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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1911-1912年中国政权发生鼎革之际，美国政府事前对清朝政府不久便在辛亥革命中覆灭并无先见之明。在如何对待中国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上，尽管美国驻华外交官有不同意见，但美国政府始终奉行中立政策，既拒绝承认南方革命政权，也不主张帮助清朝政府或袁世凯势力镇压革命党人，反对有关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寻求承认一个代表中国人民意愿的并具有权威性的合法政府。美国政府之所以在清帝逊位之前严格执行中立政策，既有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因素，也有国际因素，同时与美国外交上的不干涉原则和孤立主义传统及美国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和美国国内舆论的影响不无关系。 关 键 词：中美关系 辛亥革命 清帝逊位 袁世凯 作者简介：崔志海，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1911年的武昌起义和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逊位，不仅宣告了满清王朝的覆灭，同时也标志沿袭了2000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晚清中国政局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动，既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也是一个世界性事件，它在当时就引起世界几个主要列强的密切关注和反应。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学术界已做过一些研究。大致说来，国内学者多数站在辛亥革命的立场上，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对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貌似“中立”，实则敌视和破坏①，但也有个别学者如台湾的王纲领教授和大陆的王立新教授，在他们的论著中指出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采取了比较客观的中立政策②。国内学术界有关这一问题所做的探讨，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检讨以往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研究，大致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这样三个问题：一是偏重考察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反应，并站在革命派的立场上看待问题，比较忽视美国政府对清朝政府的态度和反应；二是将美国外交官的个人意见和态度等同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忽略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三是在史料的引用上没有注意时间概念，忽视了美国外交官和美国政府的态度根据形势的发展而产生的变化。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美国政府对晚清政局的这一变动的反应做进一步的考察，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辛亥前夕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局的观察和判断 1908年11月14、15日，清朝两个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标志着清朝统治进入了后西太后时代。3岁的溥仪继任皇位一年之后，随着中国国内各项改革运动的深入，以及民族主义的高涨和各地连绵不断的反清起义，中国政局在进入1910年之后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列强的高度关注。 1910年1月15日，上海卜内门公司创办人、英国人李德立(Edward S·Little)在对江苏、湖南、湖北等省进行考察后，向英国政府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政局的秘密报告。在该报告中，李德立根据江苏、湖南等地人民在收回利权运动中表现出来的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中国国内弥漫有关列强将瓜分中国的舆论，以及清政府的财政困难和人民的普遍不满，认为“现在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整个政策和想法是直接或间接地对准外国人”，中国目前的局势非常接近1900年发生义和团运动时的情形，写道：形势发展如此迅速，尽快通报这个帝国内目前事件的发展趋势是合理的。在前几年里，我一直报告，根据我的观点，拳乱复活的可能性很小，虽然也存在以前的排外，但采取限制外人权利的形式，而没有割断他们的咽喉。现在有一种说法，我们正在从那种状况进入到一个更为敏感的阶段，我们可以预计会有义和团形式的激烈的流血的排外暴动，只不过它将由学生阶层领导。爆发那些突然事件是不可避免的，除非采取一些直接的激进的措施，这是目前政策的唯一结果③。 对于进入1910年的中国政局，美国在华外交官的观察和看法不尽相同。3月5日，美国驻华代办费莱齐(Henry P. Fletcher)在将李德立秘密报告转交国务院时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李德立的报告“似乎根据不充分的证据得出十分严肃的结论”。在中国国内是否存在排外运动问题上，费莱齐承认中国国内“对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有一种普遍的敌对情绪，它迫使政府只要有可能就赎回此前已允予外人的实业、铁路和开矿权利及让与，结果这个国家的发展实际上被遏制”，“他们宁愿他们的国家处于不开发状态，直至中国能由他们自己开发，不愿中国被外人剥削”，但费莱齐不认为将发生义和团性质的排外暴动，指出“就我目前所观察到的，不存在一种协同的排外运动。有关中国将被瓜分的谣言不时出现在当地的报刊，但它正在失去对人们的影响。……湖南表现出来的排外情绪不能说在中国具有普遍性，该省的大部分鼓动宣传出自学生阶层。激发广东人的精神似乎是爱国主义，而不是反对外国人。”对于清朝政府，费莱齐认为确乎“在财政、货币和税收方面陷入严重困境之中”，但不认为存在军队发生哗变，清朝统治被推翻的危险，指出摄政王政府已意识到军队忠诚的重要性，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如果青年中国的思想在军队中扎根，最近土耳其经历的事情无疑会重演，但中国军队在组织上不能与土耳其的军队相比，这种运动更容易被扑灭。中国的武装力量足以扑灭任何一次普通的起义，在军官当中没有任何不满的迹象。只要他们按时领到兵饷，没有人在目前这套人事和升迁制度中起来闹事。”他的结论是：“总之，除了反对外国人开发中国资源外，我既没有看到对外人反感情绪的增长，也没有看到有即将发生排外骚乱的迹象。但中国无疑正经历一场严重的国内危机，有许多危险因素。很容易看到一场反对朝廷的运动或一次纯粹国内原因的暴动如何演变为一场排外事件。”④ 但不久发生的长沙抢米风潮及在南京等地出现的宣传驱逐外国人和反对清朝统治的传单一度使美国外交官神经紧张。1910年4月18日，驻汉口总领事致函助理国务卿，汇报长沙4月13、14、15日发生的严重暴乱。⑤ 5月16日，海军部致函国务院，转告在汉口的美国军舰“海伦娜”(Helena)号指挥官关于长沙抢米风潮的电报，称长沙的形势十分不利，一场人民起义极为可怕。5月11日所有外国人接到官方通知，前往炮艇避难。⑥ 5月17日，嘉乐恒(W. J. Calhoun)电告国务院，称接到南京领事来函，那里流传各种令人不安的谣言，类似此前拳乱的反对朝廷和反对外国人的迹象十分明显。领事团已向总督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醒形势的严重性，强调立即阻止排外运动的重要性。已电示舰队司令准备军舰前往南京，以备急需。并称：据中方可靠消息来源，可能在最近发生严重的革命运动。虽然目前不能证实这一消息，但与各使馆收到的对形势的悲观报告相符合，并且由于可能歉收，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骚乱。⑦ 长沙抢米风潮平息之后，同时鉴于原来谣传的在南洋劝业会开办之际南京将发生排外和反清革命的事情并没有出现，嘉乐恒对中国政局的判断又有所改变，既悲观，又乐观，一再表示中国的形势充满不确定性，需要加以密切关注。5月28日，他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我没有提请国务院注意南京领事有关该城存在排外运动迹象的报告，这是我的失职，但我不倾向于夸大它的重要性。通过我发去的几封电报，国务院已知道长江流域盛行的骚乱，我认为粮食的歉收将会引起这种骚乱的扩大，这是完全可能的。粮价和中国骚乱的程度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并且总是存在着任何反对朝廷的运动都可能转变成反对外国人的危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可令人相对乐观的迹象。虽然南京和长沙的骚乱令人不安，但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运动有广泛的组织，所发生的骚乱一直是散漫的，没有系统的。虽然华中华南的秘密革命组织完全可能进一步推进他们的事业，但也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胜利。危险更在于继续郁积的不满和当局无力镇压叛乱所造成的后果。……虽然很难预见事件的发展，但我希望可能发生的诸如此类的骚乱至少会被局限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内。然而，形势必须加以审慎观察，任何时候都可能证明判断有误。⑧ 7月5日，嘉乐恒又在报告中写道：“我没有经常向国务院汇报有关中国的政局，值得庆幸的是因为最近没有需要编年记载的事情。虽然局势尚不明朗，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同时也没有发生任何奇迹，允许人们怀疑那些看来不可避免的悲观主义预言，尽管预测的日子仍然遥远。目前可以说的是，湖南的秩序与和平相对得到恢复，虽然又发生一些新的骚乱，并且在最有利的情形下，也有可能再次发生，但没有任何革命运动开始广泛扩展的迹象。在南洋劝业会开幕之前，人们经常说，这一事件为革命提供了一个目标，外国人的聚集为发泄排外怒火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出口。虽然我们在南京的领事对此完全相信，但我不能说这些报告是否有严肃的根据。无论如何，迄今军舰和地方督抚的有力行动成功地维持了秩序。值得庆幸的是，与中央官员形成鲜明对比，新任的湖广总督和安徽巡抚都是能干的强权官员。他们的权威对于在收获季节之前不要发生什么紧急情况是必需的。”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嘉乐恒除了关注民众的排外和反清起义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之外，还注意到地方立宪派势力的崛起对晚清政局的影响，他在报告中指出：“虽然我们甚至不能模糊地看清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有理由说地方谘议局的行为可能会使民众激动，而不是使民众变得平静。从他们的讨论中将会盼来一些排外措施。中央政府不希望增添他们所已遭受的公愤，似乎愈来愈准备屈服于地方意见的压力。在袁世凯和张之洞时代几乎没有听说的地方运动成为头等大事，现在看来能威胁北京。满清王朝的最大危险就在于这个弱点，以及由灾荒引发的不满。”另外，与代办费莱齐认为中国不存在土耳其革命的可能性不同，嘉乐恒认为存在新军起义推翻清朝统治的危险。他根据当时中国国内对摄政王载沣任命他的两个弟弟载涛和载洵分别负责陆军和海军、独揽军权的不满，以及各地军队不是从陆军部得到军饷而是从省库中支付的情况，认为“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导致减少他们对中央政府的依赖。虽然没有有关军队‘道德’或纪律方面的确切情报，但如果某一天土耳其的事例在这里重演，一些低级军官开始发动一场真正的革命，这不会令人感到惊讶。”⑨ 然而，尽管嘉乐恒意识到中国政局充满各种危机，但他同时表示不能确定清政府会很快覆灭。8月23日，他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一面继续报告清政府统治已失去人心，前景黯淡，指出“正若我以前所报告的，3个月前的混乱状态虽然消失了，但一直存在许多骚乱，它们本身虽然没有任何特殊意义，但表明在中国存在着尚未燃烧的怒火及对官员的不满。在山东的中心，最近发生了一次由于当地官员征税引起的起义(指1910年7月山东莱阳民变——引者注)，只是用极为血腥和残暴的手段加以镇压，招致朝廷的谴责。在湖南，当地报纸说革命党人公开武装，而广东周围的乡村形势依然严峻，同时云南也有新的骚乱的报告。然而，人们如何不愿意给这些迹象赋予不恰当的重要性，在像中国这样如此巨大和地方分权的国家，骚乱总是可以预计的，综合考虑国家的财政困难，各省谘议局的混乱以及北京满洲朝廷与中国其它地区愈来愈扩大的裂隙，人们不可能不认识到前景是没有希望的。”但同时又表示：“如果国务院将这些话看作是对中国马上要发生动乱的一个预测，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不管这种动乱是在一年之后爆发还是在10年之后，我都不能看清楚。目前的危机也许可以伴随不时出现的骚乱而和平度过，也许在关键时刻从内部出现一位改革人物，这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没有指出最熟悉中国的人士们的观点——乌云正在这里聚集，不满的种子已被播种，革命的因素已经具备，这将是我的过失。”⑩ 如果说嘉乐恒对辛亥前夕中国政局的判断既悲观又乐观，模棱两可的话，那么负责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务院对中国政局的判断则要乐观和确定得多。1910年7月26日，亚洲舰队司令哈伯特(Hubbard)致函海军部，汇报中国国内政局，也认为中国不久可能会爆发严重的骚乱或革命，建议增加美国在中国的海军力量，以保护在华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称：“我希望海军部注意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将发生严重和广泛骚乱或者革命的可能性。我得出这一看法是对局势进行仔细研究之后，根据那些直接处理最近骚乱官员的报告和骚乱本身的性质，以及与那些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人士的交谈，他们的地位及经历使他们的观点受到尊重。我不能冒昧地预测这种暴动什么时候爆发，也许就迫在眉睫，也许推迟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守的说法是，除了组织和领导人外，所有产生这种事件的因素现在都已具备。在这种情形下，对我来说，希望知道我们政府在这些事件实际发生后的政策是什么：是否继续我们传统的不干涉政策，除了有必要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之外，或者是否与其他国家一道进行某种形式的干涉。不管我们政府的政策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在任何一次暴乱中，迟早都会不可避免地危及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各种保护要求使我指挥下的舰队负荷，因为这些要求来自许多地点，彼此相隔遥远。如果我们不能满足这样的保护，海军部在这里和国内会受到许多的批评。不管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认为通过派遣更多的炮艇和小型巡洋舰增强舰队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虽然美国在中国真正可见的利益是比较并且实际上也是相当微小的，但对未来的可能性有一确定的期待，这就要求我们消除将中国命运完全委弃给其他列强的念头。因此，我们似乎应该有所准备，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应宣称我们认为恰当的权利。……我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向海军部告诉这一事实，如果来自不同地点同时要求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里的海军力量尚不足以满足要求。”(11) 9月初，海军部向国务院转达亚洲舰队司令的报告，征求国务院的意见。但国务院并不赞同亚洲舰队司令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对清朝的统治持乐观态度。在9月15日写给海军部的复函中，代理国务卿指出：虽然嘉乐恒的报告也有同样的担忧，但国务院不认为中国近期有严重的起义。在中国产生革命所必需的因素无疑是真实的，但这在中国过去20年里一直是真的。的确发生了许多突发事件，但宣传革命的有许多不同的秘密会社，它们彼此猜忌，完全缺乏组织和合作，以至此前发生的所有的起义很容易就被镇压。国务院没有得到任何有关相信这种情况已发生变化的消息。(12) 同时，国务院坚决否定报纸上有关美国政府就中国局势召集内阁会议，准备远征的报导，宣称这些报导毫无事实根据，要求新闻部门予以反驳，表示“国务院不认为中国目前存在危险局面”。(13) 嘉乐恒也否定中国近期有爆发革命或排外运动的可能，指出“根据对可靠消息来源的调查，这个国家总的来说处在一个相对平静的状态，大约4个月之前所说的那些不安迹象现在大部分已经消散，排外迹象也很大程度减弱。”嘉乐恒怀疑有关谣传可能出自日本，认为“日本人将它们假祸于美国的用意是为了抵消最近陆军部长和美国商业考察团的访问在中国所产生的友好感情”。(14) 1911年4月，同盟会会员温生才谋杀广州将军孚琦事件和广州黄花岗起义及革命党人进攻广东佛山、顺德的失败，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在华外交官和美国政府对清朝统治的信心，同时看到革命党人无意敌视外国人和外国人的利益。5月4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在向国务院汇报广州三·二九起义的经过之后写道：“普遍认为外国人没有故意被骚扰的危险，革命运动是否会是十分严重或者可能发生遍布中国的总起义，我个人认为没有这个可能。革命党人使他们的行动不致招来外国列强的干涉，这显然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只有通过全面地保护外国人和财产才能获得成功。”(15) 4月间，美国驻广州副领事巴特勒(Hamilton Butler)在撰写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革命党人在起义过程中对外国人采取了保护态度，并根据这三次事件暴露出来的弱点，诸如缺乏统一的领导和严密的组织，实行军事冒险主义，脱离民众的支持等，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成功，清朝军队比革命党人更有力和强大，有能力对付革命党人的起义，指出“导致27日起义失败的因素将会使同样的起义失败，直到起义改变策略”，断言在革命党人“得到更好的武装和组织之前，他们很少有成功的希望”，并表示“革命党人要做到这些将需要几个月也许几年，而在此期间清政府有做好防备的各种机会”。巴特勒还认为，导致爆发革命的原因，一是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对人民的压迫，横征暴敛，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二是清政府对外软弱无能，丧权辱国；三是最近的立宪自治运动和报纸的宣传和鼓动激发了民众的政治热情。其中，关于清政府对外软弱无能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他这样写道：“外国人大规模来到中国是在现在的王朝统治下开始的，结果满清要为迄今发生的失去的尊严、荣誉和领土负责。公正地说，这不能用来反对满清，因为在一个汉人当皇帝的王朝，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同时，这就给那些不喜欢满清和外国人的人提供了一个论据的武器。满清统治者原则上强烈排外，但这一事实在中国人看来，不能弥补在清朝统治下中国所遭受的耻辱。在与日本和欧洲国家的战争中，中国一直不断遭受沉重的失败，而中国人是一个充满自豪感和有意识的种族。他们不能平静地看待租让领土的损失，他们不能平静地看待条约口岸的开放在他们藐视的人的统治之下，他们不能泰然地看待在他们的国境内实施治外法权及强迫他们忍受不受喜欢的宗教传道。所有这些事情都令他们痛心疾首，他们指责满清允许它们的实现。现在，更开明的中国人欢迎平等对待外国人来到他们的国家，但大部分的民众却不是这样，除了在通商口岸及附近地区，传统的排外情绪在中国依然像从前一样强烈。”(16) 广州副领事的这份报告受到总领事、驻华公使和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认可。驻广州总领事称赞这份报告“既有意思，又有指导意义，并且展现了对中国历史和性格的知识，这只有通过近距离的研究和观察才能获得”。(17) 嘉乐恒也夸张这份报告的观察“既有意思又有指导性”，在6月5日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接受巴特勒的分析，指出目前在中国再度燃起的对清朝统治的普遍不满，“首先来自对中国政府与日本和俄国在处理蒙古、满洲领土主权及与英国云缅边界争端和鸦片贸易问题上软弱的不满。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的成立为人民提供了一个表达不满的新的途径，他们很快将这种不满转变为对抗中央政府的态度。过去几个月里，在帝国境内流传列强将瓜分中国的谣言。这些谣言由当地的报纸加以传播，不断地在全国各地之间传开，提议成立鼓动人民反对外国人和他们自己政府的组织活动”。为此，他指示美国领事与中国地方官一道取缔排外宣传。(18) 国务院在收到巴特勒的报告后，也致电嘉乐恒，对巴特勒的工作予以表扬。(19) 对于清政府5月9日宣布铁路国有政策激起中国民众的愤怒和抗议，嘉乐恒有所警惕，在6月5日的报告中指出清政府的这一政策违背民众的意愿，已极大地激怒了激进分子，警告“形势极易转变为危机，需要审慎观察”，但鉴于湖南和广东的保路运动被清政府分化和平息及美国推行的“金元外交”政策，其他的美国外交官对铁路国有政策后果的严重性依然缺乏认识。在四川成都保路运动演变为武装反清斗争之后，尽管驻华代办卫理(E. T. Williams)指示将在成都的美国公民撤往重庆，频频报告“成都与重庆的通讯线路被切断”，“反对外人修建铁路在四川正引起严重骚乱”，“四川形势恶化”，“成都发生战斗”(20)，但仍相信清政府能够平息事态的发展。9月28日，代办卫理在向国务院具体汇报四川保路运动的前后经过后，认为事态的发展可以通过满足地方铁路公司的要求而获得解决，称“情况可能会是，双方的领导通过讨价还价，通过完全支付老公司持股人获得和平解决，也就是说支付1100万两，包括橡胶风潮中的损失”。(21) 此前亚洲舰队司令默多克(Murdoc)在9月25日写给海军部的关于扬子江流域形势的报告中，也乐观地认为清政府能平息保路运动，危险在于解决长江流域因水灾造成的饥馑问题，指出：铁路问题和迫在眉睫的饥馑两者正在威胁内地的和平。如果这两者被政府有效的控制，和平会得以维持。由于修建铁路影响到帝国的外交关系，相信政府会尽其所能地镇压四川的骚乱，并避免其他地区发生类似事件。令人怀疑的是，当局是否会比他们在类似事件中更有力地处理饥馑问题，在冬季和早春，粮食风潮将会变得十分频繁。在整个华中和华南地区，到处弥漫着一种反对朝廷的情绪，一场街头风潮就有可能导致起义或革命。只要秩序得到维持，外国人在任何地方都是安全的，但如果地方当局比较衰弱，他们将会受暴民行动的危险。因此，长江流域的前景可以认为是严重的，这种状态将会维持数月。如果对帝国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对灾民进行足够的官方救济，那么，和平与保护外国人及外国人利益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22) 总之，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夕，美国驻华外交官和美国政府虽然意识到中国国内发生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但鉴于各地的反清起义及民众的反抗斗争都被清朝政府镇压，以及革命党人缺乏统一的领导等弱点，同时鉴于美国积极推行“金元外交”，发展与清朝政府的关系，对爆发全国性的革命缺乏认识，对清朝政府不久在辛亥革命中覆灭并没有先见之明。对于中国国内纯粹的反清起义，美国政府虽然出于秩序和安全考虑，多持反对立场，但只要它们不针对外国人，一般都将它们视为中国内部事务，并无直接干涉之意。 二对辛亥革命的反应 1911年10月10日，由湖北新军发动的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应验了嘉乐恒一年前关于中国存在爆发土耳其式青年军人革命的预言。但在武昌起义爆发时，这位美国驻华公使已回国述职，并不在中国。美国在华外交官和美国政府对武昌起义的最初反应，大体沿袭此前的态度。 10月11日凌晨1时，也即在武昌起义爆发的当天晚上，驻华代办卫理就把这一消息电告国务院，称：“顾临(John Green)来电，二天前在汉口俄国租界抓到几位革命党人，昨天5人被处决(实际3人被处决——引者注)，昨晚随即发生数百名士兵兵变，他们焚毁汉口对面的营房。”(23) 上午8时，卫理又电告国务院，报告“今天兵变者占领了武昌”。(24) 同日，卫理在信中向国务院汇报四川保路运动形势时，还将武昌起义与四川保路运动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导火线，指出：“这场动乱显然由革命党人煽动和领导，他们利用铁路的麻烦来推进他们的事业。我今天发给国务院的电报显示，革命派的活动已扩大到汉口，在那里许多领导人昨天被处决。这一偏激的行动引发了军队中的兵变，他们焚毁营房，举行暴动。鉴于这场运动宣布进入革命阶段，目前这场动乱的直接原因——清政府的铁路国有化政策，几乎被人遗忘。”(25) 同时，卫理在11日的两份电报中还强调武昌起义对外国人实行了保护措施，称“那里的外国人被认为是安全的，因为革命党人有意避免攻击外国人”。12、13日，美国驻汉口总领事顾临和代办卫理及海军部也分别致电和致函国务院，报告在武汉的所有美国人都安全转移到汉口租界内。(26) 鉴于革命党人对外人采取保护措施，美驻汉口领事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就采取不干涉政策，一方面拒绝清朝地方官员提出的由外国军舰帮助巡护长江、阻止革命军渡江的请求，表示“只有租界区将受到保护”。(27) 同时也拒绝承认武昌革命军政府，对军政府有关不得支持清政府的照会拒绝回复。(28) 根据武昌起义发生的情况，代办卫理在12日午夜12时在致国务院的电报中，将武昌起义定性为“自太平天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叛乱”，同时再次肯定“叛乱显得很有组织和领导”，“外国人迄今受到悉心尊重”。(29) 根据在华外交官的报告，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 Knox)于13日向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总统汇报中国政局的变动时，也将武昌起义定性为一场“自太平天国革命以来最严重的叛乱”，同时对革命党人保护外人予以肯定，并认为这将它与以前的革命区别开来，避免招致外国人的干涉，指出：“中国发生自太平天国革命以来最严重的叛乱。迄今外国人的利益一直受到悉心尊重，这就将这次革命与以前的革命区别开来，并表明了领导层的智慧，努力避免外国干涉的危险。”(30) 美国外交官和国务卿将武昌起义定性为一场“太平天国”性质的叛乱，固然表明他们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尚缺乏正确的判断，但他们没有将武昌起义定性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就承认了武昌起义只是一场纯粹的反满革命，属于中国内部事务，排除了进行干涉的必要性。正是根据武昌起义的这一性质，14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兰斯福德·米勒(Ransford Miller)就中国最近发生的革命提出5点政策建议：一、由美国亚洲舰队保护长江流域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二、将边远地区的美国人转移到外国租界加以保护；三、在中国各派之争中保持中立；四、反对各国单方面进行军事干涉；五、遵守《辛丑条约》签约时列强达成的协商一致的原则。(31) 同日，根据远东司司长的建议，国务院致电美国驻法国、英国、俄国、意大利等国大使，就联合将在遭受动乱影响地区的各国公民集中至外国军事人员容易进入的港口和如何进一步共同保护外国人的利益，征求各国政府的意见。(32) 在随后的革命期间，美国政府始终奉行护侨、保持中立和与列强协商一致的政策。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美国政府和外交官在辛亥革命中拒绝支持和承认革命军的做法，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是有待重新看待的。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在美国曾争取美国政府的支持，10月18日写信给国务卿诺克斯，希望能进行一次秘密会晤，国务卿诺克斯以孙为“对现存政府进行推翻的领袖，不愿与之接触”。同时，也拒绝接见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Homer Lea)。并且，当1911年11月孙中山在伦敦谋求西方援助时，诺克斯还曾指示美国驻伦敦的金融机构不要向孙中山提供贷款。诺克斯的这一态度的确反映了美国政府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意义和前途缺乏认识，不支持反清运动，但需要指出的是，鉴于清朝政府是当时美国承认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符合国际法的，并没有违反美国的中立政策；相反，倘若诺克斯接见孙中山，支持美国银行家和美国公民帮助孙中山推翻清朝政府，则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在这方面，美国政府的态度和行为与日本政府既拉拢清朝亲日派同时又暗中与革命党人接触以谋取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和控制，形成鲜明对照。(33) 同样，嘉乐恒在11月11日拒绝南方革命党人要求他向摄政王转达要求清帝退位的信件，也并不表明嘉乐恒支持清朝政府，他这样做只是出于美国的中立政策。11月22日嘉乐恒在向国务院汇报这一事件的前后经过时，虽然认为共和制不适合当时中国国情，某种有限的君主制最有可能适合中国，指出“中国人普遍不识字，他们的地方偏见和不了解自治的原则，使得他们不可能成功地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如果没有由世袭的统治者提供这种基础。”但在报告中他同时明确指出：“必须承认，革命党人坚决不愿接受满清统治者，也许我们将会愉快和惊讶地发现中国人能够领导一个共和政府。”当资政院代表于20日就中国未来政体问题当面向他请教意见时，他善意地建议他们在建立美国式的地方自治或联邦政府过程中，应注意在维持地方自治和国家最高权威之间平衡的困难，明确表示，作为一个美国公使，他不能干涉中国的国内政治，但出于关心中国福祉，“我希望尽快恢复你们国家的和平”。(34) 12月中旬，美国政府出于与列强一致行动考虑，同意嘉乐恒与其他国家代表一道非正式照会南北双方代表，敦促南北达成协议，但在此过程中美国政府始终强调以不违背中立政策为前提，表示美国无意干涉中国内政，指示嘉乐恒和上海领事维礼德(Amos P. Wilder)“认真地维持严格的中立”(35)，并向各国强调“必须保持联合行动”，表示对于是否应采取进一步措施迫使南北达成满意的结果问题，各国“有一些不同意见”。(36) 正因为美国政府严格奉行中立，对英国和日本企图压迫南北双方达成协议持消极态度，以致英国公使朱尔典向嘉乐恒解释“友好的调解是必要的”，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影响”。(37) 对于1911年12月29日南方革命党人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推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美国驻华外交官有两种不同态度。大致说来，在香港和上海的美国外交官偏向对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持肯定态度，给予积极评价。12月21日在孙中山抵达香港后，美国驻香港领事安得森(George E. Anderson)当晚就安排会面。次日，即将孙中山的革命方案和目的转告国务院，称孙中山的到来“标志着进行中的革命运动进入了第二个阶段”。(38) 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他又建议美国政府予以承认，指出“整个革命运动的重要基础是美国式的，无论是财政支持、革命理想、政治体制还是革命精神，都来自美国；美国应立即承认此一临时政府，以表支持。……美国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旧中国已经死去，一个新政权已经到来。并且，在这个新政权中，美国有着发展自身利益和为一个伟大民族服务的机会，这一机会以前没有过，以后也不可能再有。”(39) 美国亚洲舰队司令默多克也在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日致电海军部，称孙的当选无疑将会起到联合革命党人的作用，他的领导地位被各派承认，“这里的外国人也钦佩他的能力和魅力”，“革命党人认为根据12月28日的上谕，清朝已经退位”。(40) 在孙中山正式就职后，他又对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做了积极的评价，认为孙中山有关外国知识比任何革命党的领导人都了解，他是一位温和的共和主义者，他的回国产生了一些良好的结果，部分压制了革命党人中的一些激进分子。(41) 与此相反，在北京的美国外交官尤其是驻华公使嘉乐恒，对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则持不信任态度，充满偏见，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缺乏权威性和代表性。在不了解各省代表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系以每省一票而非以参加会议代表每人一票的情况下，嘉乐恒便以参加会议的人数，说明孙中山以16票当选临时大总统缺乏代表性和权威性，他在1912年1月5日致国务院的电报中称：在参加会议的48人中只有17名省代表选举孙中山，其它的报告也证实革命党人不团结，没有获得独立省份人民的信任。(42) 1月16日，嘉乐恒在写给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再次强调孙中山没有控制局势的能力，指出：“南方共和运动的弱点在于这场运动几乎完全在广东人的推动、支持和控制之下。孙逸仙不论其品格和能力如何，在这里都不被认为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出生在沿海，在国外接受教育，其一生大部分时间系在国外度过。他对中国的内地，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性格、传统和习惯一无所知。中国各省之间，特别是内陆和沿海各省之间猜忌和敌对甚深。因此，在满清势力被驱逐之后，孙中山是否能够控制形势和赢得互相敌对的各种势力的支持，是十分令人怀疑的。”(43) 1月30日，嘉乐恒又在电报中希望国务院不要被香港和上海两地有关革命的报导所迷惑，表示“公使馆收到的来自中国各地的情报不支持香港和上海对于有关革命的乐观的观点”。(44) 美国政府对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则继续奉行中立政策，一方面继续拒绝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但另一方面鉴于中国的许多地方实际已处于革命政权的控制之下，美国政府改变以前完全不与革命政府接触的做法。1912年1月13日，国务院指示美国驻中国领事严格执行中立政策，但必要时可与革命军领导人建立非正式关系，以保护美国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指出“与革命军领导人保持联系的事实，无论是口头的还是文字的，都不能被认为承认革命党为能负责任的政府。但是革命党控制着地方政府机构，在很多地方履行着政府的职能，对涉及到美国政府利益和美国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行为负有责任，因此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私下和非正式地接受革命党领导人与美国公民和财产安全有关的书信。”(45) 在1月19日接到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呼吁美国政府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的来电及20日美国亚洲舰队司令默多克关于英国使馆秘书和英国驻南京领事拜访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进行联络的报告后，国务院也指示美国的外交官与南京临时政府进行接触。22日国务院即致函海军部，建议海军部指示默多克尽快前往南京，考察和报告那里的政治形势，特别是有关革命运动的凝聚力，以及南京临时政府多大程度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愿。(46) 次日，国务院又致电嘉乐恒，指示公使馆秘书丁家立(Charles D. Tenny)前往南京，执行同样使命。(47) 在对南京临时政府进行考察之后，丁家立和默多克都对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做了正面的评价。丁家立给嘉乐恒的报告中认为“革命运动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坚定的决心，南京政府获得了广泛普遍的支持，人们决心为共和主义而奋斗。虽然能否成功还值得怀疑，但什么都无法阻挡人们的努力”，他建议美国政府一旦南北和解，应该立即“承认共和政府”(48)。默多克在给海军部的报告中也表示南京共和政府“无疑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意愿”，“我对临时政府官员的真诚和管理革命政府的能力以及他们最终在中国建立一个能够治理国家、保持和平与繁荣的民选政府的信心留下深刻印象，这是我访问南京得出的总的印象。”(49) 总之，对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美国驻华外交官有不同态度，但美国政府直至清帝逊位始终奉行中立政策，并没有借“中立”之名，对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进行干涉和破坏。这同样也表现在美国政府对袁世凯和清朝政府的态度上。 三对袁世凯复出的反应 在晚清政局演变过程中，袁世凯是一位中外瞩目的人物，与清朝的存亡息息相关。由于袁世凯手中的权力，更由于他在义和团运动中和抵制美货运动中极力保护外人利益，以及他在直隶总督任上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他自1901年和约谈判以来，一直被美国政府看作一位开明的改革派和实力派官员，倍加青睐。和约签订后不久，美国政府就支持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1901年11月8日，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对袁世凯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致电祝贺(50)。12月6日，负责美国东亚政策的柔克义也写去热情的祝贺信，称：“我很高兴从美国驻北京公使的来电中获知您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没有更合适和有能力的人可以找来接替李鸿章，您的任命对美国国务卿来说则是一件令人满意和愉快的事情。我经常向国务卿和总统谈论有关你的情况。……作为你的老朋友，谨致最热烈的祝贺，并祝你在新的岗位上一切顺利……如果有我可以为你尽力之处，请随时召呼我，我将尽力而为。”(51) 1903年3月12日，康格(Edwin H. Conger)对袁世凯镇压直隶境内的农民起义表示赞赏，指出只有像袁世凯那样采取及时和严厉的措施，才能避免其他地区出现类似的组织，相信袁将会像他开始的那样继续奉行这一政策。(52) 在1907年的丁未政潮中，美国也完全站在袁世凯一边，十分关心袁世凯在清廷权力斗争中的胜败。而对于1909年1月摄政王载沣罢黜袁世凯，美国政府支持嘉乐恒直接进行干涉，指责摄政王刚愎自用，使庆亲王做出将确保袁世凯人身安全，并在适当时机重新起用袁世凯的保证。此后，美国政府一直关心袁世凯的复出，甚至在1910年10月载洵访美期间，塔夫脱总统还表示了对此事的关心。(53) 对于清政府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重新起用袁世凯，美国政府和驻华外交官的确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持欢迎态度，希望由袁恢复秩序。10月17日，国务院在向总统汇报中国政局时，就将清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看作是“一个很有希望的迹象”。(54) 26日，代办卫理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则认为袁是能够挽救清朝政府的惟一人物，指出“如果袁世凯能够掌权，并改组政府将业已独立的省份收复回来，那么清朝政府将可得救。”(55) 驻华公使嘉乐恒则认为袁是目前中国“惟一有所作为”的人，在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后，即建议美国政府给予贷款支持，指出，“袁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是日常开支的钱。关税已被用于过去的贷款和赔款担保。虽然袁返回北京稳定了形势，但这只是一种期望，而不是已有把握”；“袁说如果没有钱支付地方部队的军饷，他们将会起义或解散。但整个国家似乎都在等待袁”。(56) 然而，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在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前并没有违背中立政策，扶植袁世凯。在接到嘉乐恒关于向袁世凯提供贷款的建议后，美国政府在11月18日的电文指示中明确反对，指出“有利益关系的国家除了从事帮助中国满足其国际义务及执行正常的行政和警察职能外，国务院认为目前进行任何贷款都是不明智的”。提出贷款的原则是“任何此类的援助都应限制在短期借款，并用于政府的一些急务上，包括镇压非政治性的骚乱，提供赔款基金和其它与外国有关的事情，而不能用于战争目的。贷款应在中国内部各派别之间严格中立，因此应得到各个不同政治派别代表的支持，并且应安排某种监督措施，诸如设立一名外国董事，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并且，由于此类贷款主要为了保护共同利益，因此它们应面向所有与中国有重要关系的国家的国民，可以由本国或其他最有利益关系的国家首先倡议发起”。(57) 鉴于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发表的对外宣言中多次声明反对外国向清政府提供借款或其它援助，国务卿规定的贷款原则，实际上排除了向袁世凯贷款的可能性。 在要不要放弃中立、支持袁世凯问题上，驻华公使嘉乐恒与美国政府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在接到国务院反对贷款的电文指示后，嘉乐恒继续说服美国政府支持袁世凯，强调中国形势的严重性。11月21日，他在写给国务院的信中指出“局势的发展没有任何的改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政府需要钱”，“没有获得军饷的部队有转变为土匪的危险，帝国的形势已经相当混乱。在许多省份，推翻被承认的权力部门已导致他们中一些人的无法无天和犯罪行为”。(58) 12月6日，嘉乐恒又以北京公使团倾向向袁提供300万两贷款，建议国务院支持这一贷款，强调“随着袁的影响愈来愈显著，他为急于资金所苦。在此关键时刻，没有财政的支持，他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拢住军队，谈判也将失败，随之而来的是血腥的混乱”。(59) 对于北京公使团的贷款建议，国务院在7日的复电中再次拒绝，坚持原来的立场，指出：“关于袁世凯问题，如果300万两如此重要，难道不能从本国财源中获取？鉴于从一开始，我们就与其他有重要利益关系的国家始终坚持严格中立和不干涉目前中国内部动乱的政策，以及鉴于可能对我们在中国的贸易、人身和财产遭到的威胁和目前背离这一政策可能牵涉到的复杂的国际局面，你是否仍坚持你12月6日电报中的建议。国务院尚未收到足够的证据，怀疑11月8日在巴黎举行的财团会议达成的决定的明智(60)，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改变我在11月18日电报中所阐述的基本立场。”(61) 在收到国务院的电文指示后，嘉乐恒依然坚持个人意见。11日，他致电国务院，详细阐述主张支持袁世凯、放弃中立政策的理由，强调革命党人没有前途，袁世凯代表惟一公认的政府，指出袁的力量在他的单独控制之下。直到和平谈判失败，他不希望重新诉诸战斗。他逐渐将满人排挤出朝廷，只保留他们权力的一点影子，他显然一直在加强自己的权力，但他没有钱，他的政府随时会垮台。不可能从个人渠道拿到钱，如果他不能给部队支付兵饷，他们也会抢劫，随之而来的将是普遍的大混乱，各地的外国人也将陷入危险之中。因此，继续执行中立，意味着一直等到局势变得十分糟糕，武装干涉成为必要，随之可能带来严重的国际复杂局面。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和平也会被卷入其中。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最后，他表示“建议贷款给袁世凯，不是用于积极的军事行动，只是在和平谈判期间，在外国人的监督之下，如果必要，只能用于维持现状。如果贷款完全是国际性质的，它会影响叛军提出一些合理的条件。因为这些原因，我坚持我12月6日电报的建议，条件是美国将不带头倡议。英国在这里有最大的利益，英国与其他有关国家的关系也是如此，由他领导最合理。……我认为，贷款应该完全是国际性质的，这不仅因为道德因素，也是为了避免国际猜忌。”(62) 12月27日，嘉乐恒又电告国务院，以其他在华外交官对中国局势的态度，说服美国政府支持向袁提供金钱资助，指出“英国公使告诉我，他昨晚与袁讨论了最近给唐的电报中的问题。日本公使今天访问我，他对达成协定没有任何希望，认为局势正在变得愈来愈糟，对国际局势表示极大的担忧，希望主要国家共同确定某种可行的政策路线，日本政府希望有这样一种合作。德国公使今天也拜访了我，他认为无政府状态即在眼前，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给袁财政上的支持，袁是目前唯一可看到有力量和品质恢复秩序的人。”(63) 12月28日午夜12时，嘉乐恒再次电告国务院，转达袁世凯本人希望美国同意贷款的请求，称“今晚丁家立与袁举行一次会谈。袁要求提供1000万两，指出如果不能提供帮助，他不能维持北方的秩序，部队将会抢劫。表示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作战，除非受到攻击，因为派系将会瓦解革命党人。他今天与皇族举行会议，建议他们逊位，但被拒绝。他要求财政帮助，他们也没有提供。他要求我向您转达他的处境，希望您能影响其他国家共同帮助他。”嘉乐恒断言“当最初提议时，如果列强支持袁世凯，我相信现在他已结束革命。继续中立，只能鼓励混乱。有理由肯定，某种形式的干涉必将到来。”(64) 然而，美国政府始终不为嘉乐恒的意见所动。在国务院发出电报的第二天，英国政府专门致函国务院，希望美国支持各国一道向袁世凯提供小额贷款，虽然美国政府在11日给英国驻美大使的回复中表示根据英国驻华公使所说的贷款条件，美国不反对英国的建议，但实际上美国并不主张贷款。在列强准备向袁世凯贷款的消息遭到南方革命党人的抗议及列强对贷款有不同意见后，当18日英国再征求美国意见时，美国便坚持其一贯立场，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坚信在目前关键时刻，任何给中国的贷款都是不合时机的，除非满足二个条件，即在中国的派别之间严格中立及有利益关系国家的广泛参与，并称美国政府虽然在上述条件下倾向于赞成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但这一政策的结果必然不鼓励美国公民贷款，除非保证此类贷款符合上述条件，同时还指出在上海南北和谈达成之前，北京当局要求的财政援助照会只会障碍而不是促进和谈的解决。(65) 1912年1月31日，德国政府就中国最近局势的发展征询美国意见，诺克斯在2月3日的回复中对贷款仍然持反对态度，重申美国的主张，指出美国政府认为，在有关向中国贷款问题上，各国此前共同执行的严格的中立政策的结果必然是不赞成美国公民向中国提供贷款。(66) 甚至在清帝退位、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之后，美国政府也以局势不明朗，不主张立即向袁世凯提供贷款，依然坚持贷款须以得到南北当局的同意为前提。2月24日美国代理国务卿在给驻华公使的电文中表示：国务院认为，在一个代表全中国的混合临时政府稳固建立之前，或者如果贷款没有得到中国南北两个实际政权的赞同，向中国的任何贷款一般来说，都是不合时机的。(67) 除了反对向袁世凯提供贷款外，对于嘉乐恒在清帝逊位前夕，建议美国政府放弃中立政策，支持袁世凯继承清朝权力，取消南京临时政府，美国政府也不予接受。1月20日，在接到19日嘉乐恒关于支持袁世凯成立新政府的电报后，代理国务卿即电复，寄上19日收到的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呼吁美国政府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的来电，表示美国对中国南北政府的新的指示“将取决于相关事实和合法性的考虑，使馆对此应加以很好的考虑，并提供确定的情报”。(68) 1月23日，国务卿诺克斯在指示嘉乐恒派遣丁家立前往南京考察的电文指示中，再次声明“进一步的行动须等收到丁家立的报告后再做决定”。(69) 综上所述，尽管自义和团运动以来，美国一直将袁世凯看作一位主张改革的实力派人物倍加青睐，武昌起义爆发后，美国驻华外交官也倾向支持袁世凯，但美国政府在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之前，并没有偏袒袁世凯，将袁看作美国利益的代理人加以扶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将美国驻华外交官个人的意见和态度与美国政府的决策区别开来，不能将美国外交官的个人意见当作美国政府的政策；同时，我们还要有时间观念，不能将辛亥革命之前或袁世凯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后美国政府对袁的态度和政策，与袁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之前期间美国政府的政策混为一谈。 四听任清帝逊位 直至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都是美国承认的合法政府。并且，在1909年3月共和党人塔夫脱就任美国第27任总统后，中美关系较诸罗斯福总统时代更为密切。在塔夫脱“金元外交”政策的指导下，美国积极发展与清朝政府的关系，介入中国事务，诸如参加湖广铁路借款，提出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成立银行团，提供币制实业借款，等等，宣称“没有国家比美国更关心中国的发展和独立及领土的完整”。(70) 与此同时，摄政王载沣上台之后，为改变自己在远东国际关系中孤立无援的境地，抗衡日本和俄国的侵略，也积极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将美国作为一个主要的依靠对象。1910年日俄第二次协定签订后，摄政王政府就有意寻求美国的帮助，复活中、美、德三国联盟，是年底派遣前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为特使，前往美国，建议由美国带头重申门户开放原则，并与中国签订公断条约；另外，还计划由德国帮助中国训练一支20000人的精锐陆军，由美国帮助中国组建一支精锐的海军舰队。(71) 然而，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塔夫脱政府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同情和支持这个他所承认的合法政府。 武昌起义爆发后，美国外交官就看到清朝政府的虚弱，对清政府能否继续维护其统治表示怀疑。代办卫理在11日的电报中称“北京政府心慌意乱”。(72) 10月13日，上海领事维礼德电称：常见的意见认为汉口的叛乱可能会动摇北京政府。海军上将萨镇冰也认为是最严重的。中国人同情叛乱分子。(73) 同日，国务卿诺克斯在给总统的电文汇报中，虽然鉴于此前中国国内发生的多次反清起义都被清政府派军队镇压，认为武昌起义也可能会被清军镇压，清政府的未来“取决于北方军队的忠诚和成功”，但同时表示“由于它本质上是一场反对清廷统治的革命，每个人都怀疑它能被压制多久，我们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74) 随着许多省份继武昌起义之后，相继宣布独立，清政府的无能进一步暴露，到10月下旬在华的美国外交官就得出清政府无望的结论。10月26日，上海领事维礼德在电文中向国务院汇报最近中国国内的革命形势时称：“帝国的革命话题高涨。传教士只是害怕暴徒。每个公民，许多官员都是革命分子。长沙、宜昌、西安等被轻易劝降。武力镇压叛乱是不切实际的。我预计北京愈来愈担忧，将会做出任何妥协。在目前体制下，保留皇帝是可以接受的，将可能继续。统治者的腐败和无能被暴露无遗，改革是不可避免的。”(75) 同日，代办卫理在报告中直言清政府面临被推翻的选择，指出：“通过对帝国进行一次普遍的调查，人们只能承认目前的满清王朝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除非有效地达成一个妥协，否则，即将到来的不是帝国的分裂，就是满清被彻底推翻。”(76) 根据在华外交官的汇报，国务院在27日向总统汇报美国对华政策时，也表示鉴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拒绝向清政府提供财政支持，指出此时向清政府贷款是“不合时机和不明智的”。(77) 为挽救满清王朝，摄政王政府除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派兵镇压各地起义之外，也采取一些妥协政策，以挽回人心。10月26日，摄政王政府为转移国内民众的攻击目标，因资政院的要求，下诏将主张铁路国有政策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78) 接着，又因国内立宪派的要求，以及驻滦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蓝天蔚的兵谏，于10月30日以宣统皇帝名义下“罪己”诏，承认三年来“用人无方，施治寡术”，宣布自即日起，“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79)；11月3日，颁布《宪法信条》19条，削减过去无所不包的“君上大权”，把起草和议决宪法之权交给资政院，规定皇帝的权力以宪法规定者为限，皇族不得担任内阁总理大臣，(80) 等等。对于清政府的这些举措，卫理在向国务院汇报中认为，清政府的这些妥协政策实际上表明了清政府的无能和丧失权威，表明清政府的统治已不可能继续太久，只能加速清政府的灭亡。11月3日午夜12时，卫理报告，清政府通过19信条，皇帝批准，袁倾向做首相。过去二天的上谕已将政府置于一群不负责人的手中。局势是如此的混乱，任何事情都会发生。(81) 11月7日午夜12时，卫理在报告中又称：革命党人已占领9个省城和许多重要城市。广东、福州、南京和天津准备起义。大多数明确反对满人的任何条件。山东已宣布独立。……自从罢免盛宣怀之后，摄政王每天允许一个个要求，现在不受任何人尊敬。上谕变得胆小怯弱。满汉之间的敌视增加。武昌、太原和汉口汉人对满人的屠杀强化了这种敌对情绪。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拒绝前往汉口，除非荫昌和其他人因汉口暴动受到处罚。政府处于进退两难境地。……看来清朝政府不可能继续太久。它的覆灭很可能导致这里的混乱。(82) 11月9日驻华代办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明确认为满清王朝气数已尽，到了灭亡的边缘，指出：政府一天天变得软弱。它轻易满足国会和张将军的要求，和皇帝在所有谈判和上谕道歉的语气，在上谕中他为自己过去的错误道歉，呼吁革命党人的支持，所表现出来的胆怯态度，已有效地毁灭了各阶层对他的尊敬，皇帝陛下已被可怜所取代，皇室的荣耀已经消逝，使馆的看法是，结局不会遥远。(83) 对于摄政王政府将盛宣怀革职，美国驻华代办卫理虽然知道清政府的这一行动是维护其统治的不得已举措，指出“保留盛宣怀将意味着增强叛乱的动因”(84)，但担心清政府改变铁路国有政策，在其他问题上也会屈服国内人民的要求，从而损害美国利益，同时担心清政府屈服舆论压力，处死盛宣怀，在清政府罢免盛宣怀的第二天，卫理就与英、法、俄公使一道，向庆亲王施加压力，要求清政府确保盛宣怀的生命安全，继续执行铁路国有政策(85)，一点也没有为清朝的统治着想。对于清廷提出在情况紧急的时候允许太后和皇帝到美国使馆避难的请求，虽然代办卫理表示“完全允许”(86)，但美国政府仍不愿单独承担这一责任，主张应以获得其他国家的谅解为前提，声称“根据美国政府联合一致的政策，你可以根据你的判断提供必要的临时避难所，以保护无辜人的生命，保证你已确认或将确认你的同僚相信这样的行动将不会不一定对使馆区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87) 南北和谈开始后，在要不要保留清王朝的问题上，日本为达到侵华政策的目的，主张保留清王朝的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坚决反对共和制度。12月18日就在南北和谈开始的同一天，日本通过日本驻美大使和美国驻日大使，致函美国政府，认为袁世凯和南方的革命党人都没有能力恢复和维护中国的秩序与和平，建议美国政府支持日本政府的主张，由列强共同出面干涉，强迫南方革命党人放弃共和政府主张，保留清朝政府，指出： 虽然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中国目前动乱的严重性，但日本政府一直认为避免采取行动，采取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立场是明智的。但事态的发展产生了一个令人揪心的担忧——局势正在变得愈来愈糟糕。满清皇朝的尊严和权力已不复存在，北京的官员无力也无意拯救局势。叛乱正在扩大到更多地方，即使留在北京政府控制之下的北方几个省也是令人怀疑的。最后尽管袁世凯返回北京被寄予重大期待，但现在也证明是令人失望的，因此迫使各国加强他们在北京的使馆警卫。虽然清朝军队最近在汉阳的胜利使革命党人士气低落，但不能看作整个形势的重大转变，不能以为清朝的军队不久就能控制整个武昌、汉口和汉阳，暂遭挫折的叛乱分子像在四川等省发生的情况一样，肯定会继续骚乱，以取代他们的退却，而接着南京的陷落又给革命党人在长江流域留下一个据点。除了北京，满汉之间的仇斗随时都会爆发，而袁世凯权力的扩大也不是没有助长反动运动的忧虑。各个省相继宣布独立，只不过是暂时自我保护的权宜之计，以避免与革命党人的冲突，这些省没有力量维护他们的这种独立。 另一方面，各地的革命党人彼此分裂，显然缺乏凝聚力和一位真正的领导人。在某些地区，那些自称为叛军领导人正在溃逃，以保护他们个人的安全，而在另外有些地方，他们之间正在争吵不休。各地维持军事行动和行政管理的资金也愈来愈困难。大部分的反叛军队都由新入伍的人组成，他们之间很少不争吵的，这使各地维持纪律和秩序都非常困难。从目前叛军的财政状况来看，在他们的士兵得不到军饷时，这些士兵转变为一股股土匪的危险不是没有可能的。已经报导了一些外国人遭受这种经历的一些案例。如果允许这种状况无限制地继续下去，不仅障碍贸易和商业，而且最终会发生某种类似义和团的排外骚乱。此外，随着冬季的到来，数百万刚受洪水和饥馑之苦的灾民的贫困状况会导致那些新入伍的新兵或者各地的居民胡作非为。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要在他们占领的地区维持秩序几乎没有希望，或者没有任何希望。 现在，在中国争论的焦点是在君主制和共和制之间进行选择。然而，日本政府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采取共和制形式的政府必定是十分困难的，也不相信中国人有实施这种政府制度的准备，即使它被采用。尤其在上面所说的革命党人的实际情况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胜任他们自己所施加的任务的可能性。但在另一方面，满清王朝的无能再也无可辩驳。在旧体制之下恢复它的权威和维护其对国家的统治，也同样是不切实际的。 因此，在日本政府看来，满足目前中国形势需要的最好办法是，在满清王朝统治的名义之下实际确立汉人统治，这样，一方面对汉人的权利予以适当的尊重，另一方面，阻止满人权力的专横，摈弃不切实际的共和制念头。值得庆幸的是，由摄政王代表皇帝声称坚持的新的宪章(即《宪法信条》19条——引者注)已经公布，它们虽然还不完善，但对改善局势是有益的。因此，今天中国按照新宪章的规定调整局势是明智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日本政府认为让双方达成条件是可取的，一方面，使满清王朝接受上述原则，维护其统治，另一方面让革命党人不但认识到建立共和政府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会危害整个帝国的生存和汉人自身的福祉。同时，由在中国有重大利益的列强一致保证将来遵循这一条件——保留清朝统治，尊重汉人的地位。这些便是日本政府对目前中国局势的观点，日本政府希望知道美国政府对形势的看法。(88) 然而，美国政府并没有接受日本的这一建议。21日，国务院复函日本驻美国代办，同时通知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宣告美国“仍然坚持迄今由列强共同承诺的严格的中立态度”，表示在列强于12月15日向南北谈判双方表达他们早日结束冲突的中立愿望之后，“美国政府倾向于等待这一努力的结果，对由列强进一步共同考虑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措施引导中国出现一个稳定的和负责任的政府持保留态度”。(89) 针对日本密谋进行军事干预，以保留满清皇帝，1912年1月31日德国大使代表德国政府，就中国局势问题征求美国意见和态度。2月3日，诺克斯在复函中明确反对干涉中国内政，认为目前中国局势发展，表明没有必要进行干涉，主张各国应坚持中立和一致行动政策，指出：直至目前所有国家都共同承诺，不仅避免单独行动和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而且遵守他们彼此所作的尊重中国的完整和主权的保证。令人高兴的是，无论是皇室的支持者还是共和分子均保护外人的生命和财产，因此外国列强没有任何进行干涉的理由，而且最新的报导更令人相信，未来时局的发展也无进行此类干涉的可能。(90) 2月8日，美国还将这一态度通告英、法、德、荷兰、意大利和奥地利驻美使馆，作为美国的一项公开政策，借以警告日本。 除了在清政府与革命党人的对峙中保持中立外，美国驻华外交官和美国政府还默认袁世凯篡权，逼迫清帝逊位。武昌起义爆发后，对于袁世凯拒绝接受湖广总督职务，迟迟不前往前线镇压，国务院在27日向总统汇报中国情况及美国的政策时就认为这是袁为从清政府那里争取更多权力的一个计谋，指出：我的判断是，袁世凯拖延接受任命，可能是由于这一事实，他争取从皇帝那里获得充分的权力，以便他与革命党人谈条件。(91) 27日在清政府宣布任命袁为钦差大臣后，卫理在28日的报告中认为“袁负有支持满人义务，但也同情革命党人改良政府的要求。他以各种借口拖延出任职务，每天都获得更多的统治权。如果被立即要求由总理任命向国会负责的内阁，他无疑能满足革命党人的要求。”(92) 对于袁一度拖延来京组阁，卫理推论“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宪法要求由国会选举的时候，他不愿从皇帝那里接受这一任命。但更有可能的是，他认识到拯救王朝太晚了，不愿将自己与注定要灭亡的政府联系在一起。”(93) 在16日袁世凯组织成立“责任内阁”之后，嘉乐恒十分担心袁受到失去权力的满族亲贵的报复，遭谋杀，在23日外交团会议上建议“保证袁世凯的地位，并给他进行活动的可能性”(94)。实际上，如前所述，嘉乐恒建议美国政府向袁世凯提供贷款，不完全是要对付南方革命党人，同时也是帮助袁世凯对付满族亲贵，他在12月11日的电文中解释其主张时指出“他逐渐将满人排挤出朝廷，只保留他们权力的一点影子，他显然一直在加强自己的权力，但他没有钱，他的政府随时会垮台。不可能从个人渠道拿到钱，如果他不能给部队支付兵饷，他们也会抢劫，随之而来的将是普遍的大混乱，各地的外国人也将陷入危险之中”。(95) 12月中旬南北和谈开始后，美国公使嘉乐恒就判断袁世凯有可能抛弃清政府，与革命党人达成妥协，“把自己的命运与革命党人联系在一起”，期待中国国内另一合法政府早日出现。1月16日，他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就认为清帝退位已是大势所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指出：清廷内部对于退位问题虽然有不同意见，但他们中明智的人都赞成退位。并且，总的来说，这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他们已暴露他们是如此的虚弱、无能和无助，对他们的尊重已经过去，他们不可能对国家产生影响，他们所能做的只是为他们争取最好条件，然后离开。(96) 他本人还主张“完全支持”法国驻华公使帮助袁世凯，出面建议清帝逊位，“以便减轻以前对美国的怀疑，并在货币借款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中得到法国的合作”。(97) 1912年2月12日清朝政府下诏宣布皇帝退位的当日，嘉乐恒即电告国务院，建议“在南北方达成临时共和政府时，应立即给予承认”。(98) 次日，嘉乐恒在向国务院译送有关清帝退位诏书等文件中指出，“这些文件具有深远意义，标志满清王朝及其统治的终结，标志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虽然这个新时代的性质还难以确定，但它将无疑标志着他们国家的管理重新回到汉人手中。”(99) 从上所述，对于满清王朝的覆灭，美国的驻华外交官们和美国政府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惋惜；几乎从武昌起义爆发后，满清王朝就被美国政府抛弃了。美国政府之所以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就抛弃她所承认的合法政府——满清王朝，这是由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及东亚的国际形势和美国的外交政策所决定的。 五美国政府态度的原因分析 在1911-1912年中国政局发生鼎革之际，美国政府在中国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严格执行中立，采取不干涉政策，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从客观方面来说，美国政府的这一态度与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方面，首先又与革命党人的策略有关。为避免列强的干涉，同盟会在1905年8月在日本成立之际，《中国革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就制定了外交方针，确定了以下七项原则：1、所有中国此前与外国与各国缔结的条约继续有效；2、赔款外债，继续担任；3、保护所有居留军政府占领地域之各国人民、财产；4、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5、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之权利，所借之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次宣言之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6、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视之；7、外人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争用之物品者，一律搜获没收。根据同盟会这一外交方略，武昌起义后二日，革命军便由黎元洪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都督的名义，照会各国驻汉口领事，重申《中国革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的这七项主张，声称“对各友邦，益敦睦谊，以期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幸福”。军政府还在《刑赏令》中明确规定：“伤害外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在1912年1月5日发表的对外宣言中也同样声明继续承认和保护外人的各项条约权利，强调“吾人更有进者，民国与世界各国政府人民之交际，此后必益求辑睦”，呼吁“各国既表同情于先，再笃友谊于后”，“且协助吾人，俾种种大计，终得底定”，指出“盖此改建之大业，固诸友邦当日所劝告吾民，而满政府未之能用者也”。(100) 同时，南京临时政府还发布通令，要求各省都督保护外人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外交总长王宠惠则于1月17、19日先后两次致电美国政府，呼吁美国承认南京临时政府。革命党人所采取的这些外交政策和努力，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赢得美国政府的支持，但一定程度上增进了美国政府的了解，消除了美国对革命的恐惧和担忧，从而排除了美国介入中国内部政权更迭的依据和必要性，也排除了某些列强试图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我们看到，当1912年2月3日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在向德国阐述美国对中国时局的态度和政策时，即以革命党人对外人的态度作为列强奉行中立政策的依据，明确指出：“令人欣喜的是，无论皇室支持者还是共和分子，他们都保护外人的生命和财产，因此，外国列强绝无干涉之必要；并且最新的报导更令人相信，未来时局的发展也无招致此种干涉的可能性。”(101) 同时，当时中国局势的多变和不明朗，也导致美国政府倾向中立政策，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的利益不受任何一方的伤害。 另外，美国在中国政权鼎革之际保持中立，反对干涉，主张列强一致行动，也有国际因素，防止和避免少数国家特别是日本和俄国乘机单独干涉，谋取特殊利益。日俄战争之后，随着日本侵华野心的进一步扩大和日本成为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最大挑战者，美国政府对日本通过培植清政府内的亲日派或通过中国内部的动乱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抱有高度警惕。1909年1月2日摄政王载沣罢黜袁世凯的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就怀疑日本参与策划，搞垮日本的反对者，扶植亲日派。1月7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在一份有关中国内部事务的备忘录中明确指出，中国最近发生的事情，与日本的阴谋有很大关系，并对日本为达到控制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纵容革命党人和培植清廷亲日派官僚的活动做了系统的回顾。(102) 武昌起义爆发前夕，在华的美国外交官也一再对日本可能利用中国的动乱谋取特殊利益，表示严重关切。1910年8月23日，嘉乐恒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毫无疑问，在发生动乱事件中日本是只能从中获益的国家，它或者通过动乱获取利益，或者通过帮助中央政府镇压叛乱，从中增强它对北京的影响力。”(103) 1910年7月26日，美国亚洲舰队司令默多克在向海军部报告中国不久将会发生严重的骚乱或革命时，也对日本的动向表示关切，指出日本已在为此做准备，“如果情报准确的话，日本的数千名部队将迅速在中国登陆，据说3万人。如果真实的话，他们将不限于保护日本的既得利益”。(104) 武昌起义爆发后，为避免日本利用革命，乘机出兵中国，美国驻日本外交官斯凯勒(Schuyler)为此拜访日本外务次长，敦促日本在未事先与美国政府协商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他认为：“如果像这里所期待的那样，满洲的叛乱变得严重，日本和俄国将不会征求其他列强，立即派军队前往那里。20000日本军队将在任何列强的军队赶到之前抵达北京，5000名在香港的英国军队由于担心广东，将不会离开……我相信日本将会独立采取行动。不管日本做什么，它的目的将使自己成为未来中国政府不可缺少的。”(105) 1912年12月3日，塔夫脱总统在国会年度国情咨文中阐释美国对华政策时，也明确指出美国政府之所以对武昌起义和清帝逊位采取中立和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的政策，这是因为“美国同其他在华有巨大利益的国家一样，认为外国政府为自己利益采取独立行动，只会使已经复杂的形势变得更加混乱”。(106) 从主观方面来说，美国奉行中立政策一定程度上与美国外交上不干涉原则和孤立主义传统不无关系。1775年美国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宣告独立之后，为了谋求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生存和发展，即将不干涉政策和孤立主义奉为美国政府的外交原则，除了一心追求与全世界通商贸易之外，拒绝卷入其他大陆的政治事务，干涉别国内政，拒绝与其他任何国家结盟。1783年6月12日美国国会在通过的一项决议中就宣称合众国的“真正利益要求应该尽可能地不卷入欧洲国家的政治与纷争”(107)。1796年9月17日美国国父华盛顿在发表退出政坛的《告别词》中也强调“我们对待外国应循的最高行动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贸易关系时，应尽可能避免政治上的联系”；“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开与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联盟”(108)。1823年12月美国提出“门罗主义”宣言时也强调了不干涉政策和孤立主义原则，反对欧洲国家干涉美洲国家的独立，宣布：欧洲国家“如果企图把他们的制度扩张到西半球任何地区，则会危及我们的和平与安全。我们不曾干涉过任何欧洲国家的现存殖民地或属地，而且将来也不会干涉。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宣布独立并维护独立的而且基于伟大动机和公正原则承认其独立的国家，任何欧洲国家为了压迫它们或以任何方式控制它们命运而进行的任何干涉，我们只能视为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现。”(109) 虽然美国的不干涉政策和孤立主义主要针对欧洲国家，虽然19世纪随着美国成为世界强国走上向海外扩张道路，参与帝国主义角逐，一些美国政治家们公开呼吁放弃孤立主义，指出孤立主义“不再合乎需要”，“已经成为历史”，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东亚政策中实际上仍然保留了一些孤立主义的传统。我们看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亚角逐中，美国与列强无论对立还是合作，始终没有与任何国家结盟，1908年和1910年底罗斯福和塔夫脱总统两次拒绝清政府提出的与美国结盟的建议，其中的一个理由也就是结盟不符合美国的外交传统。在对华关系上，无论是麦金莱总统，还是罗斯福总统，抑或塔夫脱总统，他们都着重商业经济关系的重要性，而不大重视和关注中国内部的政治进程。在1911-1912年中国政权发生鼎革之际，塔夫脱政府奉行中立政策显然也是受了美国外交上不干涉原则和孤立主义传统的影响。当美国国内有人建议美国对中国政局进行干预时，诺克斯当时就以干涉中国内政不符合美国外交原则为由予以拒绝，指出中立政策之外的“其它任何政策都与每个国家有权在不受其他国家干涉下解决其国内事务的原则不相符合”，表示只有“当重大问题因中国人民自己解决后，国务院自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110) 诺克斯的这一解释，充分说明美国的中立政策继承了美国外交上的不干涉原则和孤立主义传统。 再者，美国的中立政策也是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结果。为维护中国的门户开放，美国政府一方面与其他列强一道“合伙”侵略中国，但同时又与俄国、日本等列强不同，希望一个相对繁荣和强大的中国，帮助美国抵制其他列强独占中国，维护门户开放局面，便于促进美国的对华投资和出口。1904年8月5日，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实际制订者柔克义在美国海军学院所做的演讲中阐述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时即指出，在美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之前，美国的对华政策与欧洲国家一样，一道维护在中国的条约权利，特别是片面最惠国待遇，以保证我们的人民享有同样的条约权利，但在门户开放政策之后，我们的对华政策又增添了新的义务，既要防止任何外国列强政治上完全控制中国，同时也要避免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冲突，通过一切合法的途径保持列强力量的均势；与那些通过武力和军事侵略控制中国的列强不同，他们对华采取直接的武力压迫，希望维持中国政府的虚弱、无能和腐败，美国作为一个寻求商业利益和政治机会均等的国家，则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负责任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实现自己的目标，以便获得必要的合作和支持。(111) 塔夫脱总统上台后，在对华推行金元外交中也一再表达希望促进中国进步与发展的愿望，指出“我们不是那些认为阻止其他国家的发展是有利可图的国家。最有利可图的商业必须是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我们最有利可图的商业，就在与那些最繁荣的国家的关系。因此，美国十分关注中国的发展和繁荣。毫无疑问，有其他政府也这样认为，但有些国家的政府只顾眼前利益，毫不怀疑他们的自私动机。我们可以自夸地说，我们与中国的友谊是无私的。我们对中国领土没有任何企图，不将它当作一件礼物，美国已有他在世界上想要的领土。”(112) 根据门户开放政策，支持一个无能、腐败和软弱的满清政府，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也是美国当时反对日本支持保留满清王朝的原因之一。因此，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塔夫脱总统在1911年12月7日的国会年度咨文中即宣布在中国发生的内战中保持中立，继续奉行有助中国进步和发展的外交政策，指出：“在保护我们侨民利益的同时，美国政府将竭尽所能地维持其对中华帝国和她的人民友好和同情的传统政策，并真诚地希望他们经济发展、行政进步，同时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运用各种合适的手段增进他们的福祉，这些手段与我们在竞争各派之间所奉行的严格的中立政策是一致的”。(113) 同时，正如有些学者已指出的那样，当时美国在华实际利益的有限，也助长美国政府更倾向中立政策，以静观其变。 最后，美国政府在中国政权鼎革之际保持中立，与美国国内价值观念及舆论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武昌起义爆发后，美国在华外交官如代办卫理和公使嘉乐恒及一些商人等，担心害怕革命破坏秩序，损害美国利益，曾极力主张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平息中国革命，支持清政府(114)，但美国政府并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除了上面所说的各种原因之外，也是因为受了国内舆论的影响。出于对民主价值观念的信仰，美国民众和舆论热烈欢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认为这是一场受美国价值观念和理想影响的革命，是一场“发生在中国的美国革命”，憧憬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最为西化的国家。波士顿《电讯报》(Transcript)欢呼辛亥革命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领导的革命；圣路易斯的《全球民主报》(Globe-Democrat)认为中国的革命，是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华盛顿(Washington)、汉密尔顿(Hamilton)和麦迪逊(Madison)等人的民主共和理想在中国的实现。华盛顿《时报》(Times)和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新闻》(News)杂志，则赞扬中国人民和他们领导人的能力。《美国亚洲协会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则将辛亥革命看作是“中国复兴过程中一个必然的事件”。《明尼阿波利斯日报》(Tne Minneapolis Journal)则将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比作美洲的发现，罗马帝国的灭亡。纽约《商业》杂志称“这是所有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此外，圣路易斯《邮报》、圣保罗《先驱报》、纽约《商报》和其他许多报纸都希望中国革命获得成功。(115) 在美国颇有影响力的教会也对革命普遍持赞成态度，他们认为革命标志中国的觉醒和对进步的追求，希望革命的成功将有助于基督教事业的发展。(116) 同时，美国民众极力呼吁美国政府承认和支持中国的革命。据美国学者詹姆斯·里德(James Reed)的研究，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国务院收到潮水般的信件和电报，它们大多要求美国尽快承认中华民国。(117) 另外，旅美华人也声援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6日，在旧金山的华人协会代表旅居美国华人，致电国务院，要求美国政府发挥其影响力，促使列强对中国发生的革命保持中立，以便维护中国的完整和建立一个稳固的政府。(118) 居住在美国檀香山的华侨也发函表示，他们将反对任何列强干涉中国人民自主选择建立一个新政府的努力，要求美国政府为严守中立树立榜样。(119) 在美国民众和舆论的影响下，1912年2月29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即通过了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苏尔泽(William Sulzer)的提案，“对中国人民实行代议制制度及其理想的努力深表同情”，“对其执掌自治政府的权力、义务和责任表示祝贺”。(120) 同年12月3日，塔夫脱总统在年度国情咨文中阐述美国对中国问题的中立政策时，就表示某种程度上是接受美国民众的意见，指出：“1911-1912年秋冬的中国政治骚乱导致了2月12日满清统治者的退位，以及临时共和政府的成立，以处理国家事务，直至按期成立一个永久政府。在1912年4月7日国会的一个现行决议中，美国人民恰当地表达了对中国人民主张共和原则的自然同情。”(121) 总之，透过美国政府对清朝覆灭的反应及其原因，我们看到美国的态度虽然主张与列强保持一致行动，但同时由于美国国家的特殊性及地缘政治等因素，美国在对待晚清中国内部事务和外交上，常常与其他列强有所区别，这是我们在考察美国与中国内政关系问题时应加以充分注意的。 注释： ①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233、317-328页；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的创立(下)》第1编第1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1-490页；吴乾兑：《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干涉和破坏》，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选》上册，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31-351页；卿斯美：《辛亥革命时期列强对华政策初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31-1373页；王东、闫知航：《让历史昭示未来——中美关系史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59-62页。 ②王纲领：《美国对辛亥革命之态度与政策》，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编《中国近现代史论集》第17编《辛亥革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09-1048页；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152页。 ③' Memorandum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s by Edward S·Little' , January 15th, 1910,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0-1929( hereafter RDS) (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Microcopy No. 329) 。 ④' Henry P Fletch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March 5, 1910, RDS. ⑤' Consul General at Hakow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April 18, 1910, RDS. ⑥' The Secretary of Navy to the Secrretary of State' , May 16, 1910, RDS. ⑦'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May 17, 1910, telegram, RDS. ⑧'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May 28, 1910, RDS. ⑨'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July 5, 1910, RDS. ⑩'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August 23, 1910, RDS. (11)' Hubbard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 July 26, 1910, RIDS. 按：有关辛亥革命前后美国军方的反应，请参见美国学者布雷斯特德(William Reynolds Braisted)的《美国海军在太平洋(1909—1922)》(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the Pacific, 1909-1922,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ustin & London, 1971) 第94-122页。 (12)' Huntington Wilson to Secretary of the Navy' , September 15, 1910, RDS. (13)'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Calhoun' , October 6, October 21, RDS. (14)'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October 8, October 15, RDS. (15)' Consul Genera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May 4, 1911, RDS. (16)' A Memorandum on the Activity of the Revolutionists in the Canton District during April, 1911, with Certain Observations on the Caus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vement' , RDS. (17)' Consul General to the Secrretary of State' , May 25, 1911, RDS. (18)'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June 5, 1911, RDS. (19)' The Secrretary of State to Calhoun' , July 15, RDS. (20)' E. T. William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September 3, September 7, September 10, September 15, 1911, RDS. (21)' E. T. Williams to the Secrretary of State' , September 28, 1911, RDS. (22)' Murdoc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September 25, 1911, RDS. (23)' Willi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October 11, 1911, telegram, RDS. (24)(25)(27)(28)' Willi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October 11, 1911, telegram, RDS. (26)' Green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October 12, 1911, telegram, RDS. 按：据顾临在电报中所说，当时在武汉的军舰有：美国2艘，日本2艘，英国3艘，德国1艘，中国6艘。 (29)' Willi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October 12, 1911, RDS. (30)' Knox to Taft' , October 14, 1911, RDS. (31)' Miller to Knox( memo) ' , October 14, 1911, Knox Papers, see: James Reed, 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 1911-191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p. 115. (32)'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erican Ambassadors to Japan, Britan, Germany, Russia, Italy, France' , October 14, 1911, RDS. (33)有关日本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反应，详见俞辛焞：《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4)'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November 21, 1911, RDS. (35)'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Calhoun' , November 15, November 21, RDS. (36)'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Ambassadors at Tokoy, London, Berlin, Paris' , December 27, 1911, RDS. (37)' 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December 24, 1911, RDS. (38)' George E. Anderson to the Secretry of State' , December 22, 1911, RDS. (39)' George E. Anderson to the Secretry of State' , January 11, 1911, RDS. (40)' The Secretary of Nav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December 29, 1911, RDS. (41)见：Nemai Sadhan Bose, American Attitude and Policy to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China, 1911-1912(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s, 1970) , pp. 15-16. (42)' 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January 5, 1912, RDS. (43)' 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January 16, 1912, RDS. (44)' 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January 30, 1912, RDS. (45)'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erican Consul General at Hankow' , January 13, 1912; '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erican Minister' , January 16, 1912, '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1912, pp. 61-62. (46)'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Secretary of Navy' , January 22, 1912, RDS. (47)'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Calhoun' , January 23, 1912, RDS. (48)' Tenny to Calhoun' , February 11, 1912, ' enclosed in Calhoun to Secretary of State' , February 26, 1912, RDS. (49)' Murdock to the Secretary of Navy' , January 26, 1912, ' enclosed in Secretary of Navy to Secretary of State' , January 26, 1912; ' Murdock to the Secretary of Navy' , January 12, 1912, ' enclosed in Secretary of Navy to Secretary of State' , March 14, 1912, RDS. (50)' Hay to Conger' , November 8, 1901, ' Diplomatic Instruction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1801-1906, China' (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Microcopy No. 77) . (51)' W. W. Rockhill to Yuan Shih-Kai' , December 6, 1901, Rockhill Paper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 (52)' Conger to John Hay' , March 12, 1903, ' Despatches from U. S. Ministers to China, 1843-1906' (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Microcopy No. 92) . (53)有关美国政府对光绪朝和宣统之交朝政的干涉，拟另文具体论述。 (54)'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Presidemt' , December 17, 1911, RDS. (55)' The American Charge' d' Affaires to the Sevretary of State' , October 26, 1911, '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2' (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8) , p. 52. (56)' 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November 15, November 17, 1911, telegrams, RDS. (57)' The Secr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erican Minister' , November 18, 1911, '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2' (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8) , p. 102. (58)' 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November 21, 1911, RDS. (59)' 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December 6, 1911, telegram, RDS. (60)按：11月8日财团会议做出如下决定：鉴于目前的不稳定局势，财团目前不主张考虑财政援助的申请，但同时表示向一个负责任的中国政府提供贷款，一旦我们在北京的代表能够向我们确保满足了这点，我们将立即就此进行谈判。 (61)' The Secr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erican Minister' , December 7, 1911, '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2' (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8) , p. 103. (62)' 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December 11, 1911, telegram, RDS. (63)(64)' 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December 28, 1911, telegram, RDS. (65)' The British Ambassado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December 18, 1911; '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British Ambassador' , December 18, 1911, '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2' (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8) , pp. 106-107. (66)' The German Ambassado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January 31, 1912; '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German Ambassador' , February 3, 1912, '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2' (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8) , pp. 108-109. (67)'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erican Minister' , February 24, 1912, '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2' (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8) , pp. 109-110. (68)'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erican Minister' , January 20, 1912, telegram, RDS. (69)'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erican Minister' , January 20, 1912, telegram, RDS. (70)' Memorandum of Interview between Liang Tun-yen and Taft and Knox' , December 17, 1910, RDS. (71)有关中美海军合作计划，请参见拙文《海军大臣载洵访美与中美海军合作计划》，《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 (72)' The American Charge' d' Affair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October 11, 1911, RDS. (73)' Amos P. Wilder to the Secrretary of State' , October 13, 1911, RDS. (74)'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President' , October 13, 1911, telegram, RDS. (75)' Amos P. Wilder to the Secrretary of State' , October 26, 1911, RDS. (76)' The American Charge' d' Affair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October 26, 1911, '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2' (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8) , p. 52. (77)'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President' , October 27, 1911, telegram, RDS. (78)《宣统政纪》第40卷，辽海书社版，第12页上。 (79)《宣统政纪》第40卷，辽海书社版，第25页下-26页下。 (80)《宣统政纪》第40卷，辽海书社版，第27页；《择期颁布君主立宪重要信条谕》(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2-104页。 (81)' William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November 3, 1911, RDS. (82)' William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November 7, 1911, RDS. (83)' William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November 9, 1911, RDS. (84)' William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October 26, 1911, RDS. (85)' William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October 28, 1911, RDS;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1年10月28日发自北京)，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8页。 (86)' William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November 10, 1911, RDS. (87)'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Williams' , November 10, 1911, RDS. (88)' The Japanese Chargé d' Affaires at Washingt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December 18, 1911, RDS. (89)'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Japanese Chargd' Affaires' , December 21, 1911; '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W. J. Calhoun' , December 21, 1911, RDS. (90)'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German Ambassador' , February 3, 1912, '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2' (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8) , pp. 63-64. (91)'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President' , October 27, 1911 RDS. (92)' William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October 28, 1911, RDS. (93)' William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November 9, 1911, RDS. (94)见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页。 (95)' 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December 11, 1911, telegram, RDS. (96)' 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January 16, 1912, RDS. (97)' 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January 17, 1912, RDS. (98)' 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February 13, 1912, RDS. (99)' The American Minist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February 13, 1912, '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2' (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8) , p. 52. (100)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8)，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23页。 (101)'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German Ambassador' , February 3, 1912, RDS. (102)' Memorandum' , January 7, 1909, '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06-1910' (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Microcopy No. 862) . (103)' Calhoun to the Secretry of State' , August 23, 1910, RDS. (104)' Murdoc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July 26, 1910, RDS. (105)' The American Chargé d' Affaires at Tokyo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October 15, 1911, RDS. (106)'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2' , (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9) , p. 21. (107)Richard W. Leopold, The Growth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New York, 1962) , p. 18. (108)聂崇信等译《华盛顿选集》，第324-325页。 (109)James D. Richardson, ed. ,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vol. 2( New York, 1897) , pp. 776-789. (110)' Knox to Mrs. Vilbur F. Crafts' , January 13, 1912, RDS. (111)'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Questions, The Lecture Delivered at U. S. Naval War College, Newport' , Auguest 5, 1904, Rockhill Paper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 (112)' Memorandum of Interview between Liang Tun-yen and Taft and Knox' , December 17, 1910, RDS. (113)'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1' , (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5) , p. 18. (114)按：国内学者认为美国破坏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便是根据这些人的观点得出。 (115)以上有关美国民众和舆论对辛亥革命的反应均见Nemai Sadhan Bose, American Attitude and Policy to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China, 1911-1912(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s, 1970) , pp. 11-19. (116)有关在华美国传教士和美国教会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反应，详见：James Reed, 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 1911-191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pp. 121-127. (117)James Reed, 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 1911-191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pp. 131. (118)' The Chinese National Associati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October 16, 1911, '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2' , (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9) , p. 50. (119)' The Chinese Residents of Honolulu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October 24, 1911, '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1912, (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9) , p. 51. (120)' Huntington Wilson to Taft' , February 29, 1912, RDS, Roll No. 9. (121)'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2' , (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9) , p. 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