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并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实践，是推动中国史学进步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最受国内史学界关注的当代西方史学趋势莫过于新文化史。但学界知之甚少的是，早在1988年，已故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田汝康先生，就已在新文化史方法与中国史研究的结合上做出了重要的开拓性探索，而与国外史学前沿相一致。
    关 键 词：田汝康 新文化史 人类学
    作者简介：周兵，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说起新文化史，自然而然想到的是欧美史学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兴起的史学新潮，其影响之大以至于在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里成为当代西方史学中最显著的一个现象。在国内，一般把它看作是一个完全外来的历史理论和方法。近些年来，不论是海外汉学界还是国内史学界都开始日益关注起新文化史这一史学前沿并将之运用到中国史研究的实践当中，其中自然不乏上乘佳作和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但也有一些研究在方法的使用上显得生硬造作、流于模仿，未能真正对国外史学理论兴起背后的理论渊源以及被运用中的学术背景做充分的了解，也没有对中国史课题在史料、文献上与西方历史研究之间的差异有足够的认识。此外，不少国内史学研究者在本身的知识结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的准备上仍还不够，尤其是在跨学科的研究能力上尚有亟待加强的地方。一些对引入新文化史心存疑虑的批评往往也是因此而发的。
    当然，对于新文化史与中国史研究相结合的可能及其前景，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这在今天的学界已是一个普遍的共识。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这种可能更加可行？如何使这一前景结出丰硕的成果？笔者试图以一位中国世界史学界的前辈学者，已故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田汝康先生(1916-2006年)为例，来说明这种可能确实是可行的，而且他和他的研究成果在国外史学界也早已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如果我辈后学能够循其轨迹而继续努力的话，未来的前景自当可期。
    (一)
    田汝康1916年出生于昆明的一个大家族，家学深厚，自小受到了良好的中英文学术熏陶。①1935年中学毕业后考取北平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学习教育心理学。两年后，因“七七事变”爆发，学校停课内迁，田汝康随难民潮辗转回到了昆明。在昆明期间，他先是暂时在当地一所中学任教了一年，然后很快便复学回到了内迁昆明的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②根据当时西南联大的学制，该系属于文学院，学生还需另修读两门课程，结果田汝康选修了“劳工问题”和“社会学”，这两门课对其日后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时在西南联大主持社会学课程的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吴文藻，不过在田汝康入学不久，吴文藻即携妻子冰心离开昆明去了重庆，接替其教学的是另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根据田汝康的回忆：“当时选修这门初级社会学的学生不多，上课是在费(孝通)教授的家里。谈话轻松，随问随答，这种教法很有启发。”③由这门课开始，田汝康不仅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研究兴趣，也与费孝通结成了终身的师生关系。
    1939年，当时还是大学三年级在校学生的田汝康便受费孝通之招，参加了在吴文藻和费孝通倡议下由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和燕京大学合作创办的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的工作。这个工作站主要致力于运用国外的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在当时的中国进行实地的社会调查研究，由于设立在呈贡大古城村的魁星阁，因此又被称为“魁阁”。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科最早的一代学者，除了吴文藻、费孝通之外，还有如陶云逵、许烺光、张之毅、史国衡等人。④当1940年田汝康自西南联大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之后，他并没有像他在哲学心理学系的同学殷海光那样继续从事哲学或本专业的心理学研究，而是义无反顾地转投费孝通门下，留在“魁阁”担任助理研究员。自此至1945年为止，在“魁阁”工作的五年期间，作为“魁阁”重要成员之一的田汝康，参加了由吴文藻和费孝通主持的一系列重要的社会调查工作。
    正式加盟魁阁不久，田汝康完成的第一项课题是与史国衡一起在1940年夏天前往昆明的一家纺织机械厂做实地调查，“他们俩一个负责调查‘劳工’，一个重点调查‘女工’”。⑤1943年，他们的研究报告以史国衡主著的《昆厂劳工》为题正式发表，1944年在美国访问的费孝通发现该书与哈佛大学正在进行的西屋电气公司霍桑工厂调研项目相辅相成，故将其翻译成英文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⑥田汝康所做的关于女工的调查报告均作为附录，附于史国衡的中英文书后发表。这是田汝康所做的第一项独立的社会学调查，他在书中特地提到，这项研究的目的旨在“抛砖引玉，我们日夕盼望有人能继续这个研究，作一更深刻和详尽的分析，使大家能明了女工的问题是怎样的一个重要而极有兴趣的问题”。⑦
    结束昆明的调查工作不久之后，田汝康便在1940年前后进行了第二项调查工作：前往云南西部的边陲小镇芒市，深入边远的傣族山寨——那木寨(又名纳木寨、那目寨等)，进行了长达十个月的细致调查，研究芒市傣族(原称“摆夷”)的重要宗教活动“摆”。1941年，他发表了《摆夷的摆》一书，导师费孝通亲自为他刻写了油印本，之后于1946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以《芒市边民的摆》为题正式出版。田汝康在芒市傣寨的考察和研究，带有鲜明的人类学特点，费孝通将之定义为一种“宗教人类学”的探索，“他(田汝康)从那目寨的实地观察出发，将‘非摆’的实利主义特征与傣族生活实践中的社会分化事实联系起来，同时，他认为，‘摆’是克服社会分化的宗教手段，对傣族来说，是一个涵盖和克服内部差序的体系”。⑧
    费孝通在为该书正式出版所写的“序言”中对田汝康的研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汝康在这本书中就把人类学经过了几十年所获得的方法和概念，用具体的例子，介绍给了我们国人。他不但介绍了人类学中最近的成绩，而且也是第一个人用这些方法和概念来实地研究我们自己国内的宗教活动。这是他的处女作，希望他还能继续努力，扩大完整体系的研究范围，完成人类学者尚没有做成的工作。”⑨当代中国的人类学研究者，也注意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者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的开拓性贡献，王铭铭即对费孝通与田汝康师生的学术成就评论指出：“他(田汝康)的这项研究不仅拓展了费孝通在禄村的研究中提出的‘消暇经济’概念的文化视野，而且……为我们指出了‘边民’异文化的研究能为汉人本文化研究开拓的跨文化对话空间。”⑩
    如同前文中费孝通所期许的那样，田汝康追随着费孝通的脚步在人类学的领域继续求索。1945年，田汝康考取了抗战后第一批公费留学的资格，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师从于著名的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经过三年多系统的人类学训练，田汝康以《芒市边民的摆》为基础修改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11)1948年，田汝康获得英国殖民地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British Coloni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奖学金资助，前往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地区进行实地调查。(12)当时与他同行的还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的其他四位英国同学，包括后来著名的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等人，田汝康负责的主要是对当地华人社区的研究。(13)
    在沙捞越一年多的调查研究最终诞生了一部经典的人类学著作——《沙捞越的华人》(The Chinese of Sarawa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于1953年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正式出版。此书不仅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沙捞越华人社会的专著，也是最早的有关海外华人社会的一项人类学研究成果，在海外华人华侨史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的地位，至今仍然被奉为经典之一。
    1950年，田汝康放弃了受聘海外大学的机会，毅然回到了中国，先是任浙江大学人类学教授，后于1952年在院系调整后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直至退休。在这一阶段，除了“文革”中因所谓的“历史问题”受到冲击迫害之外，其大部分时间都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出现的，相关的研究也基本集中在历史学的领域。(14)
    (二)
    1952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田汝康37岁，正值壮年。他拥有深厚的传统学术功底、突出的外语能力和海外留学的经历，接受过系统深入的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教育和训练，有着丰富的田野调查的实践经验，并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均已有了崭露头角的开拓性成果，然而，却阴差阳错地开始了历史学的研究生涯。这种特殊的学术经历和背景，为田汝康此后在历史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他的历史视野和兴趣广泛，在研究领域上跨越了多个方面，其前期的研究重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古代海上交通史和海外华人华侨史；二是围绕杜文秀事件的考释所展开的云南民族史及近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三是在西方史学史研究中对国外史学前沿的译介。而在后期，则更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尤其是如本文题中所指，在运用新文化史于中国史研究实践中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田汝康对于中国古代航海史及海外华人华侨史的关注，一方面是与在沙捞越对海外华人社区所做的田野调研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个人研究兴趣转变之使然。据其自述，他在1947年前后便已将兴趣逐渐转向历史研究，产生了研究中国古代帆船和贸易的想法，并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搜集相关史料。(15)
    20世纪50年代，来到复旦大学历史系后的田汝康开始专注于这一方面的研究。1956年发表的第一篇相关的论文《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便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产生了广泛的回应，“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日本、新加坡和中东国家连续出现了一些讨论中国帆船在世界各地区情况的专著”。(16)这一学术评价，时至今天仍然常常为国外学者所称道。荷兰历史学家包乐史在他最近的一部书中便这样写道：“早在五十年前，中国历史学家田汝康便首先注意到了十七和十八世纪期间中国帆船贸易在东南亚的重要地位。此后，其他历史学家才认真关注到这一近代早期航运网络的各个不同方面，于是乎逐渐开拓出新的研究路径。”(17)
    在这篇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论文中，田汝康认为，较之于欧洲近代的航海技术，“古代中国帆船在制造技术上是极先进的”，并且很早便开始活跃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活动当中，“中国帆船远航东南亚各国甚而超越印度洋远达红海地区的时间最迟应在五世纪前后”。中国帆船贸易最为繁荣的时期，当属16、17世纪，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一阶段“中国工商业曾获得空前的发展，相应地国外贸易业有一定的增长”；与同期在东南亚地区活动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英国的商船相比，在航运和商业上“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海面上确是占有领导的地位”；进入18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帆船业的发展才逐渐出现了停滞和衰退。(18)
    1957年，他的第一部历史学专著《十七—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出版，进一步奠定了田汝康在这一领域的权威地位。20世纪80年代初，剑桥大学出版社甚至有意约请他撰写一部《中国帆船史》，但因与其他研究计划冲突而被暂时搁下。
    研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的贸易活动，自然要涉及在这些地区生活的华人华侨。田汝康在他此后的多项研究中涉及南洋海上贸易和东南亚华人史的诸多重要论题。在晚年寓居昆明期间，田汝康还曾计划撰写一部《东南亚华侨史》，可惜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终未能完成。
    此外，身为云南人的田汝康也对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曾经激烈争论的有关“杜文秀外交关系”的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直接参与了对这一历史疑案的平反、辨误工作。早在1963年，他便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一文，运用大量一手的外文史料，对当时盛行的“叛徒说”、“卖国论”提出了质疑。但慑于当时极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他给出的只是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是“为了提防挨整而故意在这篇文章中留下一漏洞，以便将来能为自己辩护”。(19)
    “文革”后，田汝康再次利用出国访学的机会收集、补充史料，对这一课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经过细致的考证，他于1981年在云南《民族学报》上发表了重要论文《杜文秀对外关系以及刘道衡“使英”问题的研究》，“从而彻底洗刷了杜文秀的罪名，震动整个学术界”。(20)此外，田汝康还在此前后，在国外发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21)对此，有研究者感叹其学风史德并总结道：“这样，田汝康先生对杜文秀历史疑案的研究和最后澄清，经历了近30年的时间。论文的写作，从1962年初稿动笔，到1981年在澳大利亚宣读定稿，其间也经历了20年的时间。在数十年的时间中，先生追求真理锲而不舍，治学行文严谨求实，其学术精神和学术品质极为纯粹，也由此确立了田汝康先生在国际学术界的声誉和地位。”(22)
    田汝康史学成就的第三个重要方面，乃是参与国外史学理论的引介工作，这主要体现于其与金重远合作选编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一书。(23)这本在20世纪80年代流传甚广、对介绍现代西方史学理论产生过积极影响的小书，缘起于1961年高教部为组织编写外国史学史教材在上海召开的编写会议，(24)会议对外国史学史学科进行了重要的规划，做出决定：由耿淡如先生主持编写《外国史学史》、田汝康先生负责编译西方史学流派的资料。前者因耿淡如先生患病而被搁置，而后一项工作则在田汝康的认真编选和精心组织下，在1964年即已基本完成了翻译工作。然而由于“文革”，书稿被束之高阁。所幸在“文革”结束后，书稿被重新找到，又再经金重远先生的校订和补充，于1982年正式宣告出版，成为新时期国内学界了解西方史学前沿理论的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即便在今天，从当时所选译的篇目中，仍可看到诸位前辈学者精到深刻的历史意识和扎实严谨的学风与文风。
    “文革”结束之后，田汝康长期受到压抑的学术生命一下子恢复了活力，并变得非常活跃，他不仅在国内积极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参与中国华侨史学会、中国社会学学会的学术活动和领导工作，更利用长期的出国交流和访学机会，在许多国外知名大学担任访问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可以说，他是上世纪80年代在海外学术界最活跃和知名度最高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历史学家之一，另一位可以给予如此评价的历史学家，是已故的北京大学教授张芝联先生。
    (三)
    除了前文所提到的有关研究成果之外，田汝康还有一部重要的论著更引起笔者的注意，也最能够体现他多学科(尤其身兼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长)的学术背景，这就是1988年他在72岁时用英文发表的《男性的忧愤与女性的贞节》(Male Anxiety and Female Chast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Ethical Values in Ming-Ch'ing Times)一书。
    该书主要讨论中国明清社会父系制度下女性(尤其是寡妇、烈女)自杀数量骤增的特殊现象，他写道：“本研究旨在证明道德、法律、宗教及其他文化因素对于女性在婚姻上恪守忠贞所具有的作用，并着重于明朝后期与这种观念习俗相关联的寡妇和未婚少女自杀人数急剧增加的历史背景之上。”(25)在这本书中，田汝康进入到一个他之前从未涉足过的研究领域，研究聚焦明清(尤其是明朝中后期)中国社会(重点关注安徽徽州、福建泉州和漳州三府)，拓展到了妇女史研究的新领域，在资料上使用了大量的地方志史料，其中主要的有166种之多。据说，当年“荷兰莱顿大学的著名汉学家许理和(Erik Zurchor)询问他讨论那些自杀的明清时期的妇女的资料来源时，田先生极为坦诚地回答，‘来自几百种明代方志和上千种清代方志’。这样的回答体现了一种学术的自信，这种自信完全是建立在田先生爬梳图书馆资料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真正一本本地去阅读的基础上”。(26)
    尽管对于所要讨论的问题和领域并不是田汝康原本之所长，但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上，却显示出极强的创新特点，尤其体现了他的多学科背景，即从心理学和人类学角度向历史学的切入。有关古代妇女节烈问题的研究在学界并不鲜见，尤其在“五四”时期曾经集中对传统的贞节观念展开了批判，并且早有史家根据《古今图书集成》等文献对历代节妇烈女的数据进行过统计，(27)对于明清乃是中国历史上贞节观念最强的时期甚至几近宗教化的论断，也是学界一般的共识。不过在探寻这种贞节观念出现的根源时，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明清两代盛行的以明代尚死烈清代倡守节为特征的要求妇女接受的贞节道德，主要是出于齐家治国的伦理需要，而不是由于对人欲特别是妇女欲望的控制。国家、社会、家庭共同在贞节道德方面塑造妇女，妇女也在接受塑造、适应需要而牺牲自我以成全家国。”(28)
    而田汝康的观点却大不一样，在研究中他认为：“更准确地说，本研究显示，在明代中国妇女自杀人数的急剧上升，在表面上是为了遵守婚姻的忠贞，但也与当时代的道德、法律、宗教和其他文化因素有关，并且直接与经历科举考试落第之痛的男性文人数量的增加有着直接的关联。就后一方面而言，女性的自尽是男性的焦虑忧愤通过一种道德替代的心理机制与其明确关联在了一起。通过称颂那些忠诚地遵从普遍道德规范的妇女们的痛苦和烦恼，男性认为他们自身也在分担道德义务的实现，并在事实上也把这种美德向其自身的转移也看作是同样符合道德规范的。这样一种机制就使得他们可以享受与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相一致时的满足感，而同时又可以免除严格附属更加严格要求的道德义务，以及免除社会或道德压力导致的挫折或焦虑。除此之外，再无别的解释可以解释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会满怀喜悦和兴奋的心情观看一个女子上吊自尽这样令人痛苦的场面。于是乎，男性的忧愤与女性的贞节被联系在了一起。”(29)
    对于此书，有评论认为，“这是一部完全根据史料写成的一部有着人类学意味的著作”。(30)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里，田汝康一直辗转在西方许多著名大学访学，同海外学界有着非常密切的接触和交流，也亲身经历并参与了那一时期西方史学正在发生的以新文化史兴起为代表的“文化转向”。田汝康的人类学背景为他参与这一进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便专门谈到，对于文化史家而言，人类学最主要的价值在于“它帮助他们第一次去注意并理解过去的‘他性’(otherness)。其他文化的知识不仅是从相对的角度提供的帮助，而且也是一种互补的去熟悉化(defamiliarization)和再熟悉化(refamiliarization)的过程。一方面，关于其他文化的知识帮助历史学家认识到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也可能是存在问题和需要解释的，从而避免了所谓的‘内在盲目性’(home blindness)；另一方面，它帮助我们解决了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的问题，通过将之置于一个比较的语境中来‘捕捉他性’(capture otherness)。”(31)此外，田汝康还敏锐地注意到将这项研究与妇女史、心态史等历史学新领域结合在了一起。于是乎，在新文化史兴起的大背景下，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历史学家率先将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与中国史研究实践结合在一起，而其人类学背景和在历史研究领域的积淀，使他比起其他许多中国史研究者来说能够更好地把握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也为中国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如何更好地借鉴新文化史进行中国史研究的成功范例。
    《男性的忧愤与女性的贞节》一书中开拓性的观点，为后来的学者研究明清妇女贞节问题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明清节烈妇女问题的研究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妇女史和社会文化史领域的热点之一。(32)海外汉学界也对这部英文出版的中国妇女史著作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当时的书评虽然一时不能完全接受田汝康所提出的观点，但也承认“男性的忧愤毫无疑问是认识明清时期男性对待妇女态度的一个关键，但仅仅强调科举考试是造成这种焦虑的唯一原因似乎并不得当，诸如经济增长、社会流动和地位等问题也许更应予以关注”。(33)事实上，评论中有所保留的意见也是同当时西方学界对于刚刚出现的新文化史的基本态度是相一致的。书评作者保罗·若普(Paul Ropp)后来在与其他学者合著的研究明清妇女节烈问题的专著中，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田汝康的部分观点。(34)此外，田汝康的“男性忧愤”概念也被一些史家借用于对中国文化史的分析中，如艾尔曼关于明清科举考试的文化史考察。(35)
    近些年，我们在介绍和引入海外新文化史的过程中，遗憾的是并未注意到田汝康早在1988年即已开拓的这项研究成果，其实像他这样能够身兼人类学与历史学两门学科之长的历史学家即便在西方也是不多见的。在国内学界，由于他的不少著作是以英文发表在海外，国内没有中文译本，随着他在上世纪90年代正式退休后因身体原因渐渐淡出学界，史学界对他的了解反而渐渐少了。(36)希望本文能够借对史学前辈曾经作出的重要学术贡献的重新认识而给今天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一些启示，为我们在现时代更好地推进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历史研究的结合提供有益借鉴的作用。
    最后，谨以此文纪念田汝康先生。(37)
    注释：
    ①王爱国：《谁为杜文秀平了反——为田汝康先生逝世两周年而作》，《回族研究》2009年第1期。
    ②当时西南联大的哲学心理学系原属于清华大学理学院，因当时这两个学科的学生较少，故将心理学与哲学合并为一系，最初学生只有两位，除了田汝康之外，还有殷海光；教授中包括汤用彤、金岳霖等。
    ③房汉佳、林韶华：《中国爱国学者田汝康教授》，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总部研究与资料中心,2004年，第53页。
    ④参见潘乃谷、王铭铭：《重归“魁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谢泳：《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⑤傅德华、于翠艳：《“魁阁”的重要成员田汝康先生》，《近代中国》第二十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第126页。
    ⑥史国衡：《昆厂劳工》，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年(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再版)；英文本为China Enters Her Machine A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⑦史国衡：《昆厂劳工》，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73页。
    ⑧王铭铭：《继承与反思——记云南三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的“再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⑨费孝通：《序言》，田汝康著：《芒市边民的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⑩王铭铭：《继承与反思——记云南三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的“再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1)T'ien Ju-K'ang, Religious Cults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Shan States of the Yunnan-Burma Frontier(London, 1948/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12)Alan Macfarlane, "Tien Ju-Kang interviewed at his home in Kunming, China," filmed by Xiaoxiao Yan, http://www.alanmacfarlane.com/DO/filmshow/tien_fast.htm.
    (13)其他几人分别是William Geddes、Derek Freeman、Stephen Morris，其中田汝康因在1949年10月1日参加古晋当地华人举办的新中国成立茶会，而被当地殖民政府驱逐出境，遣返回英国。房汉佳：《田汝康博士旧照片》，马来西亚古晋《国际时报·风下副刊》第526期B,2006年10月15日。参见http://www.intimes.com.my/yeo-html/yeo526b.htm。
    (14)田汝康晚年还曾积极参与中国社会学学科的重建工作，于1979年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后，被推选为第一副会长，当时的会长正是他当年的恩师费孝通。他也参加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重建筹备工作，1988年该系恢复成立后，受谢希德校长任命担任第一任系主任。
    (15)房汉佳、林韶华：《中国爱国学者田汝康教授》，第157页。
    (16)田汝康：《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前言，第1页。
    (17)Leonard Blussé, Visible Cities: Canton, Nagasaki, and Batav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America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14.中译本见包乐史著，赖钰匀、彭昉译：《看得见的城市：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沉浮录》，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80年。
    (18)田汝康：《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第2、4、19页。
    (19)房汉佳、林韶华：《中国爱国学者田汝康教授》，第246页。
    (20)马颖生：《杜文秀历史疑案真相大白于天下——我国史学界50余年讨论杜文秀对外关系问题评述》，《回族研究》2009年第1期。
    (21)1980年，田汝康在澳大利亚参加学术会议并宣读了其最新的关于杜文秀研究的论文；1982年，经修改补充后以《杜文秀使英问题辨误》为题，发表于日本《东洋文库研究部年报》(总第40号)，这也是东洋文库40年来首次发表外国学者的学术论文；该文后收录于田汝康著：《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
    (22)王爱国：《谁为杜文秀平了反——为田汝康先生逝世两周年而作》，《回族研究》2009年第1期。
    (23)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24)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大学的张芝联，武汉大学的吴于厪，南京大学的蒋孟引和王绳祖，中山大学的蒋相泽，杭州大学的沈炼之，华东师大的王养冲和郭圣铭，复旦大学的耿淡如、田汝康和金重远等人。
    (25)T'ien Ju-K'ang, Male Anxiety and Female Chastity(Leiden: E. J. Brill, 1988)xi.
    (26)(30)赵旭东：《不应被忘却的灵魂——忆田汝康教授》，《中华读书报》2007年8月17日。
    (27)董家遵：《历代节妇烈女的统计》，《现代史学》3卷1期(1936年)。
    (28)杜芳琴：《明清贞节的特点及其原因》，《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29)T'ien Ju-K'ang, Male Anxiety and Female Chastity, xiii.
    (31)Peter Burke, "Historians, Anthropologists, and Symbols," Culture Through Time: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ed.)Emiko Ohnuki-Tierne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270.
    (32)参见王传满：《明清节烈妇女问题研究综述》，《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33)Paul S. Ropp, "Book Review,"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83(Aug.1989): 605.
    (34)Paul Ropp, Paola Zamperini, and Harriet Thelma Zurndorfer, Passionate Women: Female Suicide in Late Imperial China(Leiden: Brill, 2001)10.
    (35)Benjamin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298.
    (36)田汝康先生所著《沙捞越的华人》、《男性的忧愤与女性的贞节》等英文著作正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组织翻译，预计将于近期出版。
    (37)2006年7月27日，田汝康先生在昆明逝世，享年91岁。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