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炎武，被梁启超称作是“清学开山之祖”，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最早即是顾炎武《日知录》中提出的概念，八字成文的语型则出自梁启超。 对这一门的人选，钱穆极表赞扬，说曾国藩很有眼光。清代考据最重小学（文字、音韵与训诂），所谓读书须先识字，又所谓一字不识学者之耻，人选中以许、郑、二王最为擅长。但是曾国藩把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与姚鼐这几位似乎不属正宗的学者也放到考据阵营里，那么，用钱穆的话讲，这就是“在经学之外扩开了史学，在校勘训诂之外又辟出了典章制度，把考据的范围扩大了”。一旦扩大，对于古代社会，乃至当代社会的理解，就会不一样。所以他说，曾国藩在这方面的见识是非常高明的。 这些圣哲是国藩的文化偶像，他们的著作是国藩的文化资源，了解这些人的事业与学问，对于了解曾国藩来说是很重要的前提。然而对绝大部分人来说，不可能通读这些偶像的著作，是一件憾事。幸好曾国藩做了精选本，便利读者。一是前面讲过的《十八家诗钞》，再就是《经史百家杂钞》，不仅选了《圣哲画像记》里三十多位圣哲的作品，还选了其他重要人物的文章。看这两个选本，我们大致也就知道曾国藩都读过哪些书，重视哪些作者，喜欢哪些作品。他一生学问的基础，也几乎都在这两个选本了。 不过，曾国藩的学问在学术史排不上号。用钱穆的话讲，是“切实处多，高明处少”。不说主观，只说客观，国藩没有成为大学者，有这些原因。 第一，他的少年时代，读书的环境不是很好，所读主要是教科书与教辅材料，用来应付考试，而一定程度的博览几乎是成为学者的先决条件。他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才借钱买来二十三史，才有机会认真读史，这是那些书香世家决不会碰到的尴尬情况。直至道光二十四年，距他入翰林已历五年，他还在读《后汉书》、《王荆公文集》、《归震川文集》与《诗经大全》，这些书却是其他博雅的同事早在少年就已毕工了的。 第二，中年之后，他创建湘军，日事戎马，没时间也没精力去认真读书。常言虽说湘军是上马杀敌下马读书，但这说的是激励将士，晓以大义，不要以为参军就是为了烧杀抢掠，而应有一些精神追求。作为统帅，每天要筹款，要指挥作战，要应付各种关系，不可能认真读书做学问。不仅是曾国藩，他的幕客与将帅，只要长期在军中，还能做出大学问的，基本上是没有的。还有独学无友的问题。幕府的宾客，究以功名之士为多，纯粹的读书人很少，切磋学问的时间也很稀罕，于是，他并没有深造学问的环境。 第三，个人兴趣偏于文学，而不在学术。虽然也读《五礼通考》，也看典章制度，出发点却不全是为了研究学问，而是因为他在北京做官，常常兼任两个部门的侍郎，出于工作需要，不得不去了解古今制度的变迁。他真正爱读也常读的，仍然是诗文。他的学问虽不能在学术史有地位，但是他在文学的成就，在近代文学史是有地位的，甚至有说他开创了湘乡文派的。我们看看各种文学史，再看看各种学术史，就能明白。 日常修炼八事 曾国藩是士大夫，他的士大夫之学，读书固然重要，但不仅限于读书，还要治事，还要修炼。上班打卡就不说了，说说八小时以外的修炼工夫。去年岳麓书社出版了增订《曾国藩全集》，收入旧版所没有的《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这部日记就记载了不少如何修炼士大夫之学的内容。 这部日记是一个课程表。合二页为一日，每页四栏，各有标题（即日课），依次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与回信。有事则记，无则从缺。 这段时间他读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多读经济之书，如治河、漕运、礼制、钱法之类，且极有针对性，如听闻广西发生暴乱，即开始读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琢磨治军用兵之法；一是根据儿子的教学进度，顺便给自己补课，如教儿子读《尚书》，对拿不准的地方一定预先温习，决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理学家讲究每天都用一些时间来静坐。但我们从日记看曾国藩静坐，往往不过是打了个盹，而非静坐常思己过，或静坐以游太虚。如此则违背了静坐的宗旨，他常会自责。 属文即写文章。文章不一定天天写。大致分两种，一是为朋友写的序跋，偶也自定题目写上一篇，还有一种，则是奏折。作字，大部分是为人题写联匾。传统士大夫的社交，很多时候是通过题赠书画的形式完成的。且多少还有一些润笔费，可以改善家庭财政，因此作字还是比较多。 办公，其时他兼任礼、刑二部侍郎（略当今日之副部长），政务繁忙，办公对客无暇晷，可想而知。 课子，就是指导儿子纪泽读书。一般在睡前，纪泽过来，或背诵日间学习的《尚书》与《诗经》，或复述《资治通鉴》里的故事。 对客，一是在家里搞接待，一是出门拜谒各界贤达。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几乎每天都要出门拜会他人。对客既如此频繁，必然耗费大量精力与时间，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完成其他几项，日常生活是绝不轻松的。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近1500封。 与对客性质差不多的是回信。家中每隔半月向他报告家里的景况，他也按时向家里报告自己的情况。寄自北京的家书很重要。要了解政治中心的情况，对于生活在外省尤其是乡间的人来说，日常只有这个途径。家书读者也不限于亲属，只要其中没有特别隐密的事或者国家机密，家书是要拿给朋友甚至地方官绅传观的。家书之外，还要经常给朋友写信，尤其是所谓道义之交，大家在信里讨论哲学与文学，政治与情感，交换各自的见闻。这种信往往很长，能写几十页，几千字，都是当正经文章来写，很费神。还有礼节性的信函，尽管拟定内容轻车熟路，但因为对格式有要求，须作端楷，他还请不起专司笔札的人，也很费神。 略作统计，几乎每天都记的，有读书、办公、课子、对客四事。 这部日记记录了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共两年多的事情，内容虽然简略，但完整展示了他如何修炼自己的士大夫之学，让我们能看到所谓理学家的“工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未来他的日记，格式不再这么规整，纸上也不画格子，但是所记的内容并无变化，还是这些事，除了不再课子。终其一生，他都在坚持这些功课，直至逝世前夕。这就是曾国藩士大夫之学的纲目。 或者会想，既然曾国藩是这样干的，那么一般的人，也列这几条功课，持之以恒，几十年做下来，是不是也能成为士大夫，也能成为一个有他那么大成就的人？曾国藩回答了这个问题。咸丰元年七月二十日，他写了一幅对子，作为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曾国藩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来自曾国藩纪念堂。 尝试解说数语。曾国藩似乎在说，人生并无中间道路可走，不向上，即是自甘下流，做不了圣贤，就必然是禽兽。在圣贤与禽兽之间，选择做一个普通人，在他看来是不可能的，是自欺欺人的。那好，且往圣贤路上行去，可这条路能不能走通呢？下联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回答。他教你只管去做，不要管最后是不是能做到。但是你若不做，终究是错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