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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是中国古代贯穿南北的主要交通大动脉，运河的开凿与贯通，不仅增加了祖国南北方的物资交流，互通了有无，更重要的加强了民俗交流、文化交流，同时，国外洋货、习俗文化也相继传入中国。因此，作为运河码头城市的济宁文化，既有中原古老文化传承，又受到外来商人文化习俗和宗教的影响，出现了南北、中外文化交融的盛况。 大运河的通航，给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济宁，带来了快速发展和繁荣。 自元代始，会通河的凿竣，实现了杭州至大都(北京)运河的全线通航，济宁也由冷落寂寞的小镇一跃成了沿运热闹非凡的码头城市，商业日渐繁荣。据《山东通志•疆域志》记：“济(宁)当要害之冲，江南百货云集，贾贩多民，趋末(商)者众，然率奔走衣食于市者也。”更有“闸官聚水不得过，千艘街尾拖双纤。”明代中叶，济宁已成为一个“车马临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的繁荣商业城市。经明至清，济宁商业已臻鼎盛。州城内外，四通八达，沿运两岸，行栈林立，店铺门面，星罗棋布。各地商贾云集，年营业额高达白银亿元以上，市场幅射达周围地区百余县，成为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33座商业城市之一。 商业的发展启动了济宁的手工业。百年老店“玉堂酱园”，其产品“京省弛名”、“味压江南”；老字号“兰芳斋”的糕点名闻遐迩；越河两岸的“济宁路青猾皮”年出口量达200万张，还有大闸口的红炉业，竹竿巷的竹器业，也已应运而生，活脱脱一个手工业城市。 商业的繁荣、手工业的发展，吸引了外地客商相继建立自己的会馆，如：山西、陕西、河南的“三省会馆”，湖南的“沅江会馆”，南京的“金陵会馆”以及“浙江会馆”、“安徽会馆”、“福建会馆”、“江西会馆”等，各地商人不仅前来开设商号，创办手工作坊，同时也带来了本地的文化习俗，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的相互传播与交流，为济宁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南北文化艺术的交融、渗透、碰撞，有力地推动了济宁地方戏剧、曲艺的兴盛与繁荣。 清朝时期，京剧在济宁就开始兴盛起来，拥有众多京剧班底和业余票友，流传着“济宁内行多，皮黄戏难演”的说法。可见，济宁观众对京剧的欣赏水平之高。说起京剧，不能不提“大兴楼”茶馆。这家茶馆从清光绪年间，就由刘少海之曾祖父经营。后来，刘少海帮助父亲刘玉海经营“大兴楼”茶馆，他拉得一手好胡琴，京戏唱得也不错。因为父子均酷爱京剧，所以在民国初年“大兴楼”就成了京剧票友爱好者的票友之家。自济宁“进德会”成立了京剧研究社业余团体组织之后，京剧艺术在济宁又有了更大的普及与提高。知名演员像“四大须生”中的奚啸伯，有“四大名旦”之称的尚小云、荀慧生，还有“江南第一旦”黄桂秋等来济宁演出，先到“大兴楼”走访拜客，济宁票友热情欢迎，厚予招待。票友们也曾在“土山”的“逢春”、“四海春”戏院上演过《七星灯》、《白良关》、《锁玉龙》等剧目。演出场面十分火爆，轰动了当时的济宁文化艺术界。 山东梆子原名高调梆子，简称“高调”或“高梆”。是鲁西南一带流传较广的古老剧种。京杭运河开凿以后，山西商人来此经商较早，明代，济宁已有规模宏大的山西会馆。这些山西商人，多经营典当、钱庄等行业，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的戏曲和班社流人济宁，在不少剧目中也反映出当时山西商人来济宁等地做买卖的情形，其中：《奇错》、《换妻》等就是例子。因此，四大古老剧种之一的“西梆”早期流入济宁等地后，受到当地方言及其他戏曲形式的影响，也就顺其自然地演变为山东梆子这一派系了。老艺人段广才曾回忆说，财神阁“高调”老班——五福班，是明朝万历年间创办的，这样算起来，至今也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随着班社的发展也相继出现了不少优秀演员。如现在人们依然熟记的有100多年前的郑二麻子(生旦兼演)、90年前的岳东明(红脸)、付七儿(刀马)等，在人们心目中都有很高的艺术造诣。特别是后期像段广才、窦朝荣等红脸，以他们优秀的表演和唱腔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有些老艺人虽然早已去世，但他们的艺名仍为广大群众所传颂，如“付七的刀、吴仗的腰、泼嘴老鸹唱得高”。“花蝴蝶子、满天云”、“金鼎、银凤、玉蜜蜂”。“金马驹子银铃铛，不足立愣一逛荡”等，都是群众对他们演出水平的赞歌。山东梆子的剧目比较丰富，经常上演的有：《头冀州》、《二冀州》、《打金枝》等，这些剧目的故事情节内容多数来源于民间生活或传说，加上艺术的夸张、渲染，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扬琴(即山东琴书)早在清乾隆年间，民间就有小曲联唱体，因主要伴奏乐器为扬琴，人们习惯称为“打扬琴的”或“唱扬琴的”。它是一种曲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的说唱艺术形式。 济宁的“扬琴”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的影响较大，除了在地域上与他们相邻外，主要是这些省份的商人在济宁的较多，因此，在表演风格、技巧上都有相同之处。“扬琴”经常使用的曲调，据沈德符《野获编》载：“乾隆年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老幼良贱，不问男女，人人习之，亦人人喜之，以至刊刻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脾”。由此可见，“扬琴”是属于普通百姓的下里巴人。 济宁八角鼓也叫鼓子曲。它是北京八角鼓与河南鼓子曲流入济宁后，与当地的三者相结合，而又采用本地方言土语，吸收地方民歌俚曲，而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曲艺形式。晚清时期盛行，当时济宁演唱八角鼓的人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豪门富户的闲散人家，在茶余饭后邀请宾朋演唱视为一种高雅的消遣娱乐；另一部分是些盲残的贫苦艺人以此为乞食之业。这些人既不走村串户，也不搭棚撂明地演唱，专为豪门富户喜庆之日应邀登堂演出。有的巨富之家专门收养着一班子八角鼓艺人供其消遣。明末清初时，济宁的潘家大楼和曲阜的衍圣公府就有八角鼓艺人长期居住。八角鼓的曲调，一部分是明、清两代的词曲牌子，一部分是吸收溶化的民歌俚曲，分为越调、平调、岭调三大调系。它蕴藏着大量的明清俗曲，南北曲艺艺术达到了完美的结合，是研究运河诗歌文化的宝库。 济宁的音乐舞蹈，别具一格，有的还蜚声海外了。 (一)唢呐。原名“苏尔奈”，原流传于波斯阿拉伯一带，元时传入我国，明代随运河流入济宁。流入济宁后，经过吸收、改良，便形成了济宁唢呐。济宁唢呐又分为两个派系：西部、北部以嘉祥为代表的是木杆唢呐，发音洪亮饱满、高亢激越；流行于南四湖东岸的是铜杆唢呐，发音委婉细腻，深沉含蓄。唢呐在旧社会也入官乐，明代王磬所作《喇叭》的曲子有词唱道：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官船往来乱如麻，全仗你抬身价。”旧时唢呐艺人地位十分低下，属下九流之一。唢呐音乐常用于民间婚丧庆典，并且渗透于鲁西南戏曲之中。 (二)仙鹤舞。它的原始形态属“道具舞”类型。是流传在济宁的一种古老民间舞。它的道具是用竹子扎成的仙鹤，人在鹤中驾驶表演，名曰：“白鹤仙子”。表演时为丹顶鹤一人领舞，八只幼鹤随舞，舞姿飘逸、潇洒，队形变化多端，情趣昂然。由于仙鹤寓有“吉祥长寿”之意。因此，此舞颇受人们的欢迎。60年代初期，前卫歌舞团将其整理后，赴国外演出，受到国外艺术家的好评。 综上，大运河的贯通，不仅给济宁带来经济的发展，更是带来了文化艺术的繁荣，相对满足了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济宁与运河兴衰与共，休戚相关。研究开发运河文化与繁荣当今文化艺术事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要不断用大家的智慧去挖掘运河文化的丰富宝库，弃其糟粕，扬其精华，为中华民族文化添光增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