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战时工合是抗战时期中外知名人士在西北、西南、东南和川康等地区组织并建立的一批制造军需、民用物资的合作社，旨在支援前线，抵御外敌，为地方提供日用商品，维持地方经济秩序。就西北地区而言，工合西北事务所先后在宝鸡、凤县、天水、兰州等地开设纺织、矿冶、化工、食品和运输等合作社500余个，承制军政部军毯40余万条，生产了众多的工业品和生活用品，为国防民生作出了重要贡献；战时西北工合注重地方社会建设，在教育、医疗卫生、妇女解放等方面也作出了不菲的成绩，为西北社会的民生和民主建设奠定了一定基础，抑有进者，西北工合重视民众动员，与当时高唱“开发西北”的口号形成鲜明对比，是近代开发建设西北少有的实践派，其注重地方基层社会、培植地方民气的发展路径，至今仍有借鉴价值。 关 键 词：抗战时期 西北工合 社会变迁 作者简介：尚季芳(1976- )，男，甘肃张家川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区域经济与社会研究；张春航（1978- ），男，山东费县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抗战爆发，举国震动，国府西迁重庆，西南和西北成为抗战的后方基地。为了保存中国的经济命脉和文化根基，大批工厂、学校内迁，一批无家可归的难民也加入了西迁的行列之中，一次大规模的“西进运动”渐次拉开帷幕，西部社会逐渐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斯时，以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宋庆龄、胡愈之和卢广绵等人为首的一批中外爱国人士联名发起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号召，在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先后在西北、西南、川康、东南等地成立工合办事处，下设工合事务所，组建各种生产合作社，以生产军需和民用产品为目的，支援抗战、建设地方，力图在经济破败的西部地区开展社会发展的新进路，为西部地区打下民生和民主建设的基础。西北工合办事处设在宝鸡，工作范围为河南、河北、湖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当时在湖北老河口，河南镇平，山西晋南、阳城，甘肃兰州、天水，陕西西安、延安、榆林、凤翔、双石铺、安康、白河等地均设有“工合”事务所，共创办合作社500余个。西北地区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着力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其生产规模和社会效益都较大，至今影响犹存。目前关于西北工合的研究，已有多部论著问世。侯德础的《中国工合运动研究》是迄今研究工合运动最为全面的著作，其中涉及西北工合的内容较多；张志强等人的《路易·艾黎与延安“工合运动”》重点考察了路易·艾黎创办延安工业合作社的缘起及该合作社的贡献；兰州大学未刊硕士论文张翰赞的《1942—1949年山丹“工合”运动研究》系统研究了培黎学校迁到山丹后的发展建设情况，重点探讨了培黎学校的新工业合作化发展模式、培黎学校的贡献及社会影响。①上述论著对本文写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为进一步研究作了很好的铺垫。不过，转换视角，将工合放在抗战时期西北开发的背景下，言说工合与西北社会变迁的关系，则别有天地。本文拟在详尽爬梳史料的基础上，力图对此做一考量，以就教于方家。 一、西北工合的发轫及其原因 1938年3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武汉成立，8月，工合创始人卢广绵和工程师吴去非等工作人员，由汉口到宝鸡，成立了第一个工合区办事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简称“西北工合”)，卢广绵任办事处主任，总会顾问路易·艾黎及工程师吴去非协助工作。附属机构有工合供销管理处、工合军毯制造管理处、工合运输处、工合实验制造厂、工合金库、工合消费合作社、工合医院、工合食堂、工合招待所、工合小学、工合各种训练班(如会计班、合作班、妇女班、纺织班、机械班、技术等训练班)、工合业余话剧团、纺毛管理站、“工合期刊”编辑部、工合儿童玩具部等。上述各附属机构的设立，都是为了适应自己业务生产及生活实际需要，自力更生逐渐发展起来的，举凡产品、供销、后勤、医疗和教育等各个方面皆很健全。 因着宝鸡工合办事处成立，其他各地陆续成立西北区工合事务所。1938年12月12日，西北工合办事处主任卢广绵在与重庆《新华日报》记者谈话中称：“在两个多月的时间中，已经组成的工合合作社有30多个，宝鸡、凤县、长安、两当、南郑等地都有。包含了各种生产部门，如织袜、印刷、制造淀粉、纺纱、织布、缝纫、制造铁器、制造烛皂、弹花、制造药棉纱布、泥木工程、染织、制造纽扣、制帽、运输、制鞋、制陶器、钨铁、机器、榨油、制造砖瓦都有。”②1939年8月，重庆《新华日报》特派记者陆诒从河南镇平发回报道说；工业合作社“已经在西北奠定了事业的初步基础。计在宝鸡有合作社81个，在凤翔19个，陇县8个，西安5个，延安6个，南郑22个，勉县12个，褒城3个，凤县13个，两当2个，天水54个，秦安7个，甘谷7个，兰州13个，镇平10个。社员总数达3489人，共7499股，股金总数59743元。”③该年西北地区共有工合262个，相比于上年，增长了8倍有余。1940年12月底，西北区合作社数达到524个，社员10245人，共认社股为国币512160元。④较之1939年，增长了2倍。至1941年4月底，工合社发展到531个，社员12133人，社股620013元。⑤西北工合发展渐入辉煌时期。诚如一首《没有完成的歌》里唱到的：“哥哥造工厂，妹妹来纺纱。西北富源多，西北地面大。有流不断的江河，有取不尽的棉花，还有羊毛和大麻。大伙儿一齐来，用自己的原料，纺自己的纱！”⑥ 具体分析上述合作社，从布局上看，合作社均集中在川陕线和西兰公路沿线的几个重要据点上，并分布在资源富集区和交通较为便利的地区。工合社社员有来自东部和中部省区的失业技工、难民，但大多数为当地民众，文化程度较高。西北工合主任卢广绵是苏格兰阿伯丁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留学生，工合妇女部主任任珠明，亦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留学德国的杨玉珍博士在褒城主持了一个月产1万多加仑的“工合”酒精厂，留日的水晶体专家徐鸿林在凤县双石铺创建了一个生产各种军、民、医用玻璃器皿的玻璃合作社。⑦有些大学生也参与了工合社，如天水的一个妇女合作社，从事毛纺与编织，社员全受过较高教育，其中有三名大学生，有一个是清华大学英文系毕业的，原在国立甘中当老师，为了要实际提倡妇女参加生产，她辞掉教职当社员，后来当选为理事会主席。⑧但总体上，工合社社员的文化水准较低。诚如卢广绵所说：“本区各社员已达一万二千余人，考其教化水准，仍极低落；能识字者不过百分之三十，其余则多为文盲，如求对工业合作透彻之了解者，则更属稀少。”⑨从社员的性别上来看，男性社员居多，女性很少。但在发动农村劳力纺毛、纺纱之时，却是大量的非社员妇女被动员参与到这一运动中来。 推究西北工合迅速发展的原因，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考察。从宏观上讲，战时国民政府对开发西部持积极态度，抱着建设西部经济国防线、满足军需民用的目的，工合自然受到一定的关注；中国工合还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国内外知名人士、国际社会的鼎力援助，这是西北工合得以生存发展的又一重要致因。从微观上看，工合是对战时西北工业的有力补充，战前西北工业基础薄弱，发展机器和钢铁等重工业，受资金短绌、动力不足、交通不便和人才匮乏等因素的桎梏，难以在短时期内见效，一些大资本家也不愿冒着风险在此投资。因此发展工合社这样的轻工业和手工业，则上述困难相对减少。时人姜绣的言说可作注脚：大西北山岳纵横，“大生产集团，因受了地理环境的限制，与产品运销的困难，不容易发展，且在劳动者本身，亦没有具备着充分的智识，所以半手工业的生产者，在这个环境下，正可通力合作，共谋一件事业的发展，这便是工合存在的有利因素。”⑩其次，战时大量流离失所的技术工人、难民和伤残士兵涌入西北，他们失业在即，嗷嗷待哺，为其提供一条生路迫在眉睫，加之西北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因之组建工合，吸纳这些劳力，“不仅合乎需要的满足了挽救了这些战争中的不幸受害者的自尊和自信，而且给他们一条再生之路”，(11)更重要的是，他们加入生产行列也为抵御列强，保家卫国提供了保障。因为上述诸种因素，西北工合在短短几年内发展成为全国的重点工合基地之一，为支援抗战和满足地方民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西北工合组建的生产合作社与地方经济开发 战时西北工合的主要事工是组建各类工业生产合作社，救济失业民众，支援抗战，培育地方经济。兹以下表为例，来看看斯时西北各地的生产合作社的工业种类、数量及其在全国工合中的地位。  依据上表，截止到1940年5月，全国共有合作社1525个，西北区有合作社487个，占总数的32％，名列全国第一。其次则为川康区483个，东南区309个，西南区209个，云南区37个。在工业类型中，西北区矿冶类、化工类和运输类均位列第一，纺织类和工程类仅次于川康区位居第二，陶瓷类、食品类、混合类仅次于东南区位居第二。可见，西北工合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生产种类上，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虽然此数字在后来的几年中稍有变化，但总体上西北工合在全国的领先态势依然保持。1945年抗战胜利，工合渐趋衰落，但西北工合仍在全国各地区工合中举足轻重。该年全国有工合社336家，而西北有工合社131家，西南104家，东南73家，湖南21家，广西7家。(13)因此，可以断言西北工合是战时中国工合的重镇，其为抗战和地方社会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不言自明。 支援抗战为西北工合的主要责任和义务。西北工合先后承担并完成了军政部分配的40万条军毯的纺织任务；完成了军需署分派的制造麻袋的任务；(14)完成了军需署委培的代制纱布药棉各3万磅的任务。(15)按时交工的药棉，“不但品质较市面优良，且价值较市场上每磅(蔡棉)尚低至五六角之多”。(16) 再看看1940年度西北各地工合供销处供应军需的情况：  表2表明1940年西北各主要工合地区的产品，一半以上通过工合供销社供给军需，西北工合保障国防的重任由此可见。 进而西北工合在开发地方经济方面功不可没，影响深远。首先，工合将外地的难民及本地的闲置劳力吸引到生产任务中来。据1939年5月份的一次统计，宝鸡工合社共有社员267人，宝鸡、陕西人为64名，其余203人为外省人，且以来自湖北、河南和河北者人数最多，且有111位女社员，意义非同寻常。(18)兰州工合事务所于1939年3月成立，截止到6月，开办了20个合作社，包含17个种类，收容145个战区和本地失业的技术工人。(19)凤翔的纸坊村妇女缝纫合作社，成员是东北的流亡同胞，年龄都在40岁左右，她们在一起工作干劲十足。(20) 我们再以1940年12月的统计为例，来证实这一问题，兹看下表3。 由于未有籍贯统计，据表3还不能判定技师、雇工、雇员和练习生的具体来源地，但揆诸常理及工合社的规定，就地用人，为本地培植人才乃其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上述115117人中，绝大多数为西北人当是合情合理的。应该说，这一批本土籍人员参加到工合的工作中，对开发建设地方产生了示范性效应。他们不仅将资金回馈到自己的故土，更将先进生产理念、合作思想、民主观念等播散到乡间，对地方社会的思想变迁、经济革新无疑意义重大。 其次，西北工合将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作为建立生产合作社的基本出发点，这不仅传承了该地原有的生产模式，且在此基础上力求创新，壮大了地方经济。西北工合依照原料生产地为中心而确定应发展之工业。如棉纺织业以陕西为中心，毛纺织业以宁夏、甘肃、青海和陕北为主，皮革以兰州为中心，次及宁青等省，皮毛以兰州、河西为中心，采矿以秦岭、甘肃南部为中心，冶金以秦岭、甘肃南部及陕南汉沔流域为中心，造纸以陕甘南部为中心，药材以甘肃南部之洮岷流域为中心，食盐以甘肃河西为中心。(22)根据原料建立生产地，免去了长途运输环节，节省了成本，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作用至巨。如天水、秦安、通渭等地，毛纺织业向来发达，是地方的传统支柱性手工业，工合利用这种便利优势，改良技术，扩大生产，效益彰显。1944年，天水三阳川已有纺织合作社56个，参加者7000余户，有织机7000多台，年产土布70多万匹，约合4.9亿元。秦安有木机1万台，从事生产者4万多人，年产土布60万匹，值4.27亿元，秦安还年产毛褐6万匹，每匹4000元，值2.4亿元。通渭的毛衣裤、毛线生产也不错，两项合计每年总值3.3亿元左右。甘谷有生产合作社12个，年生产毛衣裤、裹腿22万件(双)，毛袜35万双。以上产品除满足军队、当地群众需要外，还销往临夏、临洮、兰州和河西等地。(23) 最后，随着合作社的建立，一些城镇逐渐变得繁盛起来。民国时期，西北各地工业落后是不争的事实，埃德加·斯诺在其《西行漫记》中比喻说：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几个省的工业总投资，还低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一个装配线上的一个工厂。而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出现，便成了当时各地发展工业的有生力量，给西北带来了生气，打破了多年来工业战线上的沉寂现象。宝鸡在战前是一个小县，交通闭塞，市面冷落，然而由于厂矿企业的迁入和合作社的大量建立，该县各层面出现了显著变化。自从矿业和交通合作社组建后，煤炭价格下降到适当的水平，街道村庄电灯出现，平面媒体报纸出现，各项事业发展迅猛，以致此地获得了“西北的中心”的美誉。(24)兰州日用工业品全靠外地供应，而战时工合生产的各种棉布、棉毛毯、袜子、皮箱、皮鞋、衬衣、毛巾、手套、肥皂等，很受消费者欢迎，对繁荣市场，调剂供需起到了良好作用。兰州工合首创生产提花毛毯，栽绒挂毯，椅垫等产品，由于制作精良，并采用了敦煌文物图案，配色美观大方，不仅在兰州畅销，亦为省外、国外的消费者所欢迎，常是供不应求。(25)岷县过去“工业”二字谈不到，但“自工合西北区于岷县设所后，积极提倡手工业以来，在洮河流域才始嗅到一些工业的气息。……截至目前，仅岷县城一隅之地，即拥有十一个单位社”。(26)而在双石铺，工合所办的纺织、机械、面粉、制革、耐火砖、供销、小学、招待所等企事业，对发展山区小镇的经济、文化都起了很大作用。(27) 三、西北工合的妇女儿童教育工作及观念转移 工合在组建生产合作社、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非常注重发展西北地方的社会事业，以图奠定一个久远的基础。西北地区的广大妇女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很少走出家门从事大规模生产活动。鉴于此，1939年4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妇女工作部在宝鸡正式成立，负责工合在整个西北地区的教育培训工作。先后在宝鸡、双石铺、南郑、兰州、西安等五地增设妇女工作股，着力发动本地区妇女参加纺织、纺纱，支援抗战，并开办妇女纺织训练班，成立妇女合作社，举办妇女、儿童识字班等，加强妇女技能训练和妇女儿童的文化知识学习。 1938年，工合妇女部先后在宝鸡开办两期妇女纺织训练班，第一期训练班招考学生40人，第二期招收20人，讲授纺纱、织布、合作常识、抗战歌曲，受训的大部分都是农村妇女，“在这很短的两月内，她们已能领会到团体生活的乐趣和合作事业的重要”。(28)双石铺工合事务所设有妇女股，积极开办职工夜校、妇女识字班、妇女纺织训练班、妇女纺织生产合作社、妇女俱乐部、妇女演出队等妇女训练、学习、生产和宣传组织。妇女生产出的布匹、军鞋、被服等产品，大多运往前线，为抗战作出了一定贡献。(29) 妇女合作社在宝鸡建立最多，1938年共成立妇女合作社7所，社员有些是从武汉逃难到后方来的女工友，有些是当地的妇女，她们认为：“前方战士杀敌，后方妇女应该生产，我愿意替国家尽点力，别说还有钱，就是没有钱我也干啊！”甚至还有一些青年女学生也参加了，她们认为合作社是女子生活独立的一个好办法。(30)兰州截止到1939年9月共组织了妇女合作社6所，人数共58人。(31) 为了减少妇女在训练所、合作社学习工作的障碍，工合妇女部还组织了多期妇女识字班。各事务所办理妇女识字班30余班，学生共有660余人，除授以识字教育外，并注意时事讲演，及其新意识之启发。(32)其中宝鸡工合组织了妇女识字班8班。(33)妇女识字班的课本都是工合社负责教育的人员编写，主要内容是说明抗战的意义，敌人的暴行，过去的国耻以及国民的责任；上课人数不等，有合作社社员及抗属；规定每天最低限度必须认识三个字，每个月考查一次；每个月要知道十个抗战常识。对此“他们很勤谨，很努力的学习，毫不懈怠”。(34) 在努力对合作社妇女社员付诸教育的同时，西北工合事务所还积极发动非合作社的农村妇女，希图借此改良当地社会。当西北工合承担军政部军毯工作后，仅靠工合社很难完成工作，而陕甘两省各地妇女手工纺织普遍，如发动妇女参与纺毛，并酌予奖金，广大乡村妇女，“既可供给大量纺线，又可藉以增加妇女生产”。(35)起初，受旧观念的制约，妇女多不敢从事纺毛，天水事务所采取奖励的办法，规定凡有纺毛技能者，均可到本所指定地点登记。如能介绍大量纺毛工人，及自动发动纺毛工人，均能得到一定奖金。(36)有些事务所采取家庭访问等方式百计开导，最终“她们才明瞭这工作不但能赚钱，且又为国家生产，增强抗战力量，确是一件极有意义而且光荣的事情”，以后自动前来参加工作的妇女日渐增多，总计工合西北区三次承制军毯，陕甘两省妇女卷入纺毛运动者达四五万人。(37)如兰州军毯制造管理处发动农村妇女300余人用手纺车纺毛线；天水“发动乡村妇女三四百人从事纺毛”，“又工合小学发动妇女纺毛亦有二百余人”；宝鸡“尚有妇女五百人已发羊毛五百斤在试纺，二里半村益门镇各村妇女亦请求纺毛，十月十日前后可发动妇女一千人从事纺毛，现已纺成纺线五百斤”。(38)发动妇女纺毛，给部分城市及郊区的家庭妇女增加了收入，同时也降低了军用毛毯和其他羊毛纺织品的成本。 为了吸引更多的乡村妇女参加合作社，工合事务所创办工合小学、儿童识字班，以此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当时在宝鸡、天水、南郑、双石铺等地举办儿童识字班18班，后将识字班改为工合小学，共计7校，到1943年共存4校。(39)学生以合作社员工子弟为主，并酌收附近居民之失学儿童。(40)办学伊始，附近乡村农家子弟不愿让孩子上学识字，他们认为工合办学是来抽壮丁的，更觉得“女孩子认字是没有用的，女孩子是在家该学习针线”。(41)经过长时间的劝导，局面逐渐打开。宝鸡工合事务所招集了539名男女儿童参加识字运动，共成立儿童识字班15班，识字班里有国语、算术、常识、唱歌和游戏等课程。(42)天水妇女工作部创设工合小学一所，学生60余人。(43)兰州工合事务所组织了儿童识字班，共有学生30余人。(44)双石铺在1940年建立了培黎工艺学校，设置有纺织、机械、化工、会计和外语五科。基础课程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和地理等，首次招生80多人，衣食住行全由学校供给，学生多系沦陷区迁来的难民子弟和贫困人家的子女，其中不少是孤儿。 开办妇女纺织训练所、妇女合作社、妇女识字班、儿童识字班、工合小学以及发动农村妇女参加纺毛工作，除了识字外，讲授合作理念、抗战形势和妇女权益等问题，妇女们的爱国热情、求知欲望和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逐渐萌发，“男男女女正在发现一种共同生活的新方法；他们第一次感到生活有了目的，感到属于一个集体的意识”。(45)工合事务所的妇女工作，给西北本地的乡村妇女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美好场景，走出家门接受新思想的她们，逐渐树立起一种鲜活的生活面貌。诚如有人总结道：“纺织训练班对于这一群乡姑，是一个新的世界。在这里她们见到了这许多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和事，在这里她们也听到许多从来没有听过的东西。她们精神变得愉快了，活泼了；她们的希望也变得远大了。……在这里她们更养成了自动群动，自助互助的精神。”(46)而工合创办儿童教育事业，连带触动了当地百姓。在办起的识字班中，除教儿童识字，日常知识外，还教唱一些抗日歌曲。如《黄河谣》《大刀进行曲》和《松花江上》等，激发感染着学生和民众的爱国热情。(47)新式教学引起了地方百姓的好奇，“下课时路人们就在沿横房的槐树阴下看孩子们玩，上课了，就探头在教室傍(旁)看孩子们上课的情景，他们被孩子们迷恋了，忘掉了自己，因此跷跷板上时常有穿着绿衣服梳着辫子的大姑娘和三寸金莲一身青衣的婆娘们”。(48)这些举动预示着民众的旧观念逐渐在发生裂变，一场新的思想风暴即将到来。 四、西北工合的医务事功与地方卫生变革 工合不仅要建立西北地区的经济基础，同时将改善民生，重建当地社会，举办医疗卫生事业也作为工合的重要工作。他们本着“为了促进大众健康，保障社员的福利；更为了推进卫生事业，施行预防疾病”(49)的目的，积极创办工合医院，为民谋利。 1939年4月，凤县双石铺成立第一所工合医院；1940年春季宝鸡成立工合保健所，并在合作社集中区之十里铺、水清堡、工合新村三处设立保健室；1940年10月，双石铺工合医院迁到宝鸡，所有医师除在院治疗外，每周派巡回卫生人员至各社给予卫生指导；陕南安康、南郑、兰州各设保健所一处；1942年春成立大荔保健所；并拟在天水成立分院，在甘谷、秦安各设保健一处。(50) 双石铺工合事务所创设的工合医院，负责社区内的医疗卫生事业，定期为工合员工检查身体，为过境伤兵、难民和地方民众治病。医院设立后，“每日诊病人数不下二三十人，至今共诊人数已有五百二三十人”，当地居民“要求住院诊病者每周不下三四人，甚至有住于旅社，医院代为诊病者”。(51)截止到1939年年底，医院共诊疗工合病人442人，非工合人员416人，共计858人。(52)因药费、手术费少，赤贫者甚至免费，所以有“济世活人的工合医院”之称。(53) 双石铺工合医院还将预防民众疾病作为一项主要工作，在春天施种牛痘，夏季注射防疫针。因当地人士缺少卫生常识，一般农民大都裹足不前，医院不得不大事宣传，遍贴标语漫画及书写醒目文字，晓示防疫的重要性。宣传文为：“夏日疾病，最易传染，为害最烈，莫若霍乱，上吐下泄，四肢痉挛，数小时内，命丧黄泉。有一办法，最为保险，射预防针，非常妥当。工合医院，每日施办，分文不取，不必带钱，彼此相告，幸勿耽延。”(54)经过多次告白，地方人士，始渐明了，种痘工作渐受欢迎，场面热闹。“保健所的大门，也拥挤着白头发的老婆牵着小孩，粗脖子的婆娘，老的少的，争先恐后，种痘呀，种痘呀，呼喊着向门口里钻。”当远处的人们知道种痘的好处后，都远远地跑来种痘，有些没有种上的，说：“魏娃娘，怪好！你的娃子再也不死了！”工合医院的善举赢得了民间的信任，部分大夫收到了感谢信。凤县县立王家坪初级小学全体同学写道：“感谢工合医院唐院长、赵医师、苗医师下乡普遍施种牛痘，恤救乡间小儿，不生天花，预防春瘟。”(55)同学们将此信当做布告，张贴于通衢，劝告各界踊跃前往种痘，医药费、手术费分文不收。 双石铺工合医院不仅注重工合工作人员、地方民众的疾病医治工作，对于地方卫生事业也多所建树。工合医院发起成立了双石铺公益建设委员会，统筹双石铺镇的卫生事宜，修建公厕，开凿水井，制作垃圾箱，雇用清洁工专司打扫卫生、清除垃圾，并发动群众制定卫生公约，(56)调查地方疾病，共同促进卫生事业。对于调查地方病，起初“只因宣传不够，镇民又昧于旧习，每到一家，虽尽力说明来意，民众仍有恐惧，有人以为暗地调查，强拉壮丁”，“有人以为怕是别怀恶意，所以既到之后，往往逃走大半，后来虽已逐渐明瞭，而幼女少妇，仍多前门见后门走，哄闹一时”。(57)最终调查1896人。为了激发群众的卫生意识，1939年7月1日上午8时，工合医院举行双石铺卫生运动大会，全镇军政机关、学校、商民、试验所及合作社等28个团体400余人，每人均执扫除器具，会后全体列队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情绪极为热烈，民众争相观看，感染颇深。(58) 宝鸡工合医院成立后，担负着为工合职工及家属与当地民众医治疾病、妇婴保健、防疫卫生以及战时救护等任务。对工合职工社员及家属等个人一律免费治疗，由各所在单位赞助资金，对外诊治视情况收取少量医药费。该院资金和设备是由工合国际委员会向国际有关机构和个人及华侨募捐而来，“数年之中，医院规模由小渐大，房屋由七八间扩展到数十间；病床由三、四张增加到数十张；医务人员由最初的六七人，增加到二十余人。医疗设备器具，逐渐完善，并有X光镜、医用显微镜、血压表、妇产科、外科的手术等器械。对各科病症均可诊治，因而得到人们的赞誉”。医务人员都是一些造诣深厚的医生，“门诊平均每天有七八十人，下午和晚间还经常应邀出诊和接产”。(59)埃德加·斯诺在其著作中对该医院大加赞赏，“自从开办以来，这个医院已经给几千个工合工人和他们的儿女，给几百个乡人，种痘防天花，打预防伤寒的针和预防霍乱的针。除了别人之外，他还给记者打针，取费半分美金。”(60) 兰州工合事务所创办的保健所，联合省卫生处，在疾病最易传染的时期，定期为社员打预防针，种痘，“不但社职员连附近居民兵士学生一律为其种痘”。(61)该所虽然医护人员不多，医疗设施不够完善，但它不仅承担了工合内部的医疗卫生保健任务，在社会上也做了些救死扶伤工作，得到附近居民的好评。路易·艾黎主持的培黎学校迁到甘肃山丹县后，在新西兰派来的斯宾塞医生夫妇的主持下，于1944年10月1日正式成立山丹工合医院，一切设备及诊疗情况均较各处为优良，(62)“每天门诊人数达一百人左右，病床八张，经常住满。不但培校学生受惠甚多，当地居民，有数十里赶来求医者，莫不病痊满意而归，极获当地人士信仰”。(63) 西北工合事务所创办的工合医院和保健所，不仅诊治了工合社员的疾病，且为地方民众带来了福祉，减少了他们的疾患，一些医用新技术、新设备的引入，推动西北地区医疗事业向近代化迈进。 五、余论：战时西北工合的思想意义 战时西北工合是开发西北的主要力量之一，无论开办生产合作社、举办妇女儿童教育，抑或医药卫生事业，工合都将目光向下，注重与地方发生联系，注重基层社会，注重民众民主意识培养，注重民众的社会动员等等。因是之故，工合的开发西北模式在近代西北开发史上有其新的意义，其所彰显的示范效应影响深远。 持平而论，工合所举办的各项事宜规模小，资金少，难以与大型工矿企业比肩，但是工合的事工覆盖面广，大多扎根于城镇郊区和乡村，对乡土社会的冲击力前所未有，普通民众第一次因着新技术、新观念和新产品的出现而接受了近代化的洗礼。双石铺机器合作社，每天机器轰鸣，“一般镇民不明机械转之原理，咸以不人自转奇怪神秘，因而不时爬在窗边，伸着脖子，现着紧张的表情，用力往里瞧。如此者从朝到晚总不中断，所以有‘奇奇怪怪的机器社’之称。”(64)随着工合事业在这里的扩展，新机器对普通民众来说不再惊恐万分，工合的新理念已经渐入人心，“他们躺在幸福，快乐的海洋中，非常骄傲的生活在劳动的进步里，他们把工合红三角牌，当做他们永远的太阳，老太婆们常常这样讲：‘我已经活八十多岁，从前的岁月，都消磨到黑暗里，现在我才看见了光明……’是的，现在这块地方，是人民的天堂。”(65)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不言自表。 工合创办的培黎学校1944年迁到甘肃山丹后，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新观感。在这座三万五千人的小县里，“现已有最近代化的设备，学校内设有电厂，发电机计一万瓦，因灯少，电灯光亮成为全国最亮地方”，(66)以致“很多乡村里的人不远千里似地来看山丹的电光”。(67)兰州工合事务所每月举办社员月会，除普通讲话报告外，多有娱乐节目，主要放映一些时事影片，“大演其抗战有声影片，并可利用播音器为观众讲话及唱歌，参观的人不但是工合社职员，附近十数里的村民都来参观”。(68)首次出现在民众面前的新事物，对其内心的触动之深不难想见，新思想逐渐生根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天水举行工合出品展览会，参观者水泄不通，展览合作社的各种棉毛织品、肥皂、火柴、油墨、发明的新纺纱机等，引得参观的人赞叹不已，“这巧妙的东西天水还很少有呀！买了吧！先交定钱，这架机器算我的了”，一起七八位买主都抢了上来。(69)南郑工合社举行成品展览会，前来听演讲和购买物品者甚多，在三天的展览中，“一时一刻一刹间，售货部都是站满了顾主，展览室都是拥塞着观众，买货的人争先恐后，参观的人，赞不绝口。三天里，售货部的账簿上也(一字模糊)上空前惊人的数字。”(70)凤翔筹设供销分处，除征集该所知道之各合作社之出品外，并由宝鸡供销处运来各社出品多种，“于上月在东湖公园举行工合出品展览会，参观者不下三千余人，对于各社出品，无不交口称赞”。南郑举行出品展览，“结果异常圆满，各售货品均不敷供给，博得各界好评”。(71)通过参观、听讲到踊跃购物，说明工合的新理念和新产品最终赢得了民众的青睐，星星之火必将成燎原之势。 抑有进者，工合的思想意义还在于它将民主、平等、健康等新的生活理念灌输到工合社员和普通西北民众的心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瓦解传统社会之功效。工合事务所本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合作精神，自愿结合，自愿集股，自己劳动生产，自己经营管理，自负盈亏的目的组建合作社。每社社员人数多少，每人认股若干，没有统一规定，由参加人民主商议。合作社社员大会是最高权力组织，由社员推选理事若干人，再由理事中推选主席、经理、会计各一人组成理事会，负责处理日常业务工作；另由社员中互推监事若干人组成监事会，负责监督理事会及全体社员的工作。(72)为了让社员更明白工合的组织和管理形式，工合社编定了工合“三字经”，读来朗朗上口，“用群力，来生产，大家事，大家管；没老板，没小工，职社员，都相同；无压迫，无剥削，一条心，为合作；论组织，最平等，是社员，皆股东；开会时，能发言，表决时，均有权……”(73)此等简单明了的话语，使工合社员亲身感受到了当家做主的尊严。在具体的操作环节上，工合仍然采用一些言简意赅的词语，告诫社员，“一人一权，民主第一；积蓄社产，增加社股；爱惜物料，节省开支；账目公开，根绝贪污；改进技术，提高生产；严守纪律，加紧工作；按劳分红，权义公平；相亲相助，精神合作；改善生活，康乐同享；人人读书，增进智识”。显然，对于大多数为文盲的工合社员来说，这种宣传方式很是见效。 在工合的集体生活氛围及工合的一些现代思想的熏染下，工合社员的日常生活习惯和观念在悄然改变。工合不仅给“普通人带来了各种有用的经济组织，而且它有助于改善促进良好的人际关系。……它在有效地改变着人们的教育和社会结构”。(74)各工合社的社员很满意他们的工作，他们认为：“他们都是自己环境的主人，他们的工作场所是干净的，他们的休息场所是舒适的。他们没有晚班。这个工合的主席像兄弟一样待他们。他们都很自豪他们是一个国际组织的一员，他们的墙上满布标语。他们发明新的方法改进老的纺织程序。他们急切地了解在别的工合中心使用的新发明。”(75)在工合社里，“起初节俭意识就被灌输，同时一系列的好的结果被带来，如人们从鸦片烟的诅咒和赌博的坏习惯中解脱出来，奢侈的婚俗和葬礼得到改革，一些偏狭的地方性习俗慢慢被废弃。”(76) 一些工合事务所还规定了具体的要求，工合凤翔事务所要求“各社社员一律戒除不良嗜好”。(77)汉中附近一个名为江浙工程合作社的小木厂，斯诺看到该社的日常生活规程繁多，如每天五时半吃早餐，六时开始工作，中间有一个钟头吃午餐，工作再继续到六点。禁止在工场里吸烟和吐痰，浪费时间，大声叫嚣。未得主席许可不得擅往社外，要爱护工具。社员轮流做值日。工人屡次犯规或不服从主席，可在全体大会里予以开除，其股份由其他社员购买。(78)这反映了工合工人当家做主、互助合作、民主平等、努力工作和严守纪律的态度。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工合社的种种举措实乃破天荒之举，正在改变着西北地区的基层社会风貌，其思想意义不可低估。工合运动由于受国民政府压制、物价上涨、资金匮乏和领导精英缺乏以及自身的弊端等多重因素影响，最终走向衰落。截止到1946年第3季度，工合社四川48社，陕西73社，甘肃29社。(79)工合社数量在下降。1947年3月统计，陕西71社，甘肃29社。(80)但在西北，工合还是或多或少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西北重镇天水的工合运动培养了一批守纪律、懂技术的劳动工人和初具生产经营知识的工业管理干部，留下了一些简陋厂房和设备，对解放初期天水工业草创，起了基础作用；进而有些合作社，经过发展，得以留存，如炳兴等几家火柴厂、毛纺厂、雕漆厂、皮革厂、木器厂等，在公私合营后，又为建设社会主义继续作贡献。(81)1944年，迁往山丹的培黎学校，1953年迁回兰州，日益发展壮大，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石油人才。 综上，战时西北工合运动的开展，众多机构出现，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自救，减轻了国家负担，极大地支援了抗战。一系列新观念的注入，对亲身参与工合的群众，给了一定民主教育和思想启蒙，且对西北地区封建、愚昧、保守的风气予以冲击，对催生西北社会向着近代化迈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注释： ①侯德础：《中国工合运动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张志强、胡民新：《路易·艾黎与延安“工合运动”》，《理论学刊》1985年第5期；张翰赘：《1942—1949年山丹“工合”运动研究》，兰州大学未刊硕士论文，2009年4月。 ②《正在开发中的西北合作事业》，《新华日报》1938年12月13日。 ③陆诒：《川陕道上——西北合作事业一瞥》，《新华日报》1939年8月15日。 ④《两年余来的西北区工业合作社》，《西北工合》第4卷第6期，1941年3月。 ⑤卢广绵：《西北区工合事业的现状及其动向》，《工业合作》第1期，1941年。 ⑥亚平：《没有完成的歌》，《西北工合》第3卷第5期，1940年5月。 ⑦Nym Wale, China: Builds for Democracy. 1941, pp. 45～54. 转引自侯德础：《中国工合运动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第104页。 ⑧马弘毅：《工合运动在天水》，《天水文史资料》第6辑，1992年7月。 ⑨卢广绵：《今年是工合奋斗年》，《西北工合》第4卷第7、8期合刊，1941年4月。 ⑩姜绣：《从几个因素上来看西北工合前途》，《西北工合》第4卷第7、8期合刊，1941年4月。 (11)Cooperative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Educational Review, May, 1935, No5. Published Monthly by Editorial Board Headquarters, Missions Building, Shanghai, China, p. 209. (12)Nym Wales, China Builds for Democracy. 1941, pp. 289～291. 转引自侯德础：《中国工合运动研究》，第15～161页。 (13)《三十四年第四季全国工合社统计》，《工业合作》第22、23期，1946年6月。 (14)《工作简报·区处工作拾零》，《西北工合》第2卷第4期，1939年8月。 (15)《各地工作素描》，《西北工合》第2卷第4期，1939年8月。 (16)《各地工作素描·宝鸡》，《西北工合》第2卷第8期，1939年10月。 (17)《两年余来的西北区工业合作社》，《西北工合》第4卷第6期，1941年3月。 (18)罗子为：《西北区工业合作之回顾与前瞻》，《西北工合》第2卷第1、2期合刊，1939年7月。 (19)王锡余：《兰州事务所工作第一期》，《西北工合》第2卷第7期，1939年10月。 (20)张雨茵：《工作在凤翔——片段中的观感》，《西北工合》第2卷第7期，1939年10月。 (21)《西北区工业合作社之非社员人数》，《西北工合》第4卷第7、8期合刊，1941年4月。 (22)吴去非：《西北区工业合作之技术》，《西北工合》第2卷第1、2期合刊，1939年7月。 (23)马弘毅：《工合运动在天水》，《天水文史资料》第6辑，1992年7月。 (24)Rewi Alley,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Educational Review. May, 1939, No5. p. 221. (25)焉寿先：《中国工合运动在兰州》，《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3年2月。 (26)陈联佑：《岷县工合简况》，《工业合作》第19期，1945年9月。 (27)蒲含英：《双石铺今昔概貌》，《凤县文史资料》第7辑，1986年7月。 (28)林达飞：《关于工合的妇女工作》，《妇女合作运动》第2期，1943年。 (29)成训：《“工合”运动在凤县》，《宝鸡文史资料》第11辑，1993年12月。 (30)任柱明：《西北区妇女工作》，《西北工合》第2卷第1、2期合刊，1939年7月。 (31)关键：《兰州妇女工作的萌芽》，《西北工合》第2卷第9期，1939年11月。 (32)(37)(40)林达飞：《关于工合的妇女工作》，《妇女合作运动》第2期，1943年。 (33)(34)任柱明：《西北区妇女工作》，《西北工合》第2卷第1、2期合刊，1939年7月。 (35)(38)鞠抗捷：《西北区制造军毯工作概要》，《西北工合》第2卷第9期，1939年11月。 (36)《天水事务所发动纺毛办法》，《西北工合》第2卷第9期，1939年11月。 (39)姜漱寰：《四年来西北工合之社会服务工作》，《工业合作》第4卷第5、6期，1943年5月。 (41)刘月明：《我初期参加西北区的妇女工作》，《西北工合》第2卷第4期，1939年8月。 (42)罗子为：《西北区工业合作之回顾与前瞻》，《西北工合》第2卷第1、2期合刊，1939年7月。 (43)《工作情报·区处工作拾零》，《西北工合》第2卷第7期，1939年10月。 (44)关键：《兰州妇女工作的萌芽》，《西北工合》第2卷第9期，1939年11月。 (45)［美］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88页。 (46)任柱明：《西北区妇女工作》，《西北工合》第2卷第1、2期合刊，1939年7月。 (47)娄生成：《“工合”宝鸡事务所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宝鸡文史资料》第11辑，1993年。 (48)彦文：《我们在“工合新村”》，《西北工合》第4卷第11、12期合刊，1941年7月。 (49)(51)慕嵇：《工作介绍·双石铺工合医院进展概况》，《西北工合》第2卷第5期，1939年9月。 (50)姜漱寰：《四年来西北工合之社会服务工作》，《工业合作》第4卷第5、6期，1943年5月。 (52)(54)慕稽：《工合医院工作报告》，《西北工合》第2卷第10期，1939年12月。 (53)吕之先：《工合运动在双石铺》，《西北工合》第2卷第5期，1939年9月。 (55)绿坪：《换了换广告》，《西北工合》第4卷第7、8期合刊，1941年4月。 (56)共制定卫生公约8条，包括公共卫生，个人卫生，各合作社工厂、寝室、厨房、厕所、院落卫生等的预防。如厨房卫生有5条，第一，陈腐生冷的东西，万不可吃；第二，一切食物均应盖好，或放纱橱内以免着落苍蝇；第三，碗筷用具，每次用后，均用沸水揩拭，放纱橱内，或盖清洁布巾；第四，病人所用食具，应即用水煮沸，放置一定处所，不可乱用；第五，厨房用具，如布巾器具等要时常煮洗，水缸饭桶污水桶等均要加盖。 (57)慕稽：《工合医院工作报告》，《西北工合》第2卷第10期，1939年12月。 (58)幕嵇：《工作介绍·双石铺工合医院进展概况》，《西北工合》第2卷第5期，1939年9月。 (59)陈仙樵：《宝鸡的工合医院》，《宝鸡文史资料》第4辑，1986年4月。 (60)［美］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第184页。 (61)薛觉民：《兰州的社员福利事业》，《西北工合》第3卷第6期，1940年6月。 (62)《中华救济团协助本会医疗工作》，《工业合作》第42期，1948年5月。 (63)《工合之友(三)》，《工业合作》第42期，1948年5月。 (64)吕之先：《工合运动在双石铺》，《西北工合》第2卷第5期，1939年9月。 (65)绿坪：《双石铺是工合的天堂》，《西北工合》第4卷第13、14期合刊，1941年7月。 (66)上海新民晚报社：《记培黎学校》，《工业合作》第33期，1947年。 (67)艾黎：《工合在西北》，《工业合作》第31、32期，1947年3月。 (68)薛觉民：《兰州的社员福利事业》，《西北工合》第3卷第6期，1940年6月。 (69)味根：《天水举行工合出品展览会》，《西北工合》第3卷第12期，1940年9月。 (70)席葆真：《南郑工运二周年及成品展览会》，《西北工合》第3卷第13期，1940年10月。 (71)《各地工作素描》，《西北工合》第2卷第4期，1939年8月。 (72)焉寿先：《中国工合运动在兰州》，《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3年2月。 (73)吴锐锋：《“工合”三字经》第17页，西北印刷合作社1941年5月；转引自侯德础：《中国工合运动研究》，第203页。 (74)Lowe chuan-hua,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Educational Review January, 1935, No. 1. p. 42. (75)Cooperative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Educational Review, May, 1935, No5. p. 212. (76)Y. S. Djang, The Chinese Cooperative Movement,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Educational Review, May, 1939, No5. p. 219. (77)《各地工作素描·凤翔》，《西北工合》第2卷第8期，1939年10月。 (78)［美］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第180～181页。 (79)《全国工合社统计·民国三十五年第三季》，《工业合作》第29、30期，1946年12月。 (80)《各地工合社业务概况统计·三十六年三月三十日》，《工业合作》第36、37期，1947年7月。 (81)马弘毅：《工合运动在天水》，《天水文史资料》第6辑，1992年7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