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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改坐北朝南为坐南朝北？ 随着奠基典礼的举行，北京市人民政府曾向全国各地征集纪念碑的设计方案。根据参加过设计施工的专家回忆，纪念碑的结构设计方案征集到140多件。周恩来在审定设计方案时曾提出，为将来能让更多人非常醒目地从长安街看到纪念碑的正面，建议将传统的纪念碑坐北朝南的形式改变为坐南朝北。 1952年5月10日，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主任由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担任，副主任为著名建筑家梁思成。 经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讨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形设计主要参照了中国的唐代石碑与清代石碑，但碑顶的设计在当时是最为困难、争论最多的一个部分。 1952年8月1日正式动工开建到1954年11月两年多的时间内，工程进度缓慢。建筑师主张用“建筑顶”，即在纪念碑顶部建造一个古代常用的顶子。雕塑师则主张用“群像顶”。反对“建筑顶”的理由是“大屋顶”形象太古老，反对“群像顶”的理由是“在40米高空，无论远近都看不清楚雕像”。 最终选取的碑顶方案是由古建筑学者梁思成制定下来的。他结合了多处古建筑的外形，设计形成了纪念碑的雏形，并在碑顶上破天荒地加了个“小屋顶”的装饰，这个极具特色的“小屋顶”后来被广泛运用到各种新建筑物之上。 此外，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花圈纹饰也十分重要，浮雕花圈表示对英雄的永久纪念。林徽因与梁思成是纪念碑上花圈纹饰的主要参与设计者。他们采用百花和卷草作为碑座装饰纹样的主题，而在不同的位置上用不同的方式以求变化，以取得建筑物本身各部分所要求的装饰效果。 1955年，林徽因病逝后，由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负责林徽因墓的修建施工，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与碑，墓碑上采用的浮雕装饰图案，正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共同为纪念碑设计的图案。林徽因与她设计的图案永远相伴，长眠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浮雕《胜利渡长江》二稿已通过，为何还要画第三稿？ 纪念碑碑体设计确定后，下部装饰的浮雕创作也随之开展。1953年成立了纪念碑美术创作组，著名作家、时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担任组长，常务副组长有两位，一位是雕刻家刘开渠，另一位就是画家彦涵。 彦涵画过渡长江的油画，因此《胜利渡长江》的画稿便由他来设计。“稿子画了3遍，第一遍画的是战士头戴美式钢盔冲锋的场景，这虽然真实地反映了渡江战斗的情形，但考虑到群众对解放军的普遍印象，于是第二稿将战士们改为头戴布军帽，并且突出了指挥员以及划船民工的形象。纪念碑建设时采用了此稿。” 既然第二稿已被采用，为什么又画了第三稿呢？第三稿上面的人物更多，画稿长度更长。原来，彦涵当时希望把画稿修改得更完美，于是在第二稿的基础上又创作了浮雕的第三稿，此番设计又增加了一些战士的形象。但由于第三稿过长，不符合纪念碑高耸挺拔的设计方案，最后还是采用了第二稿。 主稿浮雕《虎门销烟》的曾竹韶教授早年在西方许多国家学习考察，对西方雕塑传统作过广泛深入的研究。他在创作中反复推敲人物的形态，注重对人物的精神刻画。《虎门销烟》浮雕人物虽然不多，但是刻画得形象生动，这也是他尝试结合西方雕塑与民族传统技法创作新题材雕刻作品的一个开端。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包括来自河北曲阳和苏州的石工，他们的祖辈都从事石匠工作。这批石工有28位，长期从事中国民间雕刻。他们传统雕刻技艺很高，但对西方雕刻技术并不了解，也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风格。如果每人的风格不同，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刻制会产生不利影响。于是，在刘开渠的领导下，这些石工接受了很长时间的培训。由于浮雕所采用的汉白玉开采于北京房山，完整的大料不容易取得，为确保石料不被损毁，石工在练习人像雕塑的基础上，再进行纪念碑人物试刻。他们在实践中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兼通东西方雕刻技术的优秀石雕艺人。 艺术家们的心血都凝聚在纪念碑下层大须弥座束腰部四面镶嵌着的8幅汉白玉大型浮雕上。这些浮雕高2米，总长40.68米，共有约170个人物形象。 （综合《北京日报》《人民政协报》《法制晚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