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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地主或资产阶级家庭，用当时的视角，他们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旧式教育。这样，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阶级属性自然而然就被定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世纪50年代，中央主要领导曾多次说“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并由此下结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于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就成为一项基本的政策。 如此，对待知识分子的偏见和使用不当在1955年就显现出来了。如一位擅长水墨花鸟教学的著名画家、教授，美术学院却不让他开课，而派他到图书馆写书签，到陶瓷科画瓷碗，后来干脆派他给教职员工买戏票。一位学术上有建树的甾体化学家，单位却分配他做应用化学方面的工作，使他有“硬逼木匠去种田”之感。不过，这时的中央尽管给知识分子定了性，但对知识分子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还是重视的。毛泽东在1955年11月23日就曾亲自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商量如何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并提出专门召开一次知识分子工作会议的建议。 于是，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周恩来的报告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他还特别强调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令人钦佩的是，周恩来在这时就已经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应该说这是周恩来代表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一次正确表述。同时，周恩来也指出了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弱点，鼓励他们学习政治，改造思想，努力工作，以跟上时代的步伐。在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知识分子遭遇使用不当、待遇不公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解决办法，告诫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要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解除广大知识分子的后顾之忧，保证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那天到会讲了话。随后，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 遗憾的是，这次会议提出的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没有能够贯彻始终。由于1957年春夏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党中央改变了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又把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推向了阶级斗争的浪尖。中央部分领导这时更加肯定了此前下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结论。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及以后的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明显地被看作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当成了教育、批判、改造、革命甚至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