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以近代长三角地区为中心，对打工妹群体的“制度适应”问题进行重新审视，认为作为劳动管理的重要手段，制度具有正当性、合理性，是维持工厂劳动良好秩序的基本保障。以往的研究受政治主导意识影响，一概加以否定，有失公允。但打工妹的“制度适应”并非完全的自觉行为，而是在外力强制作用下被迫接纳的“被适应”，认同感“不由自主”，很难实现“制度归属”的理想状态。这种适应过程，充满了辛酸与无奈。尽管如此，在制度的强制作用下，她们不得不告别往日散漫悠哉的劳作、生活样态，而成为符合制度要求的敬业、勤勉、文明、守时的“现代人”。从这方面说，制度适应也是一种文化适应。制度化的管理，使打工妹实现了自身的现代转型，而在“制度适应”的同时，饱尝虐待之苦和人格糟践的屈辱。这种两面性，正是打工妹“制度适应”过程中不由自主的“二律背反”。
    关 键 词：近代 长三角地区 打工妹群体 制度适应
    作者简介：池子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阜阳师范学院皖北文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劳动管理是任何工厂企业运行的制度保障。打工妹进厂打工，情愿与否，显然要转变其在田间的劳动方式，调适自我，适应工厂企业的“制度要求”。但是，在“制度适应”过程中，存在许多“障碍”，对其身心不能不产生影响。本文以近代打工妹云集的长三角地区为中心，对此问题略做考察。
    一
    “制度”是工厂企业运转的基本保障。制度一旦制定，就要求人们共同遵守，不能违背，这就使制度具有了指导性和约束性的特点。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的解释，“制度”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①。作为劳动管理的重要手段，制度又往往体现为劳动纪律，是劳动者必须遵守的秩序和规则。
    建章立制成为资方管控打工妹的不二法门。打工妹为了谋生，不得不接受强加的“制度安排”而受制于人。
    制度或劳动纪律，俗称“厂规”，贯穿于劳动过程的始终，涉及面较广，而且不同产业部门，规章制度的内容也有所不同。在打工妹云集的缫丝、棉纺、卷烟三大“优势”职场以及打工妹集中的其他工厂企业中，均有各具行业特色的“厂规”作为行事“规则”，以维持生产活动的良好“秩序”。如荣氏企业集团旗下的申新各纺织厂，都订有名为《服务约则》(包括《工人约则》、《服务规则》、《厂间约则》等)的厂规，其中申新九厂的《工人服务规则》更为系统，②不妨作为“个案”简述如下。
    申新九厂的《工人服务规则》分总则、工作、请假、工资、待遇、奖惩、解雇、复工、附则共9个部分、53条。“总则”13条，明确订立本规则的目的在于“使各厂工人服务有所遵循”，同时对工人的录用、“服务”事项提出基本要求，如“各工人在规定工作时间内不得暂离职守”；“各工人之职务，一经派定，不得擅自更调”；“各工人对于原料、成品、机械用具等均须加以爱护，不得故意耗费损伤，并不得携带出外”；“各工人工作、就膳、进出工场(厂)等，均应严守秩序，在放工时尤应依次听候搜检人员之检查”；“各工人一律不得携带违禁品、引火物品及非必需品进厂”；“各工人未经合法手续，不得任意怠工或罢工”，等等。这些规定，对资方而言，显然是极为重要的，也是合理的。
    “工作”方面的规则有8条，对工作时间等做了具体规定，即如“工作时间规定为十小时半……用膳及其他时间半小时(有特别规定者不在此例)”；“上工不得迟到，放工不得早退”；“在工作时间中，如有必要事故，非经请假绝对不得出厂”；“工作时间中不准会客”，等等。这其中，除工作时间外，其他要求并不过分。
    至于工资、待遇、奖惩、解雇、复工等方面的规定，也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1931年8月刘鸿生企业集团旗下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上海荧昌厂所订《工友规则》，也对包括打工妹在内的工友提出“制度要求”，如“工友进厂均须佩带入场证，否则得拒绝其入内”；“工友出厂应受本厂检查员之检查，违者作不服管理论”；“工友绝对不得携带引火物入厂及在工场(厂)内吸烟弄火”，等等。③这些规定，对工厂的规范化管理，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无论是纺织厂还是火柴厂，易发生火患，因此特别禁止引火物带入工作场所或在厂内吸烟弄火，体现出鲜明的行业特色。
    中国企业有章可循，外资企业也不例外。如英美烟公司系统的大英烟草有限公司制订有《烟厂工务管理暂行规则》14章23条，涉及“工人的雇用”、“工作时间”、“工人职责及纪律”、“健康疾病及死伤之抚恤”、“事假”、“工人福利”、“工作契约之终止”、“惩戒”等。④尽管外资企业的“厂规”在内容上与中资企业“厂规”不尽相同，但都强调了遵守规则的不可逆性以及违规所要付出的代价。
    “厂规”等各种规则，除了明确劳资双方权利和义务关系外，“明赏罚”为其中心内容，尤其是惩罚方面的规定，具体而微，成为一大“亮点”。如申新九厂的《工人服务规则》中，专门附有“工人奖惩细则”，规定工作时间内瞌睡、与人嬉笑、闲谈、争闹、吵嘴或疏忽工作者，上工迟到、放工早退或擅离职守者，就膳不在规定时间或场所者，要“各记小过一次”；不听主管人员之指挥，工作疏忽致损坏机件、用具、成品或耗费原料者，“轻者记大过一次，重者开除”；在工场内吸烟、饮酒或在厂内赌博者，在厂内打人或相打者，散播无稽谣言、妨碍工作秩序者，故意损坏公物者，盗窃公私物件查有实证者，煽动或要挟他人罢工怠工者，患花柳病、神经病或吸食毒品者，在一年以内记小过9次或大过3次者，“一律开除。其犯有刑事部分者更得听候警局或法院处置”⑤。
    从“罚则”的内容来看，无论是记过还是解雇的规定，虽然有的条款不免有些严厉，但绝不是没有必要，如果我们不抱偏见的话，完全可以认为这类规则具有正当性，是维持工厂劳动良好秩序的必要手段。过去的研究受阶级斗争的政治主导意识影响，一概加以否定，有失公允。值得注意的是，右的企业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明确规定，“调戏妇女者开除”⑥，显然对打工妹具有保护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资方劳动管理的手段不仅仅是“罚”，也需要有必要的激励机制。如申新九厂专门制定了“工人奖惩细则”，其中奖励范围包括：对于机械及工作法有发明或改良经厂方试验认为确有成效者特赏；遇有特别事故奋勇救护、保全员工安宁、厂方利益或冒险支持所司职务著有成绩者特赏；举发营私舞弊或其他危害厂方情事而经查实者，记大功一次或特赏；每半年考绩一次，凡工作优越或有特殊进步者记功一次；半年内不停工者记功一次；一年内无迟到、早退者记功一次，等等。奖励办法，包括“记功一次得奖给相当于其二日之工津”、“记大功一次，得奖给相当于其六日之工津”、“特赏由主管人员申请厂长核定办理之”等。⑦这种激励政策，有利于调动工人发明创造的积极性、爱厂护厂的主动性以及与厂方休戚与共的归属意识，而这恰恰是“企业文化”的主旨所在。
    确立规则，形成“一致”秩序，是“厂规”的目的诉求，其功能是不言而喻的。与孙武、克劳塞维茨比肩列坐的军事理论家若米尼尖锐地指出：“‘一致’可以产生力量，秩序可以保证一致，而纪律又是秩序的先导。如果没有纪律和秩序，是绝不可能取胜的”；“纪律紊乱，军心涣散……丧失秩序，各人的意志便不可能得到统一和协调一致。指挥官的命令已不能得到贯彻。任何想恢复战斗的行动都得不到执行，于是唯一的生路就是狼狈可耻地逃跑。”⑧军队管理如此，工厂企业的管理也无二致。尽管不同行业的“厂规”内容不尽相同，但都具有导向、规范和制约行为的作用，这对企业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
    二
    
    如哈耶克所说，“人不仅是一种追求目的的动物，而且还是一种遵循规则的动物”⑨。自愿地遵循一种制度，对其充分地接纳和依赖，就会形成“制度归属”。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适应”也应该是打工妹的自觉行为。而事实上，打工妹的制度适应过程，是在外力强制作用下被迫接纳的“被适应”，在这种情况下，认同感“不由自主”，很难实现“制度归属”的理想状态。
    平心而论，上述作为制度总汇的“厂规”，虽然有点“霸王条款”的意味，但并没有多少极端不合理的规定。但制度的制定是一回事，执行却是另一回事。检索文献资料，我们可以轻易发现，执行制度的过程充满了非人道的“霸气”和肆意妄为。这其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制度的执行缺乏“人性化”。如大中华火柴公司规定“工人进厂必须佩带入厂证，否则就不能进厂”。制度本身无可厚非，但不问青红皂白的“一刀切”，自然会引发对制度的抵触情绪。有资料记载：“工人往往因为换洗衣服，忘带入厂证，走在半路记起来，再回去拿，到厂就要迟到，不但不能进厂，而且还要受旷工等处分。如果遗失，就更糟了，要向考工科申请补发，迟发一天，我们就一天不能进厂，不进厂就没有工资。所以对工人来说这是极大的威胁。”为此，1934年上海荧昌火柴厂发生了“反对佩带入厂证的斗争”，人为制造劳资双方的对立，虽然抗争“并没有取得什么大效果”，不过也表明了“工人反对资本家专为压迫工人而订的规章制度的显明态度”⑩。缺乏“人性化”的管理，使“制度归属”大打折扣。
    二是不公平。制度面前应该人人平等，无亲疏远近之分。但制度的直接执行者即工头或领班，往往以“人情”(送礼之谓)多寡作为执行制度的“依据”。据史料记载，在上海英美烟公司的打工妹，如果对工头“不烧锡箔(即送礼纳贿)，就要找岔子”(11)。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情况也是如此，“一年三节要送礼，送了礼才好些，如果不送礼，就把牌子拿去，不让工作”(12)。如此等等，难怪工人中流行这样两句话：“人情逼似债，头顶锅子卖!”(13)在“人情”面前，制度就具有了“灵活性”，可以随意拿捏，由此造成厚此薄彼的客观存在，有失公平、公正。
    三是随意性。制度应该有一定的连续性，不能朝令夕改，随意更张。但在生产管理过程中，质量标准不一，一切以资方的利益为转移，“制度订下来后，质量不好要罚，产量不够要罚，质量产量标准由资本家随时订，他们就是这样来磨难工人”(14)。这种“随时”，正体现出制度执行的不连贯，加大了打工妹“制度适应”的困难。
    四是滥罚现象十分严重。这是打工妹最难以忍受的。各工厂企业都定有“罚例”，上海德大、厚生纱厂的“罚例”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罚例”包括“厂间普通罚例”(92条)、“清花间罚例”(3条)、“粗细纱间通行罚例”(4条)、“粗纱间罚例”(4条)、“细纱间罚例”(5条)、“摇纱间罚例”(12条)、“布厂罚例”(12条)，可谓名目繁多，计达132条，令人眼花缭乱。(15)打工妹集中的各行各业中，都有类似的“罚例”。如此“法网恢恢”，打工妹动辄“触网”、遭罚，势所必然。
    打工妹进厂打工，主要为挣钱谋生，采用罚钱的办法执行制度，可谓正中“要害”，难怪外国人评论说，在上海各纱厂中，“惩罚中国人最有效的办法，与其课以体刑，莫如处以罚金或减薪为愈”(16)。
    正因为罚钱切中“要害”，可以强迫打工妹“适应”制度，也因为“领班罚工钱愈厉害，资方就愈信任”(17)，助长了滥罚之风的盛行。在上海各纱厂中，“罚款之多，更为出人意表……可谓网罗四布，跬步触法”(18)。甚至“往往有的工人，做了一天(工)，工资还不够罚”(19)。
    尽管制度的执行缺乏“人性化”，不公平性、随意性和滥罚现象普遍化，尽管打工妹“对这些厂规极为痛恨”(20)，并进行有限的抗争，但为了生存，不得不屈从“制度”的安排。
    五是体罚、搜身等较之罚薪更为粗暴，更具有强迫性。无论在中资企业还是在外资企业，管理者都“有权”对打工妹“随意打骂”，(21)用肉体折磨的残暴方式使之适应“制度”，提高生产效率。在上海，各纱厂都派有专人巡视，“随时鞭打，以期加紧工作”(22)。在英美烟公司旗下的上海通北路烟厂卷烟部有5个工头、1个小领班、2个小爪牙，“工头中有个姓王的总拿摩温打骂工人最是厉害。卷烟车间80％的工人都遭过他的打”(23)。至于日商纱厂，对待打工妹“尤为残暴，打骂工人，调戏妇女，视为常事”(24)。据1959年一次退休工人座谈会的即席统计，80人中有74人“遭到过日本资本家和工头的殴打”，占92％以上，(25)令人触目惊心。
    在长三角地区另一工业中心无锡，虐待打工妹的现象较之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各厂管车虐待女工比比皆是”(26)。打骂已成“家常便饭”，而打工妹“为了保住饭碗，不敢反抗”(27)，忍气吞声，适应“制度”，以使自己的打工生涯能够持续。
    如果说体罚是从肉体上对打工妹进行折磨的话，那么普遍存在的搜身(抄身)制度就是对她们人格的肆意践踏。
    搜身作为一种制度，在打工妹集中的中外企业中都有明文规定，如1931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重申“各职工友外出，无论有无携带物品，守门警卫，认为必须检查时，不得违抗，以避嫌疑”(28)。又如荣氏企业的“厂规”规定“各工人工作、就膳、进出工场(厂)等，均应严守秩序，在放工时尤应依次听候搜检人员之检查”(29)。英美烟公司“厂规”也规定“一切工人每日离厂时，应受各处守门人检查”(30)。在无锡，1920年2月24日，警察当局批准了无锡丝厂资本家提出的对工人实行抄身制的要求，以此为发端，无锡丝厂开始普遍实行抄身制。(31)如此等等。搜身“制度化”，使这一举措具有了“合理性”、“合法性”。
    那么，为什么“搜身”?是因为普遍存在的偷窃现象。陈达在论及女工的缺点时，特别指出：“女工的心眼儿小，自私心太重，在纱厂方面，女工常常偷窃，如一块布一些纱，她们常常塞在身上带出厂门，这由于女工贪小利所致。‘女工被开除的原因，偷窃罪最多，几乎要占到80％’。”(32)
    搜身制面前，一视同仁，不管偷窃与否，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一刀切”，显然是对那些清白的打工妹的一种人格侮辱，即便是有偷窃行为，“心怀恶意”的抄身，也是对人格的肆意践踏。因此，无论制度本身具有多少合理性，但执行的过程则缺乏对人的基本尊重，遭到非议乃自然之理。
    体罚、搜身之外，打工妹甚至遭受更为严重的羞辱，如上海“丝厂纱厂中之女工，常被监工及厂中巡丁调戏，如有违拗，便遭虐待”(33)。尤其年轻貌美的打工妹，“更是经常遭受到不能容忍的侮辱和迫害”。有“许多女工，因为威逼不从，惨遭毒打，甚至被推入苏州河中，死于非命”(34)。类似惨剧，绝非个案。
    总之，打工妹经常是在“拷打、侮辱甚至于屠杀的痛苦深渊中挣扎”(35)。对打工妹而言，“制度适应”的过程，就是“灵与肉”遭受蹂躏的过程，是痛苦、屈辱的过程。
    三
    “厂规”等规章制度有合理性，固然也有值得进一步完善之处，而制度在执行过程中走样变形，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应该强调的是，制度的直接执行者，主要不是资本家，而是形形色色的所谓“工头”。滥罚、体罚、搜身等等，都由他们来实施，而且常常游走于制度之外，对打工妹施暴。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体罚。体罚乃“惨无人道，灭绝道德之事”(36)，为世人所诟病。体罚普遍存在于打工妹集中的中外工厂企业中，也是造成劳资纠纷的重要“激素”，在酿成的“工潮”中，打工妹不止一次发出“不准打骂工人”的呼声。(37)
    体罚给打工妹肉体上造成伤害，而搜身制度作为“旧中国资产阶级侮辱工人阶级人格的一种管理制度”(38)，则给她们精神上带来痛苦，打工妹发出这样愤愤不平的呐喊：“你看这种非人道的待遇是不是简直当工人是贼呢?就是个贼，我们没有确实的脏据，也不能够直接去搜查他们，现在用这样的手段来待遇工人，试问工人的人格，还有存在的余地码?”(39)另一方面，“贼喊捉贼”的现象并不鲜见，“偷走厂内财物的多半是一些小把头，资本家给他的赏钱不够时(事实上他们的贪婪是永远也满足不了的)，他们便想法偷走厂内的东西，而厂方失去东西却冤枉工人”(40)。为了发泄压抑的“冤屈”，打工妹也会想方设法捉弄“抄身婆”以示抗拒。有资料记载：“资本家侮辱工人，出厂门要抄身，不管大寒三九，寒风凛冽，都得脱开衣裳给抄身婆抄。女工们恨透了，便在口袋里暗藏小刀，刺得抄身婆直叫。”(41)
    以上事实也表明，工头的肆意妄为，往往造成劳资双方的对立，甚至酿成“工潮”，这是资方所不愿看到的。为此，一些有远见的资本家，试图改弦更张，改革工头制，以缓和劳资关系，增强打工妹对制度的认同感。这其中，无锡在1920年代开始的管理体制改革就引人瞩目。改革的过程持续了约10年时间，改革的基本内容，是以厂长—工程师制、生产劳动定员定额制、标准工作法、新式财会簿记制以及产品成本核算等一系列新的制度和办法，替代原来的以工头制为核心的旧式管理体制，实现向近代企业管理的转变。(42)改革固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都受到传统管理制度的干扰和抵制，无论是荣德生聘用汪孚礼在申新三厂的改革、程炳若邀请费达生在乾甡丝厂的改革，抑或南通大生纱厂由李升伯领导的“厂务改革”，都只取得部分成效，纱厂的领班、执事和丝厂的总管车等换成了工程师、技术员，工头却保留了下来。长三角其他企业的改革也是如此。直到1951年，在全国工矿企业开展了“民主改革”，才最后由班组长代替了工头。(43)
    改革不彻底，制度的直接执行者工头依然我行我素。打工妹依旧在“拷打、侮辱甚至于屠杀的痛苦深渊中挣扎”。尽管她们不止一次地进行过抗争，但多数情况下会选择“屈从”，与其说“适应制度”，还不如说适应工头更为贴切，或者说兼而有之。个体原因虽有参差，所谓“家家都有难念的经”，但综合起来看，不外乎以下几点：
    首先，生存的需要。众所周知，打工妹进厂务工，“经济压迫”为主要因素。(44)“要维持一家生计，就需要家庭成员中的妇女和儿童也去挣钱”(45)，否则，生活将难以为继。为了“两顿吃不饱的饭”(46)，为了谋得或保住饭碗，不得不“适应制度”。
    其次，僧多粥少，岗位有限，竞争激烈。在上海，“一闻有人招雇女工，遂觉勃然以兴，全家相庆，举国若狂，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于是相与连袂随裾，或行逐队以去……呼朋引类，无论小家碧玉，半老徐娘，均各有鼓舞踊跃之心，说项钻求，惟恐不能入选”(47)。在无锡，每次招工，“总有十分之七八不能入选得转回老家”(48)。打工妹深知，“她们的背后，都站着不少的候补者”(49)。能够进厂做工实属幸运，挨打受骂倒在其次。甚至为了保住饭碗，不得不克服“适应制度”的心理障碍，曲意巴结工头，违心地向工头“送人情”。
    再次，失业压力沉重。打工妹即便有工可打，心里并不踏实，因为“经常将近有二十倍或更多倍的产业预备军或候补者，在威胁他们，在向资本家招手”(50)。在劳动力市场经常是供过于求的情势下，打工妹面临沉重的失业压力，而资方却没有后顾之忧，所以“纱厂的惯例，开除工人是非常随便的，叫你走你就得走，毫无保障与代价的”(51)。事实也是如此，尽管打工妹小心翼翼，但经常有被借故开除者，而“如果有一个人解雇，则有很多候补者集到门口来，立刻可以补足缺额”，除非忍无可忍，“天天都在失业的威胁之中”的打工妹，一般“做梦也没有像欧、美企业中那样以同盟罢工来和公司对抗的事”(52)。难怪有人慨叹：“任何压迫强加她们，在这里总是这般平静。‘逆来顺受’变成她们第二天性了。”(53)
    生存的需要、就业瓶颈的难以突破、失业压力沉重，内在与外在制约条件，是她们难以承受之重，尽管有抗拒行动和抵触心理，但不得不“逆来顺受”，接受“制度”的安排，强迫自我，努力去“适应”。这种适应过程，充满了辛酸与无奈，但其正负效应兼具，对此不应漠然视之。对打工妹而言，在“厂规”的强制作用下，她们不得不告别往日散漫悠哉的劳作、生活样态，而成为符合制度要求的敬业、勤勉、文明、守时的“现代人”——“现代人的文化以都市文化为其特征，它有别于乡村文化”(54)。从这方面说，制度适应也是一种文化适应。适应新的职业规范，虽然障碍重重，但绝不是没有必要，“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严格的劳动纪律，针对性强的厂规约束，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农妇是无法胜任这种以机器为劳动工具，有组织、有分工、快节奏、高效率的生产劳动的”(55)。在制度适应中，打工妹浴火重生，实现了脱胎换骨的转型，其意义不可低估。
    总之，制度化的管理，使打工妹告别了往日的生产生活方式，实现了自身的现代转型，而在“制度适应”的同时，饱尝虐待之苦和人格糟践的屈辱。这种两面性，正是打工妹“制度适应”过程中不由自主的“二律背反”。
    注释：
    ①万俊人：《制度的美德及其局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②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17-721页。
    ③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鸿生企业史料》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8-299页。
    ④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29-1132页。
    ⑤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22-723页。
    ⑥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96页。
    ⑦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21-723页。
    ⑧若米尼：《战争艺术概论》，刘聪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61、82页。
    ⑨转引自“调研中国”四川大学调研团队：《失地农民社区治理中自治制度变迁与制度适应》，《南风窗》杂志社官方网站，http://www.nfcmag.com/articles/2657/page/3，2009年12月10日。
    ⑩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鸿生企业史料》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4-325页。
    (1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17页。
    (12)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14页。
    (13)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1页。
    (14)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63页。
    (15)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342-347页。
    (16)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364页。
    (17)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90页。
    (18)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518页。
    (19)朱邦兴、胡林阁、徐声：《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2页.
    (20)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鸿生企业史料》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00页。
    (21)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17页。
    (22)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217页。
    (23)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16页。
    (24)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225页。
    (25)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3页。
    (26)钱耀兴主编：《无锡市丝绸工业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8页。
    (27)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09页。
    (28)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96页。
    (29)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18页。
    (30)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30页。
    (31)钱耀兴主编：《无锡市丝绸工业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67页。
    (32)陈达：《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年，第519页。
    (33)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6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381页。
    (34)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8-219页。
    (35)朱邦兴、胡林阁、徐声：《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4页。
    (36)《民国日报》1921年12月27日。
    (37)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6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380页。
    (38)高景嶽、严学熙：《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02-503页。
    (39)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375-376页。
    (40)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92页。
    (4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0-131页。
    (42)严克勤、汤可可等：《无锡近代企业和企业家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0页。
    (43)穆烜、严学熙：《大生纱厂工人生活的调查(1899—1949)》，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7页。
    (44)陈达：《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年，第511页。
    (45)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第793页。
    (46)朱邦兴、胡林阁、徐声：《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6-47页。
    (47)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1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17页。
    (48)全国妇联妇运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第435页。
    (49)《星期评论》第48期，“劳动纪念号”第3版，1920年5月1日。
    (50)王亚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95页。
    (51)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1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724页。
    (52)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1243页。
    (53)全国妇联妇运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第436页。
    (54)R.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城市社会学》，宋俊岭、吴建华、王登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27页。
    (55)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6页。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