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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嫌这次讲话范围太小，份量不够，3月28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专门谈了知识分子问题。他说：“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的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12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此后，在解决知识分子的具体问题上，党和政府还做了不少实质性的工作。比如，尽管处在三年困难时期，但对重点保护的在京的科学家、艺术家和著名教授的副食品补助供应，中央仍给予了特别的关照。为保证从事原子弹、氢弹等重点国防工程的科技人员的身体健康和正常工作，聂荣臻还给海军和一些大军区领导写信，请他们给予支援。随后一大批肉、鱼、海带、黄豆、水果等副食品，从全国各地运到科研基地。 但是，周恩来和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中央内部却遭到了某些人的明确反对。柯庆施在上海竟不让传达陈毅的讲话。这年8月9日，当有人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适”时，有的中央领导便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这表明部分中央领导对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说法和做法是不同意的。8月13日，当有的同志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有的，不能说资产阶级还存在，就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的时候，有的中央领导又插话说：“从意识形态来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存在。”他甚至对陈毅讲话明显表示不满，说：“你到处讲话要注意。” 由于我们党内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左”的看法，因此，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知识分子不仅仍然是一种需要继续改造的“异己力量”，而且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一种主要力量。早在1957年5月25日，中央一位领导在同前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的谈话中就说过，现在“资本主义臭了，在社会上资本家臭了，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影响”。后来不仅把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就连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被说成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知识分子被看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自然就成了一缕短暂的曙光。 终获解放：正确的“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结论 对知识分子的性质和作用的错误认识，可以说是我们党长期没有处理好同知识分子关系的最深刻的根源。尽管中共党内有不少高级领导干部不同意这种看法，但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政策，只能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来保护知识分子。这种保护是非常有限的。到十年动乱，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更令人担忧了。当时最流行的说法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除了被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之外，又多了几顶“桂冠”：“臭老九”、“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知识贬值，知识分子的地位低下到了极点。仅以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研究所为例，该所360名职工，被打成“特务”的竟然有142人之多。只要是从海外回来的知识分子，都被怀疑是敌国派遣回来的特务，要接受审查，有的甚至给当成罪犯，加以迫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