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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供职为国服务，不但得不到合理的报酬和激励，反而需要自己赔钱。 清代京官，生活大部分都很“穷”。 我们翻开史料，到处都是京官生活贫困的记载。晚清京官李慈铭日记中常有“近日窘绝，殆不能举火”等记载。戴璐在《藤阴杂记》记述张衡任工部司官时,“贫不能举火。”李慈铭日记记载晚清的一个刑部主事，“贫瘁不堪，门庭萧索，屋宇欹漏，使令不供，人有菜色，”令李慈铭见了“毛骨洒悚”。 因此，京官之穷是大清帝国上下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并且成为人们调侃的一个话题。有《都门竹枝词·京官》描写一品大员的穷状云:“轿破帘帏马破鞍,熬来白发亦诚难。粪车当道从旁过,便是当朝一品官。”北京市井更有许多嘲讽京官的谚语。“京师有谚语：‘上街有三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也’。其时无不著方靴，故广坐及肆中，见方靴必知为翰林矣。”曾国藩进京为官前，他那富有远见的老祖父就对家里人说：“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 这句话一方面说明老人深明大义，不愿以家拖累曾国藩仕途上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翰林之穷是普及到了穷乡僻壤的常识。 那么，京官生活为何如此之穷呢？第一个原因是薪俸水平低。 低薪制并不是清代独有的现象。除汉初和宋朝中后期以外，中国历史上的俸禄水平一直较低，许多时候不足官员的生活日用。早在东汉时就有人议论过这种状况：“夫选用以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贫者多，禄不足以供养，安能不少营私门乎？从而罪之，是设机置阱以待天下之君子也。”也就是说，当官的人，家里都很穷。国家设的俸禄又不能满足日常生活，那么他们不得不营私。这是给天下善人君子故意下套啊。《汉书·宣帝纪》也记载，汉宣帝曾经下诏说:“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使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也就是说，如今小官辛苦奉，但是工资太低，要想让他们不从老百姓身上弄些钱，不可能。所以给他们涨点工资。这些资料都是明证。但是明代以前，官俸还没有薄到“象征性”，也就是说与官员的实际支出完全不匹配的程度。 有学者以大米为计量标准，选取历代县令的俸禄进行了简略的对比。其结果是： 两汉时县令(长)的年俸在11837-26633斤米之间。 东晋、南朝时代为19728斤米。 唐代前期县令俸禄折合14729-33310斤米，唐代晚期县令俸禄折成米在23081-34194斤之间。 宋代县令收入折合31239-70448斤米。 明代知县收入折合成米是2996斤，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水平。 清代知县实行养廉银改革以前，年俸只合5400斤大米,仅略高于明代。 这种比较虽稍粗略，但可以大致呈现出历代俸禄水平的升降曲线。可见，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俸禄最低的朝代。 清沿明制，文官俸银标准水平很低。自一品到九品至末入流，共分10个等级，一品最高180两，二品155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两，从九品及未入流只有31两有零。 雍正时期，考虑到地方官办公的实际需要，进行了养廉银制度改革。改革完之后，地方官的薪俸水平几十上百倍地增长。比如总督的收入增长了100倍左右，知府增长了10-30倍。知县也增长了9-50倍，其养廉银最低400两，最高达2259两。但京官只是在乾隆年间改开双俸，就是工资大约增加一倍。皇帝认为，京官身处北京，事务清简，没有那么多的支出需要。 但是清代从雍正到嘉庆年间，出现了一次漫长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了三倍。物价上涨之前，京官们的收入本来就不够花，此后收入与支出更是完全脱节。张之洞在《请加翰林科道津贴片》为京官们算账说：“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也就是说，普通京官，一年财政赤字通常近二百两之谱。 所以薛福成总结说，历史上，人们乐为京官而不乐为外官，但明清却倒转过来：“自古设官，重内轻外……我朝颁禄，因明旧制。京员俸薄，不逮汉唐十分之一。又自耗羡归公之后，外官有养廉，而京员无养廉，人情益重外轻内。” 是啊，在京供职为国服务，不但得不到合理的报酬和激励，反而需要自己赔钱。因此，许多京官缺乏工作热情，因为“衣食不贍，竭蹶经营，每于国家之掌故，民生之利病，不暇讲求，此京秩所以愈轻也。”他们选择在京为官的唯一原因，就因京官“其初升转犹易。京外两途，互为出入，故供职者不以为苦。”很多人在北京苦熬多年，就是为了得到外放去当地方官的机会，可以一夜发大财。然而，由于居京师太不易，有很多人在没得到这个机会前，就不得不放弃了。薛福成说：“近日京员盼慕外放，极不易得，恒以困于资斧，告假而去，绝迹京华。” 我们看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的书信资料，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没能熬出头的京官例子。 刘光第的同乡兼好友王伦三，和刘光第一样供职北京，任吏部主事。他与刘光第性情投合，关系很好。“光第少交游，避酬应。惟与吏部郎中王伦三甚相得，朝夕过从，谈学论世，至夜分不忍罢。而伦三锐志于学，先生许为豪杰之士。” 王伦三做京官多年，穷困潦倒，又疾病缠身，“其气颇馁，屡言欲乞告还乡。”刘光第经常鼓励他在北京支撑下去，以免前功尽弃。到光绪十九年，王伦三终于快熬出头了：“伦三已得郎中掌选，明年稳得京察一等，简放道府。”可惜这线曙光出现得太晚，光绪十九年四月初八日，王伦三到底没有熬过穷困，病重去世。“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令刘光第为之长叹息。 （作者系清华大学博士后，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