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训诂考据是中国的传统学问，自晚清以来，形成了具有实证精神的文献学和考据学。这种朴学治学方法和精神影响了一代学者。但是，这种方法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逐渐被抛弃，甚至受到批判，“以论带史”成为学术界普遍的方法；海外有学者也认为考据训诂不能提出重大原创性观点而轻视其用。王元化晚年对于这种粗疏的带有意识形态化的学风进行了批评，提倡“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在思想探索中运用具有学术性的研究和探讨，不拘于理论和体系的建立，并以自己的研究和反思而身体力行之，坚守“根柢无易其故，而裁断必出己意”。这种具有朴学特色的治学方法，骨子里上承汉学，下接清季朴学。它既与王元化的学术训练有关，同时也与王元化对于如何继承中国传统的观念有关。这种治学方法，贯穿于王元化的反思及学术研究之中，从而有助于形成具有王元化特色的思想史研究、思辨哲学、国家学说研究和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在海内外得到广泛的肯定。
    关 键 词：朴学 考证 治学精神 王元化
    作者简介：吴琦幸(1956-)，男，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文学博士，美国圣塔莫尼卡大学现代语言文化系教授，主要从事文化交流与传播研究。

    今人论王元化，均将他的三次反思作为重点论述，因为这可以说是王元化对当代思想学术界的卓著贡献。然而我要讨论的是，王元化在整个治学过程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重视考证史实，又不拘于文献掌故；在形成观点之时，既不轻易肯定，也不轻易否定；甚至在精心研究并形成自己的观点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经过了大量的资料搜集重新反思，勇于再次否定自己。这种实事求是之学风，骨子里上承汉学，下接清季朴学，也就是秉承了“求真、求实、求证”的传统，使他的学术成就高于当代的学者。
    一
    王元化从少年开始，就养成了一种好学深思的习惯。当年王元化才华横溢，喜欢读鲁迅的书和西方哲学。经过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5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的三次反思，到了晚年，王元化思想日趋成熟。他的治学方法，尤以他所常常提及的熊十力语“根柢无易其故，而裁断必出己意”的治学信念在同辈中得到尊敬。更重要的是，他不但反思自己过去的思想观点，从自己的身上看到历史投下的阴影，也不讳言青年时代的偏颇。基于此，他对于整个时代进行的反思就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他的这种反思，来源于他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当然，这种方法和精神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早期的名师传授、长时间孤独钻研国学，以及自己沉潜往复、从容含玩之后慢慢形成的。
    王元化承认自己在早年的研究中存在着机械化的倾向，这与当时的中国文学青年思想偏激有关，尤其是受到“五四”影响的知识人，容易受到极“左”的偏激情绪影响。这种偏激情绪，甚至左右了一代学人的治学方法。那就是：对于传统学问尤其是清朝乾嘉学派所提倡的训诂考证、实事求是之学的方法进行排斥和否定，甚至把它作为一种陈旧的学术加以扬弃。病中鲁迅的最后两篇文章是批评乃师章太炎转进国学、不事革命的态度的。他对于章太炎晚年删订年轻时候的革命文章并抛弃激进思想感到遗憾，称太炎“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①。此语除了强调革命比学术更重要以外，有暗讽章黄之学无用的意思：“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②王元化对鲁迅这种激进方式做过委婉的批评：“由《訄书》到《检论》，太炎诚然作过多次修订，这是由于他在不长的时间内经过了急骤的思想变化，而并不是由于他隐讳过去，示人以华衮。一位作者不愿让自己已经认识到的误失再在读者中间流传，这本是人之常情，但我们往往喜作过苛之论。”③王元化晚年对于学风浮躁、好搭建空洞的理论框架有很多批评。他在此曲折地批评了鲁迅的“过苛之论”，用意很清楚，章太炎晚年回归学术并没有错，在极“左”的倾向下对他做过苛之论反而不太合适。“五四以后，胡适倡导整理国故。他自称具有考据癖，人多说他继承了乾嘉学派。其实，他是反对讲究功夫的。他在逝世前不久口述的自传中，曾明白说到这一点。他认为只在细枝末节上用功夫是清人治学之病。此说风行后，违反胡适本人的愿望，遂开后世轻视考据之风。”④1949年之后，“钻进故纸堆”成为嘲笑一些不能跟着时代步伐向前的冬烘先生的语言。于是，从50年代之后，训诂考据一门渐近式微，而以论带史的治学方法充斥学界。王元化较早就指出了这一点的偏颇：“多年以来我们对乾嘉学派迄未作出应有的评价，我认为对乾嘉学派人物的思想上的评价尤为不足。目前有些运用新的文学理论去研究古代文论的人，时常会有望文生义、生搬硬套的毛病，就是没有继承前人在考据训诂上的成果而发生的。”⑤
    近代的训诂考证之法以清季朴学为最盛。朴学治学传统肇因于中国传统文献的数量和历史变迁。由于中国文献资料历史悠远，典藏浩如烟海；更由于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特点，使两千多年之前的典籍经过整理之后至今仍可作为信史阅读研究。从汉代开始以迄当代，历代学者考据古音古训，疏通古典典籍的真义，遂使一般人皆可理解古史，这在世界文化中是罕见的。但是从两汉之后到近世，典籍的真伪歧义纷出，地上和地下的文物交相互证，词义的多样性以及在长期的发展中衍变引申，以致历代学者对同样的文献典籍词义存在不少的分歧，对于古字古义作出不同的解释，甚至相反的义训。从汉代开始，就对先秦诸经从字形错讹、本意溯源以及史实考订诸方面进行了整理，出现了《说文解字》、《尔雅》等字书，为当时大规模的古籍注疏、还原古籍的原义起到了开源作用，更开启一代治学方法。到了宋代，思辨哲学和理学特别发达，时人在讲经时流于空疏，汉人提倡的“我注六经”转为宋学的“六经注我”，假经学为我所用，虽在思想见解上超越历史，但是其中不乏穿凿空洞。直到清季中叶，黄生《义府》、《字诂》出，于是重振汉学渊源，逐渐形成以求证、求实、求真为特色的创新学派——朴学，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后由姚际恒、江永、程瑶田、戴震、金榜继承发扬。朴学的传统继而在乾隆、嘉庆两朝蔚为大观，高邮二王父子、金坛段玉裁，均为一时之选。
    虽然朴学的早期学者专注于考证训诂，但他们治经不废宋儒。自戴震开始，摒弃宋儒的空疏缺陷，以汉学为研究的门径，每字必求其义，一字之义必本“六书”。通贯群经后方才下结论，使朴学治学方法集大成。后来者如王国维、章太炎、黄季刚、陈寅恪等，发扬这种治学精神，从而为创立中国独特的文献语言学奠定了基础。这种治学方法，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献出发，运用文献材料解决古代典籍的训释，即使抛开他们的具体整理古籍的内容，以方法论，也成为影响中国一代学人的思维方式。
    但是，由于这种方式细密繁琐，在1949年后往往被人讥讽，尤其是“厚今薄古，推陈出新”的号召也从方法论上影响了学术界、文化界，从而使这一学派在学术界、文化界更不受重视，包括陈寅恪、杨树达等当代的国学大师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冷落。王元化比较早地对于这个学派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他说，“乾嘉学派的末流失之于琐碎，但是其治学方法和作风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乾嘉学派偏重于家学和传承，这也使之形成严谨、朴实的治学风格。陈澧、朱一新对此做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批评了乾嘉末流的缺点和毛病。”⑥他对于这种学术风格和精神还是赞赏的。海外的部分学者对于这种拘泥于训诂考据的方法也不甚重视，甚至认为训诂考据无法提出重大原创的思想性问题，是一种解决材料问题的低层次工作。王元化对此作了相当深刻的批评和论述，将训诂考据提高到学术研究和思想研究同等重要的地位：“自然考据和提出重大原创的思想性问题不是一个层次(学术价值)。正如人的器官一样，有重要不重要之分，并不是所有器官都像头脑和心脏那么重要。但是不是因此就把一些不重要的器官都说成是骈拇枝指，可以加以摒弃呢？其次，你把考据训诂斥之为支离破碎，玩物丧志，这只是这项工作中的某种变例(正如提出原创性的重大问题理论工作中，有时也会存在没有价值的变例一样)，倘因此一律相绳，这是不公允的。第三，作为几千年留下的古代文献这份文化遗产，倘无前人，尤其是清代考据训诂工作，我们就无法读懂读通。就这一点来说，考据训诂是一项重要工作。”⑦这是我们了解到的第一个将传统的训诂考据作用提高到解决思想史问题，与提出原创性的重大思想问题相提并论。王元化对于1949年后的只重观点、以论带史的褊狭学风进行了批评，用朴学的治学精神作为坐标，他说：“解放后强调‘抓观点’，以论带史，甚至沦为以论代史。对于古籍，为我所用，各取所需，以致臆说妄断，据己意歪曲篡改原本成风。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考据训诂，还原古人本来面目，以便认清历史真相，就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了。”⑧他从中国现实生活中不讲科学研究方法、为我所用的方法影响了一代人的学风说起，认为这种学风也将会影响社会风气。
    二
    1937年，十七岁的王元化来到上海，后考入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攻读经济学。他的酷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亲，认为治学当以中国传统学问为基础，于是为他聘请了任铭善教授国学，精讲《说文解字》、《庄子》、《世说新语》等国学基本经典。任铭善曾师从钟泰、徐昂、夏承焘等国学大家，早年治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后专攻经学；长期从事古文献、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的研究和教学，著有《礼记目录后案》、《汉语语音史概要》等，与人合著《古汉语通论》。当时，任铭善正属于青壮年时期，学问根底扎实，他教王元化的时间不长，前后约一年光景，但是他们的教学属于一对一的私人授课，耳提面命，口耳相传，这正是传统训诂小学所要求的书院式教学方法。这种私相传授，听课的学生只有王元化一人，学生随时发问，老师即时解惑，有点像清末的私家传授，也有点像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中国研究生教育刚刚起步之时的高校研究生讲课方式。讲读《说文解字》自是任铭善的专长，他认真讲学，使王元化受益匪浅。王元化回忆当时听课的情形：“每次去他家，他都端坐在书桌前读书，从来没有闲散的时刻。在我和他的接触中，他似乎从未笑过。他教我的时间不长，前后约一年光景，给我讲授了《说文解字》、《庄子》、《世说新语》三门课程。《说文解字》是依序一个字一个字讲的；《庄子》用的是郭庆藩的集释本；《世说新语》则是他指定我自己读的。任先生讲课时全神贯注，声音洪亮，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他也是用同样洪亮的声音对我讲解。”⑨尤可注意的是，其中说到“《说文解字》是依序一个字一个字讲的”；而不是浏览一过，任由老师发挥，此为传统朴学的治学方法。《说文解字》是传统文字训诂的滥觞，也是研究国学的基本专著。任何一个小学训诂学者，莫不从逐字研读《说文解字》发端。行文至此，笔者不由回想起1977年师事文字训诂学家罗君惕教授研习《说文解字》的情景。彼时“文革”刚刚结束，喜好文字训诂的几位学子集中到素享盛名的罗君惕教授家中，也是由罗教授面授教学，逐字逐部首地讲解。对于学子来说，不仅学到了有关文字本义的说解，更学到了如何通过研读古代典籍的资料，对一些最基本的字义词义进行科学考证的方法。这种朴学所谓读书须先识字的治学方法，也是当年陈寅恪、黄季刚等朴学大师教授学生的基本功。年轻的时候学习掌握，浸淫其中，无意中可以影响一辈子。它的方法关键点就是先谈继承，后提新说，没有证据不能成论，切忌穿凿附会，勿以己之意强古人之难。这也是黄季刚对他的学生常常说的：“师古而不为所役，趣新而不畔其规。”⑩“训诂”被称为“小学”的原因，皆因训诂之学为人生治学基本之学之谓也。
    不过，当年的王元化还没有从他的文学理论转到传统学术，并没有完全成为研究学习任铭善的那一套训诂小学、文献语言方面的学者，但是这门传统学术给他开启了治学、思考的另外一扇重要大门，那就是治学必以小学始。越是到了晚年，王元化越是感到训诂考证的重要。他认为，只有重视中国的语言文字特点，才可能对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进行整理，去伪存真。他乐于担任上海古籍整理小组负责人，并领导筹划《古文字诂林》等重要小学类书籍的编纂，这与他早年就接触训诂考证的治学方法是有密切关系的。
    从任铭善习小学训诂之后，王元化并没有在纯学术、纯传统训诂的路上走下去，但他也没有放弃这种讲究实事求是治学之精神。他关心时事，热爱文学，当时他开始对文学理论产生浓厚兴趣，并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在一年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地下党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名活动家。我们把这一年的传统国学的教学，看做是王元化初次接触中国传统学说的起步，也为他日后的治学打下朴学传统的基础。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王元化追求真实的精神并没有将他完全带到盲从的道路上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于1942年发表之后，王元化感觉到其中讲到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提法与他自己的想法不一，于是二十二岁的他就在党内的学习会上提出自己的看法。(11)这种对于学问的较真，与其说是与他骨子里先人的楚蛮血统有关，不如说他本身习学到的一种疑义相与析的朴学治学传统在此刻发挥的作用。
    三
    真正使王元化登堂入室、领略国学典奥，并且接受比较系统的朴学传统教育的，是他的导师汪公岩。
    汪公岩，今人已经很少提及这个名字了。他在20世纪40年代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曾经是晚清广雅书院的高材生。广雅书院是张之洞创办的五大书院之一，位于广州，为贯彻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创办。第二任院长就是著名国学家、学者朱一新，汪公岩则是朱一新的高足。朱一新的唯一一部专著、在中国近代书院教育史中非常重要的《无邪堂答问》中有整整一卷就是回答汪公岩提问的内容。
    广雅书院的创办者张之洞是一个国学传统相当厚实的维新派人士，他的《书目答问》便是研究中国国学的基本入门书。清末的书院制度，在近代教育史上赫赫有名，可称真正的国学教育重镇。自乾嘉学派学者重考证、专训诂，以回避清朝的文字狱开始，学人就以经学研究为治学之本。其时出现了以惠栋、戴震领衔的经学考据流派，直到后来的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的“段王之学”，更将清代的朴学学风引为一个时代的治学风气。但是，当时仍存在重经轻史的风气，引来一代学人的讥嘲。江藩的《汉学师承记》中叹道：“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可见当时并无国学之名，只是强调“通儒”。当时的苏州、广州等学术重镇也成为培养通儒的中心，人才荟萃，门派纷起。当时的中国式书院，以苏州的紫阳书院、正谊书院以及广州的广雅书院最为学人景仰。苏州紫阳书院由俞樾主讲，正谊书院则由冯桂芬主讲，培养出一大批在后代有影响力的学者，例如吴大澂、陆润庠、潘祖荫、缪荃孙等人。而俞樾的学生章太炎成为当时的国学大师，黄季刚出自章的门下，并继承小学训诂、考据校雠之学，故后人称训诂考据之学为“章黄之学”。
    张之洞的广雅书院，虽也强调国学根底，但是与吴门学风略有不同。他创办广雅书院的宗旨，就是要革新学风，培养经世致用的通儒。当时广雅书院的课程分经学、史学、性理之学、经济之学和词章之学。经学，以能通大义为文，不取琐细；史学，以贯通古今为主，不取空论；理学，以践履笃实为主，不取矫伪；文学，以翔实尔雅为主，不取浮靡。广雅书院虽然有志于创新，开创之初，大致仍未跳出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直到浙江义乌学者朱一新出任广雅书院第二任院长时，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这对引导学生进一步了解西学，培养时务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汪公岩正是朱一新的高足，不仅旧学根底深厚，而且具有新学造诣。广雅书院除以《书目答问》、小学训诂作为基础之外，更重经世致用，即如何将训诂考据用于解读文献，文献又如何为当代所用，更见其已经开始纠正了江藩所说的重经轻史的风气。汪公岩从广雅书院毕业，浸淫其中，所受教育尤甚一般学子。
    1946年，王元化在上海写报纸短评文章惹出了一场官司，于是转而北上到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当讲师，教授大一、大二基础国文。他选了《文心雕龙》若干篇作为教材。对于一些传统学问和书籍，他自述：“我母亲叫我读，但我没有好好读。后来我请汪公岩老先生教我《文心雕龙》、《楚辞》、《文选》，他是教过宣统的，他涉及到的古书，我一窍不通。他讲，你不懂这些东西，中国文化没有法子懂。那么，这样我才转过头来，重新研究中国传统的东西。”“我向他问学时他已年逾七十，须发皓然，但精神矍铄。”“他不仅精通国学，而且于自然科学方面造诣极深，曾教授溥仪化学。当时父亲向他婉商，蒙他慨允。他授我《文心雕龙》、《楚辞》、《文选》等，使我终身受益。”(12)汪公岩比起任铭善来，旧学根底更加厚实，而其时王元化对于学习传统文化的要求更为迫切，因为他要研究的《文心雕龙》等古代文论经典著作，正需要深厚的国学根底来诠释。如果说当年的任铭善是给了青年王元化以国学基本常识的话，那么在汪公岩这里学到的已经是系统的朴学治学方法。直到六十年之后，王元化仍多次谈到汪公岩的国学给与他的教益。(13)
    2005年，85岁的王元化撰《说“伫中区”》一文。这篇以文字考据入手转而拈出文学理论的概念进行阐述的小文，是他不多的考释文字之一，同时也体现了王元化经常讲的将考据训诂用于实际解决问题的例证，是非常重要的。(14)
    该文始于对台湾徐复观批评钱钟书《管锥编》中笺释《文赋》的两句对文进行考释。徐复观说钱钟书将《文赋》中的首段“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连读为一句是错的，并且认为钱注中将意思解释为“在室中把书卷”也是错误的，并评论曰：“当时的书不是帛卷，就是简篇，很难拿在手上站着看。”为此，王元化考证“中区”一词中的“区”字，认为“区”释“屋”是可以成立的，并引了不少古训古释证明其义。但同时他又指出，“区”可以释为“屋”，并非所有的“区”都是“屋”的意思，而在这里，“中区”就不可以释为“屋中”，而是地理位置的区域的意思。钱注将两句并为一句，将“区”释为“屋”，就使原来易解的文句反而滞碍难通了。他引当时求学汪公岩的心得：“我在青少年时曾从公岩先生学此文，我觉得这段话是平易的、好懂的。‘伫中区以玄览’句，是说属文之道，首在对自然与人生的观察，以积累生活的经验。李善注谓‘中区’即‘区域之中’，乃是确解。只有立于区域之中，而不局囿于一隅，所见者才能全面，而不致陷于一偏。第二句‘颐情志于典坟’，这是属文之道第二个要旨。要写好文章，就必须钻研前人的典籍，从文化传统中培养自己的文学素养。”
    如此再回过头来看汪公岩所具有的背景，为王元化讲学的时间和意义就不一样了。王元化得到汪公岩的指点面授，对于中国传统学术开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研治方法上完全接受了传统朴学的考校古音古义之学，同时他又努力将这种方法用到他所进行的专业理论上去。当时的王元化已经认定了《文心雕龙》作为他的研究方向。其时，汪公岩教王元化读《文心雕龙》、《楚辞》，王元化回忆当时“讲《离骚》，全读古音，不看书，背诵如流”，以此可窥见汪公岩的小学根底。王元化从汪公岩那里得益匪浅。最重要的是，他的一生的学术奠基之作《文心雕龙讲疏》的治学方法和寻章摘句广为搜罗大量基本材料，就是在那个时候得到历练的。
    四
    王元化在任、汪两位学者的国学启蒙教育之下，钻研中国传统学问开始登堂入室，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受命于党的文化界领导人士，不可能随着自己的兴趣在纯学术的领域中走下去。1949年以后，王元化担任了上海的文化出版的行政工作。他倾心于现代的文学理论，写了大量的现代文论，编为《向着真实》一书出版。但是到了1955年初期，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使王元化陷入精神危机，他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被隔离审查。这个政治噩运降临到他身上，使他失去自由。两年后虽然得到了读书的自由，但是他的政治命运似乎到此结束。从此，他沉潜于西方哲学和中国古代典籍，遂而一心向学，闭门读书，转向了学术领域。他的遭遇是不幸的，但是这种不幸的个人命运，恰恰使他进入了另外一个纯净的学术领域，在那里他可以任由思想的海洋翻腾，在中外古今典籍的学术领域中驰骋；同时，基于他受到的朴学治学方法熏陶，对任何一个问题寻根问底，这成为他治学的一个重要的转折。他于2007年7月在华山医院跟我的谈话中说：“我不是一个纯学者，我的背景无法使我成为一个纯学者。所以1955年之后就成为我读书研究的最好机会。以前我没有用大段的时间和功夫系统地做学问。”
    在学术上他得到了当代国学大师熊十力的亲炙，两人经常见面，并且互通学术书信多年。而之后，王元化才真正地纯熟地运通传统考证，用实事求是之学来指导自己的治学。熊十力提倡的治学方法“根柢无易其故，而裁断必出己意”，这种既保持朴学的治学方式，同时又加进宋学的经世致用，无疑使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中运用自如，考证翔实，迭创新意，而此时也正是王元化第二次反思的关键时刻。在此期间他撰写的《文心雕龙柬释》，曾得到郭绍虞的激赏，其中就是他运用了基本的考释方法，进行古代文论的考订和发挥。
    由于王元化已经具备了朴学的治学精神，甚至对于老师熊十力被人讥讽的考证不严、以己意断言、不够踏实等弊病也无不在王元化的学术批评之中。他曾经称赞熊十力在论学时的那种张扬不拘的精神。熊十力晚年自佛学转入儒学，“他在论学时往往意气风发，情不自禁。有一次他与张东荪论学，谈得兴起，一掌拍在张的肩上，张逡巡后退。诸如此类传说，不一而足，使他在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放达不拘的古怪人物。但他也有亲切柔和、平易近人的一面，大概由于太平凡罢，很少为人述及”。(15)王元化记熊十力自认为要踏实治学，但是熊在治学中有时也无法按照这一原则进行，因此熊“所下定义，所谓踏实者，乃‘必将论主之经验与思路，在自家脑盖演过一番，始能一一得其实解。若致随文生解，不曾切实理会其来历，是则浮泛不实，为学大忌’。在考据训诂方面，十力先生常遭非议，人说他辨真伪多出臆断，任意改变古训，增字解经。这些评骘出自对他诚服崇敬的同辈或友人，不能说没有一些道理。他重六经注我、离识无境之义，于现代诠释学或有某种暗合，可能会受到赞扬。但我以为训解前人著作，应依原本，揭其底蕴，得其旨要，而不可强古人以从己意，用引申义来代替”。(16)
    王元化批评熊十力的这种毛病，实际上也是1949年之后学术界的通病。正像他在其他文章中所说：“目前有些运用新的文学理论去研究古代文论的人，时常会有望文生义、生搬硬套的毛病，就是没有继承前人在考据训诂上的成果而发生的。——事实上，自清末以来，如王国维、梁启超等，他们一面吸取了前人考据训诂之学，一面也超越了前人的界线，在研究方法上开拓了新境界。”(17)王元化与他的老师熊十力相比，既吸收了熊十力关于佛学的理论，用于他的《文心雕龙》论述之中，同时也对于熊十力的局限进行了超越。他说：“我觉得十力先生所立的原则，即‘根柢无易其故，而裁断必出于己’，是精辟的，可惜他在实践方面未能贯彻始终。”(18)对自己的老师做这样的一个评价，可见王元化对于资料的解读、训诂和考证是多么的重视了。
    五
    作为一个宏观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学者，王元化身上的朴学治学精神和方法为他治学提供了严谨的学风，但是这并不能代替他突破繁琐考证，从宏观上去思考中国文化、思维模式以及“五四”以来的思潮及学风。清季朴学家有其时代文化的局限，那就是注重语言文字的微观考证研究，忽视文献语言作为一种学术体系的整体性。这一点，到了章黄学派出现之后已经开始有所匡正。早期的朴学比较流于琐碎而繁琐，这也是受到后来学者讥讽的原因。他们蔑视宋代理学的理论探讨，拘泥于文献的考证和字义的训释，这就大大约束了学术的拓展，使得这一门学问仅仅给了人们更多的是方法论的意义，而缺少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历史、哲学等领域的宏大视野。
    王元化既重视朴学治学的学风，严守规矩，但是他不仅限于此。他重视考证训诂的治学方法，又认清这种方法的流弊，这使得他在运用考据训诂时有两个与前人最大的不同：(一)凡考据均为解决自己研究的问题所立，不做空洞穿凿之论；(二)凡训诂必考语言之历时性和共时性，也就是顾及当时的语言环境，不以己意断之。如果古代文献歧义纷出，无法解决，宁可付之阙如，也不下断言。
    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后增订改为《文心雕龙讲疏》)在训释词义方面严谨精密，每有新意，必用大量同时代文献史料佐证。他在做《文心雕龙》研究之初，其目的就是为《文心雕龙》做注释。而注释正是传统训诂学的一大重要内容。(19)故而王元化在著述中非常注重这方面的考证，很多阐述的新意往往就是从词义的训诂入手，当然也不是只找出出处辄止。他在日记中说：“近日曾与晓明谈，前人注疏(汉人尤甚)，以找出出处辄止。范注《文心》，仍不离此习。但作者何以用前人此一说法，命意何在，是引申本义，还是借喻取譬，而于所用旧说中寄寓新意又如何？凡此种种，有千变万化之情况，皆须探索之，而不能引起旧贯。”(20)这就是王元化重视训诂考证与前人不同之处。他强调有待考证的词语“命意何在”，也就是从训诂考证的结果追溯其立意，探讨的是对于当代文化思想有关联的诸多问题。
    他关于“达巷党人”和“子见南子”的两篇考证文章中，就熟练地运用古代文献，进行非常详尽甚至有点繁琐的考证。但是，这两篇考证文章背后的深意常不为人所晓。王元化考释“子见南子”中的“矢”字，几乎将《皇清经解》中所有注家的注疏通读，并找来原文的上下文进行推敲，包括版本的异同、文字的错漏等。但是，这篇考证文字到最后却并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而是重在揭橥世人在解释古代经典时惯有的毛病，那就是“增字解经”的方法。碰到一些难字无法理解古代文献的意义，便用自己的意思去理解古人，曲解古人之意，为达到自己的观点而服务，究其实还是王元化所批评的功利观点以及浮躁学风。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文中用了大量的资料，铺陈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解释，最后却并没有用自己的观点来下断语。因为这是一个充满歧义的词汇，宁可付之阙如，也不妄为改字解经。这也就是王元化称道陈寅恪的“案而不断，引而不发，倘不细心阅读，极易忽略其中深意”的意义。(21)他的这篇考证文字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以此而实践真正朴学治学的方法。在世人浮躁的心理之下，他提倡的是真正的学术和真正的思想，两者不可偏废。王元化谈到陈寅恪在审读报告中论冯友兰哲学史之得失，其弊病跟时人常常尚未能细阅过道藏秘籍，就遽论儒道之关系有关。陈寅恪慨叹没有掌握充分史料，就宏篇大论，失之空泛，对此王元化深为赞许：“今冯氏对于尚待研究的宋代新儒学之产生尚不明了，骤以西洋与其乱下结论，不如付之阙如。”(22)这也是王元化晚年对于王国维、陈寅恪、杨树达等朴学大师治学方法特别赞许的原因之一。
    遗憾的是，增字解经和强古人之意，这种方法在学术界、思想界不在少数，流风所披，甚至及于海外。为此，王元化特撰《“达巷党人”与海外评注》一文。先是指出虽然美国汉学家牟复礼是在批评史华慈在汉字的文字训诂方面“常以己意为进退”，也就是常常在理解中国古代经典时为合己意，而不惜强古人之意为己之用，这就是增字解经的症结；但是，牟复礼本人也存在着这个问题。王元化再以对“达巷党人”的考证为例。虽然文字中说是因为海外汉学家对于中国古典文献中的文字训诂疏于了解而以己意进行判断，实际上也针对了国内的浮夸学风，不重视训诂考证而以论带史的治学方法。传统训诂考据因其根据实证资料来下判语，每得一字一义，必须要有文献材料佐证，故花功夫极多，而所获甚少。当今有些人图省力，用西方的诠释学来套用传统考据。有人以诠释学为名而为诠释的五个层次，最后两个层次，一为“应谓”(即原作者必须说出而未说者)，一为“必谓”(即原作者必须说出而未说者)。所谓创造性的诠释学任务，即在于替原作者说出“应谓”和“必谓”两层次内容。这就与传统的训诂的内容相去甚远了。王元化认为，“此项工作不是不可以做，但极易引出逞臆妄说之风。如作为诠释者个人意见或诠释者的批判则可，而硬归派为原作者本身思想则勉强，倘进一步断定如此方得原作者之真谛，则更不可以为训。”(23)这也就是朴学传统中厘清古人之真义，而不作穿凿附会之解的根本方法。如果诠释者站在作者立场，试图为作者说出他想要说的，那就不是诠释，而是一种代圣人立言，转向宋学之流弊中去了。
    以此为基准，王元化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特别反对用比附的方法来罗列中西文化。他认为，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应该是对于两种文化进行深度的、从文化思想的方法上比较，经过反复研究，从容涵玩之后的一种严肃的研究，“比附”则只是把含有相同性的表面现象进行罗列而已。他对于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将西方的“生物进化论”比附到中国古代，认为“墨子以后便有许多人研究生物进化”一说表示不妥，认为是纯粹用比附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胡适引《庄子》：“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胡适在此加以引申说：“自化两字，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旨。”又引《寓言》：“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胡再引申称：“‘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十一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24)对于这一说，胡适后来也做了自我批评，认为是一个年轻人的谬妄议论。王元化认为，这就是以中学比附西学，乃治学者之大忌。
    同样的，王元化自己也避免用比附来治学。记得美国哈佛大学文化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教授1984年在中国出版了第一本自选中文学术论文集《中国青铜时代》，以相当篇幅的考古资料来论证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当时，我被其中论述的很多新颖观点和引用的材料所吸引；尤其他提出的关于中国古代的萨满意识的问题，我觉得是关于人神关系讲得最全面和最深刻的论述。一次，我到王元化家中上课讨论的时候，专门介绍了这一观点。王元化很有兴趣，马上提到：“‘文革’时期的全体人民陷入一种狂热之中，集体无意识的盲目崇拜，是否跟这种萨满有着一定的关系？”他让我继续搜集资料，因为这对于研究当代中国人的思想和宗教意识有着重大意义。后来，我没有如愿将这些资料搜集齐全，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文化思维方式问题；而他虽然在《为五四一辩》文中提到，但是后来不再使用这些材料，因为他感觉到资料不充分。对于这个问题，他始终没有动笔撰写，只是在四川三星堆出土了“神树”后，从考古上分析是鱼和枭两个部落的图腾之后做了一个点评，认为神树的早期信仰和萨满是有密切关系的，未提萨满与中国现当代文化思想的关系。可见其治学之严谨。
    注释：
    ①②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546、54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③王元化：《思辨随笔》“序”，见《九十年代反思录》，第3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④王元化：《读樊著龚自珍考》，见《清园夜读》，第36页，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
    ⑤王元化：《思辨录》，第2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⑥王元化：《思辨录》，第286页。
    ⑦⑧王元化：《清园书简》，第355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⑨《王元化集》，第7卷，第131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⑩程千帆、唐文编：《量守庐学记》，第4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1)《王元化集》，第10卷，第318页。
    (12)《王元化集》，第10卷，第321页。
    (13)《王元化集》，第7卷，第140页。
    (14)王元化：《沉思与反思》，第14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15)(16)(17)(18)王元化：《思辨录》，第158、159、286、159页。
    (19)陆宗达：《训诂简论》，第4—6页，北京出版社，1980。
    (20)《王元化集》，第8卷，第136页。
    (21)(22)(23)王元化：《思辨录》，第288、289、178页。
    (24)王元化：《思辨录》，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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