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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抗日根据地的参议员，作为抗战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型权力主体，尽管从总体上来看，都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民主政权建设的宏观背景下，通过动员式的规模性选举而产生的，但是由于各抗日根据地之间地域环境、战争形势、社会生态的差异，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根据地之间的参议员也存在着一些显著的差异。如果我们将陕甘宁边区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参议员做一比较，就能很明显地窥探出处于不同地域社会中参议员的一些独特面貌和群体特征。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与华北抗日根据地参议员之间的显著差异，不管是历史性的，亦或是结构性的，不仅昭示着中国革命较为独特的历史面貌，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革命道路的发展模式。 关 键 词：抗日根据地 参议员 群体特征 作者简介：杨东，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为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通过开展基层政权建设，在各抗日根据地进行过大规模的动员选举，从而产生了规模庞大的基层参议员群体，由此实现了对基层社会权力主体的结构性改造与整合。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社会都存在于一定的区域结构之中，有其自身的区域结构特点。处于战时状态下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在很大程度上显然也呈现出这样的区域结构特点。特别是由于各抗日根据地的地域环境、战争形势、社会生态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抗日根据地的参议员，不仅在社会成份和结构要素之间存在着一些显著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中共革命道路的不同发展模式。基于此，本文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抗日根据地作为考察对象，对根据地基层参议员之间的差异做一比较，以期能对前述问题作出较为详致地剖析。 一、地域环境的差异与参议员社会结构之间的区别 众所周知，不同的地域环境会有不同的物质资源条件，由此也使得各区域之间会呈现出多样化的生存方式和多元的文化形态。地处黄土高原的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平原的抗日根据地，尽管同属于北方地区，但是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所有的区域都同时涉及空间和时间方面的广延。”因此所谓的北方，不仅仅是从地理角度划定的地区，而且“也具有久已确立的显著的社会特征。”这也就意味着任何区域不仅具有物质环境的那些物理特征，同时还“总是带有社会行为跨越时空进行结构化的内涵。”①就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参议员而言，这种差异首先就体现在社会结构和成分要素上。从总体上来看，陕甘宁边区的参议员体现为贫农占主体，而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富农和地主士绅却是一个比例较大的群体。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陕甘宁边区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相继展开大规模的民主选举，以此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彻底改造。陕甘宁边区从1938年到1946年的三届参议会期间，每届所选出的基层参议员至少应在3～4万名之间。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期间，仅乡(市)参议员就选出了4万多名。②在这些众多的参议员当中，农民尤其是贫农占据主导地位。如在1941年关中分区5个县的2178个乡议员中，雇农为77人，占3％；佃农为206人，占9％；而贫农则高达1467人，占67％；中农为137人，占6％；地主只有21人，所占比例也仅为0.9％。③很显然，贫农在参议员中占据绝对多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比例并没有在县级参议员中有所改变。根据1941年陕甘宁边区20个县的1798名县级参议员的社会成分统计，工人和雇农成分的参议员只有28人和58人，分别占1.6％和3.2％的比例；而贫农却占到777人，所占比例则为43.2％；中农为519人，所占比例为28.8％，地主为108人，所占比例为6％。④应该说在县级参议员中，中农、地主的比例已有所增加，但是却依然不足1/3。可见，在县级参议员中贫农依然占据主要位置。只是在边区参议员中地主和富农的比例才有较大的增加。如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第一次参议会时，在170名边区议员中，工人6名，贫农18人，中农69人，富农26人，商人9人，地主34人，其他8人。⑤但是尽管如此，以农民为主体的格局依然没变。 然而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富农却是一个比例较大的群体，甚至在有的地方富农超过贫农。如在晋绥根据地，根据对6个县的89个行政村的村代表统计，计有地主22人，富农235人，中农174人，贫农155人。⑥而处于同时期的陇东分区曲子县107个行政村的乡代表中，地主47人，富农40人，中农214人，贫农843人，雇农23人。⑦与此同时，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演进以及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在华北地区也体现为地主富农由村选到县选逐渐增加的情况。如根据冀中地区的统计，地主富农由村选到县选，地主由村代表的0.3％增加到3.1％，富农则由7.8％而增加到14％以上。同时从政权的组成来看，地主已由0.05％增加到0.3％，富农由7.55％增加到7.8％，而贫农则由63.1％减到41.7％。⑧应该说从递增的趋势来看，无论是陕甘宁边区还是华北抗日根据地，都体现为地主和富农数量的增加，在这一点上二者并无区别。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同一级别的参议员中，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地主和富农所占的比例却要远高于陕甘宁边区，而且其增速要大于陕甘宁边区。但是在陕甘宁边区，甚至在有的地方反倒是乡议员地主所占的比例要高于县议员的比例。如在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同宜耀乡议员中地主为4人，而县议员中地主却为1人；新宁县的乡议员中地主为13人，县议员中地主则为3人。⑨即便是被誉为“封建堡垒”的米脂县，地主现有的比例以及增速的比例也没有华北地区的比例之高。根据资料显示，米脂县第一届参议会时期，在选出的213参议员中，地主为17人，富农为19人；到1944年召开第二届参议会时，地主仍为17人，而富农则变为13人。⑩ 何以会出现这种差异呢？就陕甘宁边区而言，之所以农民占据多数，客观原因是由于在中国社会里，农民本身占据着绝大多数的比例，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农民的比例更是高于全国，达到90％以上。因此自然农民所占据的比例就较大。有关这一点，李鼎铭先生在第三届边区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曾做过明确地解释。他指出：“各级议会里头农民代表占相对多数，有的占绝对多数。为什么呢？因为全国农民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我们这个地方更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在这种情况中，农民代表自然就多了，这是极其合理的。但这种合理的结果，如果没有选举制度上的这一特点，是不可能产生的。”(11) 其次，从土地占有情况来看，陕甘宁边区的土地占有量和地主数量明显要少于华北地区。由于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人均占有耕地量普遍较少。即便是像绥德这样土地较为肥沃的地区，根据对4个村庄的统计，在抗战前地主也只有1.5户，富农3.3户，中农11.4户，贫雇农则最多，占到79.8户。(12)事实上还不仅如此，如果将土地革命时期不少地主逃离的情况折合起来，恐怕地主的数量就更少了。再从土地占有量来看，据农村复兴调查委员会对渭南四个典型村的平均所有田亩数的调查呈现如下的实态：  而且根据调查显示，无论在1928年或1933年，无地的户数都在半数以上，即分别是53.81％和57.14％。1928年贫农每户平均所有田数是3.07埫，但是有69.54户数在此数以下；1933年每户平均所有田数是2.37埫，但是有69.59户数在此数以下。(13)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土地占有量要远高于陕甘宁边区。根据杨汝南先生对河北省部分农村的农地状况进行的调查呈现如下的实态（见表2）。  从上述调查统计表中，我们不难发现华北地区与陕甘宁边区土地占有情况之间的差异。正是由于两地土地占有情况的不同，也就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个地区之间参议员社会结构以及成分要素之间的差别。实际上，由于地域环境的不同，华北抗日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员社会结构和构成要素之间的差异，也凸显着中国革命道路之间的显著不同。一如1942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就明确指出，敌我斗争的胜负，“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政策，不仅根据地的政策要正确，尤应在敌占区、游击区要有一套明确的政策”。经验证明：“在敌占区、游击区采取简单生硬的办法，是必然失败的，而必须照顾那里的环境，一切为保护人民利益打算，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14)邓小平的这一论断，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着中共革命道路不同发展模式的这一特点。 二、战争局势与女参议员数量之间的差异 应该说女议员作为民主宪政运动中产生的一个社会群体，并非始于抗战时期，但是抗战时期的女议员群体，无论是社会构成还是群体特征，都与此前的妇女议员大相径庭。特别是在将妇女解放作为社会解放的重要标志的背景之下，各抗日根据地都通过积极宣传鼓动，从而出现了大量的女议员。然而通过梳理相关资料却发现，陕甘宁边区的妇女群体，无论是政治参与的热情还是被选为参议员的数量，都难以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相匹敌。 就陕甘宁边区而言，尽管在各级政府的积极动员和宣传之下，妇女们开始逐渐走出狭小的生活天地，积极参加参议员的选举活动，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妇女在基层参议员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高。据统计，即便到1941年已经有相当选举基础的陕甘宁边区，在进行第二届各级参议会选举时，全边区也只有30％的女性参加了选举，只有清涧县的选举比例达到了90％。最终选出乡级女参议员2005人，县级167人，边区级7人。(15)与此同时，根据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案》中提出的要求，“各级参议会应有25％的女参议员，各机关应大量吸收妇女工作”。(16)但是从1941年的选举情况来看，占据比例最大的延安县，女议员也只达到22％。(17)即便是在占据数量最多的乡议员当中，妇女议员的数量也没有达到25％的水平。安定县的选举情况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参议员所占的比例却远远高于陕甘宁边区。比如1940年的北岳区选举，据不完全统计，在192万女选民中，就有135万参加了选举，占70％。其中三、四专区达到80％－85％的比例。最后选举出女村代表5052名，女村委员1425名，女正副村长139名，女区代表635名，同时还选出11名女区长，陈舜玉被选为唐县的女县长。(18)冀中区定南、深极等7县的女公民参加选举的比例在村选中也达到了82.9％，在区选举中为80.89％，仅低于男子约2％。女议员在边区议员中可以占到五分之一的比例。另外还有女县长1人，女县议员140人，女县议会负责人6人，女区代表635人，女区长7人，女区代表会主席19人。(19)晋察冀边区在1938年举行第一次村选时，女选民就达到了一半以上。第二年村选，参选妇女占全部女选民的比例就增加到了80％。到1940年，据十个县的统计竟占到了90％。如果我们再将全国各解放区妇女参加的百分比拿来比较，就可以明确地显示出其中的差异。如在1940年，山东鲁中分区的村选竟能达到95％；晋冀鲁豫有两个县的统计是70－80％；即便在晋绥的八个县的平均数字也在65％。(20) 出现上述差异的原因，从客观上来看，首先是由于两地的幅员和人口规模的不同。陕甘宁边区在抗战开始时，拥有人口200万，从1940年开始降为150万(1944年6月为148万)；陕甘宁边区政府下辖5个分区，相当于一个行政公署管辖的范围。而在华北抗日根据地，仅晋察冀边区就拥有人口2500万，远高出陕甘宁边区的人口数。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陕甘宁边区是相对集中的，各分区之间几乎可以连在一起，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却受日军的包围而被分割为若干个分区，所以远没有陕甘宁边区那么集中。 其次，则是由于两地所处的战争环境不同，因此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也并不一样。在抗战时期，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环境，都不如陕甘宁边区稳定。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并不直接面临日军的威胁。由于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再加之长期以来较为落后的思想观念，使得她们不仅对于异族的入侵没有感到切肤之痛，而且长期以来由于家庭和社会的束缚而形成的一种传统观念，使得大多数妇女都不愿意抛头露面，而是足不出户呆在家里，即便是城镇妇女也是如此。可以说足不出户的妇女往往被当作女子的美德而受到褒扬。正所谓“妇女重节孝知廉耻，无事不出门，不游观赛会，偶过市廛，必以绉纱障面，犹遵礼经，出入必蔽其面之义”，就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21)这种观念即便到抗战时期依然存在。张闻天在神府县调查时就发现，“这里的妇女对党的生活与工作感觉到毫无兴趣。她们除生产之外，还有家庭与孩子纠缠着。她们总说：‘女人们不顶事！’”事实上，在陕甘宁边区，民众对政治参与的陌生感和热情程度低，一直都是中共面临的一个难题。根据张闻天的调查，该地区大多数党员都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入党的。而自和平以来，“农村中的党员，也同其他群众一样，渐渐平静下来了！‘革命胜利了’，他们要从分得的土地上取得过去的报酬。”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对于各种同生产无直接关系的事情，如参加政府与党的工作，学习文化与政治，参加会议等，他们的兴趣与积极性大大减弱了。“顾不上”，这就是他们的理由。特别在农忙时，他们总是找出许多理由，不参加这类活动。有一部分党员，甚至发展到要求“退党”，说“现在该轮流到别人来负担了吧！”(22)正是由于处于这种“和平”状态，所以边区民众既有的对政治参与的冷淡心态依然存在着。 而华北地区却属于敌人的后方，日本侵略军为了巩固后方，经常不断地对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和所谓的“强化治安运动”。与此同时，更有成千上万的妇女惨遭蹂躏。据统计，仅在晋冀鲁豫、晋察冀、冀热辽、苏皖四个区，八年中被敌人强奸而致性病的妇女共691429人；在晋冀鲁豫一地的1290万妇女中，被杀害的即达20万余人。(23)同时许多妇女的丈夫、儿子被日寇枪毙、活埋。在这种悲惨的情形下，促使她们积极参加各级政权工作，有的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抗日的战斗。可以说客观的战争环境，不仅把广大的劳动妇女从家庭逼向了抗日前线，而且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妇女参议员和干部，成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一支重要力量。 最后，由于两地文化教育水平之间的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她们的选择。在陕甘宁地区，由于长期处于文化教育的落后面貌，除了城镇有少数学校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更是入学无门。正如著名报人范长江在考察陕北之后指出，在此地“高等小学已为最高学府，主持高小之先生，必授‘学而’、‘先进’、‘诗云’等科目，始受地方欢迎。如教‘科书’(即教科书的俗称)，则先生准有打破饭碗之危险。”(24)而对于妇女而言受教育的机会就更少。在上世纪20年代以前，陕北地区很少有女子教育，乡村地区自不用说，就是城镇里屈指可数的几所私塾，也从不收女学生。在庆阳县，直到1924年才在西峰镇创办第一所女子初级小学校，直到1931年才有女子高小。即便到陕甘宁边成立之后，在校女学生也仅占总数的10％。(25)然而在华北地区，早在清末就有女子学堂，到民国初年，已有不少在校女学生在新式学堂就读。如在河北获鹿县，到1917年在新式学堂就读的女学生就达到316人。(26) 应该说无论是陕甘宁边区还是华北根据地，抗日始终是其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所面临的战争局势的不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根据地妇女参与意识强度的不同。一位到访过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的记者说到：“在延安，人们常常感到一种非常浓烈的政治气氛，但是在晋西北，有些区域离敌人只有几英里远，人们所感触到的就不是政治，而是每一个男人、女人、小孩子和士兵要和敌人斗争的强烈的愿望。人民兴奋着，他们要向敌人报仇。”(27)而华北抗日根据地基层妇女的这些特点，无疑也是中共制定根据地各项政策的前提。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的彭真就指出：“各阶层的政治动向，是决定各项具体政策的依据。边区(晋察冀边区——引者注)具体环境与条件，是决定边区各阶层动向的前提。”(28)事实上，华北抗日根据地革命道路的开辟，自始至终都是以此为基点而展开的。 三、教育背景与参议员文化水平之间的差异 在陕甘宁边区与华北抗日根据地之间，参议员的文化水平之间的差异，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基层参议员之间，而且也体现在不同层级当中。从总体上来看，参议员级别越高，这种差异就明显。 在陕甘宁边区，绝大多数参议员都是文盲，尤其基层参议员更是如此。根据对陇东分区6个县的376名县参议员的文化程度统计，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仅有3人，高中文化程度的9人，初中文化程度的29人，师范类毕业的7人，完小毕业的55人，初小文化程度的57人，能够识字的117人，文盲则占到113人。(29)但是在华北地区，参议员的文化水平却要远高于陕甘宁边区。根据对冀中地区的定县、安国、深泽、安平、博野5个县的参议员统计，在391名县级参议员中，大学文化程度的占据4.6％，近18人，中学文化程度的参议员占33％，约为129人，小学文化程度的占56.8％，约为222人，不识字的约为20人。(30)而且这种情况越往上级体现得越明显。这从北岳分区四分区参议员的文化程度中明显地体现出来。  很显然，在《县参议员调查表》中显示，绝大多数参议员的文化程度都在中学以上，这种情况在陕甘宁边区的参议员中却是很难见到的。究其原因，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概括： 首先，由于陕甘宁边区地处偏僻、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客观实际，致使这些地区的教育文化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及至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依然倡导陕西各县私塾的改进。原因是“陕西各县小学，为数无多。以故学龄儿童就学私塾者，所在多有。当此尚未充裕之时，私塾实能补助小学之不逮。”(31)(只有绥德、米脂两县因人口较稠密，与北京、天津之间的交通较方便，读书人多，有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人们对于读书比较重视。)据统计，边区旧社会时的学校教育，除几所师范、中学外，只有小学120所。社会教育更是一个荒地，文盲约占全区人口99％，有些县份，百人中难有一人识字，华池、盐池等县两百人中才有一人识字。(32)即便是像绥德、米脂这样人口稠密的地区，入学率依然很低。如米脂县在民国17年(1928)底，全县小学中100人以上的学校仅有3所(东街小学、女校、龙镇小学)，20—50人的学校42所，20人以下者19所。及至民国25年(1936)，全县也仅有完小5处，初小及短期小学37处，教职工也只有143人，学生3014人。农村小学大多办学经费不足，设备简陋，有的利用寺庙做教室，有的用碑碣匾牌做黑板。学生自带书桌，用木盘装沙土或小石板代替笔墨纸张练字，课本缺乏的就由教师抄写在黑板上教学。(33)即便到陕甘宁边区成立之后通过大力发展各类教育，及至1944年全边区完小学生总数也只有为18161人，其中高级生仅占2683人，即仅占14％。如果与边区全体初小学生相较更远在1％以下。(34)正是由于如此，在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员当中，文化程度自然就没有那么高，相应的文盲参议员也就成为其主要的社会构成。 而华北地区的农村教育，自晚清以来就风气大开，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直隶宣化县从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1902－1907)的5年间，新建和改建中小学堂达29所。安平县尽管是一个中等县，但是仅初等小学学生就达到4000余人，高等小学报考，虽有年龄限制，“仍多达三百名以上，风气大开”。宣统元年(1909)，直隶高等小学堂(即完全小学)有162所，学生有9467人；两等小学堂有148所，学生有11678人；初等小学堂有10259所，学生有209668人。再加上半日学堂和女子学堂，其共有学堂10740所，学生234770人，形成了“学堂数量居全国第一，学生人数居全国第二”的局面。(35)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华北地区的教育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统计，1928年河北省各县教育经费为3471788元，至1931年即增至8125350元，增加1.34倍：入学儿童也从1928年的717145人增至1931年的1089227人，增加0.52倍。(36)可以说正是华北地区与陕甘宁地区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性，决定了参议员的文化水准之间的这种差异。 其次，由于华北地区与陕甘宁边区所面临的不同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对参议员的要求也并不完全一致。华北地区属于敌人的远后方，日本侵略军为了巩固后方，经常不断地对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几次推行所谓“强化治安运动”。这种动荡的局势，决定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参议员必须要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才能应付这种复杂的局面。如北岳区四分区李景源之所以能被选为参议员，就是由于他曾是井胫高小保定育清中学的教员和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这一背景，所以在登记表备注中专门备注他“对边区印象好，不断受敌伪侮辱，痛恨敌人，能帮助一些抗日工作”。同样对于长期担任小学教员的参议员陈植亭，其简历备注中被称为是“对边区印象好，能在敌人的统治下帮助抗日工作”。(37)这也就意味着在华北抗日根据地，一般而言对于参议员的选举是比较注重他们的文化素质和较强的辨别能力的。 然而在陕甘宁边区，由于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所以如何加强生产建设就成为参议员的重要任务。对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就目前边区的条件来说，确确实实的就是经济工作和教育工作。”毛泽东的这一论述随后被边区第二届政府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确认为“生产第一，教育第二”，并且把这个精神正式写进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即：“依据边区条件和抗战情势，目前政府工作必须集中力量于急要和首要的任务。第一，是发展生产，首先是农业生产，以保证军队和干部的给养，以进一步改善民生和培养民力。第二是教育，首先是干部教育和军队教育的增强。这就是目前政府工作中两大急要和首要的任务，其他一切工作都要服从于这两大任务的需要。”(38)显然，正是这种不同的战争环境决定了参议员的不同要素特征。 最后，由于抗战时期大量知识分子逃亡到华北，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参议员的整体文化水平。随着日军的大规模入侵以及国民党政权中一些官员的纷纷逃散，致使不少知识分子逃亡到华北地区。如抗战时期的山西曾一度成为华北特别是京、津地区知识分子的汇集点。所以毛泽东在1937年9月29日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等人的一份电报中写道：“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39)中共正是把握住了这一特殊局面，才实现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逐步建立。在这一点上，晋绥根据地体现的更为明显。正如一些学者指出：“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晋绥抗日根据地都不是由中国共产党独自建立起来的。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爱国知识分子、地方士绅、地方实力派以及部分国民党中央军共同努力的结果。”(40)同样，在晋冀豫根据地也有这样的情况。当晋冀豫区党委在山西沁县冀家洼民革中学成立文教训练班时，结果发现“成员都是青年学生、爱国知识分子。”(41)在冀南地区，当地大批的知识分子失学失业后，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杨秀峰通过动员冀南教育界名流孟夫唐、王振华、张化南等人参加抗日工作之后，影响所及保定二师，邢台四师、冀县六师、大名七师以及各地中学、各县简师等历届学生纷纷参军参政。平津等敌占城市的知识分子得知杨秀峰在冀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也携家带口前来投奔。(42) 很显然，正是由于战争不仅打乱了华北地区原有的社会秩序，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华北地区知识分子的心态，使得他们不得不寻求在这一动荡的环境中最佳的生存位置。当大批知识分子涌入华北抗日根据地，自然就会在参议员的选举中脱颖而出，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参议员的整体水平。“敌后长期的残酷战争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大困难，但全民族抗日的环境又给我们的工作很多便利”。(43)这一点正是基于陕甘宁边区与华北抗日根据地之间所处环境的显著差异而得出的结论。正如彭真所说：“晋察冀边区不同于那些顽军占优势的地区，不同于已经通过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也不同于群众还没有认真动员和组织起来，群众力量还未占着优势的地区。”就地主绅士而言，由于“受敌人压迫极重，生命财产无保障，使得地主不敢投敌，不得不抗日”。故此“差不多全部转向抗日或同情抗日”。(44)而在陕甘宁边区，由于对地主士绅心存芥蒂，结果导致一些地主士绅始终都不愿参与政治。如定边县绅士余定九，在1936年定边解放后潜往安边国民党统治区，三边分区专员王子宜曾写信邀请他返回定边，他回复说：“余某系无党派人士，不问政事。”后来即便返回边区，仍以年事已高为辞，不再与闻政事。(45)吴堡县绅士霍含章，在中国共产党统治吴堡以后，因畏惧政治斗争，在吴堡各地教书10多年，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46)曾经作为米脂县参议员的李鼎铭，即便在后来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之后，也曾在一段时间觉得“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47)也正是由于如此，形成了参议员之间的显著差异。 四、结语：从参议员之差异看中共革命道路 应该说陕甘宁边区与华北抗日根据地参议员之间的差异，尽管是源于地域环境、战争形势、社会生态的差异，但是这些差异显然也体现出中共革命道路和方式的一些不同特征，正如马克·赛尔登和大卫·古德曼所提出的“延安道路”和“太行道路”一样。事实上，即便是同一根据地之内，也因为社会生态和结构之间的差异会有不同，由此也才会形成纪保宁(Pauline Keating)教授所谈到“延安道路”中的“延属生态”和“绥德生态”。(48)而陕甘宁边区与华北抗日根据地参议员之间的差异，同样也为我们考察中国革命的道路提供了一个较好地观察视角。 如前所述，在陕甘宁边区由众多的农民特别是贫农阶层构成的基层参议员群体，可谓是边区参议员的一大特色。而这种以贫农为主体的参议员群体，似乎也昭示出延安道路的显著特征：如果说抗日战争是一场兼具战争与革命的双重任务，那么在陕甘宁边区则体现为一种浓重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色彩。有关这一点，一些曾到访过延安的人士曾指出：延安“有一种气氛是过于浓厚了，浓厚到几乎使人窒息。这便是过度紧张的气氛。”(49)事实上，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可谓是一个典型的革命社会，特别在延安更是一个充满着革命符号的地理空间，即便是诸如宝塔山、延河水、小米饭等普通事物，都会赋予一种丰富的意象。可以说延安的中心话语就是革命，而抗战则完全被包容于革命之中。一位曾在陕甘宁边区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士指出，即便在小学课程中也是以政治军事为中心。“当时的口号是教材‘抗日化’，不但政治课本、常识课本是如此，还贯穿在全部小学、社会教育的教材中，‘三句不离抗日’。而对于民主和基础知识讲得太少，对边区人民日常所需要的知识，同样也讲得不够。”(50)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延安道路的典型特征。按照赛尔登的看法，延安时期的一大创造，“是发现了将广大民众参与的抗战活动与广泛的乡村改造运动紧密连接起来的具体办法。在人民战争中，社区的集体行动深入每个村庄，以至于家家户户的男女老少。”(51) 如果说抗日战争在陕甘宁边区体现的是一种“革命”，而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则体现为实实在在的“战争”。(52)正是由于如此，在陕甘宁边区的参议员当中，因浓重的革命色彩而使得地主士绅相对孤寂，而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参议员群体中，具有地主士绅成分的参议员却明显高于陕甘宁边区。而这一点似乎也就成为华北革命道路的重要表征。一些学者也认为，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很多地区，由于抗战开始后，旧农村政权的把持者绝大部分都站在抗日的一边。因此，“八路军、共产党在农村一发动抗日时，除极个别甘当汉奸的当权者被消除外，其他乡村政权基本没有触动。”(53)特别是当国民党政权中的一些官员在日军进攻之际纷纷逃散，致使不少地主士绅成为被国民党遗弃的“非正式权力”。在此情况下，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无疑为这些地主士绅的生存提供了机遇。这种现象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指出，抗战时期在华北地区“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都是大学生、中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或者是地主、小资本家和富农，他们的文化程度较高，在日本人的侵略中损失也要更大些。除了最高层和最低层，其他多数人——用彭真的话来说就是‘一般群众’——抱着‘等着瞧’的立场。”(54)因此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内，便有着比陕甘宁边区比例更高的地主士绅，特别是在高层参议员中，更是占据着相当的比例。 很显然，注重对地主士绅和富农的任用在华北抗日根据地体现的更为明显。而这种政策的实质是强调社会经济的变化要以获得各阶层民众的支持为基础，特别是要最大限度地获得各阶层民众的参与与支持。因此，在华北抗日根据地“仅仅那些非常富有的地主才应作为土改对象，而不是对所有地主都采取激进措施，绝大多数的土地所有者、包括那些相当富裕的中农都不应受到威胁。”(55)这条道路就是被一些学者所称作的“太行道路”，并在日后邓小平所执行的政策路线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此不难看出，在中国革命发展道路中，因不同的地域环境形成不同政策取向和发展道路的现象，几乎与中国革命相始终。而作为抗日根据地参议员群体，如果说以地域化的形态引导着其在战时生活动中所遵循的时空路径，那么反过来这些时空路径也在塑造着抗日根据地的地域化方式，并在随后的在时空中实现了新的情境聚焦。 注释： ①［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10－211页。 ②《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集》，中国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88页。 ③⑨中共延安地委统战部、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所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和三三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23页。 ④宋金寿、李忠全主编：《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72页。 ⑤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519页。 ⑥《晋绥行署各政权系统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人员统计表及村政权干部成分统计表》，山西省档案馆藏：卷宗号：A90－01－25。 ⑦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68页。 ⑧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冀中抗日政权工作七项五年总结》，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47－48页。 ⑩《米脂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1页。 (11)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0页。 (12)严中平等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种，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261。 (13)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陕西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90页。 (14)《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0－41页。 (15)新中国妇女参政的足迹编写组：《新中国妇女参政的足迹》，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16)(19)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第176页。 (17)《延安市妇女运动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4页。 (18)朱赤主编：《中国共产党保定地方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06页。 (20)重庆市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史研究组编：《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1940.5.16－1947.2.16)》下，第481页。 (21)光绪《米脂县志》卷四。 (22)《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83－84页。 (23)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1938－1987)》，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2－103页。 (24)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大公报馆出版，1936年，第117页。 (25)《庆阳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8页。 (26)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与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中华书局，2008年，第199页。 (27)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团在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8页。 (28)《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页。 (29)《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2年》，中央档案馆、陕西档案馆，1994年，第81页。 (30)《冀中抗日政权工作七项五年总结》，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46页。 (31)刘安国：《改进陕西各县私塾问题》，《陕西教育月刊》，1935年第1期。 (32)《陕西教育志资料选编》15，陕西省教育厅《陕西教育志》编纂办公室编，1986年，第48页。 (33)《米脂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14、511页。 (34)《新教育方针收获巨大》，《解放日报》1944年11月14日。 (35)郑起东：《转型期的华北农村社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147页。 (36)《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民国十七年度)》4，教育，河北省政府秘书处，1930年，第26－29页。 (37)《参议员调查表》，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79－1－126－5。 (3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40页。 (39)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记述，191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187页。 (40)冯崇义：《农民、知识分子与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参见冯崇义、古德曼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194页。 (41)萧风：《八秩回顾》：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268页。 (42)刘连源主编：《冀南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2页。 (43)(44)《彭真文选》，第1、2页。 (45)《定边县志》，方志出版社，2003年，第1038页。 (46)《吴堡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3页。 (4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523－524页。 (48)Pauline Keating, "The Ecological Origins of The Yan'an Way,"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94, No. 32. (49)任宏、高梅主编：《精神的魅力——延安时期生活往事》，济南出版社，2005年，第46页。 (50)《李之钦论教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93页。 (51)［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60页。 (52)有关这一点，韩国学者尹辉铎指出：如果说抗日战争“兼具战争和革命的两重特性的话，那么两者分别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相互作用及关系又是什么呢？进而该如何对抗日战争进行定义呢？为解决上述问题，区别抗日战争的战争和革命因素，分清各自范畴并就两者的地位、相互作用及关系等进行分析就显得非常必要。与此同时，对抗战时期中国各地区展开的抗日战争的形态进行相互间的比较分析也是很有效果的方法”(参见《抗战时期华北与东北区域抗日战略和斗争环境的比较考察》，江沛、王先明主编：《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84页)。 (53)田酉如：《论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社会经济变革》，参见冯崇义、古德曼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145页。 (54)毕仰高：《抗日根据地中农民对中共动员政策的反应：一些西方的观点》，参见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93年，第643页。 (55)大卫·古德曼：《中国革命的太行道路：邓小平毛泽东与变的政治》，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93年，第63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