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国藩 余英时先生尝作妙譬，谓自读书治学而言，曾国藩没有走“专家”的道路，而是完成了自己的“士大夫之学”，庶几等同于西方的“通识”教育。渊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通识”教育，与中国传统“士大夫之学”一样，皆以塑造完美人格为最高理想，而不仅追求精于一艺的专业成就（广西师大版《余英时文集》第九卷）。不贤识小，谨就所知，对这个题目发一些谬论。 单日读经、双日读史 道光十八年，曾国藩中进士，点翰林，随即衣锦还乡，在湖南打了大半年的“摆子”与“秋风”。打摆子，谓此身已是金马玉堂中人，在家乡地方待人接物，架子很大，口气不小，颇有不可一世之概；打秋风，则谓从亲戚、朋友、乡绅、土豪与地方官处，收到不少红包，吃了不少酒席。二语皆国藩自道，不是诽谤。 在家耍一年，他才到北京正式上班。从此，他才真正明白长安居大不易的滋味。缺钱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赘，发现自己学问不够才是最令他苦恼的事情。当然，能在严格而艰难的考试中脱颖而出，年未而立做了翰林，成为传统中国的精英，已经很不容易。所谓学问不够，不是说在当时四亿国民中，他水准如何，而是看与在京的精英比较，他水准如何。很不幸，国藩自觉不佳，生怕再不努力就要失了“词臣体面”。 余先生的老师，近代学者钱穆先生，在民国二十四年写了一篇《近百年来之读书运动》，解释清代道光朝以来读书风气的变化，特别选取陈澧、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与梁启超为代表，介绍并点评他们“对后学指示读书门径和指导读书方法的话”。曾国藩在五人中官爵最高，事功最大。钱先生是博学而高明的学者，谈的又是读书问题，特意把曾国藩列进去，可以想见，国藩在发现自己学问不够以后，“困知勉行”，获得了不小的成就。 凡人读书皆有课程，国藩也不例外，用他的话说，就是“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日子怎么分刚柔，难道是硬一天，软一天？非也。解释很简单，就是单日与双日。不过，不是初一单初二双这样的单双，另有讲究。古代以天干计日，如甲子日，甲是天干。天干有十：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其中，甲丙戊庚壬，这五个天干居于奇位，属阳刚，故称刚日，也就是单日。乙丁己辛癸，居偶位，属阴柔，故称柔日，也就是双日。日别刚柔，最早大概见于《礼记》：“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单日读经书，双日读史书，这是曾国藩读书课的基本日程。 经书与史书，是泛称，具体是哪些书呢？国藩认为，必读的四书五经以外，还有一些不得不读，要认真读反复读的书，其中以《史记》、《汉书》、《庄子》与韩愈全集最为重要。《史记》、《汉书》与《庄子》，几乎是所有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必读书，而韩集也列为必读，则体现了国藩个人的兴趣。国藩的朋友发现，在写重要文章，甚至写奏摺之前，国藩会随手抄起一册韩文，翻来覆去的看，直到看出了灵感，才开始写自己的文章。可见韩愈对他十分重要。 此外，还有四种必读书。先说《资治通鉴》、《文选》与《古文辞类纂》。《通鉴》是编年史，从先秦讲到五代，是国藩“柔日读史”的主打书目——他也买了二十三史，只是不如《通鉴》读的熟。《文选》是先秦至南朝的古代文学选集，《古文辞类纂》选录从战国到清代的古文（即相对骈文而言的散文），二书也在传统读书人的基本书目，不必详说。值得多说两句的是国藩自己编选的《十八家诗钞》。从曹植到元好问，从魏晋到金朝，国藩选了十八位大诗人的六千馀首诗，本来只是“私家读本”，后来也出版了，供世人参考。 以上是必读的八种书。然而不能只看必读书，还要看其他书，只是典籍浩如烟海，该看哪些人的哪些书呢？这就有个读书门径的问题。曾国藩说，自己在学问上一无所成，然而，对于读什么书，如何治学，却是略知门径。有的人读了一辈子书也不知道到底学问是怎么回事，学术是怎么回事。一个人会不会读书的关键，就是这“略知门径”四个字。当然，略知门径之后，是不是能够登堂入室，这个就有幸有不幸了。不过不知门径却能登堂入室，这就是天方夜谭，不可信从了。国藩对读书门径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正因为他的自觉，钱穆才将他列为近代读书的代表人物。读书门径，或有高下广狭的不同，但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适不适合。以此，说国藩对读书门径有独到见解，并不是在学术史的层面说他有哪些超越前人见解的地方，而只是说，这个门径很适合他自己。 文化偶像都有谁 孔子之门有四科，叫做德行、政事、文学与言语。对国藩影响很大的桐城派，则强调义理、考据与辞章。国藩自认为明了其中的消息，乃结合桐城的三种工夫与孔门四科，写了一篇《圣哲画像记》，按照义理、考据与辞章的分类，同时符合孔门四科的标准，列出国史上特别重要的三十二个人，以为读书治事的典范。 首先是文王、周公、孔子与孟子，所谓“文周孔孟之圣”。这四位圣人，十分高明，“不可以方体论”——即不能仅以一个或几个维度来评判他们。他们是博大精深的集大成者，综合素质特别厉害。还有四位，所谓“左庄班马之才”，即《左传》、《庄子》、《史记》与《汉书》的作者，特别厉害，高出他人一头。他们的作品是很多人创作与思考的源泉，不能局限在哪一科、哪一门。 上述八人以外的二十四位，才以义理、辞章与考据来分类。 义理，包括了孔门里的德行和政事。德行与政事兼备的，有诸葛亮、陆贽、范仲淹与司马光，都是国史上重要的政治家。另外则有周敦颐、程颐程颢兄弟、朱熹与张拭，虽然政治地位不是很高，但是，“君子之德风”，深刻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中国人，甚至影响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走向。当然，选择这五个人，显然表明了理学倾向。国藩虽然讲究汉宋调和，但在他心中理学（即宋学）的分量还是要重一点。 辞章，是孔门的言语科，也就是后世所讲的文学。有八个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与曾固，写得一手好文章，李白、杜甫、苏轼与黄庭坚，吟得一手好诗。国藩本质是一个“文艺青年”。他不止一次回忆，刚到北京，心里还是想走文艺道路的。当时的朋友，如梅曾亮的古文，如何绍基的书法，皆是天下数一数二的脚色。我固然佩服这两位，但是，我自信，若坚持舞文弄墨，未来我的文章，我的字，所造也必有可观，未必就不如他们。只是后来做官，职位越来越高，从军，打仗越来越险，实在没有余暇从事文艺，以此没能达到他们的水平。 考据，则是孔门四科里的文学，与历史有关，与制度有关，更与经济（经世济民，非今日所云经济）有关。人选略分今古，先说古人。许慎，是《说文解字》的作者，郑玄，笺注很多经书，二人是非常重要的汉学家（汉代之学）。然后是杜佑与马端临。杜编《通典》，马编《文献通考》，是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著作。这四位相对国藩来说都是古人，最近的马端临也是宋元之际的人物了。再说“今人”，尽管也隔了数十上百年，然皆属于“国朝”，所以说是今人。顾炎武，清初大学者，国藩将他列在考据门，更重视他在史学的贡献。秦蕙田，撰《五礼通考》，此书对国藩影响甚巨，在日记、书札与笔记中常能看到他讨论此书的内容。姚鼐，是桐城派古文运动的发起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著名的小学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