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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傅秉常是民国时期资深外交家，早年追随孙中山、伍廷芳，南京政府成立后曾任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及驻苏大使等职。他参与外交决策、单独展现个人才能的机会并不是很多，而多是作为辅助者、配合者进行活动，但都能尽职尽责，恪尽职守，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一旦机会来临，他也会及时抓住，放出异彩。傅秉常对于国际局势(特别是他参与较多的中苏关系)，有其个人的见解。对于一般的外交工作，例如外交机关、外交人员的基本职守与应有分际，驻外使馆的规划管理与业务范围等，也颇有见地。 关 键 词：傅秉常 外交活动 外交思想 作者简介：左双文(1961—)，男，湖南湘潭人，历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傅秉常，1896年生于广东佛山，10岁至香港上学，20岁毕业于香港大学工科，是民国时期的资深外交家。清末民初外交界前辈伍廷芳是其妻子的姑丈，伍廷芳之子伍朝枢与他各娶著名港绅何启之一女为妻，又是连襟。其自1917年兼任伍廷芳的中英文秘书起，次年任南方军政府外交部秘书，1919年作为伍朝枢的随员出席巴黎和会，大革命时任孙中山的外交秘书，南京政府时期先后任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外交部政务次长等职，并一度被任为外交部长(未就职)，对外交事务甚有心得。1943年初他出任驻苏大使，1946年当上了各国驻莫斯科外交团团长。关于傅秉常与民国外交的问题，学术界已有了一些研究成果①；但还有值得探讨的空间，关于他的史料也还有待进一步整理公布。本文拟对其外交活动及外交思想略作探讨。 一、追随伍廷芳，初入外交界 傅秉常晚年尝谓，他一生政治上关系密切，学问、做人两方面均受益极深者，计前辈三人：伍廷芳、孙中山、唐绍仪；同辈朋友三人：伍朝枢、王宠惠、孙科。他进入外交界，应该与伍氏父子关系密切，“余追随伍廷芳先生最久，受惠亦最深”②。他在外交方面的最初学识，就是由伍廷芳刻意训导的。傅秉常先为伍廷芳之中英文秘书。1918年广州军政府正式改组之后，他出任总务厅印铸科长，主管关防勋章等；同时兼任外交部秘书，开始其外交生涯。1920年，傅秉常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及外交部驻港代表，旋被广东省长胡汉民发表为两广交涉员。 1923年初孙中山返粤后，任命傅秉常为广东特派交涉员兼粤海关监督。1923年3月，广州大本营成立；6月，伍朝枢任大本营外交部长。因为傅秉常与伍朝枢的特殊关系，孙中山即发表傅秉常为大本营之外交秘书、并兼两广交涉员与粤海关监督，协助伍朝枢办理对外交涉事务。后因外交须统一办理，省政公署交涉局长也由傅秉常兼任。一身四职，傅秉常曾谓自己的工作“忙迫异常”③。这时期经常的外交工作，是与住在沙面的各国领事的交涉，与对香港、澳门的总督和有关人士的交涉。 傅秉常任两广交涉员时，孙中山将欲南下，而香港方面犹未取消此前阻止孙中山登岸之禁令。傅秉常受命与港英当局交涉，时港绅中较具影响力的周寿臣与罗旭和两人与傅秉常有世交之谊。经两人介绍，傅秉常得以往访港督，力言香港与广东合作之必要，否则香港之安定与发展将受到种种妨害。当时英国公使朱尔典驻北京，所代表的英国外交部执行的是反国民党的政策。傅秉常告诉港督，香港政府隶属英国殖民部，殖民部之政策及目标与外交部不同。经傅秉常陈词之后，香港方面对于与广东国民党的合作转趋热心。不仅取消限制孙中山登岸之禁令，且遣人至码头迎接，一度甚至拟邀孙中山驻总督府，“中山先生在港精神上极感愉快”④。孙中山与港督两次商谈港粤合作，颇为融洽，并曾应邀到香港大学发表演说，对联英抱有一定期待。但因英国外交部、英国驻穗总领事等竭力反对，此一尝试联英之政策未能成功。 其后，国民党开始其联俄政策，傅秉常也参与其事。时苏联陆续派人来粤，大都由廖仲恺负责接待。但傅秉常与鲍罗廷夫妇接触较频繁，并负责联络苏联军事代表加伦将军等。多年之后，傅秉常称其对孙中山所提倡的联俄容共政策甚不赞成，“与鲍罗廷交涉，余曾负责其中一部分工作，然深感失望。假设联英成功，则日后之局面必定改观”。但这应为局势大变之后的说词。⑤其实，这时的联俄经历，对其三四十年代出使苏联，应是一个难得的早期经验。在其回忆的另一处，他自己也坦承：“广州时期，鲍罗廷常与余谈论问题，且介绍余阅读社会主义书籍。……余对共产主义与苏俄之有相当认识，日后且能负责对苏外交者，多赖鲍罗廷于此等理论之引介。”⑥ 1924年6月，沙面英法当局颁布歧视中国人的“新警律”，激起广州工人的强烈不满。7月15日，沙面3000多名工人宣布罢工，全市各进步工会也起而响应。罢工的浪潮严重冲击着英法当局，他们不得不向广州革命政府寻求帮助。孙中山命傅秉常以广东交涉员身份参与调处。傅秉常根据孙中山应尽快打破僵局的意见，开展了和沙面当局的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从协议内容看，对中国员工还是甚为有利的，基本否定了“新警律”的内容，也保障了罢工工人的利益。这说明，在罢工工人及革命政府的支持之下，傅秉常的外交斡旋工作较为成功。⑦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6月23日广州又发生“沙基惨案”，更激起了广东民众对英帝国主义的愤怒，终至掀起了震动中外的反帝运动——省港大罢工。傅秉常回忆，在关于沙基惨案的交涉中，他不仅因担任两广交涉使首当其冲，与各国领事反复交涉，事实上当时广州政府之外交机关，自外交部、交涉使以至省长公署，均是由他负责。故“沙基惨案”后之交涉，无论以伍朝枢、胡汉民还是以他本人名义发表的文件，实际均是由他一手经办。⑧广州国民政府曾特命孙科与傅秉常等组团北上，与当时的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等进行联络，商议采取一致对外的政策。但那时香港当局则反以污蔑和威吓的言词答复国民政府。孙科与傅秉常等北上的代表，于1926年3月8日发表宣言，表示须于自由平等的原则下，由香港政府与港粤罢工委员会进行解决。宣言强调了广州国民政府是代表民众利益的政府，要求废除帝国主义的对华不平等条约，如此才可能有正常的交往和通商。这反映了国民革命高潮时期激进的革命外交的基本立场，傅秉常作为具体的执行者，亦大体秉持了这一立场。⑨ 二、任职国民政府外交部 ——从佐理部务到政务次长 (一)佐理伍朝枢时期 1926年夏，傅秉常离粤到上海暂居。1927蒋介石“清党”后，即与胡汉民商量，拟在宁重组国民政府，伍朝枢出掌外交部，郭泰祺为外交部次长。 照傅秉常的说法，伍朝枢原拟任命傅秉常为外交次长，但郭泰祺也欲以驻沪交涉员身份兼任外次，伍朝枢与郭泰祺在北京时交往颇密，不便拒绝。但是南京方面各种会议原来多由傅秉常代表出席，外交部内部事务也多为傅秉常负责。这让伍朝枢颇感为难。这时傅秉常提议伍朝枢，一方面可以任命郭泰祺为外交次长，仍驻上海；另一方面则派自己驻部办事，同时赋予特殊之使命——部长不在时，部内公事由傅秉常代拆代行。此时伍朝枢常在上海，每周在南京约三四日，公事多由傅秉常先行批阅签拟意见。部内各单位主管，也遵伍朝枢的嘱咐，多先与傅秉常商洽公事。这种特殊的安排，蒋介石、胡汉民也都知晓。⑩ 但此时间甚短。宁汉合作后，1928年初，傅秉常即随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出游欧洲。回国后，应立法院长胡汉民之邀参与民法起草工作。 据1927年5月20日－5月31日傅秉常致伍朝枢的一组信函显示(11)，当时外交部的事务傅秉常确实过问较多，伍朝枢对他也十分借重，很多事情都是由他经手。但傅秉常此时正式职位仅为外交部的参事，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故他一度游说伍朝枢、胡汉民等替他谋取以外交部次长的名义回李济深留守的广东担任外交部驻粤代表，但似乎伍朝枢等认为并非十分妥当，还是只安排了交涉员的名义；加上广东那边古应芬(湘勤、湘翁)反对，傅秉常自己也就退缩了；稍后又向伍朝枢提出要代理次长的名义，似也未成功。与他后来自述中那种超然的态度不同，傅秉常流露了还算急切的谋取功名的意态。1935年在南京他为自己的中央委员拉票，应当也表现了这一点。 先看1927年5月20目的一封信函： 梯云襟兄大鉴： 一、十七日两示皆奉诵。致伯群函经面交。车头案似无办法。弟主张其以担任赔偿意电孙局长，再与英人交涉。 二、部组织法遵命以一份迳寄锦伦，兹附呈一份。 三、昨交通部派吴承斋来言，各部官职名称似宜划一，交部用局长名甚不适宜，(因各路、航政等皆用局长名)，拟改称司长。展亦甚以为然，故弟已将外交部亦改用司长名目，因时间太速(昨晚有会议)，未及先行请示，乞谅之。 四、今早接任潮电，特抄附呈。弟商展堂，彼意现因应付时局关系，财部、总部皆设办事处于粤，外部亦似宜有相当大员可与彼等商量要事者留粤。彼并主仍设交涉署办理地方案件，办事处宜以外交部名义，较高如次长之属主持，并赞成弟返办理，未悉尊意如何矣。 五、职员薪俸，已商伯群……同意，但展堂言，政府秘书厅用人太多，钮惕生拟减少，但彼个人仍主用旧表，主张俟兄返，提出会议。 六、经费总部已允借披，闻日间可到。…… 梯云，伍朝枢；任潮，李济深，北伐出师后留守广州；展堂，胡汉民。这组信函都是称“梯云襟兄”，看得出傅秉常对他与伍朝枢的这种连襟关系还是颇在意的。函的内容基本为请示公务，但这种称呼却微微透出一点公中有私的意味。 此函显示，从“部组织法”、外交部官职用“司长”名称、职员薪俸、获取经费，到对外交涉等问题，傅秉常都在过问，有时且“先斩后奏”，而且很多事情，都是直接与胡汉民商议，然后报告伍朝枢，可说在外交部确实处于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函中他以转述胡汉民意见的方式提出，以外交部次长之类的身份回粤主持驻粤办事处，定位是外交部的“大员”，征询伍朝枢的同意。 当晚9时，傅秉常又写一函谈欲出任次长事： 梯云襟兄大鉴： 今晚国民政府转任潮电，特附呈阅。韦、商两人，展堂皆反对，彼颇主弟以次长名义回粤主持。弟欲返粤，实非敢苟安，亦非不欲追随左右以求寸进，盖弟所学所得无一非我兄所赐，但不得已之苦衷及宜回粤之理由昨经面陈，倘蒙体恤下情，始终玉成，则弟当感激不已也。抑更有者，任潮此电，似因不欲请弟返为交涉员而发(因恐交涉员地位太低，实则欲弟返)。但彼既有此电，则弟将来与彼辈联络更易。弟之所以请次长名义者，一则系展堂以为主任等名目对外似不隆重，极力主张改为次长；二则弟欲将来与彼等联络，宜加入为政治分会委员，俾地位稍高，旦夕与之见面，则以次长地位提出政治会，较为方便。故恳请我兄即函展堂，请其提出任弟为外交部次长，派粤主持两广交涉事务。…… 从函中看出，傅秉常谋次长一职甚急。既说是胡汉民极力主张，又请伍朝枢函胡汉民请其提出，说胡汉民、李济深都认为以交涉员名义太低；但实际上恐怕还是他自己已不满足于交涉员的身份，希望能以外交部大员、次长的身份返粤，并顺利进入广州政治分会，取得在政坛上更为靠前的地位。 因无伍朝枢复函，不知他是如何表态的；但从5月27日傅秉常致伍的另一函看，只得到了交涉员身份，他乃退而谋能进入政治分会：“锦伦政务司长及弟粤交涉员已请展堂今日提出，并经与展堂、亮畴商复任潮”；“王居素语弟，商承元系湘勤主张，任潮反对，盖任潮实欲弟返云云。政治分会委员一层，前展堂谓恐人数太多，任潮反对。但居素言，任潮对弟必不反对，且昨湘勤亦谓赞成，故似可提出也。”此处“王居素”，似应为“黄居素”(粤语“王”“黄”不分，这组信函中另有几通用的“黄居素”)。 3日后，因种种意见纷纭，职位亦并未提升。傅秉常对去粤任职一事兴味索然，乃自寻台阶退避，但仍向伍朝枢提出最好能给以秘书长或代理次长之类的头衔。以下是5月30日傅秉常给伍朝枢的函： 梯云襟兄大鉴： …… 五、弟返粤事，前日黄居素语弟，湘翁在粤会议主委商承元(因商与谢瀛洲等同反对孚木、居素)。黄陈(应即陈孚木——引者注)及任潮则主张邀弟返，最后结果，议决由部派人云云。证诸任潮电有弟名，古电则无及谢瀛洲昨于超俊前对弟极力诋毁，则反对弟系古而非李。此事真出弟意料之外，弟殊悔不听兄言，然幸觉之尚早。今午已将弟决不返粤之意向展堂言之，并经请其将弟任命取消矣。弟现惟有自行努力，随兄左右，先求学问之进步，如能俾弟部中稍高之名义以秘书长或代理次长(朱未发表前暂代，朱来可另俾弟以名义)，庶体面上或留宁代兄办事上较易，则尤为感激。…… 从上函及其他各函看，傅秉常此时在外交部确有一定的地位，参与各项事务的处理与协调；也有一定的发言权，并有机会经常接触国府政要，在国民党高层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但这种地位的取得，较多源于伍朝枢的提携以及胡汉民等粤系大员的支持，在政治上对伍依赖较深。不过，这阶段他所担负的确实是十分接近秘书长或常务次长的职责，谋其“政”却无其位，心里有些想法也自然；加上这层连襟关系，说出来也不怕见笑，才有这种比较直露的表白吧。 1935年11月傅秉常在南京为当选中央委员拉票一事，见于罗香林的记载，所记颇为传神，谨摘抄于下： 那时正是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的前夕，我在本家罗素约兄……的住宅，正和几位自南洋当选回来的代表约定会晤，傅先生忽然打电话给素约，说要马上来访，请稍等候。我问素约：傅先生要来，是为甚么？素约说：没有甚么，只是要我约同几位嘉应州属的代表，投他一票，选他为中央委员罢了。我问那几位自南洋回来的代表，意见如何？他们都说：傅先生平日似没有说过他也是原籍兴宁，到了竞选，才来说明，这样傲慢，还选他吗？我说：等他来了，观察清楚，再讲不迟。果然没一会儿，傅先生坐汽车来到。素约要我和那几位代表，一同与他谈话。傅先生一一寒暄后，便说：本人上代，原籍兴宁，搬到南海佛山和香港，还没几久，本人和伯父，也还是能讲客话的。十多年来，本人因为办理外交和立法的工作，深深感到中央委员的地位，对于执行中央的政策和命令，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才出来竞选。本人如幸能当选，当尽力为之。……说话的态度，非常得体，器宇也很光昌。……果然，大会将要闭幕，傅先生就被宣告当选为中央委员了。这自然也是靠着多方面的进行，和上级的特别倚重，才能达至的。(12) (二)两次访苏之行与促成英美苏联合之构想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急需得到苏联军火援助，因孙科的特殊身份及九一八事变后联苏抗日的政治态度，在1938年1月、5月及1939年4月先后三次以蒋介石特使身份访问苏联，前两次访问傅秉常均作为其主要助手参与其事。其实孙科未赴苏之前，蒋介石已派杨杰为其私人代表赴苏接洽，但未获答复。蒋介石于是嘱孙科在上海与苏联大使接洽。苏联大使电告斯大林之后，不久斯大林复电，对于物资援华问题，原则上表示同意。得此消息，蒋介石拟派陈立夫赴苏作进一步的接洽，不料遭苏方挡驾，蒋介石只好请孙科亲自前往。为此，傅秉常还私下向孙科进言：“苏联之挑拨分化，已极明显，日后之驻苏大使千万勿派亲信，免招疑忌。”(13) 1937年12月下旬，孙科、傅秉常、吴尚鹰、夏晋麟一行自汉口出发，12月29日乘船离港，1938年1月抵达莫斯科。抵苏联将近一周，一直未能见到斯大林，后来在一天晚上突然接到电话约定孙科于子夜2点半前往克林姆林宫与斯大林商谈。商谈过程中斯大林颇为爽快，一口答允援助物资，并表明一切都已准备妥当。援助问题谈妥后，苏方招待孙科、傅秉常等到各地参观游览，态度十分热情。许多重要工厂包括位于莫斯科近郊最大最新式之飞机厂，向来拒绝外宾参观者，也破例邀请孙科等前往观光。(14) 此次访苏结束，孙科本欲留傅秉常任驻莫斯科大使，傅秉常却力劝孙科要慎重行事，建议改荐杨杰，蒋介石果然同意。杨杰之任命发表后，孙科便偕同傅秉常离苏赴英、法、捷克游历，时为1938年3月。 同年5月，中国政府拟再向苏联借款一亿五千万元，嘱杨杰出面提出，又遭拒绝，蒋介石遂电促孙科即刻返苏交涉。抵达莫斯科后，驻苏大使杨杰告孙科说本次洽谈俄援几乎无望；但是当孙科与斯大林见面时，斯大林竟又立刻答应。似是故意冷落杨杰，示好孙科，显示苏方之区别对待政策。见此，傅秉常乃建议孙科，俄援方面一旦交涉完全成功，他们应该立即离开。如滞留稍久，则他人嫌忌益深，以为孙科与斯大林有默契，挟俄以自重。故孙科等未待援款细节全部商定，即匆匆离苏赴英，旋赴巴黎小住。(15) 1938年8月，傅秉常与孙科访苏结束抵达香港，傅随之留驻于此。1939年8月，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国民党驻港澳总支部主委吴铁城请傅秉常为工作人员报告国际形势。傅即在报告中指出，其时欧洲国家可分为三大集团：一是民治国家集团，由英法来领导；一是极权国家集团，以德意为主干；一是共产国家集团，内由苏联领导。 关于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对华政策，傅秉常认为主要有两点：其一，避免战争，能不打就不打；其二，对中国抗战表示同情并极愿意援助中国，但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16)而英国的外交政策则是防制苏联，均势欧洲。此种外交政策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认为如苏联政体成功，对英不利，德苏两害比较，仍以德之为害较轻；其次，英国的传统政策是操欧洲之均势权。随着英国原有优势的丧失，欧洲的优势集中于苏联而非英国。英国不愿承认这一事实，还是致力于维护其传统的欧洲均势，故而英国与苏联之间，很难接近。而英苏之间这种复杂的外交关系，对中国抗战争取尽可能广泛的国际援助不利，因此傅秉常认为：“吾人之外交政策，须要英苏联合在一战线上，方于吾人有益，故先尽力从中拉拢，再求美苏合作，合作既成，方能达到我之目的”。(17)这种看法，还是较为正确的，也为其后国际关系的演变所证实。 (三)举足轻重的政务次长 1941年6月，郭泰祺接替王宠惠任外交部长，8月傅秉常接替徐谟任外交部政务次长。与国民党内外一些人对外交部的批评不同，傅秉常对外交部的工作及传统，持较为肯定的意见。蒋介石邀他接受次长职务时，曾提出要对外交部的工作进行整顿。傅秉常即向蒋坦言，“整顿”之事，不宜轻率举动。“盖外交部有一优良传统，自满清经北洋军阀至国民政府，其他各部会水准较差，往往受外国轻视，但外交部则始终维持相当水准，周旋折冲于国际坫坛，未必较人稍逊。”他说，我国外交人才，如前辈之曾纪泽、李经方、伍廷芳、唐绍仪、罗丰禄等，同辈较他年长之颜惠庆、伍朝枢、顾维钧、施肇基、陈友仁，较他年轻之钱泰、胡世泽、张谦、梁龙等，“较之国际上第一流外交家亦未尝逊色”。外交部录用人才也极为审慎，宁缺毋滥，一些留洋回国的优秀人才即使职位较低也愿到外交部工作。伍朝枢任部长时，全部工作人员不到50人。“外交部固亦颇多陋习，但上述之良好传统亦宜保存。故外交部之整顿工作，宜审慎计划，逐步改革。”(18) 1941年12月，郭泰祺因故去职，宋子文接任外长。时宋子文正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在美活动，蒋介石以行政院长身份兼代外长。因蒋之地位特殊，实际上代理的任务落在傅秉常身上。蒋介石请傅秉常留任时，傅表示有困难。蒋问何故，傅称，他曾佐理过三任外交部长，方法各异：伍梯云(朝枢)任内，“无论公事、人事、钱财余均全部代理，因与梯云相知既深，双方之关系亦为众所周知”。陈友仁任内，“因友仁不识中文，一切中文公事仍归余代阅，人事亦负部分责任，部内若干司长人选由余决定；至于钱财方面，全不经管”。至郭泰祺则通晓中文，只是归国未久，情形未熟，“故余之职责更简”，只“代为照管部分公事，至于人事、钱财二者则绝不过问。”但对蒋则难以相佐，“因蒋公事繁未便一一请示，如不请示，又易招致嫌嫉”。蒋介石便让他以“佐梯云者佐吾，且可更进一步，全部负责，不必请示”。傅秉常当然不能真这样去做，便约定每周五下午5－6时之间可前往请示，遇紧急大事随时电话联络。傅秉常又云，国家大事，就算他是外交部长，亦须向蒋介石请示，“唯若干介乎重要与不重要之间者，未便常相烦扰”，请蒋派一个亲信的高级人员以便磋商。蒋便指定了陈布雷，约定可在每周三上午与陈布雷相商，因陈布雷一般每周三下午见蒋介石。不久蒋介石更让陈布雷交一私章给傅秉常，以示信任；但傅谨守分际，从未启用。(19) 战时国民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在开会时一般有两个重要报告，即外交近况报告和军事近况报告。外交报告通常由外交部长如王宠惠、郭泰祺承担，军事报告由参谋总长何应钦或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承担。蒋介石兼代外长后，这个职责就移交给傅秉常了。自1942年1月12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第75次常务会议起，开始由傅秉常代表外交行政部门向会议作“最近国际形势及外交情形”的报告。(20)这毕竟是一个战时国府的核心决策机构，这为傅秉常提供了一个在国府决策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机会。这种情形持续了将近一年，傅秉常出席报告外交至11月9日的第97次会议；而在1942年12月7日召开的第98次常务会议上，对政务次长傅秉常辞职照准，由吴国桢接任；第99次会议时，报告外交者改为吴国桢。(21)这是因为外长宋子文由美返国，与傅秉常将难以共事，蒋介石顾及到此一因素，只好做出人事调整。 助蒋介石任职的这一年，傅秉常的工作是繁忙的，他有自己独到的行事风格，也有一定的原则性。 其一，他认为应由首长负责之事，则不应交秘书代劳，各级人员应各有分际、各司其职。“此时期中，工作最忙，以余实际兼管部长、次长二人之工作也。每日上午八时起，与各司首长或各国使节商谈，下午常赴复兴岗代表部长讲演，晚间又多公务酬酢，就寝甚迟。……余之办公室内有秘书二人，唯决不令彼等批核公事，此余所坚持，且以之批评日后外长王雪艇者。各司事务均有专家研讨，并有档案查考，绝非一、二秘书之脑力所能胜任。余鼓励分层负责，各司司长则天天见面。” 其二，他不肯兼任中央政校外交系主任，以免影响他对部内人员客观、公平的立场。此前徐谟即兼此职，陈果夫邀他继续出任。先请王世杰出面，他未允，“又请蒋公面谕，余以外交部公务已繁，且部中人事已分三派，曰外交部旧人，曰高考及格者，曰政校毕业生，余毫无偏袒，如兼任政校系主任，则难以维持公允超然之立场。蒋公亦谅解，后由梁龙兼任”。 其三，他坚持外交人员与特工人员不应混淆，不肯接受戴笠安插特工到外交人员队伍的计划。戴笠“欲派遣若干特务人员以副领事名义赴俄活动，余坚决反对，并向蒋公力陈，世界各国之外交官不外两类：一类如英国，特工与外交人员完全无关，特工不至使领馆，万一为当地政府发觉，使领馆不受牵连，亦确不知情，因之使馆乃更受当地政府之尊敬；另一类之典型为苏联，使馆人员自大使以降，莫非特工，各国均望而生畏。余雅不愿吾国之外交人员步苏联之后尘。此点颇获蒋公之采纳，戴雨农亦能谅解。后雨农办训练班，欲推荐其中一、二学员入外交部，余无法峻拒，但有两项条件：(甲)彼等须完全脱离特工；(乙)彼等须先经严格考试。余以此请示蒋公。蒋公则表示，前次所云之外交人员与特工隔离之原则既已决定，则不必为此一、二人破例。戴雨农遂不提此事”(22)。 但蒋介石日记中也记有对其外交技巧不满的内容。1942年5月4日，蒋介石嘱“傅秉常促英使薛穆电其政府对我借款早日签约”。这期间，中英关系较为棘手，借款问题迟迟未决，中英在缅甸的军事合作也因英方的自私自利使中方蒙受重大损失，蒋介石对英方极为不满。可能在谈话中傅秉常较不客气，5月16日，蒋在“本星期反省录”中称：“傅秉常对英使说话太无技巧，并有政府与人民皆对英愤激之语。英政府得此报告，自必老羞成怒，对我负气矣。然因此而使英人无法欺伪，亦未始无益耳。英国对我外交之方针与感情，至此已恶劣极矣，应特别注意。”(23)另据1942年9月17日翁文灝记：“晚，请傅秉常、钱泰便餐，商谈交涉油矿问题。蒋返渝已四天，傅尚未能面见(！)”(24)似蒋介石对傅秉常的重视，仍较有限。 三、驻苏大使任上 1942年12月8日，蒋介石任命傅秉常为驻苏大使。对此任命，傅秉常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宋子文出长外交，余无法与之共事，乃有使俄之行。”蒋亲自找傅秉常谈话，称对傅之出处考虑已久，终因莫斯科鞭长莫及，“须亲信驻节”；而对于苏联当局之难于应付，彼亦深知；且保证使馆经费如外交部无法负担，由他负责，不必省俭。(25)这是欲打消傅秉常担心宋子文不肯支持的顾虑。 出使之前，1943年初的除夕，蒋介石在黄山官邸召见傅秉常。关于对苏外交问题，蒋介石表示，现在及战后与苏均应交好及合作。此种方案完全不变，因我国与苏方接壤及各种关系均须如此；只要苏方不与我不好，我当然要与之合作；只在不损失我主权范围内，在经济上可尽量与之合作；至于破坏我法律、有损主权者，则不能有丝毫让步；希望苏方能与我诚心诚意友好。傅秉常认为蒋介石的对苏外交方针仍有积极的一面。(26) (一)驻苏期间的日常工作 1.整顿馆舍，扩大交际 1943年2月初，傅秉常从重庆出发，3月8日到莫斯科与莫洛托夫会见，并拜会各方人士。傅秉常到任后，发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既是办公场所又是员工和家属的住所，十分拥挤；且建筑陈旧，许多房问的家具都破烂不堪，亟待维修和整顿。在傅秉常主导下，首先将办公场所与家庭住所分开，使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搬出，使馆专用于办公及对外接待。其次，对使馆内部进行装修和重新布置。 蒋介石多次向傅秉常强调招待的重要性，因为他需要在同盟国眼中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傅秉常也很重视这方面的工作。1943年10月10日“双十节”，傅秉常举办了第一个大型聚餐舞会，颇受好评。在傅秉常的倡导下，社会交往、招待应酬成为使馆工作的重要部分。傅秉常通过社交活动使其身边聚集了一群活跃的职业人士，其中包括俄罗斯知识分子和知名艺术家。大使馆经常举办聚餐会、舞会，招待那些对中国问题和国际事务有兴趣或有影响的客人。1943年8月，即从古比雪夫返回莫斯科后的三个月，举办了4次聚餐会和2次舞会；1944年举办了15次宴会和5次舞会；1945年举办宴会19次，舞会11次。中国大使馆的宴会、舞会、蒙古热锅饭在各国使团中颇有名气。傅秉常认为这样做是“小投资大收益”，能在同盟国使团中提高中国的地位。1946年傅秉常当上各国驻莫斯科外交团团长，职责为照顾外交使节人员，负责与苏联外交部联络。时任美国大使的瓦特·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曾回忆：“当我到莫斯科上任时，中国大使傅博士是外交团团长……他代表国民政府，任务艰巨……傅博士有很高的智慧，是一位真正的中国文化人。长时间的外交经验、对俄国特性的理解和他的俄文知识在起初几个月里对我帮助很大。”(27) 2.收集各种情报，及时报告国内 傅秉常去莫斯科时中苏关系虽已大大降温，但苏联对华态度、苏日关系、苏联与英美国家的关系仍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故傅秉常确立的另一工作重心，就是搜集情报向国内报告。在使馆人员会议上，傅秉常交代他们需要什么情报，应该怎么做，规定各人的分工，并须汇总向大使报告。傅秉常指示同仁：“我们的职责就是观察苏联的外交方针、对外政治倾向和社会动态，然后制定真实可靠的报告，以便祖国能使用这些报告作为制定外交政策、决议的基准。”“如果我们的报告有任何错误，那影响就太大了。”(28) 傅秉常的情报有多处来源，诸如驻苏武官领导下的调查人员、拜会访苏外国官员、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等。他还通过收听来自各国的国际广播，筛选苏联和盟国的报刊而获取必要的情报。因为他认为，这其中的“每个词、每个字母都有可能暗含着斯大林的态度”。傅还在莫斯科定期会见一些外交同行，其中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大使。据其日记记载，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正式会见美国大使39次，英国大使27次，这还不包括那些非正式聚会。(29) 傅秉常也很注意从苏联的新闻宣传中捕捉有价值的信息。当时蒋介石经常给斯大林发来各种贺电，这些贺电刊登在什么位置会反映出苏联的态度。在1943年6月26日的《真理报》上，蒋介石给斯大林的贺电直接登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贺电后，傅将此事专门报告蒋介石，因为中国政府当时还为日本大使与莫洛托夫的密谈担忧。1945年春，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开始显得亲密，苏联报纸第一次刊登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给斯大林的贺信。傅认为此事应予关注，将此一信息电告外交部。(30) 3.关于使馆工作职责与使领人员素质的见解 傅秉常认为，在驻外使馆工作比在国内外交部工作困难得多。在部里政府政策已制定，外交部门只要考虑执行问题。机构设置和人员管理都有条文规定，尽管工作负担重，但责任和任务并无如此要求。驻外使馆工作情况就大不一样，需要观察所在国的政策、政治和社会情况，然后汇总成可靠的情报供国家外交决策之参考。如果观察错误的话，影响势必很大。因而为了工作出成效，驻外使领人员必须做到下几点：其一，提高自己的观察能力。其二，努力拓宽知识面，增长智慧。如研究世界政治运动和各国经济形势，分析它们之间的不同和各自的社会思潮；比较研究各国文化，分析哪些是正面的，哪些是负面的等。所以仅知道一点国际法律和外交礼节是不够的。其三，作为驻外人员，需要对所在国进行深入研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环境，其外交政策总是在变化，所以对所在国外交政策必须弄清楚。做到这一点不仅要了解该国的政策，也要了解其主要盟国的政策，比如俄罗斯、英国、美国和东欧所有小国的关系。如果仅了解俄罗斯的情况，对英国、美国和一些较小国家的情况一无所知，听到一面之词就会不知事实真相。驻外使领人员还必须学习，弄清楚该民族的历史、习惯、传统、思想和文化。这类工作不容易体现成绩，但一定要有耐心，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点完全不同于在部里工作。(31) (二)力争参与四国宣言的签署 傅秉常使苏期间，最能体现其外交官素养的，是竭尽努力，争取到代表中国在四强宣言上签字的机会。这既是中国战时外交的一个重要成就，也是他个人外交生涯上一个大的亮点。关于此事经过，已有张力等学者缜密研究，此处不赘。本文只想就傅个人在其中的作用问题略谈几点。 其一，得知会议消息，傅秉常即率使馆人员全力以赴，积极行动。1943年10月13日，傅秉常获悉美国国务卿赫尔正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他奉命向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美、英、苏三国外长密会提交一份美国总统关于构建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国联盟建议的声明文件。傅秉常立即将这一绝密情报电告重庆，并指挥全馆围绕密会开始了紧张的工作。这项工作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进行：一是由使馆参事刘绍周与苏联外交部人员加强接触；二是派使馆武官郭德权与各国军事代表保持密切联系；三是傅秉常本人与美国国务卿赫尔、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等盟国官员密谈，以了解各国政府对华立场和密会内幕。(32) 其二，傅与美、英、苏等国相关人员均关系良好，对各国外交人员、新闻记者积极交往，广交朋友，得到了他们的善意回报，为这一重要使命的达成提供了便利。会议期间傅秉常多次秘密拜会赫尔，在促成四国宣言签署过程中，赫尔给予傅秉常不少帮助。傅秉常在报告蒋介石的电文中曾说：“伊此次在莫开会，事务繁忙，无暇接见及应酬，而与职晤谈五、六次，其情谊可感。”(33)英国方面也给予了不少支持。10月24日，“卡尔大使因职前已表示欲与艾登外相会晤，特予今午邀请午餐，并于餐前介绍与艾登谈话”(34)。得知傅秉常还未得到授权，在10月27日苏联为各国代表团举办的音乐会上，艾登、卡尔都急切地向傅表达了要尽快得到授权，以免被俄国人拒之门外。故30日下午，傅在签字结束后给蒋介石的报告中称：“此次幸获成功，除赫尔始终一力促成外，艾登亦极热诚赞助。”甚至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对我国态度亦极佳，当职入会场时，伊对职特别表示亲密之意。苏联因战事发生后，以环境关系。对我向避免接近，此次能同意邀职到会，共同签订宣言，殊属难能可贵”(35)。 傅秉常在莫斯科时常邀请记者到中国大使馆吃饭、喝茶，出席使馆活动，尽力招待和帮助新闻界的朋友。因为这种良好的关系，在外长会议期间，记者们让傅秉常派一名馆员以记者身份参加了会谈，他们还把自己的记录复制给他。(36)傅秉常还通过私人关系，让会场安保人员同意中国使馆人员以记者身份进入。 其三，客观上是美立场坚决，英较为配合；但傅秉常作了许多主观上的争取，且有逾越常规、相当大胆的权宜处置。如傅秉常参与签字，须有国内授予其代表中国签字的全权。10月28日赫尔提醒他，定于29日签字，国内的授权电必须在28日到达。傅秉常估计最快也要29日晚间才到。为了争取时间，他断然决定分函三国外长，表示已得到签字授权。这虽是积极大胆争取国家重大利益的举措，但程序上却是严重违规的，故他同时也向蒋介石自请处分。好在正在起草这一电报时，蒋介石授权的电报真的到了。(37) 其四，中国的大国地位，在宣言上的签字只是一种形式和象征，中国的实际国力与国际地位并不会因此有实质性的改变。宣言签字有正面的作用。当时有可能签上，也有可能签不上。签上当然更好，可争取国际平等地位，鼓舞抗战军民。当然，实际上签字过程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中国外长并未受邀参与会议；中国大使在会场外等候，从4点等到6点多；签完后又先出来，其他国家代表则留下继续开会，许多事务不能参与。这正是中国实际地位不高、作用有限的切实表现。这次参与签字更像是三大国的一种恩赐。 与此同时，主持外交部的宋子文对傅秉常的工作并不支持，常常将他晾在一边，更增加了其工作的难度。如关于宣言内容，直到会议召开时傅秉常才知道，而并不参加签字的加拿大在8月底就已从美国处获知宣言草案。故在事后傅秉常慨叹“吾人当中国外交家最辛苦之事，即政府对自己万事均不使知悉，而期望于吾辈者又异常之大。吾常谓当中国外交家必具孔子之道德，神仙之知识，幻术家之敏手，始能希望有所成就”(38)。在另一处，傅秉常也抱怨，国内的外交部“又想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后来宋子文到莫斯科主持对苏谈判，直到最后时刻傅秉常还不知道宋子文到达的时间和出席会谈的名单。他从本国外交部得不到消息，不得不尴尬地去问苏联人。(39) (三)继续坚持与苏合作的政策 傅秉常使苏期间，按照蒋介石“现在及战后与苏均应交好”的授意，尽职尽责、在中苏关系不好的情况下，力促双方关系好转，坚信中苏应继续友好。 他曾劝美方人士正确看待苏联，以减少盟国间的隔阂与猜忌，着眼于反法西斯及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局。1943年10月20日上午，在与赫尔的晤谈中，傅秉常感到赫尔对苏联政策有不少怀疑，便力劝不宜怀疑苏联，说根据其多年与苏联交涉的经验，深信苏联人民系爱好和平之人民，其政府亦绝无侵略别国之野心，且亦知无此需要，盖自己已有如此之广大土地及资源，工业建设已有成效；苟不与苏联合作，则将来世界和平绝无维持之可能。(40)当然这些看法有将苏联过分理想化的一面，但他积极促进盟国间的合作、致力于维护中苏之间正常的国家关系，对于中国还是有利的。 1943年末德黑兰会议后，12月7日，傅秉常向蒋介石报告美驻苏大使哈立曼透露的罗斯福与斯大林谈话等内容。关于中国部分，斯大林表示，苏联成败(原文如此，“成败”似应为承诺——引者注)，绝不干涉他国内政，亦不支持各国共产党；苏联一俟击败德国后，即以全力加入对日；苏联极愿中国成为强大之国，战后愿协同英、美共助中国，达此目的；愿于适当时期与委座会面；外间有疑苏联对满洲有领土野心者，苏联对满洲决无野心。(41)傅秉常向蒋介石传递的这些信息，对于消除蒋介石的顾虑，坚定其继续联苏的信心，缓和中苏之间的矛盾，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1944年6月1日，傅秉常在莫斯科与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见面。潘友新对他谈到，苏联对中国向来友好，中国抗战后，苏联尤表同情及尽力援助，此种态度，至今未变。惟中国自去年年初以来，常有反苏言论，中国政府曾向其表示希望改善，嗣后此种言论渐减少，蒋主席对此种情形极为明了，更足使人乐观云云。傅秉常则表示，希望潘友新乘此次回国机会，向其最高当局将中国抗战各种困难情形及中苏友好与世界大局之关系，详为陈述，并多予中国以协助。傅秉常还表示，他使苏的职责，是为促进中苏间之友善及两国对于世界问题之合作，希望苏联当局与他多作接洽及交换意见。潘友新对此颇表同意，并答允尽快向上转达。(42) 傅秉常认识到，美、英为最终击败德、日法西斯，极其重视战时与苏联的同盟关系。在此情况下，他们不会给重庆任何被认为是对莫斯科不利的支持。因此他提醒蒋介石：“对德作战的胜利取决于苏联红军，因此，英美一定会依靠苏联。为我们的胜利和将来着想，我们需要盟友的支持和帮助。俄国人也意识到自己的国际地位会越来越高。如果我们和苏联反目，英美也许会同情我们但决不会和苏联决裂，再者，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情我们的。”因此，傅秉常对中苏之间围绕新疆等问题的冲突感到忧虑。(43) 1944年八九月间，赫尔利作为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使华，目的是调处国共关系。8月底赫尔利途经苏联时，傅秉常受命予以招待。赫尔利与他探讨了中苏关系问题。傅秉常承认中苏关系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在局部范围内，不会妨碍中国与苏联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基本原则。赫尔利告诉傅秉常，在他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谈话中，莫洛托夫曾透露，苏联愿意支持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强大中国的出现，但是认为中国的情况最近好像不太好。傅秉常将此次谈话的内容向重庆方面作了详尽汇报。考虑到国共关系与中苏关系的复杂联系以及对战后国家重建的期盼，傅秉常还表示“如果我们真的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对中国来说真是个好消息”(44)。 其后，对于1945年的中苏条约谈判，傅秉常也表示了关心并予以力所能及的协助，宋子文到莫斯科就是住在他的大使住宅。(45) 四、余论：傅秉常在民国外交史上的地位 大体而言，傅秉常较能协调各种关系，处理问题较为得体。如作为孙科随员访苏时的若干建议，任蒋介石政务次长时的自我定位，如何在外交机关内部处事公正、协调各方以及在巴黎和平会议上的斡旋，(46)等等。这是作为一名外交官很重要的素质。这种兼具中国传统美德与西方绅士风度的近代职业外交家品格，可能得益于外交前辈伍廷芳的言传身教，也不乏自己的用心体验。在民国外交界，傅秉常参与外交决策，单独展现个人才能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大多是作为辅助者、配合者进行活动，但都能尽职尽责、恪尽职守，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一旦机会来临，他也会及时抓住，放出异彩。如其在四国宣言签字问题上的表现，已达到一个受命出使的外交官所能做到的最好境界。傅秉常对于国际局势，特别是他参与较多的中苏关系，有其个人的见解，有些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对于一般的外交工作，例如外交机关、外交人员的基本职守与应有分际，驻外使馆的规划管理与业务范围等，也颇有见地。 另一方面，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傅秉常所发挥的作用又是有限的。傅秉常由香港大学工科毕业，既无国际政治、亦无国际法之留洋经历。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先是由伍廷芳、伍朝枢父子之关系引入，继与胡汉民、孙科等若干粤籍领袖建立了较好关系，协助他们处理外交、财经、立法等事务，在政治上需要他们的引荐与提拔，为其提供施展才干的机会和平台。但伍氏父子早逝(伍廷芳逝于1922年，伍朝枢逝于1934年)；胡汉民与蒋反目(1931年)；孙科在宁粤分裂后，政治上已逐渐边缘化。直到抗战军兴，因要借重其身份争取苏援，才略显重要，傅秉常也就被派为其外交上的助手出使苏联。此后，因苏德战争等因素，中苏关系渐冷，到1943年1月傅秉常出任驻苏大使时，其重要性已下降了很多。事实上，在国民党官场上，傅秉常从属于粤系，与蒋介石关系甚浅；与地位日渐重要的CC系、政学系、黄埔系非亲非故；又因伍朝枢等的原因与宋子文等权贵关系不睦，(47)他的政治空间已很有限。故宋子文任外长后，傅秉常常有被冷落之感。 罗香林称傅秉常始终效忠国民政府。但据顾维钧回忆，在1948年底，傅秉常与几位重要的驻外大使都表示了对现政权的不满：12月10日，国民政府驻加拿大大使刘锴刚从巴黎回来，告诉驻美大使顾维钧：“他们还讨论了一旦共产党攻占南京，我国驻外各大使和公使应该怎么办。所谓他们，他指的是我国驻法大使钱泰、驻苏大使傅秉常、驻意大使于焌吉和他自己。他告诉我，有的主张立即辞职，有的反对。但普遍对现政权不满，觉得变一变对中国来说会好一些，甚至在我国官员和驻外代表中也有这种看法。”(48)感觉上，罗著《傅秉常与近代中国》对傅秉常多有刻意美化之处。 注释： ①关于傅秉常研究的著作有：沈云龙、谢文孙：《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罗香林：《傅秉常与近代中国》，(香港)中国学社1973年版。论文方面傅秉常的孙女傅铱华(英国林肯大学政策研究学院研究员)所撰《雅尔塔远东问题协议重探——以傅秉常为中心的讨论》，载《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民国最后一任驻苏大使傅秉常在苏联的日子》，载《民国档案》2007年第4期；石源华：《傅秉常：执掌蒋介石私章的外交部次长》，载《世界知识》2008年第12期；叶永坚：《傅秉常与美英苏中〈普遍安全宣言〉》，载《档案与建设》2010年第12期；张力：《傅秉常与1943年四国宣言的签署》，2012年4月21日－23日中国社科院主办的“政治精英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张力在文中称，傅秉常的日记正在出版中，这必将对傅秉常研究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②③沈云龙、谢文孙：《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23，38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 ④⑤⑥⑧⑩沈云龙、谢文孙：《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35－36，36，88，58，63－64页。 ⑦⑨罗香林：《傅秉常与近代中国》，第53－54，84－85页，(香港)中国学社1973年版。 (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傅秉常致伍朝枢函一组》(1927年5月20日－5月31日)，载《民国档案》2000年第3期。 (12)罗香林：《傅秉常与近代中国》，第6－7页。 (13)(14)沈云龙、谢文孙：《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94页。 (15)(18)(19)沈云龙、谢文孙：《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96，100，101－102页。 (16)(17)罗香林：《傅秉常与近代中国》，第97－98，98－99页。 (20)(2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四册，第19，996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22)(25)沈云龙、谢文孙：《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03－104，104页。 (23)《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9册，第279、365页，(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 (24)李学通等整理：《翁文灏日记》，第811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 (26)(27)(30)傅秉常日记，转引自［英］傅铱华：《民国最后一任驻苏大使傅秉常在苏联的日子》，载《民国档案》2007年第4期。 (28)(29)傅秉常日记，1944年9月28日，转引自［英］傅铱华：《雅尔塔远东问题协议重探——以傅秉常为中心的讨论》，载《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31)傅秉常日记，转引自［英］傅铱华：《民国最后一任驻苏大使傅秉常在苏联的日子》。 (32)叶永坚：《傅秉常与美英苏中〈普遍安全宣言〉》，载《档案与建设》2010年第12期。该文此处及后文提到陪同傅秉常30日下午出席签字的是“刘志勇”，另一处称“刘子勇”。据张力文章，陪同者则为刘绍周，傅秉常与使馆同仁分工向各方打探消息之人也是刘绍周。叶文称是“苏联问题顾问”，张力称是“参事”，资料来源是傅秉常日记。不知是刘绍周又名刘泽荣、刘子勇、刘志勇、刘泽荣，还是将名字从傅秉常日记翻译时发生的问题。傅日记原文据说是问或使用中、英文(见傅铱华：《雅尔塔远东问题协议重探——以傅秉常为中心的讨论》注)，应该张力的用法是正确的。关于分工情况，张力文章称，“傅秉常遂发动全馆人员设法进行，并具体分工为参事刘绍周与各使馆和苏联方面接洽，武官郭德权与各国军事代表处接洽，随员胡济邦与各国记者接洽”。郭德权，叶文作“郭德全”。 (33)(34)(3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史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第814，806－807，811－812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 (36)(39)［英］傅铱华：《民国最后一任驻苏大使傅秉常在苏联的日子》。 (37)傅秉常日记，1943年10月28日。转引自张力：《傅秉常与1943年四国宣言的签署》。为此，傅秉常在日记中写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会先斩后奏，对美英苏三国外长声称自己已经获得了签字权。他很清楚，这样做的结果足自己可能会受到重庆方面的处分，但这个险还是值得一冒。见叶永坚：《傅秉常与美英苏中〈普遍安全宣言〉》。 (38)(40)傅秉常日记，1943年11月4日。转引自张力：《傅秉常与1943年四国宣言的签署》。 (41)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史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第554－555页。 (42)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史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04－405页。 (43)傅秉常致蒋介石电，1944年7月26日，转引自［英］傅铱华：《雅尔塔远东问题协议重探——以傅秉常为中心的讨论》。 (44)傅秉常日记，1944年8月28日、9月1日、12月16日。转引自［英］傅铱华：《雅尔塔远东问题协议重探——以傅秉常为中心的讨论》。 (45)1945年7月宋子文到莫斯科谈判，傅秉常是否全未与闻？顾维钧的说法与傅本人的说法似有出入。顾维钧称参与了中苏谈判的胡世泽8月底到美国后告诉他，傅秉常也是中方参与谈判的成员之一，当然并未扮演重要角色，主要是由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等负责，其中宋子文甚为信赖的钱昌照地位重要。见《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第567、570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46)沈云龙、谢文孙：《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39－140页。 (47)傅秉常与宋子文的过节，似乎起于国民党第一次联俄时期。廖案及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许多要人被逐离粤，伍朝枢亦在此列。“一夕，鲍罗廷夫人来访，欲请余接充朝枢之外交部长，其条件乃任宋子文为财政部长。余对此安排绝无考虑余地，遂于北伐前偕伍朝枢离穗赴沪。”见沈云龙、谢文孙：《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61页。傅秉常拒绝了鲍罗廷，间接地似也拒绝了蒋宋，不免引起联想。1928年底胡汉民“坚邀余人立法院相佐，余所提唯一条件乃不参加外交委员会之工作”，因“宋子文于朝枢亦颇存芥蒂。本人与朝枢之关系既如此深厚，乃极图避免外交方面之牵缠。”(《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70页)。至九一八事变后，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宁粤合作、孙科组阁，上海金融界推宋子文牵头对抗孙科挽救财政的措施，而为孙科谋划相关措施的正是傅秉常：“行政院甫成立，上海商界即以金融恐慌相胁。何应钦为军政部长，天天逼索军饷。余乃与二外国人士洽商，……决定二策：一为应急之法，由海关税务司做保，自外国银行借款数百万元，可供维持一、两月之急用。另一为久远之计，则先收回中国、交通两银行之发行权，改组中央银行，发行国币，政府得切实掌握财权，而不受财阀之操纵。……上海诸银行闻讯而大感恐慌，急谋抵制，乃共推宋子文为领袖。……宋子文既与大四行相结托，遂拉拢蒋、汪于杭州开会。连陈铭枢亦应邀参加。吾等得讯，即知事无可为，劝孙准备辞职。”(《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35－136页)。可想而知，此段经历不仅再次得罪了宋子文，也是支持了一个逼蒋下野的内阁，蒋对他恐亦难充分信任。傅秉常与伍氏父子、与孙科、胡汉民等人的密切关系，既是他政治上得以出人头地的重要因素，而在粤系渐渐淡出国民党权力核心、蒋宋豪门操纵国民党政权之后，他在政治上发挥的空间也就必然会日益狭窄。 (48)《顾维钧回忆录》，第6册，第589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