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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11—2012年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成果，既有研究空间的拓展、研究内容的扩增，也有诠释理论与分析方法的探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学科的一些最新进展和趋向。一方面，近年出现的一些热门论题仍在延续，如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控制、救济保障、教育改革、媒体传播、大众文化、记忆建构、城市史等领域都出现了较多论著，且研究内容日渐精深。同时，2011—2012年度还有一些新特点和新趋向：其一，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日益明显。这虽有助于丰富对历史的认识，但却在一定程度增强了历史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倾向。其二，研究领域不均衡。如灾荒救济、教育近代化研究仍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但宗教信仰及女性史领域的研究缺少有分量的著作。其三，社会史研究时段的后移也是一个新趋向。抗战时期的社会史研究较为活跃，有的还延伸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开始大幅推进。 关 键 词：近代中国 社会史 文化史 社会文化史 作者简介：李长莉(1958-)，女，河北省辛集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唐仕春，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俊领(1978-)，男，山东省金乡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 2011—2012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领域①仍然是吸引众多研究者的热门领域。此近一年间，国内出版的有关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著作二十余部，发表的期刊论文约二百篇。从这些论著内容来看，既有研究空间的拓展、研究内容的扩增，也有诠释理论与分析方法的探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学科的一些最新进展和趋向。现将这些论著集中研究的主题及代表性成果分述如下： 一、社会与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探索 随着本土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入，以及对国际史学发展大趋势认识的加强，对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反思是本年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晋阳学刊》2012年第3期发表了《突破瓶颈：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笔谈。其中，刘志琴指出，当代史学的趋向是从笔录帝王行事到记述百姓生活，社会文化史就是要发掘另一个中国形形色色的民众生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以它的特色走向人文学科的前沿；梁景和讨论了社会文化史中常态与动态、碎片与整合、生活与观念、一元与多元、真实与建构等几对概念；左玉河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点，是关注于生活现象背后所孕育的“文化”含义，既要研究社会生活，还要研究背后隐藏的社会观念，更应关注社会生活与观念之间的互动。 社会生活史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常建华在《中国社会生活史上生活的意义》(《历史教学》2012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社会生活史是以人的生活为核心连接社会各部分的历史，生活史研究的最大价值是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生活史立足于民众的日常活动，镶嵌于社会组织、物质生活、岁时节日、生命周期、聚落形态中；生活史的研究带来视角与方法的变化，可以从习以为常中发现历史，从日常生活来看国家，挑战传统史料认识。 针对目前有关社会文化史的讨论中，论者偏重于汲取西方“新文化史”理论和方法，而对中国史学资源甚少提及的现象，罗检秋在《从“新史学”到社会文化史》(《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20世纪初年“新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方法仍可资借鉴；社会文化史内容丰富，论题亦不限于大众文化一隅，可从多方面拓展和深化。王东杰则进一步分析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史研究兴起的原因。清末民初的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中国自秦汉以下皆在退化或循环中，按照社会进化论，面临必然被淘汰的危险。这促使一批新史家在中国历史中寻找“进步”的迹象。然而，因为传统政治和学术主流皆被视为“专制的”，他们不得不另辟蹊径，结果把一些过去认为非“正统”的现象升格为历史叙述的主线[1]。 学者还注重对社会史研究方法进行反思。行龙近年一直提倡区域社会史研究。他认为，走向田野与社会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学术追求和实践。区域和整体是辩证统一、普遍联系的，从区域看整体是社会史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2]。池子华、郭进萍指出，社会史在新时期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其开放性和跨学科的研究特色，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史的碎片化现象。打破学科界限仍是社会史发展的大势所趋，而社会史的碎片化倾向则要靠研究者的主观努力来克服[3]。 二、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与社会转型 1.社会阶层、社会组织与群体 社会阶层、社会组织与群体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近年其研究趋势越来越“社会史”化，即不仅研究其内部结构和运作，而且还研究其在政治活动、市政管理、公共参与等方面的功能与行为。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进程中，社会阶层的嬗变、职业群体的变迁与新式社会团体的兴起尤为引人瞩目。汤克勤在《近代转型视阈下的晚清小说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中将晚清小说家群体分成了三类，即士大夫出身的小说家、以报人身份为主的职业或半职业小说家和新学生(包括留学生)小说家，以分别对应士的近代转型进程的三部分：传统士大夫向知识分子转型、普通士人向知识分子转型、近代新式学堂培养的学生(包括留学生)向知识分子转型。晚清小说家以其小说作品来改良政治，救治社会和“新民”，从而启悟其他士人向知识分子转型。邱志红《现代律师的生成与境遇：以民国时期北京律师群体为中心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将制度史与社会史、文化史相结合，地方史与整体史相结合的思路，展示出民国时期北京律师群体的整体特征、专业养成、职业意识、角色期待，以及执业境遇等内涵，揭示了律师群体的萌生、发展及其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地位和影响。王伟《中国近代留洋法学博士考：1905—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认为，中国近代留洋法学博士的成就与其留学经历的关系具有如下规律：社会成就大小与博士留学期限的长短没有相关性；社会成就大小与留洋法学博士的具体种类没有相关性；社会成就大小与留学国别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对于有博士论文的法学博士来说，博士毕业之后的研究方向与博士论文的研究领域有部分相关性，但也不尽一致；社会成就大小与其留学外语语种没有特殊的相关性。 社会群体与民间组织问题亦是论者关注的对象。如朱英、巴杰考察了国民革命时期的店员群体，认为，店员组织经历了公所—工会(公会)—同业公会的演变过程；店员运动的首要诉求在于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环境，限制店主辞退店员等经济要求；店员属于工人还是商人等职业身份界定的争议，主要出自政党的“革命”需要，而不是店员的自身诉求[4]。 社会群体与政治的互动也受到关注。虞和平、陈君静考察了1920年前后废督裁兵运动中商会与孙中山的关系，指出商会的活动是民众废督裁兵运动的中坚力量，不仅乘军阀的表演顺势而进，而且与孙中山的号召彼此呼应，既敦促军阀政府有所举措，也声援孙中山持之以恒，从而为国民革命的兴起作了前期的社会动员[5]。 民间组织与社会管理是近年引起关注的论题。如彭南生、胡启扬以民国汉口保安公益会为例考察了近代城市社会管理中的市民参与，认为汉口保安公益会获得了市民的普遍认同和广泛参与，形成了一个典型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管理领域，在参与过程中，市民的公共需求和特殊利益得到了实现，参与者的“搭便车”行为则通过团体内部的制度建构得到了监督，从而有效地搭建起了近代城市社会管理中市民参与的动力机制与团体内部的监督机制[6]。 2.社会流动、社会控制与社会转型 社会流动既包括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的流动，也包括阶层之间的流动。张文俊、张玮以1942年张闻天在兴县九村调查资料为基础考察了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阶层的流动，指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阶层出现“非正常”流动，表明乡村社会严重分化，沿着革命政权构建的方向重新整合，实现着“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图景，揭示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乡村社会阶层流动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反映出当时中国共产党已取得对根据地乡村社会阶级结构改造试验的成功[7]。 近年灾害、慈善救济、社会控制等领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年度更是成为一个热门领域。郝平《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从“弱朝廷强地方”的视野出发，认为“丁戊奇荒”中的赈灾主体不在国家，而在地方，地方有一套不同于国家救灾的体制。地方士绅、商人、富户捐赈行为的背后，既有追求名利的思想，更有传统文化长期熏染下的慈善思想。朱浒《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1876—1912)》(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采用了事件史与叙事史相结合的写作手法考察近代义赈的阶段、形态、特征、作用、影响和意义，指出大批义赈人涉足洋务企业或其他近代工业，逐渐转为近代绅商，从而具备了更大的活动能量，晚期民间义赈在国家层面得到了高度认同，更有力地介入国家场域。 关于灾荒救济与社会管理方面的论文也有多篇。李长莉通过对清中期至清末三个救灾案例的考察，认为体制性质而非官员素质是决定救灾效能的决定因素，体制组织化是社会公共管理的制度保障，官民力量的整合使救灾成为集中全社会力量共同进行的公共事业，因而效能显著。救灾体制转换所显示的效能示范，彰显了新式救灾体制的优势，促进了社会公共管理模式的近代转型[8]。余新忠撰文讨论了晚清检疫机制引进中的社会反应，认为晚清多数官员及士绅精英将其视为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促进国家现代化的爱国和进步之举，而民众往往由于自身利益受损而心怀不满，甚至进行反抗。卫生检疫带给中国社会的不只是主权、健康、文明和进步，同时也存在民众权利和自由在卫生与文明的名义下被侵蚀及剥夺的事实[9]。 关于民间力量与社会救济的关系，唐力行撰文讨论了1923—1949年间徽州旅沪同乡会的社会保障功能，认为各地同乡会、商会等自治组织形成一个个保障圈，覆盖了上海市民社会相当大的空间，它们与上海市政府实施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同乡会的社会保障功能，展现了独立、自治的市民公共空间。 社会控制方面也有一些研究成果。郑振满通过《培田吴氏族谱》的研究指出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与晚清地方自治有历史渊源：培田吴氏的家训、家法与族规，体现了家族自治的理想模式；培田吴氏的各大支派和社团组织，对乡族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了有效的管理；清末“新政”期间成立的“培田公益社”，取代了乡约的行政职能，实现了从家族自治向地方自治的历史转型[11]。 三、社会生活、女性与法律 1.社会生活与大众文化 清末民初“价值”体系发生动摇，出现了信仰危机与人心失控等问题，一些学者对此予以探讨。左玉河认为，辛亥革命后，儒家经典从政治、教育领域全面退出，带来了人们对新社会秩序的怀疑和迷茫，也导致了空前未有的信仰危机。守旧势力在“尊孔”旗帜下力图重建新的信仰和道德秩序。尊孔思潮引起中国先进分子的猛烈批判，孔子及儒学的独尊地位亦随之瓦解[12]。李俊领认为，1906年清廷借孔子收拾人心，京师文庙祀典从中祀升为大祀，但文庙祀典因官员们的离心而失序，孔子与儒学统摄人心的功能更为弱化，表明清廷在政治变革之际未能预先注意并妥善引导社会舆论方向，在控制人心上因循成规，缺乏制度创新的视野与活力[13]。 岁时节令中的政治与民俗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成果。朱文哲讨论了近代中国纪年中的“耶稣”与“公元”纪年的变迁，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消解“耶稣纪年”的宗教色彩和“西方”局限，重构其“普遍性”则成为时人的重要考虑。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政府政治权威的建构与民众习俗的改造，时间计量方式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等因素影响了纪年变革，最终促使“耶稣纪年”蜕变为“公元纪年”，并确立了主导地位[14]。樊宾分析了苏区的节庆文化及其特点，认为苏区节庆在传输革命理论、动员组织群众、显示群体力量、改造社会习俗、充实群众生活，建立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的情感模式，树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推进作用[15]。 大众文化近年也受到学术界关注。在近代中国戏剧演出中，名角制发展成一种行业运作模式和机制。徐煜《近现代戏曲名角制文化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以跨学科、多领域交叉结合的方式对近代中国戏剧名角制文化的表层现象和外在形态进行深度开掘，认为戏曲领域的“名角制”模式是由民间戏班的行帮形态向近现代娱乐产业的演变，这一行业规则主要是以知名演员的特权为基准建立的，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问题构成紧密的互动关系。李涛《大众文化语境下的上海职业话剧：1937—1945》(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认为，上海剧人依托海派文化背景使话剧艺术贴近观众，贴近城市生活，跻身大众文化行列，造就了一大批优秀戏剧人才，使上海成为中国话剧的主产地，还带动了其他剧种的发展。但上海职业话剧在商业化道路上的失误在于其经济利益超越了艺术规律，由此产生了众多负面效应。林小美《清末民初中国武术文化发展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采用历史法、文献法、比较法和系统法对清末民初时期的武术文化发展脉络作了梳理及深入研究，分析了清末维新思潮、军国民教育思潮、新文化运动与“土洋体育之争”对近代中国体育、武术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影响。 2.女性研究 婚姻是与女性有紧密关系的社会制度，近代婚姻文化的变化影响着女性生存状态。梁景和、廖熹晨指出，清末民初形成20世纪婚姻文化变革的第一次高潮。这一变革是在“习俗救国”口号的感召下进行的，既是西俗东渐后向西方学习的一个具体事项，也是对戊戌维新时期婚姻文化变革的一个继承，更是男女平权这一女性解放思潮引导下生活方式变革的重要体现。婚姻文化的变革蕴藏着女性身体和精神解放的意义，亦蕴含着男女平等、男女两性双重解放的意义，即人的解放的意义[16]。雷家琼讨论了“五四”后十年间逃婚女性的生存困境，认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城市社会，许多接受过婚姻自由理念的女性选择以逃婚的形式来争取婚姻自主权。由于家庭和社会的普遍不体谅，以及法律的实际支持不足，逃婚女性逃离家庭后往往陷入困厄境地，备尝艰辛[17]。 3.法制与法律观念 基层诉讼既是法律问题，又直接关联着社会生活，而且还反映了社会生活与法律的互动。本年度，学术界从社会史的视角讨论基层诉讼取得了新进展。徐跃考察了清末四川地方捐施诉讼，讨论了基层学绅、劝学所视学及地方官在学事诉讼纠纷中的角色及作用，认为士绅通过参与地方学务与国家权力之间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对国家与地方关系、地方社会权力构造的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18]。杜正贞通过梳理新发现的龙泉地方法院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前祭田轮值的诉讼档案，认为祭田轮值纠纷和诉讼的频繁发生，既与祭田轮值制度有关，也与民国时期法律和司法的困境有关。用民国法律代替传统礼制，使得人们拥有了一套新的制度和语言，重新整合宗族和族产，与民间社会中一直存在的对礼、法的自由阐释和实质上的突破相配合，加速了社会结构和观念层面上不可逆转的变化[19]。 4.城市史 本年度城市史研究再起小高潮。钟建安《近代江西城市发展研究：1840—1949》(巴蜀书社2011年版)一书考察了以南昌、景德镇、萍乡、九江为中心的江西城市在近代的发展，认为制约近代江西城市发展有两大因素：一是没有成熟、系统的现代化思想，强有力的现代化领导集团的引导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二是缺乏现代化发展必需的稳定社会环境和经济推动力。吴聪萍《南京1912：城市现代性的解读》(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分析了1912年南京历史的横截面，认为在南京城市现代性因素逐渐增长的过程中，国家占据了主导和决定性因素，由此也为南京的现代性发展带来了一些弊端，比如在国家行政干预下，城市自治的机能较差，反过来也制约着城市的现代自主发展。 四、教育与宗教信仰 1.教育制度与教育观念 教育改革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中关注度较高的领域，本年度也有较多成果。桑兵撰文对清末教育变革作了探讨，指出清季教育变革中中学渐被西学取代，一方面推动中国进入欧洲中心笼罩的世界；另一方面造成中国文化形似而实不同的断裂，被肢解的中学失去道德伦理的作用，用西式的观念看待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难免误读错解，使得中国文化之于人类前途的重要选项价值无从显现[20]。邓洪波撰文对书院改制作了解析，认为书院改制更多的是晚清社会这一特殊背景下的一种无奈的政治选择，未必定然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改书院很快变成废书院，使得中国近现代学校制度从此就沿着不断与传统决裂及西化的方向奔跑，强烈的反传统意识与几乎连续不断的否定和革命也就成了中国近现代教育最鲜明的印记[21]。 中国教育的近代化问题仍然备受重视。严加红《文化理解视野中的教育近代化研究——以清末出洋游学游历为实证个案》(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认为，教育近代化中以学习“西学”为中心，“中国主体意识”的发展与变化对教育近代化发挥了重要影响与作用。叶志坚《中国近代教育学原理的知识演进：以文本为线索》(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从搜集、整理、分析、解读历史上的教育学文本入手，将近代教育学原理的演进分为蓬勃期、回旋期、转向期与深化期。认为中国近代教育学原理的演进具有如下特征：“互动之中求发展”，“学习之间有创造”，“与时俱进中国化”。 教科书是近代中国教育转型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近年来颇受关注。吴小鸥《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启蒙价值》(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通过揭示教育变革因素、编纂者因素、语言环境因素的影响，对近代知识群体编纂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在科学理性、民主政治、现代伦理精神、现代商品经济、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等方面开启儿童智识及塑造国民新的世界观与价值取向作了探讨。近代教科书具有功利启蒙主义的特性，以崇尚“科学”改造社会的理性启蒙，以“审美”改造人生的感性启蒙，以培养现代人为宗旨，以建构市民社会为指向。同时，还保持着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本土特性。刘超探讨了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中的政学分合与知识生产，指出历史教科书与政府教育目标在振发国民志气方面有相同之处，但对“忠君”与维护清朝统治有不同看法，蕴含着社会意识演变的多种可能性[22]。张国荣以民国小学历史教科书为例讨论了“专制政治”观念在中国历史认知中的生成与传播，指出民国教科书编纂者利用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概念述说古代历史，其政治推销作用远远胜于对中国古代政治事实的描述[23]。 社会教育也是近代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陈勇、李学如考察了近代苏南义庄的家族教育，认为苏南义庄普遍重视家族教育，至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义庄顺应时代变化，扩大助读、施教范围，接受新学制，更新教育内容，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24]。周慧梅《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分析了近代民众教育馆的发展历程、内部管理、社会功能与文化性格等问题，认为民众教育馆是社会精英们“以教育改造达社会改造”的一个缩影，一个典范。 从性别视角研究近代教育也是近年来的一个新角度。游鉴明《超越性别的身体：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1895—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从性别视角，审视女子体育与国家、社会文化的关系，跳出国家观的体育史窠臼，呈现西方体育传入后女子的新观念和新行为，如何在公众舆论、学校教育、学生生活、运动竞赛、观众反映、大众传媒和视觉文化等层面产生意义。何玮以《妇女杂志》发起的“我之理想的配偶”征文活动为中心讨论了中国近代家庭观的建构与女子教育，指出在选择配偶时，青年们十分注重女性的学校教育经历，认为女子教育是鉴别“新女性”与“旧女性”的唯一标准，是衡量能否建立“美满”的近代家庭的重要标尺[25]。 2.宗教与民众信仰及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 西方宗教对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学术界对此一直比较关注。王立新考察了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态度的演变，指出19世纪绝大多数传教士抱着对中国进行文化征服的态度，从20世纪初期开始，在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的冲击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主流传教团体开始倡导文化合作，提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携手“共同追求真理”，以及借鉴中国文化遗产以补充和丰富基督教传统的重要思想，对中国文化表现出尊重与欣赏[26]。杜志章分析了近代教会医药事业对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的影响，认为中国统治者、士大夫及医药从业人员对来自西方医学的挑战予以了积极回应：从开始了解西医知识，接受西医治疗，允许传教士开办医药事业，到中国人自己开办西医药机构，改革医药卫生制度，从而拉开了中国医学现代化的序幕[27]。 五、文化传播与文化观念 1.文化传媒与文化传播 报刊是近代社会舆论形成与大众传播的工具，学术界对近代中国报刊的研究更为深入。胡全章《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认为，清末民初白话类报刊总数约600种，订正了过去“170余种”的说法，同时否定了“新文学是白话文学”的所谓“定论”，指出清末白话文运动不仅是一场由维新派和革命派知识分子共同担任主角的以“开启民智”、“新民救国”为主旋律的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还是一场以“普及教育”、“言文一致”为目标的语文改革运动，并带动起一场声势浩大、轰轰烈烈、气势不凡的白话文学潮流。王有亮《〈教育杂志〉与近代教育考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运用历史分析与综合方法、借鉴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方法以及文本分析法，讨论了《教育杂志》的发展历程及其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邵志择考察了近代中国报刊思想的流变进程。认为自清末立宪起，报刊逐渐成为政治权力之外的新权力体系中的结构性因素，近代中国报刊思想也就此完成了最为重要的转折，为此后的报刊思想发展奠定了方向性的基础。 2.文化观念、文化认同与心态 近年学术界关注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形成，本年度也有相关研究成果。洪振强讨论了国际博览会与晚清中国“国家”形塑的关系，指出晚清时人在博览会言论中谈及大量“国”之词汇，又与在会场上羞辱中国的诸多行径进行坚决抗争。这些言行中所蕴含的“国家”观念是对近代西方国家的一种条件反射式移植，富有较浓情感色彩，与中国由清政府主导而展示出来的王朝、文化和农业三位一体的传统国家形象之间有着较大落差，虽缺乏近代国家之真义，但具有建设一个富强的近代国家的价值追求。因此，“国”之塑造进程愈快，社会上“国”之观念就愈强，谋求推翻清政府，建立、建设新“国家”的步伐亦加快[28]。 社会文化史强调精英观念与民间社会的互动。赵立彬撰文讨论了东南、华南城镇在辛亥后革命精英观念的民间承接。革命精英的“民主”、“共和”等新观念有一个被普通商人、民间团体和基层人士快速接纳和响应的过程。从具体过程和情形看，新观念、新话语的民间接纳和利用，与其在社会生活中争取经济、政治利益的现实功能相联系。民间社会对革命精英观念的承接，更多地受到“势”的支配，而非“理”的指引[29]。郭双林撰文讨论了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当时知识界人士，特别是革命党人，不仅尊崇、同情平民，而且贬抑绅士与贵族，公然声称他们所进行的革命是“平民革命”，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平民政治”。但是，革命非但没有使中国实现平民化，反而造就了一批新贵。然而，知识界平民意识的广泛传播，为五四时期平民主义思潮的澎湃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并构成近代中国社会平民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30]。 3.历史记忆与文化建构 历史记忆与文化建构是近年引起中国学者关注的新兴领域。朱英讨论了近代中国民间社会对辛亥革命的认知与纪念，指出在近代不同历史时期纪念辛亥革命的“双十节”仪式与“辛亥”记忆不断再建构的过程中，民间社会对辛亥革命的认知、纪念、诠释以及相关方面的思想与活动，与政府、政党、政派相比较既有某些相似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更多的是紧密结合自身的利益需求，表达其各方面的感受与认知[31]。方平考察了地方自治与清末知识界的民族国家想象。清末知识界原以为地方自治或可造就“完全之国家”，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以“独立”释“自治”，却又助长了以“省界”说为表征的地方主义的兴起和泛滥，不仅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隔阂，甚或冲突与分裂，也阻碍了民族国家的建立。但针对“省界”说所提出的若干“非省界”主张，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地方自治与“民族建国主义”之间的内在难局，从一个侧面提示了民族主义与地方主义之间复杂的纠缠关系[32]。 结 语 综观本年度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成果，仍然延续一些近年的热门论题，如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控制、救济保障、教育改革、媒体传播、大众文化、记忆建构、城市史等，不仅研究更加精深，且还出现一些新特点、新趋向： 其一，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日益明显。近来，学者们日益注重在历史研究中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多学科理论的运用虽有助于学术界从更多角度或层面增进对历史的认识与理解，但也产生了一个明显问题，即社会科学理论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历史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倾向，而使其人文科学的味道变得淡薄，有的研究存在着“只见事不见人”的缺憾。 其二，社会史研究时段的后移也是一个新趋向。不仅抗战时期的社会史研究较为活跃，有的还延伸到新中国成立后。甚至可以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深化直接促动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大幅推进。比如，本年度多位在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领域卓有造诣的知名学者均撰文对如何拓展与深化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作了探讨。其中，李文海专文探讨了发展与推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五个着力点，即毫不动摇的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紧紧把握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从中展开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深入发掘与分析；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旗帜鲜明地同历史虚无主义划清界限；加强学术队伍建设等[33]。田居俭从理论指导的视角专文探讨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切入与深化[34]。行龙从“资料革命”的角度出发专文论述了资料在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中所应占据的重要地位[35]。李金铮更是从借鉴与发展的视角全面建构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概念、学科属性及研究对象，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及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资料发掘等体系[36]。 参考文献： [1]王东杰.“价值”优先下的“事实”重建：清季民初新史家寻找中国历史“进化”的努力[J].近代史研究，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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