政权机关(特别是下层)有时也不得不以他们的马首是瞻。”(33)所以，回乡军人(官)的倾向变化和知识层的位移常常同步。
    1930年代中期，中共大规模在西北现身，予迷茫中的甘肃各界以新鲜的刺激。中共主力红军转移落脚陕北及西安事变和抗战的相继爆发，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中共在甘肃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兰州工委的报告明确提到：“此地党是很薄弱、幼稚的，它是在统一战线，其实是在国共合作环境中生长起来的。”(34)由于政治环境的缓和，大批左翼报刊进入甘肃，中共方面报告，抗战初期，“外地的报纸，到甘肃的有《大公报》、《新华报》、《扫荡报》。《大公》与《新华》销售均150份以上。刊物：《全民抗战》、《妇女生活》、《世界知识》等，也很风行……我们的东西愁没有，不愁卖。”(35)尤其是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开办，使中共在甘肃拥有合法的活动据点，直接指导了战时中共地下党在甘肃的扩展。
    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初期灵魂人物是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谢与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贺耀组曾于国民革命时期共事，有良好的私人关系，而且“贺耀组政治上比一般的算要开明些……谢老到了更好了一些，渐渐与我接近起来。常去和他谈，提出许多问题，他多半是同意，虽然有些地方不愿爽爽快快承认，但一般地是同意我们所提出问题的。”(36)在初期国共合作的良好大气候下，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获得相对充足的活动空间，曾任办事处主任的伍修权回忆：“办事处的活动极大地吸引了社会上的爱国人士，特别是进步青年。许多青年学生、教师和职员等，一批批来到办事处找谢老和我交谈请教，表示他们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信任和崇敬……其中一些人开始树立起革命人生观，决心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37)中共的活动甚至直接影响到贺耀组的身边人，后来成为谢觉哉夫人的王定国积极在妇女中活动，以致“省主席贺耀组的夫人倪裴君就在她的影响下积极参加了兰州的一些进步活动，后来甚至提出了加入我党的要求”。(38)
    中共势力进入甘肃，之所以能很快获得甘肃各界的回应，当然离不开前述社会政治无望催生的人们求新求变心理。而中共抗战初期在统一战线政策范导下，淡化阶级斗争色彩，取得社会各界同情，尤其是谢觉哉的老成忠厚也使中共在甘肃深得各界尤其是知识阶层的好感。当甘肃不少社会知名人士生出“西北没有共产党来做是弄不好的，将来西北是共产党的”这样的感触时(39)，中共在甘肃的发展自然水到渠成，同时由于八路军办事处所具的统战性质，其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有自上而下特征，与不满现状的知识界可谓一拍即合。当时甘肃知识青年要求加入中共的呼声如此强烈，以致谢觉哉在日记中不得不提示：“王冲天、史文忠连日来谈青年愿加入共党事，似以共党不延揽人，致若干青年烦闷，一方得不到训练，另一方有误趋歧途的危险。”“此地青年热烈有余而认识不足，颇有不入共党不能工作、一加入党就万事亨通，当达党委注意及之。”(40)
    徽县地下党长成于这样的大背景下，具有统战特质的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为其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徽县党的骨干吴治国回忆：“1938年，第一学期将要结束时，省上通知小学校长去兰州参加‘西训团’受训，徽县决定叫我去，两当县是苏河。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到了‘八办处’，伍修权接见了我们，安排我们去和万良才联系……万首先给了我们一些进步书籍叫我们看，直到11月受训将要结束时，才在万的家里，经万介绍，罗云朋谈话，当时林亦青也在场，宣誓接收我和苏河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回徽县后，首先介绍山炯堂、王锐青、周少珊3人入党，建立党小组，后又成立了党支部。”(41)1939年3月，中共甘肃工委决定成立徽县县委，吴治国任书记。当时大概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个县委会成为抗战时期甘肃惟一持续存在的县级组织。
    二、生存网络
    抗战初期中共在甘肃获得的良好发展机会，随着国共关系趋于紧张很快即告终结。贺耀组离职，朱绍良、谷正伦相继主甘，国民党开始加紧对中共组织的侦察和控制。1940年6月，甘肃工委遭破坏，随之，中共在甘组织系统大幅萎缩，1941年初，整个甘肃只剩下靖远和徽县两个县委。1941年6月，靖远地下党也遭破坏，由此徽县县委成为抗战时期甘肃地下党县级组织之硕果仅存者。
    抗战时期徽县地下党的生存，让人印象深刻，这种印象主要并不来自于他们特别突出的表现，相当程度仅仅是由于其生存本身。
    徽县地下党之所以能在抗战期间持续生存，与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抗战初期，甘肃地下党的发展路径主要以兰州为中心，东西分别向甘肃交通和经济命脉西兰和兰新公路延伸，这里的发展是串联推进、荣损与共。徽县不处西兰大道，也非政治经济中心，发展相对独立，这使其在中共甘肃工委遭破坏，波及兰州、榆中、靖远等地组织时幸运地未被殃及，保存下来。
    当然，徽县地下党的生存离不开其自身特质与努力。徽县地下党核心成员多跻身上层，良好的出身背景及社会身份使其具有天然的保护色。1944年至徽县任县长的刘中仁回忆：“1944年初冬，国民党甘肃省民政厅长、大特务赵龙文，到徽县视察，在看城内吴山碉堡时对我讲：‘你县周冠军是共产党，你要处理。’我说：周冠军家道殷实，且系回民，不会是共产党。”(42)刘这时刚到徽县，对地下党缺乏了解，其看法代表的是多数人会有的本能反应，而这正是徽县地下党能够隐藏下来的重要条件。此时周冠军是1944年6月1日成立的徽县临时参议会14名参议员之一，临时参议会议长则为地下党人周少珊。(43)
    徽县地下党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们利用自身的保护色编织出遮蔽自己的保护网。徽县地当甘川陕交通要冲，工商业兴盛，1935年县城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大商号有6家(44)，“仅城关就有十五家骡马、单身客店；四家铁铺，十多家烧酒作坊。五家茶行(代食宿)，十余家中药铺。”(45)士绅吴治平、赵希武的铁矿雇工数百人，张翰在兰州、成都、广元等地开设商号48座，车通渠、杨如堂拥商号数家，上述几人乡村占地都在千垧以上。(46)雄厚的财力造就了强大的士绅阶层，徽县地下党骨干天然置身其中，可借助资源充分，向外可予县政以积极影响，对内可借助人际网络保护自身。甘肃省工委的报告描述了地下党的网络构造：“在徽县经过我们同志的社会关系，曾与县政府建立了很好的联系。帮助县政府调整了镇长人选(撤换贪污分子，推荐清廉人士)，组织县建设公司，发展地方生产事业，成立县教育会，团结广大的小学教员，争取当三青团区队长等。在这些工作掩护之下，大大地开展了地方组织工作，并掩护了个别同志的突击活动。”(47)在民国时代的社会生态中，地方化的网络、操作乃至观念体系绝对不可轻视，即便是中统在徽外围组织，由于多属徽县本地人，“还有浓厚的地方观念，只要你不侵害到他们的利益，就是发现有左倾分子，也不积极去陷害破坏，有些就应付过去了”。(48)
    由于地下党核心成员间相互了解，在厕身士绅阶层求得隐蔽同时，他们可有意识利用、策动各方力量提供掩护、帮助。地下党骨干葛维西因“在徽县比较红”而屡遭打击(49)，地下党方面设法为之活动：“一些人都不给葛介绍事情了，但他仍竭尽全力又活动任附小校长，把学校管了，反动者们又赶掉他，去年(1945年)又维持地方人士推荐，任北街高小校长，现在反动派又提出葛有思想问题，要撤职，现在我们多方活动，尽可能不离开北街学校，如坚持不住，则活动另调职务，是有把握的。”(50)出生绅商之家、在徽县兴办教育而享有声望的周少珊回忆，1939年，徽县地下党组织徽县籍学生利用假期宣传抗日并募捐，国民党县党部从中阻挠，收缴募捐款，地下党组织学生与县党部斗争，迫使其交出扣留的款子，并向学生道歉。由此引起县党部的注意，“过后不久，便派李枢到学校调查吴治国的问题，乘吴不在钻进房子将几本书拿走了，吴回来对我讲了，我找李枢以地方人的关系对李提出意见，把搜去的书拿回来了……1942年前后，吴治国在北小任校长，县长陈谕民曾几次向我提出，叫我注意吴的问题，我说：学校搞得很好，还有发展。”(51)以当年国民党政治生态尤其是在甘肃的统治状态，在政府方面没有掌握吴治国涉红确切证据的前提下，周的表态，可在相当程度上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徽县地下党的灵活做法，和抗战初期统一战线的形势及甘肃工委的指导不无关系，1939年甘肃工委的报告中明确表态：“在甘肃的群众工作方面，是公开合法，不站[在]群众方面反对政府，更不站[在]政府方面去压民众，在政府与人民中间作桥梁，密切政府与人民间的联系，在一切抗战的法令范围内活动。”(52)甘肃工委的说法，和中共中央此时面对国共关系渐趋紧张正在做出的一些政策调整或许并不完全合拍，但作为远离中共中央的地下党组织，甘肃工委很难迅速对复杂的政策转变加以准确了解，根据抗战以来一直执行的政策制定方针，应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
    甘肃工委的指导和徽县的做法，对地下党生存意义重大。民国政治生态复杂，尤其像甘肃这样的偏远地区，交织着地域、派系、官民、官绅、绅民、民族等多种利益冲突，政府力量伸展受到很多限制。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本身就不具强大组织力，在甘肃更是徒具形式：“国民党党员的会议是没有的，谁是党员也不一定记得。‘有党部无党员’，他们自己这样说。”(53)徽县在甘肃尚属国民党发展较快地区，到1936年党员也不过230余人。(54)在这样的环境中，地下党如果善用各种资源，往往可以事半功倍。比如上面提到的与县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及建立正面、建设性力量的形象，即有助于其社会身份、社会地位乃至社会声誉的确立，对保护自己及开展工作均有助益。徽县地下党与社会政治各界均广泛接触，主要负责人吴治国“与当地党政军各界以及周围成县、两当等地教育界一些人都有往来。1940年后又与红帮有来往(组织决定)，同年县委又决定，叫他参加国民党。”(55)周冠军“和徽县北山一带的土匪有密切联系的，对社会关系也广泛”。(56)周少珊则在中共本身的调查报告中被描述为：“与土匪、帮会有关系，善于应付，世故深。”(57)
    徽县地下党游走上层，不仅是隐蔽和积蓄力量，同时还有严峻的生活需要。抗战时期，徽县地下党人的生活来源基本依靠自身解决。中共一直提倡地下党自找职业，保证可靠的生活来源。但对于外地派遣的地下党人，这样的要求并不容易实现，因此，像中共甘肃工委这样的省级机关，中央予以一定补助。甘肃工委成立时，提出的经费预算是“每月二百元”(58)，工委成员5人可支生活费。徽县地下党作为远离兰州的基层组织，抗战时期很难指望从上级组织获得生活上的支持，必要的活动经费也要靠自己解决。加之甘肃工委被破坏后，甘肃其他地区地下党员一度往徽县转移，徽县党承担了这些党员的费用，沉重的负担使当地地下党捉襟见肘，地下党的工作报告中写道：“徽县的同志很希望……能在经济上帮助一点，作些经济活动，因为几年来那里党员生活很苦了，家里都走向破产，过去工作所需要的钱，以及许多同志来来往往的路费，都是由当地同志筹措的，现在经济已经无能为力了。”(59)由于此，通过上层活动为自己谋取固定职业，对地下党人保证自己的生活来源大有助益。
    当然，长期浸润社会上流阶层对地下党人保持对中共的忠诚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尤其是抗战后期地下党进入深度隐蔽，与上级机关失去联系时，更是如此。当时确有党员“在思想上曾发生一些问题”，“当形势恶化，他有地位那就消极害怕，贪污腐化”(60)，应该说，这样的反应并不足怪。在恶劣的形势下，地下党始终面临着选择与诱惑，因此也不得不时时面对弄假成真的可能。倒是另外一些党员的表现，让人对中共组织的坚强印象深刻。中共报告谈到：“真正好党员几年虽没有联系，他们仍没有消极失望，天天派人来找，希望八路军打出来，环境最坏时还买子弹(存有两箱)，收拾枪支，不顾危险与非法武装打通关系，准备不能立足，就去山里。”(61)在前途渺茫的背景下，能够如此择善固执，当非一朝一夕之功，与当年中共党人的理念、原则、信仰密不可分。比如山炯堂在地下党多方活动下，“被推荐为伏家镇镇长兼校长，并兼自卫队长等职，他对国民党统治深恶痛绝，有些清高思想，对党决定叫他任伏家镇镇长表示不满意，认为是不光荣的”。(62)尽管山炯堂最终服从组织决定出任镇长，但他“还要穿着‘开花’衣服，以表示无产阶级作风”。(63)而另一些党员则“在群众工作中，总愿意特别现出锋芒，诚恐人不知其为共产党也。如1941年儿童节，徽县举行小学歌咏竞赛会，我们影响下的学校，就特别唱出高尔基的‘工人歌’，以示先进。在另一个学校的壁报，名字叫《星火》，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64)
    在地下党的报告中，山炯堂等的做法其实并不受到鼓励，相反是作为批评对象。对于地下党而言，和彰显中共的作风比，生存当然更为关键。上述行为之所以没有导致地下党悲剧的发生，应该归因于徽县不处国民党统治中心区，南京政府时代意识形态渗透又有限，国共的政治理念及差异社会上知之不多，这使其不会过于引人注目，不过这毕竟与地下党的生存方式凿枘不入。1942年中共西北中央局给甘肃党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地下党的活动方式：“1、它是改良的斗争，而非为了推翻统治阶级。2、它是部分的斗争，是在某一地区或部门内求得个别问题的解决，而非要求普遍的解决。3、它是在获得中间分子同情的基础上，去发动与求得解决，而非脱离中间分子的少数人的行动。”(65)因此，对于地下党人而言，尽管面对的可能是温柔乡，却要抱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态度，这听起来有点吊诡，但确为地下党人需要直面的境遇。
    应该说，总体上看，徽县地下党的生存与发展，和1942年西北局指示中提示的几点原则若相契合，其中体现的实际是成功者的生存智慧。徽县地下党成立后，首先把活动重点放在伏家镇小学。伏家镇为徽县第一大镇，伏家镇小学在知识还是一种奢侈品的时代，在徽县有很大的影响力。校长山炯堂、曾任教员的吴治国、葛维西都是徽县地下党的创建人，对于主要依靠人际网络和自身优势寻求发展的徽县地下党，伏家镇小学是当然的中心。因此，“组织决定把活动重点放在伏家镇学校，先把学校办好，以取得社会拥护与伪政府的信任”(66)，以取得拥护和信任作为行动的首要目标，这是谨慎而又现实的建设性思路。秉持此一思路，山炯堂连任该校校长多年，伏家镇小学乃至伏家镇成为中共徽县党重要的大本营。1942年徽县38名党员中，来自于伏家镇小学的就有11人(67)，其中姚承祖、李如桂等成为日后徽县党的骨干，李如桂、张力冲1940年代后期为地下党掌握着伏家镇镇长一职。
    李如桂是地下党发展党员的成功案例。李家务农，有四五亩地，李本人“非常聪明，精干勤劳”，伏家镇党组织将其作为重点培养对象，1939年吸收入党。1940年徽县创办乡村师范，为储备乡村领导人才，县委决定调李如桂到乡村师范就学，李因“家境贫困，无力供给他在三十里以外的城里读书，当时县委以各种方式，以成绩优良家境贫苦为名，通过关系在一些上层分子中捐了为数极少的一些书籍等用具，由支部负责解决了。并在生活上，经常有些帮助。”(68)通过地下党的努力，李如桂完成学业，并经由地下党编织的社会关系网络，跻身徽县上层。正因此，李如桂不仅在组织上加入中共，精神上也不无依赖，甘肃工委派到徽县参与地下党领导的高健君报告：“他和我的私人感情是极其好的，在各方面对我是非常信仰的。”(69)和李经历相似的还有伏家镇小学的学生王智若，王“因家境贫苦，生活读书难以维持，家里命其退学，支部遂作决定仍留校工作，伙食等费由学校负责，下余时间，可以随上课，成为半工半读”。(70)
    生存是地下党的第一要务，斗争也是其不可回避的另一主题。关于甘肃地下党工作开展的报告中，列举了1940年代初甘肃地下党领导开展斗争的实例，所举证的三个例子都发生在徽县，可见徽县党在甘肃的地位和活动能量。前两例涉及军队和地方关系，第八战区派员到徽县征收军粮，征收人员有勒索行为，“引起众愤，党遂借此鼓动群众殴打之”。(71)同时由“维梓团”(72)出面，将征粮人员送到县政府，“利用维梓团包围辩论，说输了事”。(73)随后，地下党扩大战果，当第八战区再到徽县征粮时，“发动农民百余人，向八战区呈请少购缓购。同时经过上层关系的疏通，遂得现购10000石，下剩等至秋后再购。”(74)第三次是“省建设厅徽县酒精厂的工人，无理打死了1个农民，我们遂发动农民百余人，向县长控告。结果该厅赔偿抚恤费300元，并保证同类事件不再发生。”(75)可以看出，三起事件都和当地民众利益直接相关，地下党根据“排外思想在甘肃特别利害”的现实(76)，以民众利益为诉求，抓住对方弱点，成功利用地域观念，激起地方情绪，帮助抱打不平，既对统治力量形成打击，又可提高自身威望、取得民众信任。几次事件的解决，使地下党成为徽县社会政治一股能量巨大的潜流。关于徽县党的报告中提到，在地下党力量最大的伏家镇，有的地下党员“家里生活非常困难，只有父母二人，土地房屋少，受人欺压也很厉害。当时他的参加党，别人欺负他是起了作用的。”(77)
    三、清官刘中仁
    1942年，鉴于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的特殊态势，中共对地下党作出精干隐蔽的指示，徽县地下党由此进入深度隐蔽状态。抗战结束，1945年9月，中共恢复组建甘肃工委，徽县地下党与上层组织接通关系，进入活跃时期。在此前后，刘中仁的出现使徽县地下党的历史具有了更加独特的考察意义。
    刘中仁，1911年生于山东诸城，幼年随父母逃荒到东北。1933年北平朝阳大学毕业后，进入山东司法系统。1938年春，考入武昌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一团，毕业后分配到甘肃，曾任甘肃省财政厅科长、两当县长。1944年7月，刘中仁33岁时出任徽县县长。
    就刘的履历看，他既无显赫的家世，在甘肃也无证据显示拥有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但他出任徽县县长后，却表现出强悍的个性、清廉的作风、硬朗的施政方式，成为当时普通民众眼中的清官。刘上任后打击豪强，逮捕贪污军粮的县三青团干事长、财监会主席羊焕清，县参议员、当地四大山头之一麻罕山等，令当地权贵为之震撼；他不受礼，拒馈赠，生活简朴，“棉衣总是拿今年的面子，作明年的里子”(78)；刘经常微服出访，了解民情，“脚穿麻鞋，徒步而行……从不在乡镇公所或保甲长家吃饭，怕走了以后，借口县长吃饭，向群众摊派。”(79)刘中仁的作为，令徽县民众印象深刻，2003年出版的《徽县志》赞誉其“把自己的苦乐与百姓连在一起，无论征粮拉差，或天旱祈雨，他都能急百姓之所急。因此，他的名字一直传诵在百姓口中。”(80)
    刘中仁到徽县时，徽县中共地下党正深度隐蔽，刘对之不甚了了。此后，随着地下党的日趋活跃及了解的加深，刘渐有察觉，但一直到1949年1月离任，刘对地下党客观上始终起到保护作用。对此，中共无论是当年还是日后都予以肯定，吴治国回忆：“刘中仁当时对国民党是不满，有点正义感，也不相信我们是共产党。”(81)葛维西则明确指出：“徽县县长刘中仁，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李枢……都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起了保护作用，有些是我们直接所起不到的作用。”(82)地下党当年的报告中对刘的描述是：“辽宁人，四十左右，派头大，曾任两当县长，在徽四年(四五—四八年)，对部下贪污事抓的紧，随便打骂科长，四八年三月曾动手打过该县赵议长。一班[般]还认为他好。”(83)在强调阶级分析的背景下，报告对一个敌对政权的县长作出如此评价，应已相当正面。
    就刘中仁本人的回忆而言，由于可以理解的现实政治环境的影响，他一直强调的是对地下党的主动保护，这其中虽或不无夸大，但还是有相当的袒露心境部分。比如，他强调自己“在徽县没有兼任过党团的任何职务，没有问过任何人的党派关系和政治面貌。用人只重品德才能，不问阶级党派。因此，地下党员在徽县担任重要职务的达十多人……至于遍布乡镇任职的和在校学生中的地下党员，那就更多了。由于我这种不过问、不歧视、不加害的思想作法，那时徽县地下党员的发展，达到了最高峰。”(84)这大致尚属实情。
    作为南京政权的县长，刘中仁为符合任职要求于1940年加入国民党。在国共对抗中，刘对中共的暧昧态度显然和党派利益相左，但在民国时代，这样的态度其实并不罕见。国民党高官中，既有陈诚在家书中近乎愤青式的表态(85)，也有贺耀组所言“将来社会的变化，也不是三民主义的前途，也不是共产主义的前途，而会有另一个真理出现”(86)，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信仰体系，显未一统党心。实际操作中，国民党虽然一直强调提高党权，蒋介石更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提出建议：“提高县党部书记长之地位与人选标准，以书记长兼任县长为原则。”(87)但在实施宪政渐成趋势的大背景下，这一严密组织的动议，并无下文。倒是国民党六全大会明确要求将军队和学校中的党部予以取消，以显示“本党实行宪政之真诚与决心”。(88)1947年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则规定党员“凡选举产生之政务官及民意机关代表，不能依其职务执行本党政策，或发表与主义政策相反之言论时，党应予以纪律上的制裁”。(89)这一宪政状态下的操作程序，和蒋介石希望的党政结合南辕北辙。整个大陆时期，国民党虚空化的状态一直延续，此正如国民党本身报告所言：“执政以来，党员入党以做官找事为目的者，颇不乏人。其达到者，多与党疏远，甚或转而利用党，压迫党，未达到者，亦多忙于做官找事，甚或由失望而怨望，发生反党行为。党不仅与人民不发生好多关系，且与党员亦不发生好多关系，一切孤立，一切空虚，党派成了有名无实。”(90)
    对号入座，刘中仁就是报告中批评的众多“与党疏远”的国民党党员中的一员。和大多数人一样，刘加入国民党仅是敷衍任职要求，既无信仰，更无效忠心理，像刘中仁这样通过文官考试、训练进入政治体系的干部，更具职业官僚色彩。在他心目中，是否中共并不重要，关键是对县政实施是否构成阻碍，而当时徽县地下党既不对县政行使构成直接威胁，其代表人物在地方上也享有良好声誉，刘当然不觉得有必要与之为难。此即其所言：“我对共产党并没有认识，思想也不进步……我对地下党员的上述态度，究竟为什么?很简单，我有良心，有正义。不肯为了所谓‘个人前途’去丧良心，害好人。”(91)
    在中共成为执政党后，刘中仁坦言自己当年对共产党并无认识，应有相当的可信性。虽然刘对中共并无实质感情，但并不妨碍他对地下党施以援手，尤其是随着地下党活动的频繁，暴露危险日益增加时，更是如此。山炯堂回忆：“由于运用政策灵活，伪政府对周围环境始终未摸清楚。县长刘中仁向我们表示了妥协，半明半暗的表示了帮助态度，说服了特务雷钧阴险恶毒的谋害企图，表示了投降，不再多事。”(92)山所说的雷钧是甘肃省政府派到徽县的汇报秘书，他到伏家镇作专门调查后，向刘中仁报告：“伏家镇中心学校，是共产党活动的中心。葛维西、吴治国、周冠军和该校校长山炯堂都是共产党。”刘未予置理。雷向警察局长吴崇德交涉要求派警察直接行动，吴向刘请示，据刘中仁回忆，他当时表示：“如果没有我的命令，你若是派给雷钧1名警察，出去抓1个人，我就以你是问。”由于刘中仁的强硬抵制，“直到1948年底我交卸时止，雷是没有活动开的。我走后，雷便和继任县长胡晋一勾结一起。大肆搜捕地下党员，并且杀害了杨映才、丁义安。”(93)
    按照民国年间的党政体制，作为具有法定意义的自治单位，县长在县境范围内拥有对县政的处置权。1944年5月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决议规定：“县级行政与自治应集中县政府办理，中央各部、会及省政府或各厅、处驻县机构，按其性质分别并入县政府，如性质系统确属不能合并者，县长对各该机构应有监督考核之权。”(94)因如此，当省府派出人员要求县警察局长采取行动时，刘可以断然制止。当然，在实际的权力操作中，由于官场盘根错节的关系，更多为官者还是会选择与省府人员结下善缘，不会为与己无干者牵进风险，但当刘利用证据不足的解释空间，驳回省政府派出人员的控诉时，却仍属行政权力体系允可的范围。
    相比之下，刘中仁提到的另一件事，有可能承担的风险要大得多。刘回忆：“一九四八年底，我辞职还未交卸的时候。接到甘肃省主席郭寄矫的密电。让我逮捕共产党员山炯堂法办。我通知山炯堂来到了我的办公室。我把郭的密电交他看了，我说：‘我在徽县你不会出问题的。我走后，不知后任县长怎么作法?你要注意。这个电报没啥。我给你复一下好啦。’这时山两眼望着我，没说任何话，会意的走了。我当即给郭复了一个密电。大意是‘山炯堂办教育成绩优异，屡得上级嘉奖。为人朴素正直，没有共产党的活动。’发后，我把郭的来电和我的复稿一并毁掉了。”(95)刘这段回忆颇为传神，可以看出，到这时，无论是地下党，还是刘中仁，对对方的所思所想都已有相当的了解，一切似乎已尽在不言中。
    正因为刘有保护地下党人的事实，中共对刘一直寄予期待。1948年底，当刘行将离任时，地下党准备把刘发展为统战关系，明确双方的合作。此时，国民党统治风雨飘摇，徽县党的这一决定固是为党争取更多的同盟者，却也不无投桃报李的善意。然而，地下党人的主动联络并未获得意想中的积极回应，吴治国回忆双方接触的经过是：“刘中仁快走的时候，我们研究准备打通统战关系，派山炯堂去，找他谈的，因为山根据刘中仁的口气，山没有公开谈。”(96)刘与山谈话的详情不得而知，但山未按计划明确关系，显是出于刘的保留态度。刘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当地下党主动伸出橄榄枝时，却没有顺势与中共建立联系，内中含蕴，颇具意味。
    刘中仁的态度当然和其作为清官的清高自持有关。试着从清官刘中仁的思路理解，他对地下党人的所作所为乃良心使然，既非市恩，自然也不求回报，而其对中共又缺乏思想上的共鸣，因此婉拒地下党人的善意应有其逻辑的理路。坚韧强悍的性格与道德上的不苟且是刘中仁能够在乱世中坚持做清官的精神支撑，也是其与地下党互动时作出遵从良心选择的根由，历史中的个体既被历史创造，同时又在创造历史，这是我们面对林林总总的“这一个”时不可轻易忽略的。(97)不过，如果从广泛的官员反应观照刘中仁的举动，又可发现，刘中仁当年的选择，固有其独特的“这一个”特征，但在更广大的群体中尚非全然无迹可循。
    同样在徽县，时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的李枢对中共也采取了宽容态度。中共报告对李的描绘是：“四十左右，徽县江洛镇人，家庭为地主，是该县一等有钱户。中学毕业，办过中心小学，曾任校长二年。自一九四一年到现在，一直任县党部书记长。性情温和，对该县其它上层分子善于应付，对共产党活动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为人亦较正派。”(98)和刘中仁一样，李枢也被视为为人正派，但李显然不像刘那样个性鲜明，他善于应付各种关系，某种程度言，对中共活动漠不关心其实是他善处各种关系的一部分。
    如前所述，虽然就国内政治大势言，内战爆发后，国共已成敌对关系，但无论在国民党还是南京政权内，这种敌我意识在许多人那里并不那么判然分明。中共1940年代的报告显示，甘肃邻省陕西“八九十县县长中，真正的顽固分子也是少数，多数人仍为中间分子，甚至还有个别的进步分子”；“各县还有十个上下的联保主任是我们的党员和同情者，而在保甲一般有党工作的县中，大概总有一个至三、五个保长是我们的党员或同情者，最大的如三原有八个保长是我们的同志。这就证明，国民党的行政机构愈是下层愈是松懈，统治者的漏洞愈多，同时地方系的势力也愈大，因而我们的工作机会也就愈多。”(99)因此，面对国共冲突，国民党人的反应常常不像怀抱理想、信仰和斗争信念的中共党人那样立场鲜明，而是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对自己代价最小的应对方式。
    作为地方管理者，保持地方安靖是最重要的任务，积极的是消除不安因素，消极的则为避免纠纷。对中共力量的发展，尽力抑制是地方官员的本能反应，以此寻求进身阶梯者则可能针锋相对、主动出击。不过，对这样一个超出地方管理能力的政治力量，选择消极避让者也不罕见，尤其在国民党政权统治力量薄弱地区，更是如此。中共关于陇南的一份报告提到当地官员面对中共的真实反应：“有的县长表示，‘共产党员只要不在我的县里活动，别处我不管。’特别怕我武装活动。”更有甚者，有县长对地下党完全采取睁只眼闭只眼态度：“我某同志在某县被捕，邻县敌县长批评为多事，并说：‘查户口时应先告诉保甲长。’”“某县一保长报告县长说：‘我保上大多是共产党。’县长问：‘你有证据否?’答‘没有’。县长即骂道：‘放狗屁!我说你是共产党行不行?’”(100)其实，地方官员的这种态度并不为此时期所独有，早在苏维埃时期就有记载，1920年代末，赣东北地方政权面对中共的发展就采取鸵鸟政策：“以前他们所张的反共标语，县长下令取消了，他说：‘共党是惹不得的，越惹越厉害，到是不管的好’。”(101)
    由此看，刘中仁对地下党的态度自有其秉持道德精神不愿害人的一面，同时也有稳定县政息事宁人的需要。这一点，在刘的实际处理中可以得到佐证。1946年秋，解放军南下支队西上由徽县路过，形势紧张，徽县当局为控制局面，“对我主要同志葛维西、吴治国、周勇三等同志，已特别注意，准备于情况紧急时逮捕，该三同志均先后逼迫出走，工作仍然停滞，后因我三五九旅西上过境很快，地方仍甚安静，当地我党危机亦告缓和”。(102)可见如果有稳定县政的必要，刘对中共也会采取更为强硬的姿态。事实上，在不愿加害地下党人的同时，刘对地下党并非没有警惕，地下党人周冠军与刘往来密切，中共甘肃工委曾经指示：“为了巩固发展徽县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周与县长的关系，应发展为亲如兄弟。”(103)对双方关系十分乐观。其实，刘之所以与周密切互动，与周冠军的回民身份及其在回民中的影响(曾任伊斯兰小学校长、叔父是徽县有名望的阿訇)密切相关，刘有拉拢其引为控制回民助力的意图。正因此，当周冠军根据地下党部署，准备通过合法途径控制徽县武装时，就显然超出刘可以容忍的范围，因此他果断出面加以阻挠：“周同志活动自卫大队副，已经党政联席会通过，县长说他是共产党员没有正式加委。”(104)
    在当年的统治系统中，维持跟各方的良好关系是施行县政的必要条件，无论是与地下党人的太极推手，还是对土劣的重拳出击，保证控制的有效性都是刘中仁重要目标之一，这一点，从其对土匪出身人员使用上也可侧面予以证明。吴治国报告：徽县便衣队队长王发正“家无地产，小学失学后即作非法活动。三十四年县长刘中仁用以匪剿匪办法用他当便衣队长，直到现在。他一面是便衣队长，一面和袁、苏还有另外的非法人连络，主持计划非法活功，坐地分肥。”榆树镇自卫队副荔督堂也和王类似，“刘中仁用他当镇自卫队副，他现在完全不作非法活动，专门在远僻乡村包揽周济舍几个小钱，他在群众中还有些威信”。(105)另一份中共调查则写道：便衣队队员十一二人，“与土匪来往甚密，勾通抢人，土匪是他，他是土匪，二者难分，捉匪、捕匪、放匪都是他们”。(106)招安敉匪，是控制系统迅速实现社会治理的便捷手法，但也埋下基层社会警匪一家的祸根，即便以清官自许的刘中仁，也没有逃脱这一恶例。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报告绝非刻意贬抑，因为其中提到的王发正和荔督堂此时已被中共发展为地下党员，吴治国汇报伏家镇区工委成立时说到：“在伏家镇成立了一个区工委，由山明轩、张立冲、姚承祖三人组成……再准备以榆树镇自卫队队附荔督堂为支书，由张德才(苏星)帮助，以县常备自卫队便衣队长王发正为支书，由高伯峰帮助的两个支部。”(107)刘对土匪的利用及对地下党的宽容，固不可等量齐观，但其内在理路实有相通之处。只是对地下党既释放善意、又心存顾忌的刘中仁大概很难想到，中共在徽县的渗透能够达到如此境地，他刻意布放的妙着，也不能脱出地下党彀中。
    的确，由于环境独特、善处关系等多方面因素，徽县地下党发展非同一般。1948年底徽县共有党员343人(108)，在秘密环境下，对一个人口仅10万有余的县份，这已相当可观。随着中共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徽县地下党继续快速发展。1949年6月，徽县党员已达1600人，掌握地下武装短枪约40支，这些武装为地下党筹集经费，“每战皆捷，陇南地下党的经费除一部为甘肃工委供给外，一半靠打汽车，打恶霸得来”。(109)同时，地下党控制了县内相当部分公开武装：“我在敌合法武装中的力量有：徽县自卫队大队长、大队副，一个分队长是党员，班长、战士中亦有党员，数目不详。伏家镇公所人、枪8，大部是党员；榆树镇公所七、八个武装，队长是党员。武山县自卫队一个中队长、分队长、机枪班长是党员；马里镇公所十几个武装，镇长、队长是党员。”(110)由于地下党打下的牢固基础，加之当地统治力量相对薄弱，“象天水那样重要的城市，也无正规军驻防”(111)，地下党的强力活动，俨然有与县政权分庭抗礼之势。中共方面报告写道，由于徽县“便衣、士绅、消极特务等大部与我有关，所以消息灵通，有些暴露人员亦可存在”。(112)孙作宾给西北局的信中更提到：“徽县较好，据说晚间可以自由出入城门，农村许多地方可半公开活动，地下党的活动实际已经处于半公开状态。”(113)如果不是史料的呈现，很难让人相信，在中共大军还没有真正到来时，徽县的地下党施施然已经成了地上党。
    诞生于统一战线时期的徽县地下党，基础稳固、作风踏实、精干隐蔽、不求冒进。三年内战时期，徽县党曾因不放手发展遭遇“束手束脚”的批评。(114)客观而言，这样的批评很难简单论定对错，因为发展和暴露之间本只有一堵薄薄的墙，墙的稳固与否既谋事在人，更因于机缘和偶合。徽县党自身的成功经验会使他们倾向谨慎发展，上级机关则更重视实际的绩效，不同的观感本就源于不同的定位。数十年之后，回首这样一个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党组织，或可发现，徽县党的成长历程使其刻上了深深的统一战线烙印，在坚持原则基础上，妥协、让步、忍耐某种程度已成为他们独特的气质。当我们放宽视野，透视中共革命的发展路径时，或许还可看到，在苏维埃革命遭遇挫败后，当年几濒绝境的中共，也正是借助于抗战爆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退让政策下重获生机，通过北中国广大根据地的发展，奠定最终夺取政权的基础。或许，这些仅仅只是偶合；又或许，在看似细微的历史深处，尚别具蕴味存焉。
    注释：
    ①严汉万：《陇上江南喜逢春》，《红军长征在徽县》，中共徽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8年编印，第119页。
    ②董杏林修：《徽县新志》，香港天马图书公司2006年版，第5页。
    ③吴治国：《徽县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及其斗争概况》，《徽县地下党》，中共徽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9年编印，第177页。
    ④董杏林修：《徽县新志》，第88页。
    ⑤吴治国：《徽县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及其斗争概况》，《徽县地下党》，第177—178页。
    ⑥吴治国：《徽县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及其斗争概况》，《徽县地下党》，第178页。
    ⑦《徽县党的组织情况》(1946年1月29日)，《徽县地下党》，第61页。
    ⑧吴治国：《徽县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及其斗争概况》，《徽县地下党》，第179页。
    ⑨《徽县党的组织情况》(1946年1月29日)，《徽县地下党》，第63页。
    ⑩《徽县党的组织情况》(1946年1月29日)，《徽县地下党》，第62页。
    (11)《徽县党的组织情况》(1946年1月29日)，《徽县地下党》，第62页。
    (12)《徽县初步调查》(1949年6月9日)，《陇南地下党》，甘肃陇南地委党史资料办公室1989年编印，第231页。
    (13)《徽县党的组织情况》(1946年1月29日)，《徽县地下党》，第61页。
    (14)《徽县初步调查》(1949年6月9日)，《陇南地下党》，第230页。
    (15)《徽县党的组织情况》(1946年1月29日)，《徽县地下党》，第63页。
    (16)《徽县党的组织情况》(1946年1月29日)，《徽县地下党》，第62页。
    (17)《1942年徽县党员名册》，《徽县地下党》，第52—53页。
    (18)《甘肃工委关于陇南工作给西北局报告》(1949年6月15日)，《天水党史资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下，中共天水市委党史资料办公室1992年编印，第136—137页。
    (19)《甘肃省1940年以来党的工作》，中共甘肃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甘肃党史资料》第5辑(《抗战时期的甘肃地下党》)，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6页。
    (20)《党员家庭成份统计表》，《甘肃党史资料》第5辑，第439页。
    (21)《党员社会出身统计表》，《甘肃党史资料》第5辑，第440页。
    (22)《西北中央局对甘肃工作的决定，1942年8月5日》，《甘肃党史资料》第5辑，第452页。
    (23)《共产党在陕西》，《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1—1942)，第305页。
    (24)原文只有人数，且各项具体数据与总数多有出入，本文做了重新计算。
    (25)陈赓雅：《西北视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26)赵钟灵著，梁晓明点校：《徽县二十年灾情记》，1931年石印版，1998年重印，第9页。
    (27)《谢觉哉同志报告》(1938年2月9日)，中共甘肃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甘肃党史资料》第2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
    (28)杨钟健：《西北的剖面》，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
    (29)《孙作宾关于甘肃民族统战工作的报告》(1952年12月8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孙作宾》，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
    (30)《兰州办事处工作报告》(1941年7月)，《甘肃党史资料》第2辑，第72页。
    (31)《谢觉哉同志报告》(1938年2月9日)，《甘肃党史资料》第2辑，第55页。
    (32)《兰州办事处工作报告》(1941年7月)，《甘肃党史资料》第2辑，第73—74页。
    (33)《共产党在陕西》，《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1—1942)》，第253页。
    (34)《兰州工委就工委工作问题给中央领导人的报告》(1938年4月21日)，《中共甘肃工作委员会档案文献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35)《甘肃工委工作报告》(1939年6月18日)，《中共甘肃工作委员会档案文献选编》，第42页。
    (36)《彭嘉伦关于兰州工作报告》(1937年9月23日)，《甘肃党史资料》第2辑，第28页。
    (37)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
    (38)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157—158页。
    (39)《近日工作情形报告》(1937年11月14日)，《甘肃党史资料》第2辑，第43页。
    (40)《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0页。
    (41)吴治国：《徽县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及其斗争概况》，《徽县地下党》，第180页。
    (42)刘中仁：《我在徽县的回忆》，《徽县文史资料》第8辑，徽县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1987年编印，第20页。
    (43)周锡琏、山协：《国民党徽县参议会》，《徽县文史资料》第9辑，徽县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1988年编印，第17—20页。
    (44)梁晓明主编：《徽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0页。
    (45)刘志斌：《徽县交通发展简述》，《徽县文史资料》第8辑，第1页。
    (46)《徽县初步调查》(1949年6月9日)，《陇南地下党》，第231页。垧为土地面积计算单位，各地不同，西北地区一垧约合3亩至5亩。
    (47)《甘肃省1940年以来党的工作》，《甘肃党史资料》第5辑，第429页。
    (48)《陇南徽县等地组织情况》(1946年5月)，《陇南地下党》，第198页。
    (49)《徽县党的组织情况》(1946年1月29日)，《徽县地下党》，第64页。
    (50)《陇南徽县等地组织情况》(1946年5月)，《陇南地下党》，第191页。
    (51)周少珊：《徽县地下党组织的组建发展情况》，《徽县地下党》，第195页。
    (52)《甘肃工委工作报告》(1939年6月18日)，甘肃省档案馆编：《中共甘肃工作委员会档案文献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46页。
    (53)《谢觉哉同志报告》(1938年2月9日)，《甘肃党史资料》第2辑，第58页。
    (54)梁晓明：《中国国民党在徽县的组建及发展》，《徽县文史资料》第13辑，徽县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1989年编印，第4页。
    (55)《徽县党的组织情况》(1946年1月29日)，《徽县地下党》，第61页。
    (56)《徽县党的组织情况》(1946年1月29日)，《徽县地下党》，第62页。
    (57)《徽县初步调查》(1949年6月9日)，《陇南地下党》，第230页。
    (58)《中共甘肃工作委员会之组成及分工》，《中共甘肃工作委员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页。
    (59)《陇南徽县党的组织情况》(1946年5月)，《陇南地下党》，第73页。
    (60)《陇南徽县党的组织情况》(1946年5月)，《陇南地下党》，第192页。
    (61)《陇南徽县党的组织情况》(1946年5月)，《陇南地下党》，第193页。
    (62)《徽县党的组织情况》(1946年1月29日)，《徽县地下党》，第63页。
    (63) 《甘肃省1940年以来党的工作》，《甘肃党史资料》第5辑，第432页。
    (64)《甘肃省1940年以来党的工作》，《甘肃党史资料》第5辑，第432页。
    (65)《西北中央局对甘肃工作的决定，1942年8月5日》，《甘肃党史资料》第5辑，第452页。
    (66)山炯堂：《徽县地下党的组建发展及其活动》，《徽县地下党》，第197页。
    (67)《1942年徽县党员名册》，《徽县地下党》，第52—53页。
    (68)《徽县党的组织情况》(1946年1月29日)，《徽县地下党》，第65页。
    (69)《徽县党的组织情况》(1946年1月29日)，《徽县地下党》，第65页。
    (70)《徽县党的组织情况》(1946年1月29日)，《徽县地下党》，第64页。
    (71)《甘肃省1940年以来党的工作》，《甘肃党史资料》第5辑，第431页。
    (72)徽县党酝酿时，周少珊等组织过“维梓团”，以维护地方利益的面目出现，地下党成立后，在伏家镇小学重建了这一组织。吴治国回忆：“1939年，在伏镇小学的学生中又组织了‘青年维梓团’，其目的是掩护党的活动，一旦有问题，就让‘维梓团’出头承担，不使暴露党的组织。”(吴治国：《徽县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及其斗争概况》，《徽县地下党》，第181页)“维梓团”有“进步青年，也有绅士阶层”(山炯堂：《徽县地下党的组建发展及其活动》，《徽县地下党》，第197页)，符合甘肃地势偏远、地方力量及观念强盛的特征，以维护乡邦利益为号召，是一个极具弹性的组织。既可以作为地下党发展的预备，又可为党起到掩护作用，同时还有包容各方力量的统战功能。
    (73)山炯堂：《徽县地下党的组建发展及其活动》，《徽县地下党》，第198页。
    (74)《甘肃省1940年以来党的工作》，《甘肃党史资料》第5辑，第431页。
    (75)《甘肃省1940年以来党的工作》，《甘肃党史资料》第5辑，第431页。
    (76)《西北局讨论甘肃工作的记录》(1946年12月8日至11日)，《徽县地下党》，第99页。
    (77)《徽县党的组织情况》(1946年1月29日)，《徽县地下党》，第64页。
    (78)罗克勤：《回忆刘中仁先生在徽县》，《徽县文史资料》第40辑，徽县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1990年编印，第18页。
    (79)孙莅亭：《乱世清官——刘中仁先生徽县从政纪实》，作者1993年编印，第19页。
    (80)梁晓明主编：《徽县志》，第994页。
    (81)吴治国：《徽县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及其斗争概况》，《徽县地下党》，第182页。
    (82)葛维西：《徽县地下党组织的主要活动》，《徽县地下党》，第187页。
    (83)《徽县初步调查》(1949年6月9日)，《陇南地下党》，第228页。
    (84)刘中仁：《我在徽县的回忆》，《徽县文史资料》第8辑，第26页。
    (85)陈诚写给妻子的家书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言论：“我每次回想，我只能算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镖客，保护他们来剥削民众；自己的弟兄连饭也没得吃，衣也没得穿，而且他们这群东西，把三民主义当作民脂民膏民命来吃。”《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第125页。
    (86)《彭嘉伦关于兰州工作报告》(1937年9月23日)，《甘肃党史资料》第2辑，第27页。
    (87)《对于各地党政报告及党政工作检讨提示之意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15页。
    (88)《促进宪政实施之各种必要措施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32页。
    (89)《现阶段的党务方针》(1947年3月23日)，《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1111页。
    (90)《现阶段的党务方针》(1947年3月23日)，《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1104页。
    (91)刘申仁：《我在徽县的回忆》，《徽县文史资料》第8辑，第27页。
    (92)山炯堂：《徽县地下党的组建发展及其活动》，《徽县地下党》，第198页。
    (93)刘中仁：《我在徽县的回忆》，《徽县文史资料》第8辑，第23—24页。
    (94)《限期完成地方自治确立宪政基础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885页。
    (95)刘中仁：《我在徽县的回忆》，《徽县文史资料》第8辑，第24—25页。
    (96)吴治国：《徽县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及其斗争概况》，《徽县地下党》，第184页。
    (97)关于清官的产生及其在社会政治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和境遇，黄仁宇在其《万历十五年》第五章《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5—140页)中有非常精到的描述，本文遵循了他的观察。当然，由于时空环境的不同，刘中仁面对的复杂情势，有些已经超出海瑞可以理解的范畴。
    (98)《徽县初步调查》(1949年6月9日)，《陇南地下党》，第227页。
    (99)《共产党在陕西》，《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1—1942)》，第239—240页。
    (100)《陇南各阶层对我党反映》(1949年1月10日)，《陇南地下党》，第219页。
    (101)《江西工作近况》(1928年7月)，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102)《徽县工作报告》(1946年11月17日)，《徽县地下党》，第94页。
    (103)《甘工委对徽县党的工作现状及新的布置》(1946年11月)，《徽县地下党》，第98页。
    (104)《徽县工作报告》(1946年11月17日)，《徽县地下党》，第94页。
    (105)《徽成党的材料》(1948年7月)，《陇南地下党》，第213页。
    (106)《徽县初步调查》(1949年6月9日)，《陇南地下党》，第234页。该调查成稿于1949年6月，系根据1946年12月、1948年7月、1949年5月几次谈话记录整理。调查者不详，从其中对许多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不甚了了看，应是一般地下党人。
    (107)《向甘工委的工作汇报》(1948年9月3日)，《徽县地下党》，第124页。
    (108)《徽县第一次党代会材料》，《徽县地下党》，第176页。
    (109)《徽县分区各县情况及地下党情况简单报告》(1949年8月11日)，《徽县地下党》，第165页。
    (110)《甘肃工委关于陇南工作给西北局报告》(1949年6月15日)，《天水党史资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下，第137页。
    (111)《西北局讨论甘肃工作的记录》(1946年12月8日至11日)，《徽县地下党》，第99页。
    (112)《甘肃工委关于陇南工作给西北局报告》(1949年6月15日)，《天水党史资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下，第137页。
    (113)《孙作宾给西北局的信》(1949年6月15日)，《陇南地下党》，第226页。
    (114)《甘工委对徽县工作的布置》(1948年4月30日)，《徽县地下党》，第120页。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