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个简单的学术回顾 任何知识或学问，都是一个累积过程。历史研究也不例外。一部史学著作，倘若不是宣传性的普及读物，作为一部学术专著，它的存在价值恐怕就在于是否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增进了知识的累积。而判断一部史学著作是否具有如此的学术价值，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把它放在学术史的背景之下予以考察。这对探讨一个已为学术界共同关注、并有许多相关研究成果的历史对象来说，尤为必要。梁启超研究便属于这一范畴。因此，在平议郑匡民君的《东学背景》之前，有必要先对其所探讨的问题做一简单的学术回顾。 顾名思义，《东学背景》是一部专门探讨梁启超启蒙思想与明治日本之间关系的著作。该书系由作者的博士后论文修改而成，历时7载，共7章，计27万字。该书第1章对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日本观和他流亡日本初期的处境做了扼要的考察。第2至第6章分别探讨了日本明治思想家福泽谕吉、中村正直和日本民权思想、国家主义思想和国家有机体论对梁启超的影响。第7章是对全书的一个总结。 对于梁启超与明治日本的关系，以往学术界虽未予以足够重视，但并非毫无研究。事实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在研究近代日本思想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时便将梁作为一个重要案例。如中村忠行在研究日本文学对近代中国文学的影响时，就曾对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小说理论和政治小说的创作及其文体与明治日本的关系做过深入分析，认为梁的“新民体”及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等有深厚的日本根源。（注：中村志行：《中国文に及はせる日本文の影响》，（台北）《台大文学》第7卷第4期，1942年12月，第214-243页；第7卷第6期，1943年4月，第362-384页；第8卷第2期，1943年6月，第27-85页；第8卷第5期，1944年11月，第42-111页；《〈新中国未来记〉考说——中国文に及はせる日本文の影响の一例》，（日本）《天理大学学报》第1卷第1期，1949年5月，第65-93页。按：本文所介绍的有关研究梁启超与明治日本关系的日文论文，若未译成中文，均系从相关论著的引注中求得，未加核对和阅读原文，若有不确，请有关学者批评、纠正。）此后研究梁启超政治小说和文学思想与明治日本关系的论文还有大村益夫的《梁启超おょひ〈佳人奇遇〉》（《人文论集》第11卷（1964年），第103-133页）、山田敬三的《汉译〈佳人奇遇〉纵横谈——中国政治小说研究札记》（赵景深编：《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402页）、斋藤希史的《新国民之新小说——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文学界》（广东康梁研究会编：《戊戌后康梁维新派研究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252页）。此外，永井算己的《清末における在日康梁派の政治动静》（注：（日本）《信州大学人文科学论集》第1号（1967年）、第2号（1968年）。另，狭间直树教授后来也写过一篇相关的短文——《初到日本的梁启超》，载《戊戌后康梁维新派研究论集》，第218-229页。），根据日方档案资料，对梁启超在日本的活动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宫村治雄的《梁启超の西洋思想家论——その“东学”との关连におぃて》（注：（日本）《中国——社会と文化》第5号，1990年6月。），较为全面地论述了20世纪初梁启超所介绍的西方思想家与明治日本思想界的关系，为90年代以来研究梁启超启蒙思想中的东学背景的学者广泛引用。 除日本学者的研究之外，一些研究梁启超思想的英文著作也程度不同地注意到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如美籍华裔学者张灏所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虽然沿袭美国汉学家李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提出的问题，重点考察梁启超思想中的中国传统因素与近代西学因素及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同时也尝试对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提出一个总体性的看法。他认为，虽然日本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梁启超的思想，但这些影响主要局限在工具理性层面，就道德和社会价值观来说，传统的日本思想并没有单独对梁构成重要的影响，与梁启超思想中的西学因素和传统因素相比，日本因素只是“将梁思想背景中本已存在的某些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成分结合起来，并得以加强”（注：〔美〕张灏著、崔志海等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105页。按：有关美国学者李文森和张灏的梁启超思想研究可参见拙文《评海外三部梁启超思想研究专著》，《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与张灏淡化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不同，另一位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则将日本因素作为梁氏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加以重视，在所著《梁启超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一书的第3章专门考察明治日本对梁氏思想的影响，认为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是经过梁氏重新阐释之后的传统儒家思想、明治日本思想和西方思想的一个混合体。（注：详见Philip C.H uang,Liang Ch'ich'ao and M odern Chinese Liberalism(Seattle and London：U niversity of W ashington Press,1972),pp.36-67.） 就有关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思想关系的研究而言，由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教授于1993-1996年主持的“梁启超研究——关于他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过程”的研究班，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注：有关狭间直树教授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贡献详见（日）石川祯浩著、黄自进译《狭间直树先生》，（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5期，1998年3月。）在该研究班的推动之下，国际学界围绕这一主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先后在欧美分别举办两次相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1995年，由曾经作为该研究班成员的巴斯蒂(M arianne BastidBruguiere）教授主持在法国举办了一次“欧洲思想与20世纪初年中国的精英文化”研讨会。（注：有关这次学术会议和论文的简要内容，见黄克武《欧洲思想与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精英文化研讨会》，（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1期，1996年3月。）此次会议虽然以1900年至1920年间欧洲思想如何进入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为主题，但由于这一时期中国人接受欧洲思想，很大部分是通过相关的日译或日文著作，因此，在提交此次会议的论文中有不少学者谈到日本对梁启超接受欧洲思想的影响和作用，如日本学者佐藤慎一的《20世纪初中国对社会进化论的接受——与日本案例的比较》(Chinese Acceptance of Social Evolutionism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Com parison with Japanese Case)、狭间直树的《梁启超来日后对西方近代认识的深化——尤其在“国家”与“国民”方面》、石川祯浩的《近代中国的“文明”与“文化”》高柳信夫的《1900年代中国关于“科学”的言论的几个侧面》、斋藤希史的《关于近代中国文学进化观念：白话文诞生的前夜》、森时彦的《清末知识界对西欧经济学说的接纳：梁启超的经济思想》等。此外，巴斯蒂和狭间直树教授还先后在相关刊物发表论文，就梁启超思想中的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国家论的日本渊源做了深入的考辨。（注：〔法〕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狭间直树：《梁启超研究与“日本”》，（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4期,1997年9月。） 1998年，由另一位曾作为梁启超研究班成员的加州大学教授傅佛果(Joshua A.Fogel)在美国主持召开了一次题为“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启超个案”的研讨会。此次会议共有15位学者提交论文：日本学者8人、美国学者2人，法国学者1人、澳大利亚学者1人、中国大陆学者1人、台湾地区学者2人。由于这次会议的主题更为集中和明确，因此会议论文基本上都围绕日本在梁启超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这一主题展开。其中，狭间直树的论文考察了梁启超《新民说》中“公德”和“私德”观念中的日本思想背景；森时彦的论文通过对梁启超文章中所用“生计”和“经济”词汇变化的考察，揭示其背后所隐含的丰富的经济思想方面的内容；森纪子的论文探讨了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所受日本佛教思想界的影响；石川祯浩的论文详细考察了20世纪初年梁启超地理学著述和地理学思想与明治日本思想界的关系；黄克武的论文深入剖析了梁启超文章中康德学说的日本、西洋和中国传统等各种思想因素和相互关系，以及梁氏本人的误会、加工和会通。有关此次学术会议的缘起以及论文简要内容，详见桑兵《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启超个案国际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一文，兹不赘述。 1999年，由狭间直树主持的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率先出版（注：东京みすず书房1999年版，后经补充修订，2001年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书名为《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该书共收14篇论文，除了前两篇论文之外，其余基本上都围绕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思想界的关系这一主题。其中，狭间直树的文章强调日本在梁启超所著《新民说》中的作用，认为“以《新民说》为代表，梁启超的署名‘中国之新民’的百余篇文章以及东渡日本后写下的其他文章，多是以日本的知识和思想积累为媒介完成的”。石川祯浩的文章研究了盛行在明治日本思想界中的文明论思潮对梁启超的影响，指出“作为带有普遍意义的‘文明’的观点，在汇入明治时期日本的社会潮流后，大大地启发了梁启超，由此织就的历史观、地理决定论、帝国主义认识，使他成为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地理学、国际政治学等的开山鼻祖”。土屋英雄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初年梁启超在摄取西方“自由”、“权利”观念中所受日本思想界的影响以及梁氏本人的因素。末冈宏的文章考察了梁启超的经学和诸子学研究与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并指出梁氏之所以在他的经学和诸子学研究中导入以井上哲次郎等官学体制派为中心的中国哲学研究，目的是“用这些人的部分理论来印证自己所想的政策或主张”。森时彦的文章揭示了梁启超的经济思想如何受到日本学界所吸收的经济学说及其所处时代的影响。森纪子的文章探讨了梁启超的佛学研究与日本佛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巴斯蒂的文章考察了梁启超宗教思想的演变及其日本思想的影响。山田敬三的文章详细论述了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一文所受末广铁肠《二十三年未来记》的影响。斋藤希史的文章分析了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文学形成所做的贡献和梁所借助的塑造国民灵魂的政治小说与明治时期日本文学之间的关系。（注：有关各篇论文的详细内容请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这些学者的论文从不同角度展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所受明治日本思想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及其复杂性，代表了目前国际学术界在梁启超思想与日本关系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一个最新成果。 相对国际学界来说，国内对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思想关系的研究则显滞后。虽然早有学者揭露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文章多系“抄袭”日文（注：彬彬（徐彬）：《梁启超》，1929年1月26-28日《时报》，转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拾日本人的“唾余”（注：孙宝蠹：《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49页。），但有关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思想关系的话题，迟至中日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随着学术研究的转向（注：按：随着20世纪70年代初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和70年代末中国国内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内学术界逐渐由过去的单一研究日本侵华史，转向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和中日两国的近代化比较研究，从而带动了国内学者对有关梁启超与明治日本关系的研究；而在以研究日本侵华史为取向的学术语境中，讨论有关梁启超与明治日本的话题，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才逐渐进入有关学者的研究视野。其中，研究较多的是考察20世纪初年梁启超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其所创作的政治小说及新文体与明治时代日本政治小说和文体的关系。（注：姜启：《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与日本的明治文学》，《聊城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陈应年：《梁启超与日本政治小说在中国的传播及评价》，杨正光主编：《中日文化与交流》第1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129页；夏晓虹：《梁启超与日本明治小说》，《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传世与觉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271页；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17-246、264-285页；王中忱：《叙述者的变貌——试析日本政治小说〈经国美谈〉的中译本》，《清华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第39-43页。按：在这些论著中，以王晓平和夏晓虹两位学者的研究最为系统，也最有学术价值。）另外，有的尝试综合分析明治日本对梁启超政治思想层面的影响。（注：王秀华：《梁启超与日本明治维新》，《日本研究》1986年第2期；周佳荣：《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思潮》，《清华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夏晓虹：《传世与觉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第177-200页；谢俊美：《梁启超与日本》，《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沈大明：《梁启超与日本》，华东师范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日中文化研究会主编：《现代化与社会文化》，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204页；蒋广学：《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23-37页。）有的就梁启超的启蒙思想与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进行比较，揭示这两位启蒙思想家的近代化思想的异同。（注：高力克：《福泽谕吉与梁启超近代化思想比较》，《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徐剑梅：《福泽谕吉和梁启超的政治革新观比较》，《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郑浩澜：《福泽谕吉与梁启超国民思想之比较》，《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有的考察明治日本思想对20世纪初年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影响。（注：蒋俊：《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文史哲》1993年第5期；盛邦和：《东亚：走向近代文明的精神历程——近三百年中日史学与儒学传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339页。）有的考察梁启超日本观的演变。（注：焦润明：《梁启超的日本观》，《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还有学者探讨与日本有着密切关系的梁启超国学研究为什么不被日本学界所看重的原因。（注：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294页。） 以往国内发表的研究梁启超与明治日本关系的成果，有些固然不乏分析性和思想性，但其存在的缺陷更为显而易见。其一，受语言或资料条件的限制，有关学者在讨论梁启超启蒙思想与明治日本的关系时，很少阅读和利用有关日文资料和文献，大多只是根据梁启超本人的文章进行阐发，这就使他们的研究很难深入堂奥，有些分析难免流于表面，甚至与史实不符。其二，有关梁启超与明治日本关系的研究极为零碎，多为偶然之作，未能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与国内已出版的有关梁启超的研究成果相比极不相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以来，国内发表的与梁启超有关的论文多达千余篇，其中80年代之后发表的论文不下500余篇，但探讨梁启超与明治日本关系的论文只有寥寥10余篇。再从出版的著作来看，80年代以来大陆出版的有关研究梁启超的著作多达30余部（注：其中传记性著作17部，较有参考价值的有：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专题研究著作19部，其中探讨梁启超学术史研究的有：易新鼎《梁启超和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蒋广学《梁启超与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研究梁启超文学思想的有：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连燕堂《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漓江出版社1993年版）；杨晓明《梁启超文论的现代性阐释》（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研究梁启超教育思想的有宋仁主编《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研究梁启超哲学思想的有刘邦富《梁启超哲学思想新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研究梁启超家族史的有：吴荔明《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罗检秋《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恕不一一列举。），但没有一部著作以研究梁启超与日本的关系为主题，并且在所有这些已出版的著作中，也很少有这方面的内容。因此，从学术史角度来看，匡民君的《东学背景》可以说是国内第一部专门探讨梁启超思想与日本关系的著作，其选题的意义不言而喻。 二、《东学背景》平议 作为国内第一部专门探讨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思想界关系的专著，《东学背景》除了选题有价值外，更重要的还在于研究内容充实，有相当深度，具有以往国内这方面研究所没有的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由于《东学背景》的作者曾在日本留学10年，取得文学博士学位，本身就有很深的“东学背景”，因此，《东学背景》在将梁启超思想与明治日本思想进行链接的过程中，不同于以往国内学者所采用的格义附会的平行比较研究，代之以有事实联系为依据的影响研究（注：按：关于在梁启超与明治日本关系中采用以事实为依据的“影响研究”方法，这是桑兵先生对狭间直树教授主编的《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一书所做的评价（详见桑兵《梁启超的东学、西学与新学——评狭间直树〈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在笔者看来，《东学背景》也有这个特点，故加套用。但笔者对“影响研究”和“平行比较研究”两种方法，并不持有桑兵先生那种优劣观——认为“影响研究”一定优于“平行比较研究”，而更愿意持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态度，相信这两种方法在研究中外思想文化关系方面各有其价值，不但互不排斥，且可互相补充；即使对研究梁启超思想的东学背景来说，也是如此。）将梁启超的文章与日文著作进行缜密的对勘和比较，从而揭示梁启超到底在哪些方面受了明治日本思想的影响，具体又是受了哪些日本思想家和日文或日译著作的影响，以及在摄取过程中梁本人做了哪些选择和修改。通过对勘和比较，作者发现梁启超当年以西方文明为终极目标的一元化近代化理论和在摄取西洋文明方式上的精神文明优先论，以及“新民”的立国主张，深受有“东方伏尔泰”之称的福泽谕吉思想的影响，梁氏《文明三界之别》实际上只是祖述福泽谕吉的观点，同时将福泽谕吉的文明、半开化、野蛮三阶段论纳入其“三世说”的理论框架之中。反映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新民说》和《自由书》一方面摄取了明治时期另一位著名思想家中村正直的思想和他所译《西国立志篇》和《自由之理》著作中的内容，但在如何改造民众、树立新民问题上，梁并不接受中村正直所强调的儒家敬天爱人和西方基督教精神的作用，在引用中村正直的文章时，特意对体现这一思想的文字做了篡改。梁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的《霍布士(Hobbes)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等一系列介绍近代西方思想家和学说的文章，大部分是以中江兆民的《理学沿革史》为蓝本，同时，梁氏有关“文明之自由”、“野蛮之自由”、“思想之自由”的论述，很大程度上也是中江兆民自由观的翻版。梁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和《论教育当定宗旨》等文中所表达的有关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见解，直接受明治昭和时期教育家和政治家高田早苗《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及日本政治学者浮田和民《日本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之理想》等书的影响，但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纯属防范与自卫性质，并不具有明治日本国家主义思潮所具有的那种进攻性和侵略性。梁启超放弃卢梭天赋人权说，宣传强权论，基本上又只是祖述日本德意志国家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加藤弘之的观点，稍有不同的是梁又用他所熟悉的公羊“三世”说理论，描述加藤弘之有关强权经由“偏颇的进步”向“遍通的进步”，最后形成“宇内统一国”的发展过程。《东学背景》所做的这一研究，具体而微地揭示了梁启超启蒙思想与明治日本思想之间的关系，这是以前国内学者单纯依靠中文资料进行研究所不能企及的。就此来说，《东学背景》堪称一部可与国际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接轨的学术著作。 《东学背景》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除了将梁启超的文章与日文或日译著作进行细致而艰苦的对勘研究外，还以近乎一半的篇幅，对作为梁启超启蒙思想背景的“东学”——诸如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等启蒙思想家的生平、著作、思想渊源和地位，以及明治时代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和国家主义思潮的演变等，做了深入的梳理和论述。阅读《东学背景》这一部分内容，令人有一种在读一部明治日本思想史的感受，我们从中可对构成梁启超启蒙思想背景的“东学”的思想脉络有较为清晰的了解。对梁启超启蒙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福泽谕吉是一位倡导“脱亚”论的明治启蒙思想家，除了受幕末“丰后学”这一派学术的影响之外，其西学渊源主要来自他几次对欧美的访问，其中《西洋事情》为福泽谕吉访问欧美的一个总结，《文明论之概略》来源于英国历史学家伯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的《英国文明史》和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基佐(Cuizot)的《欧洲文明史》，《劝学篇》则以韦兰德(W ayland)的《伦理学原理》为蓝本编写而成。中村正直则是一位主张“古今中西道德一致”论的启蒙思想家，其西学知识直接来源于他在英国的留学经历，他的两部对日本思想界和梁启超思想产生影响的日译著作《西国立志篇》和《自由之理》均为19世纪英国思想家的著作，前者译自英国人斯迈尔斯(Sam uel Smiles)的《自助论》，后者译自英国人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论》。中江兆民系明治时代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一位代表人物，其西学知识主要来源于他在法国的留学经验，以宣传以卢梭为代表的欧陆式自由主义为己任，有“东洋卢梭”之美名。加藤弘之系明治、大正时期的政治学家和教育学家，其思想演变以1881年为界，经历了由服膺卢梭天赋人权说到服膺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国家主义的转变过程。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则经历了明治之前“国富”派与“国强”派的分野到明治初年“国权”派与“内治”派的分野，以至后来演变为主张英国式自由主义的“改进党”派和主张欧陆式自由主义的“自由党”派以及倾向国家主义的“帝政党”三派的分野。明治时代的日本国家主义思潮更是五花八门，首先是在福泽谕吉、中村正直等启蒙思想家中即埋藏有日本亚洲优越论和主导论的思想，至中日甲午战争后，则有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山路爱山的适者生存论、浮田和民的伦理帝国主义，以及望月小太郎、高田早苗、泫本诚一等所提倡的各式各样的帝国主义论。并且，在介绍这些明治日本思想时，作者并没有因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它们曾对梁启超启蒙思想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便一味地肯定，而是同时注意到明治日本思想中的一些负面因子。譬如，作者对明治以来日本国家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日本亚洲优越论和主导论的思想就持冷峻的批判态度，尖锐地指出这是“急速奔跑在‘成功’途上的日本的悲剧”（见该书，第176页）。在考察明治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时，作者一方面肯定以中江兆民为代表的欧陆式自由主义在打破传统特权、鼓舞人们改变现状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同时深刻地指出其存在的“集体实在论”倾向隐含着只重视政权、集体全体权利和“积极的自由”，而忽视个人“私权”和“消极自由”的巨大危险（见该书第141-149、158-162页）。 《东学背景》所做的这一工作，不但表明作者对日本历史尤其明治日本思想史有很深的造诣，并且对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梁启超思想与明治日本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是很有裨益的。例如，《东学背景》对明治日本思想的溯源和特征的考察，就有助于我们弄清梁启超在接受西学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变异到底是他个人独立思考的结果，还是由于明治日本思想家的过滤，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对于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一文中将穆勒《自由论》中一再讨论的“社会”与“个人”对立的问题转变成“政府”与“人民”的对立问题，从而抽去穆勒《自由论》中限制社会暴虐、确保个人自由的主题，黄宗智在研究中最先发现，并认为这一曲解主要出于梁对国家主义的关怀，同时也是因为受了明治日本思想家加藤弘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注：Philip C.H uang,Liang Ch'ich'aoand M odem Chinese Liberalism,pp.72-77.）而《东学背景》在追溯明治日本西学知识的来源时，则根据日本学者土屋英雄的研究，发现梁启超的这一曲解实际上另有所源，其始作俑者为中村正直，他在明治5年(1872)将穆勒《自由论》翻译成日文著作《自由之理》时，便将“个人”(individual)译成“人民”，将“社会”(society)译成“政府”。再如，《东学背景》在追溯“东学”的西学来源时还发现，明治日本在输入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国家学理论时也有所曲解，他们有意淡化伯伦知理国家学说中反对君主专制统治、主张建立近代国民国家等带有进步性的内容，将其主张国家至上的保守性一面加以发扬和利用，以为明治政府建立一个国权优于民权的国家服务。明治日本所做的这一取舍，结果反过来又影响了梁启超对伯伦知理思想的摄取，致使梁将国家至上的干涉主义思想奉为圭臬。同样，在接受卢梭的自由观上，由于受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过滤，梁启超也将自由的最终目标放在“向上以求宪法”、“排外以伸国权”上。《东学背景》所揭示的梁启超在摄取西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与明治日本的相似性，虽然不能完全断定都是因为受后者影响的结果，可能与中日两国相似或相近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也有一定的关系，但它们无疑为我们解释梁启超启蒙思想的特性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 此外，《东学背景》所勾勒的明治日本思想文化的复杂图景，对于我们理解20世纪初年梁启超言论的多变和自相矛盾，也不无帮助。从作者所勾勒的明治日本思想图景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梁启超启蒙思想背景的“东学”，实际上是由不同的思想光谱组成的。在这些思想光谱中，既有近代西洋思想，也有传统儒学资源；而在近代西洋思想中，又有英吉利功利主义学派、法兰西自由主义学派和德意志国家主义学派之分；从对摄取西洋思想的态度来说，则有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突出中西文化之差异的“脱亚入欧”论，也有以中村正直为代表的强调中西道德同构的“东西文明融合”论。明乎此，我们对当年梁启超在积极将明治日本思想介绍到国内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言论上的矛盾，也就不必过于惊讶或做一些无端臆测了。 《东学背景》的第三个值得称道的显著特点，是“忠实于资料”的精神。思想史研究最忌不读原典，断章取义，投机取巧，作无稽之谈。《东学背景》虽然吸收了前人尤其是日本学者的相关成果，但其研究则无不建立在大量阅读原典、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其对染启超文章与日文著作所进行的对勘比较研究，自不待言，即使对明治日本思想的梳理，作者也阅读和引用了不少日文原典。为说明作者在收集资料上的用功之深，以及这种基于资料基础上的研究对推进学术的贡献，兹举一例。对于发表在1899年4月10日至10月25日横滨《清议报》上的伯伦知理的《国家论》，法国巴斯蒂和日本狭间直树教授都专门发表过文章，他们的共同结论是1899年6月发表在《清议报》上的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并非梁启超所译，1903年10月发表在《新民丛报》第38-39号上署名梁启超的文章《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其实也非梁氏本人的作品，它们都是抄袭了1899年12月日本东京出版的吾妻兵治翻译的《国家学》。但《东学背景》并不囿于前两位教授的研究，为弄清梁启超所译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国家论》出自何部日译著作，作者广泛搜集不同版本，发现在1899年4月10日至10月25日横滨《清议报》发表伯伦知理《国家论》译文之前，该书的日译本多达6种：明治5年至12年版的加藤弘之的《国法泛论》、明治13年版的石津可辅的《国会泛论》、明治14年版的平田东助的《国家论》、明治15年版的平田东助的《国家论》、明治21年至23年版的平田东助的《国法泛论》、明治22年平田东助和平冢定二郎合译的《国家论》。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对这些不同版本进行对勘、比较，进而发现平田东助和平冢定二郎合译的《国家论》是当时日本较为全面和准确介绍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译本，1899年12月13日东京善邻译书馆、国光社出版的吾妻兵治的《国家学》实际上为平田本的直译，两者不但卷数和章节完全一致，而且遣词造句也十分相近。鉴于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伯伦知理《国家论》时吾妻兵治的《国家学》尚未公开出版，以及平田本早在1896年即被康有为收录在《日本书目志》第5卷的政治门中，我们在阅读《东学背景》对有关伯伦知理《国家论》日译本所做的介绍之后，就有理由对此前巴斯蒂和狭间直树两位教授提出的《清议报》发表的伯伦知理《国家论》系吾妻本的直译这一观点表示怀疑，而倾向于更有可能是平田本的直译。（注：按：为了弄清发表在《清议报》上的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出自何部日译著作，《东学背景》的作者虽然花了很大的精力，但他并没有在书中渲染，在未找到确切的证据之前，也没有轻易地否定前人的研究，而是十分客观地认为“对梁启超摄取伯伦知理的学说来说，无论是据平田本，还是据吾妻本，在内容方面都不会有太大出入。”（该书，第234页）作者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平实学风，在学术已演变为名利场的今日，实在不可多得。）此外，《东学背景》第1章对戊戌时期梁启超了解东学的途径及梁初到日本时与日本政界的关系所做的梳理，也是目前国内论述得最为详尽的。 总之，《东学背景》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忠实于资料”、“十年磨一剑”的学术追求，是十分突出的，它也因此深得有关学者的推许。如日本学者野村浩一即称赞《东学背景》“这种研究，与那种随意性的‘断章取义’形成了鲜明对比。只有通过这种方法的忠实贯彻，无论在什么时代，学术研究才能常常显示出它的本来意义。”《见该书“序”二，第2页）耿云志教授对此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匡民君此书，确是有关此一课题的最新的、最扎实和最可信的研究成果。今后凡做此项研究的学者，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他们都不能不参考、借鉴这本书。这就是此书的成功和它的价值所在。”（见该书“序”一，第2-3页）这些学人的推许，实际上肯定了《东学背景》是梁启超思想研究中一部难得的原创性学术著作。 当然，如同许多优秀的史学著作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一样，《东学背景》也有它的不足之处。第一，《东学背景》虽然较为尊重前人的研究，对他所参考过并认为有价值的相关成果，都做了脚注，但遗憾的是未能对其所探讨的问题进行很好的学术回顾和总结。如前所述，有关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思想的关系，以日本学者的研究最多，也最有深度，倘若作者以日本学界为中心，同时兼顾欧美和中国学者的研究，对以往的成果做一系统的清理，不但更符合学术要求，而且还可以使作者所做的研究更为有的放矢；并且，作者也是最有资格做这项工作的学人之一。其次，梁启超受日本思想界的影响极为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学术、文学、史学、宗教等众多领域；从时间跨度来说，日本思想界对梁启超的影响虽然以他流亡日本初期为最大，但又不只限于这一时期，事实上直至梁启超晚年的一些著作，也有日本的思想资源。如此繁富的内容，显然不是《东学背景》一书所能覆盖，并且我们也不能做此要求，但《东学背景》既然取名为“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似有必要对本书所要探讨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纬度和经度加以限定，并做适当的说明；否则，也易贻人口实（注：按：日本学者野村浩一在为《东学背景》所写的“序”中，实际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相应于梁启超这种多面性的思想家来说，此书的主题本身以及研究课题当然也是广泛的。从这种观点来看，有关此书主题还有不少尚待挖掘的地方。”）再者，在如何看待和估价梁启超启蒙思想中的日本思想资源上，《东学背景》也有可议之处。鉴于这是研究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思想关系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笔者属意留待下文专门讨论。自然，下文的讨论也就不全针对《东学背景》，希请各位读者省察。 三、如何看待日本因素 梁启超启蒙思想曾受惠于明治日本，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但对于如何看待和评价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学术界迄今未予重视，展开讨论，基本上处于各说各话的状态之下。 笔者以为，就如何看待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这个问题来说，首先须处理好日本因素与其他思想资源的关系。在梁启超思想研究中，学术界长期以来重视西学因素和中国传统因素，以及两者在梁启超思想中的紧张感，比较忽视日本因素，的确有其局限性。但有些学者走向另一极端，只讲日本因素，同样也是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无助于对梁启超思想的全面把握。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头10年里，明治日本固然是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绝非惟一的来源，同时也有中国传统思想因素和梁氏通过明治日本之外所获得的有关西学知识，诸如19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和有关报刊杂志所介绍的西学知识，严译西学名著，以及梁启超本人亲自游历美洲、澳洲、香港和台湾等地的观感，康有为、黄遵宪等师友的影响，等等。此外，其他一些非思想因素，尤其是国际和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演变，也对梁启超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梁启超思想与明治日本关系时所应注意的。以20世纪初的梁启超新民说理论来说，虽然如《东学背景》和其他学者所说，是受了福泽谕吉、中村正直等日本思想家和著作的影响，但将梁启超的新民说完全归诸明治日本思想影响的结果，未免失主简单。众所周知，“新民”是戊戌时期即已提出的一个口号，其中又以严复的阐述最为透彻。而严复当时提倡“新民”说，迄今没有资料表明是受了日本思想家的影响，其理论根据是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此外，当时西方人士对中国民族性的讨论也唤醒了戊戌维新思想家们对“新民”重要性的认识。（注：有关戊戌时期新民思想产生的背景及有关维新派对国民性的反思请参见拙文《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先声——论戊戌维新派对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史学月刊》1994年第4期。）戊戌时期梁启超虽然追随康有为，从事维新变法活动，但对“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也是完全认同的，他本人在发表《变法通议》之后，就曾有意“集天下通人宏著，有当于新民之义者为一编”，批评社会上的通人魁儒对新民之道“熟视无睹，有若可删”。（注：《经世文新编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7页。有关梁氏新民思想的演变请参见拙文《梁启超〈新民说〉的再认识》，《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虽然梁当时所说的“新民”，与他流亡日本之后所讲的新民有不同内涵，但两者之间显然有着继承关系。并且，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民说理论，除了是戊戌时期“新民”主张的进一步发展之外，也即受严复和西方社会有机体论思想的影响外，其实与林毓生所说的中国传统“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维模式（注：详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也有直接的联系。中国传统“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维模式的显著特征，就是强调道德、人心在治理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中国传统所说的“修齐治平”、“人存政举”，便是这种传统思维模式的外在表现，它们与福泽谕吉、中村正直等人所提倡的学习西方文明之精神以及“一人独立，方能一国独立”的主张，分明有着相通之处。事实上，梁启超本人在宣传新民理论时，也明确将中国这一传统思想作为其理论根据之一。在《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一文中，梁便将《孟子》所说“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的古训作为其理论根据之一。而他所说的“新民”一词，则直接取于儒家经典《大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警句。在他所著《新民说》的各篇文章中，梁除大量引用西方和日本的历史事例以及思想家的言论外，也常常从中国传统典籍中摘引相关言论或历史故事，以阐发他所提倡的新民理想的意义。例如在《新民说·论自尊》一文中，为宣传福泽谕吉“一人独立，方能一国独立”的思想，梁就援引了伊尹、孟子、庄子、杜甫等人的相关言论。所有这些事例，无不表明梁启超的新民说理论有着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再者，就非思想因素来说，20世纪初梁启超之所以热衷于新民说理论，又与他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戊戌政变后，自上而下的改革遭到失败，梁成为一名纯粹的启蒙宣传家，新民理论自然也就成了最好的宣传主题，正如梁本人在1903年为他宣传新民说所做的辩护中所说：“吾以为新闻记者之责任，其必在于新民也已。”（注：《答飞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43页。）我们看到，随着梁启超的兴趣重新转向实际政治活动，在1903年游美归来之后，他对宣传新民理论的热情便大为减弱，到1906年立宪运动开始后，便完全放弃新民理论的宣传，在《新民丛报》第72号（1906年1月）发表《论民气》一文之后，终止了《新民说》的写作。笔者以为，日本因素在梁启超新民说理论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强化了梁启超原有的新民思想；二是为梁启超所要塑造的“新民”形象提供了充足的思想资料，如果没有“东学”背景，梁氏当时要写出那部脍炙人口的《新民说》是难以想像的。 当然，对专门探讨梁启超与日本关系的学者来说，将研究重点放在日本方面，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十分合理的，但倘若在论证或表述过程中将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完全归诸日本因素，不对其他因素予以适当的关照，这就将梁启超的思想简单化了，并且其所建立的关于梁启超思想与明治日本之间的那种单向度的紧密关系也很难令人信服。就此来说，《东学背景》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 再者，在处理梁启超启蒙思想与日本关系问题上，《东学背景》和其他一些学者采用近似“学案体”的方法，将梁启超思想与某一日本思想家或著作的影响联系在一起，亦须谨慎为之。事实上，对于如饥似渴汲取新知识的梁启超来说，其思想不可能只简单地受某一具体思想家或某部著作的影响。以梁启超与福泽谕吉的思想关系来说，后者无疑在文明论方面对前者产生过影响，但同时正如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指出的那样，文明论是当时日本思想界和舆论界的一个共同话题，梁所置身的世纪之交的日本已不再是福泽谕吉《劝学篇》和《文明论之概略》所标榜的“文明之精神”时代，而是早已经过加藤弘之、陆羯南、德富苏峰等“社会进化论”、“国民主义”、“国权主义”、“帝国主义论”等各种理论和学说过滤的时代，因此，对梁启超的文明论产生影响的，自然不限于福泽谕吉一人，并且，梁启超的文明论自然还会与福泽谕吉有所区别。（注：石川祯浩：《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第95-119页。）同时，《东学背景》在探讨福泽谕吉与梁启超启蒙思想关系时，只讲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方面对梁启超的影响，又会存在可能忽视梁启超在其他方面也受过福泽谕吉影响的危险。这在作者讨论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等人与梁启超思想关系的时候，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再如，《东学背景》和一些日本学者都注意到梁启超20世纪初所写的一系列介绍近代西方思想家和学说的论文，大多以中江兆民《理学沿革史》为蓝本，但将梁启超此类文章都归诸《理学沿革史》，可能又会忽略其他日文著作的影响。至少在《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一文中，梁启超明确表示该文的写作除了参考中江兆民的《理学沿革史》之外，另参考了陆奥宗光译《利学正宗》、边沁原著Theory of Legislation、纲岛荣一郎著《西洋伦理学史》和《主乐派之伦理说》、山边知春译《伦理学说批判》、竹内楠三著《伦理学》、田中泰磨译《西洋哲学者略传》、杉山藤次郎著《泰西政治学者列传》、小野梓著《国宪泛论》、冈村司著《法学通论》和有贺长雄著《政体论》。（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46-47页。）梁氏所列的参考书可能有标榜的成分，但他所写的文章和思想不只受某一日本思想家或日文著作的影响，却可能是真实的，值得认真对待。并且，除了受日本思想家和日文著作的影响之外，梁日常所接触的明治日本社会及其风尚，也必然给他的思想以重大的影响。例如当时的日文报刊杂志，便是梁启超吸取相关知识的一个重要来源。梁在1899年12月所写的《汗漫录》中就提到他初到日本，通过阅读报纸，接触了解日本的情景，自谓“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186页。）后来，他在所写的《双涛阁日记》里，也将“读报纸”列入他每天的功课之一。（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九，第2-40页。）此外，梁在文章中也常提到明治日本社会风尚对他的影响，他后来曾这样描述对日本社会风尚的感受：“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亲见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至百工，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之朝气，居然使千古无闻之小国，献身于新世纪文明之舞台。回视祖国满清政府之老大腐朽，疲癃残疾，肮脏躐蹋，相形之下，愈觉日人之可爱、可敬。”（注：吴其昌：《先师梁任公别录拾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36辑，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因此，在考察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中江兆民、加藤弘之等日本思想家及其著作与梁启超启蒙思想之间关系的同时，适当关照日本思想界其他一些人物和著作乃至当时日文报刊杂志以及当时日本社会和风尚对梁氏思想的交叉影响，这不但会使梁启超启蒙思想与日本关系的研究更有立体感，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弄清梁启超启蒙思想的真正来源，或许还会有新的意外发现。 需要指出的是，对梁启超受众多明治日本思想家和明治日本社会风尚的交叉影响，《东学背景》有十分清楚的认识和了解。在考察某一日本思想家或著作对梁启超思想的影响时，作者常常提醒梁启超同时也受到其他日本思想家或著作的影响，但惜乎未做具体分析。 在考察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将梁启超视为明治日本思想的简单的抄袭者或被动的接受者，还是将他看做一位具有主体性和创造性的思想家。有些学者在考察梁启超思想与日本的关系时，由于片面强调日本因素，忽视梁启超启蒙思想的其他思想资源，往往单向考察明治日本思想对梁启超的影响，将梁视为一个简单的被动的受体，而比较忽视反向考察梁启超作为一名思想家所做的主体性选择和创造。狭间直树教授在研究中似乎就持前一观点，他曾在《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的日文本的序言中这样强调：“在此，我想提及的是，与其说是梁启超以自己的方式主动摄取明治时期形成的日本文化，倒不如说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培养’了梁启超。”笔者以为，将梁启超说成明治日本思想的被动受体或抄袭者，这是对梁启超思想的进一步简单化，同时也极大地降低了这一研究的思想和学术意义。事实上，梁启超本人的文章和一些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作为一名启蒙宣传家和思想家，他在摄取日本明治思想过程中，无论是抄袭，还是客观的介绍，都是结合当时中国的现实和需要，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以及知识背景加以取舍，甚至进行刻意的修改和创造性的阐发。例如，尽管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上的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论》系抄袭平田的《国家论》或吾妻的《国家学》，但在抄袭过程中梁却对译本做了大量的取舍：对日译本中中国人可能不感兴趣的有关叙述欧洲立宪制度演变历史的第3卷第4章和第4卷第3章以及第5卷《国家与教会》删去未译；对日译本中第2卷《国民与国土》有关民族与国民、国民与社会部分的内容，也由于梁当时认为“Nation”（族民）与“Volk”（国民）的区别没有意义，反而会引起混乱而被删去；同时因为当时梁在政体选择上尚犹豫不决，因而有关对君主立宪制和代议共和制的分析也被删去；而在1903年梁启超政治态度发生变化后，许多被删去的内容又在他发表的《政治学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重新补上。（注：详见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按：巴斯蒂教授所做的这一研究，实际上否定了她在论文中提出的梁启超在摄取明治日本思想中只是“不折不扣抄袭”或“丝毫没有他的个人创见”的观点。另，《东学背景》对梁启超所译《国家论》对日译著作的取舍及其原因，也在巴斯蒂教授研究的基础上，做了更为详尽的分析，详见该书第234-268页。）又如梁所翻译的明治日本政治小说在当时的日本已经过时，它们的意义主要是为梁提供了一种新的宣传工具；并且，在翻译日人柴四郎《佳人奇遇》时，梁除了在康有为的压力之下，将小说中体现反清思想的文字删去之外，还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对其中宣传大日本侵略主义思想和有辱中国的文字做了重大的修改。（注：详见王宠志《“专欲发表区区政见”——梁启超和晚清政治小说的翻译及创作》，《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26-129页。）再如，根据日本学者松尾洋二的研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大量西洋人物史传，诸如《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等，虽然几乎是相关日文著作的翻译，但这些史传在经梁的翻译和加工之后，“简直就成为一部思想性著作”（注：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第278页。）。根据台湾学者黄克武的研究，梁启超笔下的康德虽然以中江兆民所译法国学者富耶(Alfred Fouillee)的《理学沿革史》为蓝本，但也非后者的简单复述，不但译介的内容具有高度的选择性，而且还充满梁个人所做的阐释，既有康德、富耶、中江兆民等人的影子，也有佛学、儒学等思想因素，呈现出各种理念交杂、互释的景象。（注：详见黄克武《梁启超与康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1998年12月，第101-146页。）根据大陆学者蒋俊的研究，梁启超的《新史学》虽然受浮田和民《史学通论》的影响，但同时也非简单地摘取其中的某些观点或*1译个别章节，而是着重于融会、改造和创新，进而为外来理论的中国化和中国史学走向世界辟出一条蹊径。（注：详见蒋俊《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文史哲》1993年第5期。）不但如此，即使对文章中出现的一些日语词汇或术语，梁也有所鉴别、批判和创新。例如为避免日语“经济”(Political Econom y)一词与中国传统典籍中“经世济民”、“经世济俗”含义相混淆，梁在文章中便曾以“富国学”、“资生学”、“理财学”、“平准学”、“生计学”等取代日语中的“经济”一词（注：参见〔德〕李博著、赵倩等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201页。按：在流亡日本期间所写的文章中，梁启超偶尔也使用日语“经济”一词，但为避免与传统典籍中的“经济”一词含义混淆而产生误解，在使用时有时加了注释。）；梁在文章中采用日语“论理学”(Logic)一词，则是他在比较中国旧译“辨学”和严译“名学”的优劣之后所做的一个择善而从的选择（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3页。）；梁文章中所用的“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一词，系他在综合日译和西文原意基础上所做的一个小小的创新，梁曾解释道：“此派之学说，日本或译为功利派或译为利用派；西文原意则利益之义也。吾今隐木括本派之梗概定为今名。”（注：《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30页。）至于梁文章中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表述，又是他对社会学术语中日译“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和严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做的一个综合（注：《自由书·放弃自由之罪》，《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23页。）；对于日语中的“革命”(Revolution)一词，梁启超更是从自己的政治主张出发，发表有名的《释革》一文，批评日语中的“革命”一词未能正确地传达近代西方所说的“Revolution”一词的含义，而与中国古代所谓的以暴易暴的易姓革命相混淆，主张以“变革”一词取代日语中的“革命”一词（注：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40-44页。）。总之，梁启超文章有所本的事实，绝不意味着他是一个缺乏主体性的宣传家，或是丝毫没有个人创见的思想家；否则，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代“舆论界之骄子”，对近代中国思想界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因此，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有关明治日本对梁启超思想的影响研究，实际上应该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受体的梁启超在哪些方面接受了明治日本思想的影响；二是作为主体的梁启超在摄取过程中如何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学术界主要侧重第一层面的研究，对第二层面则未予足够重视。《东学背景》对梁启超的主体性一面虽然有所关照，一定程度上注意到梁启超在摄取东学过程中所做的一些有选择性的取舍或修改，但总的来说，主要还是以考察明治日本对梁启超的影响为主，对梁启超的主体性一面仍有待进一步挖掘和分析。 最后，在考察梁启超借途日本汲取西学的过程中，似有必要进一步将它放到近代东亚文明转型的角度予以思考和把握，而不仅仅局限于就梁启超论梁启超。东亚各国的历史和国情虽然不尽相同，但相对于欧美西方文明，大体又有着相似或相近的道德和价值取向，构成与西方文明有别的东亚文明共同圈。因此，20世纪之交梁启超糅和西学、中国传统和日本东学，创造新学的过程，不止是他的个人思想活动，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作为世界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东亚文明对近代西方文明的回应，以及东亚文明向近代的转型，深刻揭示了世界近代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并且，需要指出的是，当年梁启超在重建近代中国价值和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他本人就有很强烈、很明确的东亚文明意识。他流亡日本之后创办的第一份刊物《清议报》的宗旨，除了激发中国“国民之正气”、“增长支那人之学说”之外，便是要“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注：《清议报叙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31页。）在他看来，中国古代文明不止是中国一国的文明，也是东亚文明的代表和象征。梁曾这样明确宣称：“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4页。）同时，在他当时对“黄色人种”、“白色人种”、亚洲与欧洲之大势所做的大量表述中——不管这些表述是祖述当时日本人的观点，还是直接受当时西方学术的影响，我们都可感受到梁启超对东亚文明和东亚国家历史命运的深沉关切和他的世界意识。因此，在考察梁启超借途日本汲取西学知识、重建近代中国价值和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我们还应思考梁启超当年所做的工作对近代东亚文明有着怎样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启示，从而也可引申出我们对明治日本思想文化进行深沉的反思，而不再拘泥于单向考察日本对梁启超思想的影响。总之，倘若我们能将东亚文明意识自觉地带到有关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思想关系的研究之中，必将使这一研究更有思想性，也更有价值和启发性。 作者简介：崔志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