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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出版状况如何?估计专家们对此有具体研究。《儒林外史》中也零零星星提到一些,认真整理一下会发现,吴敬梓笔下的明朝出版业已经相当发达。 首先是书店普及。书中不少故事发生在书店。马二先生出场时住在嘉兴文海楼书店,其后又到杭州文瀚楼书坊。他还自称“杭州各书店里等着我选考卷……没奈何,只得要去”。王玉辉自己编了三部书,一直没有出版,他跟余大先生说:“要作游,除非到南京去,那里有极大的书坊,还可逗着他们刻这三部书。”可证当时书店之多。 其次是参与出版的人众多。书店自然是卖书的,但也编书。书中的马二先生、匡超人、卫体善、随岑庵等人都是“选家”,其实就是书店里临时聘请的主编。这几个人主编的内容均为科举选本,相当于今天的中考优秀作文选、高考优秀作文选之类,选一些八股文,给以批注、进行点评。这类实用教辅一般都不愁销量。匡超人自述到杭州五六年,主编的“考卷、墨卷、房书(进士的文章)、行书(举人的文章)、名家的稿子,还有《四书讲书》、《五经讲书》、《古文选本》——家里有个账,共是九十五本。”因为书店多,竞争的关系,必须多出版图书才有赚头。又因原创作品风险大,大家便纷纷搞各种选本。流传至今的明朝心灵鸡汤、唐诗选、宋词选之类还真不少。做这些选本的主编收入都不错。马二先生给文海楼批注墨卷,获得了一百两银子的报酬。匡超人第一次编八股文选,即获二两银子主编费,另得五十本样书,书店请吃请喝另算。 再有就是销售渠道畅通。文瀚楼老板对匡超人说:“我如今扣着日子,好发与山东、河南客人带去卖,若出的迟,山东、河南客人起了身,就误了一觉睡。”也就是说,有专做这门生意的人,把书籍从此地运到彼地,而且距离还不近,大概相当于今天的长途物流吧。终端销售也有提到。牛浦到郭铁笔的店里闲坐,看到“柜上有人家寄的一部新‘缙绅’卖”。郭铁笔开的是个刻字店,给人刻点图章之类,同时代售《缙绅录》(书店出版的全国职官名录)之类的书,可见当时售书方式不一而足。 出版自由也是一大特点。当时的人没什么版权概念,看到好东西谁都可以拿来印。蘧駪夫偶然得到一本高启文集,心想,此书天下没有第二本,何不将其添了我的名字,刊刻起来,做这一番大名?于是加上“嘉兴蘧来旬駪夫氏补辑”字样,印了几百部,遍送亲戚朋友。蘧駪夫由此成为名士。乡下人诸葛天申有二三百两银子,想投入出版业,也搞一本八股文选,他误打误撞到季恬逸、萧金铉,三人一拍即合,找个地方就干起来。这种状况一直到民国时期还没什么变化。彼时的城市里,尤其像上海、北京这种地方,随便几个人凑一起开个书店,出版各类文集诗集外带出售。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很多人当年都是这样干的。搞出版的,都是实打实地靠产品挣钱。到了今天,出版社居然可以靠卖书号挣钱了。虽然管理部门三令五申不让买卖书号,但书号被行政垄断,属于稀缺资源,想不买卖都不行。这些费用最后自然还要转嫁到消费者和作者身上,于是有人喊稿费低,有人喊书价高。殊不知,省了这天上掉下来的书号费,马上就会有所好转。 明朝也没有出版审查机构。第三十五回中讲,卢信侯家藏《高青邱文集》,乃是禁书,被人告发。这属于事后审查。印不印是你自己的事儿,事后管不管是他们的事儿。到了清朝,开始编辑所谓的《四库全书》,这个编撰机构其实更像在做文化审查工作,把历朝历代的书搜集整理起来,按自己的意志和喜好进行增删,然后颁行天下,貌似功德无量,其实经过处理的“四库全书”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巨大伤害,乃非常混蛋的做法,提起来就让人心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