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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当局制造的仅有的一起“笔祸事件”。军部正是要通过“杀一儆百”的方式，警告日本文坛必须彻底地服从“战时体制”，如果胆敢与“国策”宣传背道而驰，势必招致严重后果！这一举措非常有效，此后像《活着的士兵》这样真实反映日军侵略行为的作品，在日本文坛基本绝迹了，报刊上连篇累牍充斥的尽是歌颂“圣战”的作品。 石川达三被判刑后，从名作家跌落到阶下囚，感到了一种“成为罪人的屈辱”。但日本军部很快就给了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判决十几天以后，石川达三再次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员，被派往武汉战场采访创作。 为了争取早日恢复“名誉”，也为了偿还对受到牵连的《中央公论》杂志那份歉疚，噤若寒蝉的石川达三这次倍加卖力。1939年1月，他拿出了“改过自新”的作品——《武汉作战》。 《武汉作战》全力渲染日军在武汉之战中的“文明”之举，把战争带来的所有灾难，统统推到了中国军队一边，不放过一切机会攻击、诬蔑抗日的中国军队。在石川达三的笔下，中国军队每撤离一处就放火投毒，而日军每占领一地就努力“宣抚”拯救难民；中国军队在撤离九江时投放了霍乱病毒，日方军队如何仅用了两周时间就消灭了病毒，救助了中国的老百姓；日本人在九江如何善待中国老百姓，九江人民“表现出了最为亲日的感情”，使刚刚经历了战火的九江城店铺开张，商业繁荣，老百姓安居乐业……他还肉麻地吹捧道：“我们以三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军，把战火推到了从未有过的广阔地域，深入到了大陆的最深处，应该说这是日本民族在东洋的跃进。” 石川达三最终放逐了一个作家最后的良知，和那些他鄙夷不屑的“御用文人”们走到了一起，完全变成了粉饰侵略、掩盖真相的历史罪人。 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军决定追究在侵略战争中负有责任的日本作家。可关键时刻，《活着的士兵》居然因所谓“反战”色彩，成为石川达三的“护身符”，使他免于处分。 那么，石川达三真的具有“反战”思想吗？从他对南京大屠杀前后判若两人的解答，就可见其极为矛盾的心态。1946年5月9日，他接受《读卖新闻》采访时说，“我到达南京时，街上尸体累累，惨不忍睹。”在同年接受国际检察局的审问时，他还承认自己“把南京的屠杀替换成发生在其它战场上的事件写入了小说中”。而1985年，他在去世前3个月却这样改口道：“我到达南京时距日军进城已有两周，丝毫不见大屠杀的痕迹。我想几万人的尸体在两三周内无论如何也是处理不完的。屠杀一事我至今难以置信。”就连他在《活着的士兵》中描写的那些基本事实也不愿承认了。 其实，与晚年的石川达三一样，真心忏悔的日本“笔部队”作家寥寥无几，大多数人反而一味强调日本也是“受害的施害者”，显得诉苦有余，反省不足。军国主义的迷狂和幻灭，最终使他们陷入难以自拔的惶惑失落，整个精神世界出现了一望无际的“黑洞”。这也可以解释在战后的日本，为何相继有众多作家走上了自杀的不归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