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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至1949年大陆政权更替，蒋介石和国民党是如何处理包括战俘与侨民在内的滞华日本人的?本文依据《蒋介石日记》与相关原始档案，论述了对这一问题所含若干侧面的考察结果。其中，第一节“胜利之初蒋介石对日本战俘的处理方针”，揭示了蒋遣返日俘政策的多重性质；第二节“国民政府对日本技术人员的留用”，展现了留用日籍技术人员的目的及基本方针的变化；第三节“蒋介石在另起炉灶后的运用日人”，分析了国民党在大陆崩溃前后蒋招聘日籍军事教官和组建“中日义勇军”计划的前因后果。结论显示：战后国共相争以两党隔海对抗为结局，和日本人发挥的作用有密切关系；在研究战后的国家重构时，日本人所充当的角色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关 键 词：蒋介石 战后处理 国共关系 日本 留用 作者简介：鹿锡俊，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2009年度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 从1945年8月抗战胜利至1949年10月大陆政权更替的国共相争期间，蒋介石和国民党是如何处理包括战俘与侨民在内的滞华日本人的?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策下，日本人在国共角逐中充当了什么角色或“被”充当了什么角色?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对民国人物的再评价，还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对国共关系史和中日关系史中若干侧面的再认识。由于它们在政治上的敏感性及伴之而来的资料上的封锁性，也由于传统的历史教育所形成的思维定势或先入之见，长期以来，除了“遣返日侨”或“残留孤儿”一类话题以外，对这个问题本身所包含的其他一些内容，在很多人眼里不是被视作不能研究，就是被看成不必研究。①但是，随着历史研究的学术环境和资料条件的逐步改善，现在是应该超越禁区，厘清其他多种史实的时候了。 本文作为面向上述目标的初步尝试，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两点：第一，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珍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与现今已发掘的相关原始档案的对照为根据，尽量让资料自己说话。第二，避免因全面出击而陷入泛泛而谈，先致力于解析下述三个疑点：1.抗战胜利初期蒋介石如何处理日本战俘?2.国民政府如何留用日本技术人员?3.1949年蒋介石如何转向“运用日人”?至于对中共如何对待滞华日本人的论述，笔者将在其他论文中进行。 下面就按上述设想，分三节展开考察。 一、胜利之初蒋介石对日本战俘的处理方针 自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后，蒋介石就因不知其真相而被搅得心神不定。②4月5日，苏联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蒋介石判断“俄国必于最近期间以攻倭为名，垂手而占我东北，则倭战局实有急转直下之可能”。③据此，他又开始为东北前途而忧心忡忡。总之，1945年的上半年，蒋介石基本上一直专注于因应对美、对苏关系，对抗战胜利之即将到来，则缺乏思想准备。与此相应，关于战后对日方针当然也还没来得及深入思考。6月9日，蒋介石曾提醒自己，“对日方针与方法应切实研究，不可再事迁延”，但同月底，他又不得不为“本月大半心力皆用于对俄交涉方针与方案之上”而叹息。④ 从蒋介石的日记来看，他对抗战即将胜利的前景真正有所感觉，是在1945年7月14日。是日，他写道：“美方确息，日本投降心切，但不愿无条件投降，并由其天皇准备派近卫赴俄商谈，或可于三个月至半年内结束战事。此一消息甚确，其根本在美国厌战，不肯多加牺牲。以此次琉球之战，美军伤亡特多，尤以倭之自杀性飞机予美国海军以莫大之损失，其数字几等于开战之初珍珠港之损失也，而且对倭寇空军质量之增强，尤为重视，可知美国望和之形势矣。”“倭如在三个月内投降，则我华北军事之布置与筹备更应急进而勿再迟延”。⑤ 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蒋介石于早晨闻此消息后，“忧喜参半”。⑥翌日晚，蒋在宴请墨西哥大使时，“忽闻求精中学美军总部一阵欢呼声，继之以爆竹声”。经再三探问，方知“日本政府除其天皇尊严保持以外，其余皆照中美英柏林公报条件投降”。⑦至此，蒋才真正开始专心于战后对日处理问题。 战后对日处理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如何处置战争结束后滞留于中国的日本人。它包括两大类别：一是被称为“日俘”的日本投降官兵，人数约128万；二是被称为“日侨”的日本民间人士，人数约180多万。在这两类人中，尤以对日俘的处理为关键。要理解这一点，须从日本投降的背景说起。 在轴心国之中，日本的投降与德、意两国有很大的不同：意大利是在1943年就陷入内部分裂，在内外交困中彻底瓦解；德国投降时则已经是首都陷落，元首自杀，军队溃灭。而日本投降时，本土尚未被占领，陆军基本完整，内部在总体上也大致安定，特别是在中国战场上，128万侵华日军还基本保持着强大的实力。⑧而就日本投降时国共两党的态势来看，如果说共产党和日军占领区是近在咫尺，国民党则可谓鞭长莫及。归结而言，在战后国共相争已经激烈展开的情况下，日军在受降与接收问题上的向背直接影响到国共两党的消长。 在这个背景下，蒋介石处置在华日军的总方针，是确保其在受降与接收方面完全站在国民党一边，而彻底消除共产党分享胜利成果的可能性。为此，在8月10日深夜，蒋“即召集军事干部会商准备”，指示各战区警告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所指定者投降缴械。⑨11日，蒋又致电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命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各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敌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⑩在此令遭到中共拒绝后，12日，蒋介石自述其心情说：“自星五夕接得日本投降之报后，自知困难更多，责任尤重，一切接手与复员工作，虽日夕赶办，亦不及现实重要之速也。此心但有忧惶与耻辱，毫无快乐之感。而共匪各种叛变与胁迫之言行，虽至不堪忍受者，则惟有置之一笑，乃不足撼动人心也。”是日，他手拟“对敌对伪对共均有关系之令稿、派任各地警备与卫戍司令之稿件，约卅余通，煞费苦心”。(11)接着，在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后的8月15日，蒋介石命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速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为防止中共争夺胜利果实，蒋还指示“日军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12)另外，作为争取日军的重要措施之一，蒋还发表了后来被誉为“以德报怨”的讲话，称“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赎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13) 蒋介石此时有没有更进一步的打算，即利用投降后的日军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呢?从现有资料来看，应该说是没有的。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刚刚取得抗战胜利的蒋介石，虽然对日趋激烈的国共相争抱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并经常在各种秘密的场合批评国民党内的种种弊端，但在整体上，此时的蒋踌躇满志，过低估计共产党而过高评价国民党，因而认为单凭国民党自身的力量即可取得完全胜利。与之相关，当时国民党内围绕打败共产党需要多少时间的问题，存在两种估计，一种是两年，另一种是半年。二者其实都是盲目乐观情绪的反映，而蒋介石竟否定两年说，支持半年说。(14) 第二，在这样的心境下，作为国际公认的中国正统政府的领导人，蒋介石除受到自身固有的正义感及民族意识的制约外，还理所当然地要优先考虑国内外种种法律和道义上的约束。换言之，对相信仅靠国民党自身力量即可战胜共产党的蒋介石来说，此时既不愿亦自感不必冒天下之大不韪，因利用敌国军队打内战而自陷困境。所以，9月8日，他告诫自己“如果偶一不慎，为俄史共毛所藉口诬陷，则个人失败之事小，而民族存亡之前途大，乃可足使万劫不复也。此时除本身诚敬为主以外，万不可借外力或弄小智，徒陷党国于不可收拾之地。应以戒慎恐惧处之”。(15)当时，阎锡山擅自在山西动用日本战俘从事反共战争。蒋介石在了解此事后，非常愤怒。1946年1月2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正午军事会报，共匪在各地袭击之行动如故，尤以在山西为甚，而阎则利用日俘，不能遵令解除其武装，乃为匪部藉口，甚不争气也。”(16)由于阎锡山不听招呼，我行我素，3月28日，蒋介石再次谴责说，“阎锡山仍利用日寇编入其部队，一面谎报已完全缴械，近竟为共匪发觉，捕获其队内之日兵，乃向执行组提出抗议，殊为我军最大之污点，阎之卑劣不仅丧失其个人人格，而且丧失我国格矣，可痛。”(17)同日，他还要时任军令部部长的阎的老部下徐永昌去做阎的工作，称：“山西有利用日俘对共作战之事实，此种情事实属破坏国家政策，教敌人看不起，无论对内对外使主席不能负责(不但共党宣布，日人亦有正式报告，美方亦不谅解)。”(18) 第三，更重要的是，在蒋介石眼里，日军和中共的关系并非如今人所认识的那样，是不共戴天的仇敌。1945年3月30日，他在日记中分析“共匪行径”谓：“甲、以俄国为其主子，张大其声势，威胁国人与国际，而一面则否认受俄国之统辖，以欺弄美国，希望接济其武器；乙、以倭寇为其掩护者，以沦陷区为其逋逃薮，一面推动寇军进逼我军，扩大其沦陷区，乃可扩充其势力范围。对外宣扬其所谓敌后政权地域之广大，人民之多，而其实勾通敌寇，为敌寇保护后方基地，与敌寇相约各不侵犯，使敌寇可以专意进攻我国军，而彼则反宣传我军无意抗敌，与敌谅解以诬之。今日之势，共匪与敌寇已相依为命，敌寇冥顽，且愿为其效前驱，而以共同消灭我国军与政府，以求好于共俄矣。”(19)1945年4月，日本大本营决定在中国“对重庆及延安同时进行工作”，以尽快从中国的泥沼中脱身，而集中全力于太平洋战场。为之，日军开始通过前中共情报干部纪纲建立与新四军的联系渠道。中共华中局出于策略考虑，经请示中共中央后，和日方开始了秘密接触。(20)这些动向当然不可能完全瞒过蒋介石。7月9日，蒋得到相关情报后，把它解读为“共匪与倭寇已经连成一片，协以谋我”。(21)在这种认识的引导下，在受降和接收问题上，蒋介石最警惕的是“共匪与日本勾结一气，演成极大之动乱”。对能否防止这种动乱都缺乏足够自信的蒋而言，当然不敢也不屑作使用日军打共军之想。(22) 与此相应，尽管蒋介石后来在受降和接收方面得到以冈村宁次为首的日本军人的大力配合，并因而取得基本成功，他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动利用日俘打中共之念，而是立即以尽快把日俘遣返回国作为处理日俘问题的后续方针。当时，因各界急需人才，有人建议留用日俘中的技术人员。蒋介石对此也不予同意。1946年2月5日，他在与王芃生谈对日俘方针时，指示：“必须先遣送其全部返日以后，如要雇用其技术人员，则可再设法雇用其来华，切勿利用其一时在华之便，而致将来杂居不清也。”(23)尽管从整体上看，蒋介石在“先遣返再雇用”这一点上时有摇摆，因之日俘中的技术人员也有被就地留用的，但总的来说，蒋在考虑滞华日本人问题时，对日俘和日侨是严加区别的。 从抗战胜利开始，直至对共局势陷入绝境之前，蒋介石一直对自己处理日俘的上述方针予以高度的自我评价。1945年8月18日，他说：“对国内各战区招降之处理、对伪军对敌军之安置幸无错误，尤其使共匪无论在国际与国内对招降一事上，皆无乘隙诋瑕之余地，乃为国家存亡安危之最大关键也”。25日，他又称：“对敌伪军之处置适当未误，实为安危存亡之一大关键，应之共匪一切阴谋亦皆无效矣。”(24)1946年7月，关内的遣俘工作基本完成。年底，蒋在关于1946年的总结中说，“日俘军民共有三百万之众，且有教育、有组织，几乎遍布于全国，此为胜利以后最大之问题，如不能迅速遣回与处置，则社会治安之问题固甚严重，而为共党宣传与勾结，投入匪区被匪利用，以祸乱国家危害政府之殷忧贻患将不可胜数矣。美国协助我遣送日俘，至7月间，关内之日俘几乎完成其所预定之遣送计划。美国此一行动，不仅有益于我国计，而且对我民生之补助亦复不少。此一协助实远出于共同作战时武器训练之补充也。此乃一般人所不注意之大事。若其不予协助，则虽延长三年之久，亦决不能完成此一任务也。应特志之”。他还说：“受降工作被共匪之阻碍及其争取敌俘与敌械之争执，实为不测之事变，但最后仍能如计进行，完成受降要务。除少数敌俘为其宣传所欺骗，被其诱惑利用外，其他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之敌俘可说顺利降伏，如数遣还，当初以为台湾降俘约有五十万之众，恐生他变，不易收拾，最后亦卒告无事，安全收回。此实为战后最大、最难之问题。共匪如此之阻碍与破坏，而其阴谋又如此之大，仍能为我在千挫百折中达成任务，如非天父之佑护我民族之复兴与国家之统一，盍能至此?”(25) 长期以来，人们在论及蒋介石迅速遣返日本人的原因时，大多只强调蒋对日本“以德报怨”政策的一面。而蒋在日记中的上述自白，则清楚地告诉我们，对日人的迅速遣返，除了以德报怨以外，还另有防止日军“被匪利用”这一秘而不宣的深层意图。 二、国民政府对日本技术人员的留用 有关对日处置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对待滞华日本人中的科学技术人才。对此，蒋介石采取了与尽快遣返战俘不同的政策，除战俘中的技术人才要先遣返再招聘以外，对其他日本人中的科技人才则尽量争取就地留用。 早在胜利前夕的1945年6月30日，蒋介石就考虑要“运用敌国技术与人才之组织与人选”。(26)胜利来临后，为了早日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经济和保证各项公用事业的正常运转，中方亟需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但在经过长达8年的战乱后，国内人才奇缺，尤其是在刚刚从日伪手中接管的“收复区”中，接收当局由于不熟悉既存机制而陷入困境。因此，蒋介石在9月12日指示，“日本各种科学技术人才尤以其科学院原有人员应设法收容，以应今后协助建设之需”。(27)9月22日，参加接收的邵毓麟报告蒋介石：军事接收以团体为对手并可利用其原有组织，故大致成绩尚佳，“但行政经济接收情形极坏”，其原因，除军事系统和行政系统缺乏统一以外，主要是，“行政院各部会派来之接收人员，对沦陷区敌伪政治经济毫无认识，不知从何着手”，另外，“经济接收工作原即微妙难办”，而我方一时无法把握全面。(28)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正式决定征用日籍技术人员以解决过渡时期的困难。是月，国民政府推出《中国境内日籍员工暂行征用通则》，规定：1.各接收委员会于接收各部门事业时对在华日籍员工得因必要分别酌予征用。2.各事业部门征用日籍员工标准如下：(1)事业不能中断，其技术无人接替者；(2)其技术为我国目前所缺乏者；(3)非征用不能为业务上之清理者；(4)情形特殊有征用之必要者。3.征用日籍员工之待遇：在同盟国与日本之和平条约未成立前，仅发给生活费；和平条约成立后，如必需继续雇用其薪金另订。(29)该征用通则从10月1日开始施行。在美国对此种做法表示怀疑后，蒋介石曾有所顾虑，但最终还是坚持己见，并在10月16日提出要“专找日本飞机制造与陆大学员及各种管理人才，设立机械学校、管教学校、参谋或国防研究院”。(30) 根据征用通则等相关政策，国统区各地对境内的日本人作了区别处理。譬如，在南京，市政府把日本人中的非技术人员送入集中营监督管理，对具有各种专门技能者，则“制表分别详细调查登记，以备各界征用”。(31)凡被征用的日籍技术人员通称为“留用”人员，由当局分配至各种政府机关和工厂企业等。因为留用日人亦属受降工作之一环，故国民政府规定由陆军总部统一负责。(32) 但是，对于国民政府留用敌国人员的做法，美国政府很是不以为然。为此，1945年10月以后，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A.C.Wedemeyer)与中方分管留用政策的何应钦多次交涉。何应钦坚持主张在目前的客观状况下中方不能不留用一些必要的日籍技术人员。魏德迈虽对此表示理解，但强调包括技术人员在内的所有日俘、日侨最迟都应于1946年6月底前一律遣返。结果，双方达成两点妥协：其一，中方在台湾地区以外所征用的日籍技术人员于1946年6月底前解除征用，遣回日本；其二，台湾地区可准留用28000名左右日籍技术人员，但期限至1947年1月1日止。(33) 美方之所以强调尽早将所有日籍人员一律遣送回国，除遵守波茨坦宣言第9条“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享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的规定外，主要理由是“避免日人在中国境内恶势力再起”。(34)基此理由，美方在1945年10月以后继续反复干涉中国的留用日人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民政府后来在留用政策上的调整，很多场合是因为受到美国的压力。 1945年末，魏德迈要求中方：中国工业及公用事业凡需雇用日人，则上级之日籍管理人员应先予除去，以使日人无从继续控制此项事业。(35)国民政府据此于翌年1月5日以行政院训令的形式，补充规定了留用日人的三项原则：“(1)本国工业及公用事业遇有雇用日本技术人员之必要时得遴选优良人员暂为雇用。(2)雇用日本人员应受中国职员之指挥监督。(3)遇有一部分技术工作有交由日本技术人员暂为管理之必要时，应加派中国职员妥为监视并遴派中国职员接替其管理任务。”(36) 1946年2月，天津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请示行政院：留用技术人员在职期间如遇必要，可否中途请求归国?(37)此案由行政院交外交部和经济部核复。外交部的答复为：“日人在战争期间对我各地之破坏与掠夺至巨，理应代我恢复并加以赔偿。其被我征用之技术人员虽非如欧洲之劳动赔偿，但在我方必须留用人员始克维持生产期间，无论在事实上或责任上，均不得中途请求归国，致影响我生产事业之恢复与进行。惟留用技术人员，如事实上已无需要，其工作我方已有接替者时，则经有关机关核定后，应适用《中国境内日侨集中管理办法》视为日侨，予以集中，遣返日本。”(38)外交部的这个答复，不仅否定了被留用者“中途请求归国”的可能性，而且补充阐明了中方留用日籍技术人员政策的正当性。经济部的意见亦与外交部相似(39)，故留用者在职期间不准请假回国成为定则。 1946年5月，美方根据自己的情报判明：尽管前述何应钦与魏德迈的协定中规定的期限即将到来，却仍有大量日籍技术人员被留置中国。为此，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G.C.Marshall)于5月16日致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提示具体数据后指出：“贵国政府似仍有留用日籍技术人员之意，请将贵国政府关于此事之愿望见告。”(40) 马歇尔的信虽然写得很婉转，但对以美国为最重要盟邦的国民政府来说，仍然是一种不容轻视的压力。可是，国民政府各部门的总的意向是超越和美国约定的限期，在1946年6月以后继续留用和扩大留用日籍技术人员。主管对日关系的外交部亚东司司长杨云竹在5月28日提出的一份签呈中，点明了其中的关键。他写道：“关于留用日籍技术人员问题，陆军总部制定的《中国境内日籍员工暂行征用通则》现仍有效实施中。在此过渡期间，为协助工矿交通各事业之复兴，似有继续留用之必要。其留用期间及人数当以我方之紧急需要为限，至于我所拟留用者纯系技术人员，决不致发生政治上之任何影响。”“至于留用期间之规定须视各事业机关之需要为准。故只能由各事业机关自行决定。且我正准备从日本迁移工具机件，抵充赔偿之一部，为装置利用此类机器或亦有留用日籍技术人员之必要。盖据魏大使5月1日电美对设立赔偿委员会之建议，分配时将顾及请求国使用日本赔偿资产之能力也。”(41)值得注意的是，杨云竹的最后一点意见其实出自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翁文灏。翁在和外交部讨论马歇尔来函时指示：今后相当期间仍有留用日人必要，而拆运日本机件来华后，势将延长此留用期间，故答复美方时应避免明示期限。(42)显然，对此时的国民政府来说，在留用日籍技术人员的目的中，继原来维持公用事业的正常运作和协助工矿交通各事业复兴之后，又增加了对战后赔偿的考虑。按此方针，6月6日外交部复函马歇尔称，“中国为使若干工矿交通等事业不致停顿起见，在此过渡期间有留用少数日籍技术人员之必要”。(43) 但是，事隔1个月后，美国驻华大使馆代办于7月6日对王世杰发出一份长长的照会，称：中国政府当能同意，设若允许大多数日籍侨民留居中国，彼等可能秘密企图在当地恢复日本之权势。欲免是项危险，最妥莫如将中国境内之日人遣送回国。美国政府始终认为，为遵守波茨坦宣言及免除中国境内日本恶势力可能复起之危险，所有在中国之日籍人员均宜于最近遣送回国。(44) 美国大使馆的上述照会，不仅阐述了美方反对留用日籍技术人员的理由，还严格限制了被留用者的条件。这种严厉的态度，不能不引起国民政府的极大重视。其时，随着1946年5月31日陆军总司令部被裁撤，留用日人的主管机关已移至新设立的国防部。为了赢得美国的谅解，7月30日，正在巴黎出席和会的王世杰特地致电在国内的外交部次长甘乃光等，要他们和国防部长白崇禧等协商两点：1.今后留用日籍技术人员应以志愿为原则；2.不令留用人员担任经理性质之职务。(45)同时，外交部除将美国的照会转发各有关单位提请注意外，还复照美国大使馆申明：“中国留用日籍技术人员乃为使工矿交通等事业不致停止，并且所有暂行留用者均非管理人或财产所有人，一俟中国技术人员训练就绪，即予以接替而将日人遣送回国。”(46)为了消除美国的不满，国民政府还由国防部出面宣布凡被征用的日籍技术人员均于1946年底解征，如实系正式技术人员并确属自愿继续服务者，也应缮具志愿书报请国防部核办。(47) 为了检讨留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0月21日国民政府还由国防部牵头召集相关单位举行了一次关于留用问题的联席会议。会议的议论反映出了留用工作中存在的弊端，包括在实际执行中还留用了若干日本战俘中的技术人员等问题。但另一方面，无论是经济部，还是交通部、资源委员会等，负责经济和公用事业的单位在这次会议上都强烈希望限期以后继续留用日籍技术人员。经过讨论，这次会议最后决定继续征用日籍技术人员，但改采以下新政策： 一、征用标准：凡征用之日籍技术员工系以志愿留用为原则。 二、待遇：征用日籍技术员工之待遇，以比照我国同等职务之待遇为原则，倘各机关未给予同等待遇者应自1946年10月份起开始实施。 三、职务：征用之日籍人员，仅可担任技术工作，不得使任经理、厂长等职务。 四、身份：征用之日籍人员对外云志愿留华服务，对内云征用，其名义由各征用机关自行决定，惟不得加以歧视。(48) 同1945年10月的《暂行征用通则》相比，1946年10月会议所决定的上述新政策，在征用标准和待遇等方面上有了很大改善。尽管文字与事实之间或有距离，实际贯彻中也还有解释的余地，但国民政府留用日本技术人员的政策至此已基本成型。 由于10月会议确定的新政策在内容上基本满足了美方的要求，其后美方对留用日籍技术人员的干预，重点转向了要求减少人数和严守限期，而其焦点则是对准东北地区。1946年12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称：“据与遣送日侨有关之本国军事当局估计，东北计有7万所谓技师及其眷属人等现被扣留而不予遣送。本国军事当局曾由委员长东北行营处获悉该行营曾奉训令以‘所有日籍技师及工作人员为东北所需者均可予以保留’云云。”(49)其时，以东北为首，国共内战已全面爆发，随着赢得战争成为当务之急，国民政府留用日人的目的中除经济、生产和索赔外，又增加了内战的因素。因此，从美方的照会可以看到，蒋介石在这种状况下，也改变了原来严格把关的做法，而开始饥不择食了。与此相应，和其他地区相比，东北地区的留用对象更超出了“技术人员”的范围。(50) 综上所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战后留用日籍技术人员的做法，和受降工作基本上同时起步，但留用的目的则有一个逐步扩充的过程：最初是着眼于保障接收的顺利进行和维持收复区的正常生活，其后又同时注目于恢复和发展全国的经济生产，最后增加了对索赔和国共内战的考虑。随着目的的扩大，留用的限期一延再延。在对待被留用者的政策内容上，国民政府的变化经纬可概括为：征用方法从强制转至重视志愿，生活待遇从仅发给生活费转至重视和中方人员的平等，与此相反，政治待遇却是步步向不信任倾斜。推动这一系列政策过程的，就外部而言主要是美国的干预，就内部而言则主要是国防部(及其前身)和外交部的运作。 三、蒋介石在“另起炉灶”后的“运用日人” 随着国共两党后来在内战中强弱易位，对蒋介石来说，维持自身及国民党政权的生存，愈来愈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这种立场上的大逆转，促使蒋在对待日本人的方针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与抗战胜利之初身处顺境时不同，在跌入逆境后的蒋介石的优先事项中，曾经坚持过的那些民族意识一类的考虑，至少在暂时只能退居次要地位了；而原来对内外舆论尤其是美国态度的顾虑，在美国已经弃蒋而去的现实下，也可以姑且抛在一边了。而这一切变化的归结点，则是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陷入土崩瓦解后，蒋介石所尝试的“运用日人”。 1949年元旦，四面楚歌中的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引退”，并在日记中写下了三条“退之原由”：“甲、痛恶现在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改造，更不得整顿；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革命基础。”(51)1月17日，他又在日记中列出了5条“下野最大原由”，其中头两条是：“一、打破现状，打破环境，行动比较自由。二、可以从容筹策，积极准备，培植干部，重组党军，消灭叛徒，改造制度，非此无法复兴革命，重奠基础。”(52)翌日，蒋获悉苏联以不干涉他国内政为由，拒绝为国共作调停。随着最后一丝希望的破灭，蒋遂正式“决定引退”。(53)在即将离开南京时，他看到一片乱象：“各部公务员要胁〔挟〕政院，以加发遣散费等名目包围各院部，甚至殴击当局。社会上各种穷凶极恶，军宪冲突，游勇散兵打车劫物，擅捕居民，敲诈威胁，政府至此威信扫地，纲纪荡然，人心背离，道德沦亡，尤其本党老者亦乘机压迫，旧恶图报。形势至此，无以为国，虽欲救民负责亦不可得矣。”(54) 蒋介石在日记中的这些自白表明：他之所以决定下野，既是出于无奈，也是由于对国民党政权的现状感到绝望，而决心“另起炉灶”，从头开始。 如何另起炉灶呢?1月22日，即下野的第二天，蒋介石写道：“今后立国建军剿共，制度之确立最为重要。此次之失败，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适合现在之国情与需要，而且并未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之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而不为之失败?至于现代之制度不外三种：甲、以党统政、统军(俄)；乙、以军统政而党在幕内主持(战前之日德)(军国主义)；丙、以政统军而党从中为之指导(英美)。今后之中国在剿共未平以前，惟有军法之治，以军统政，而党只可在幕后主持，不能显露，免为民主国家所误会。”(55)很显然，蒋介石认为另起炉灶要从制度着手，而在制度选择上，他认定在现有的三类制度中，苏联式的和英美式的都不行，唯有战前日德式的“军法之治，以军统政”才是适合目前特殊国情的真谛。 蒋介石排斥苏、英、美这抗日战争时期三大盟国的制度，与他对这些国家战后在国共内战中的表现深恶痛绝，有很深的关系。(56)相反，不久前的敌国——日本的一些人此时对落难之中的蒋介石所呈现的感恩、同情与力图回报的动向，则使蒋在无以名状的感慨中，重新考虑日本的作用。 在蒋介石下野前后，不少日本人用各种形式向蒋介石表示支持并献计献策。譬如，在台湾“国史馆”的蒋介石档案中，有一份落款为1月21日的日本人的“报告”称：“二次大战以后，中日两国不幸同罹厄运，兹中国惨遭匪祸荼毒，日本备受战败苦痛，东亚前途已濒临危境，此有志之士无不扼腕而戒惧者也。抚今追昔，益感中日两国亲爱精诚提携互济之必要，盖非如此不能救亡图存以达共存共荣之目的。员等有鉴如斯，极愿参加东亚反共工作以求中日之复兴与自救。惟以战后日本对外和约未订，一切活动均有阻滞，爰拟密组中国国民党日本支部以奉行三民主义为宗旨，共同反共为职志，秘密吸收大量日本有志之士为党员，从事各种活动以发展中日共同反共之力量，该支部目前之最急切任务，可招致台湾、缅、越及长白山地区所匿数师团日军，以参加对匪战斗，密派海空陆籍兵工技术人员来华担任修理或战斗工作。此外关于经济资源之开发研究，亦可大量供给资源或人材。至该支部拟参加之日本主要人员为日皇弟三笠宫、犬养健、石原莞尔、堀内干城、山田纯三郎、松井太九郎、新荣幸雄等，其所属干部共约三万余人，均为日本政军学各界之名流或学者，颇具潜在势力及领导力。”(57)在当时那种境遇中读到这一类文字，蒋介石的心情是不难推测的。 总之，一是决心另起炉灶和效法战前日本的制度，二是苏美英对蒋介石的抛弃及蒋对他们的怨恨，三是一些日本人对蒋介石的支持和困境中的蒋急于绝处求生的愿望，在这三大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下野后的蒋介石在思考从头开始时，更多地把眼光转向了日本和日本人。如果同本文第一节论述过的抗战胜利之初的形势作一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当时导致蒋介石反对利用日本人从事反共战争的三个因素，此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有的对国民党的过高评价，现在被对国民党的巨大失望所取代；原有的对法律和舆论的顾虑，现在被即使不择手段也要维持生存的当务之急所压倒；原有的对“共匪与日本勾结一气”的疑惧，现在则被对英美苏的愤怒与对日本的期待所替换。特别是关于最后一点，在蒋介石日记中留下了很多证据。试举数例： 1月31日，蒋介石在痛斥苏美英的同时，把“对日联系之进行”列入预定事项。(58) 2月26日，蒋介石在构想整顿军队的计划时，重拾其1945年9月的构想，决定要招聘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来帮助“建立参谋系统与教育基础之人才”。(59) 3月5日，蒋介石和吴忠信等人检讨过去外交得失，一致认为“此次失败以外交失败为总因”。在再次批判美英后，蒋介石紧接着在日记中写道：“余认我国外交应以印度与日本之联系、亲善为惟一之根本政策也。”(60)当日，下野后仍然一手掌握最高权力的蒋介石命令将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商震免职，而特派朱世明为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61)，以大力着手对日工作。 正在此时，日本的中国通酒匂景映于3月下旬致函蒋介石，建议雇用日本兵，对中共采取积极攻势。其谓：“美国军事援助无望，而日本亦在联合国占领之下，故正常方法难免困难，唯有另取捷径，雇用日人。武器无论如何精良，其效果总因使用者之素质不同而大相径庭，想为阁下所熟知者也。日本国内现有对中共具有作战经验之复员军人十数万，彼等均认为对阁下‘勿以暴制暴’之宽大恩德之回报惟在今日。”(62) 这封信的内容和蒋介石的构想不谋而合，引起了蒋的很大兴趣。(63)4月，蒋介石命令方治等人开展对日研究。(64)同月17日，蒋召见朱世明，“谈回日本代表团工作与对日联络计划”。(65)19日，蒋介石再约王世杰与朱世明，“谈印度与日本及韩国最近情状”。在此次谈话中，蒋介石获悉印度对他所呼吁的反共联盟态度冷淡，深感意外。(66)从此，他在痛恨印度“忘恩负义”之余，更加致力于对日联系与亲善。5月1日，朱世明正式取代商震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67)同月，蒋介石又派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曹士瀓到驻日代表团任第一组(军事组)组长，配合朱世明从事对日联络。6月中旬，蒋再次确定，在军事方面要以发扬“德日精神”为路线。(68) 当蒋介石在台湾等地着手另起炉灶的各项准备时，朱世明和曹士瀓也在日本积极贯彻蒋介石的指示，全力展开工作。6月下旬，在以冈村宁次为首的多名旧日本高级军官的热心参与下，朱、曹分工完成了关于如何“运用日本”的两份机密方案，直接呈送给蒋介石。(69)蒋介石收到后深感兴趣，为此，7月13日，他一天内两次召见专程从日本赶回请示的曹士瀓，与之详商“驻日代表团内容及运用日人办法”。(70)30日，他再次召见曹士瀓，作了新的布置。(71)据曹士瀓的记录与整理，蒋7月13日与30日两次指示的要旨如下： 一、使用日本军官主要目的 1.军事教育训练为主(对一般兵科之训练及中国陆大之教育)。 2.研究创立各种军事制度(军事人事制度及后勤等制度)。 3.必要时先以一部直接参加中国部队工作(计划作战及参入登陆战部队作战)。 二、指示之要点 1.教育训练所需之日本军官必须日本或其他国家陆大毕业。 2.日本军官年龄须轻而体力强壮者。 3.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分将官、校官、尉官： A、将官班50-100人，训练期间半年。 B、校官班200-300人，训练期间三个月至半年。 C、尉官班，人数可多，时间可短。 4.担任中国陆大教官并改善陆大教育，建立尔后陆大之基础。 5.登陆战训练须特别注重，可选派日本优秀海军陆战队军官至中国陆战部队之连为止，预为准备一个师之需要量。 6.宣传、情报、特工等人才之选用，创立制度并训练人才。 7.密码破译须选优秀者，并配成一组来华工作。 8.选用日本优秀宪兵制度及技术人才来华，建议制度及训练人才。 9.选择对军事人事制度及法令有经验人员来华，研究并建议各种军事制度与法规。 10.挑选有关后勤制度人才及后勤管理人员、卫生人员等。 11.选用优秀作战参谋，直接参加作战之研究与建议。 12.挑选优秀海军军官来华，研究建议海军事宜。 三、实施步骤 第一步：先组成一日本军官幕僚团，由日本来华工作。第一批其人数暂定为24人，策画以上各要点之具体实施。 第二步：计划核定后如再需要必要之日本军官时，再由日本调选来华。 第三步：策画尔后东亚国际反共联军反攻计划及召集日本义勇军事宜。(72) 7月31日，蒋介石在再次召见曹士瀓等曾经留学日本的8名部下后，将运用日本人的方针最终确定了下来。其中包括： 一、纲领：为改进中国之陆军及策画东亚国际反共联军计，选用日本优秀军官来华工作，特别注重于教育训练及建立制度，必要时直接参加反共作战。 二、组织：中国方面成立一幕僚团，定名为联合参谋团。 1.日本军官人数第一步为25名，第二步视计划需要而增加之。 2.中国方面除军官由各处调用外，事务人员另拟编制，但应尽量减少。 3.挑选优秀中国军官25名分担各组组员，日本军官担任各组顾问。 4.日本方面成立一联络组，定名为日本联络组。(73) 8月1日，蒋介石设在台湾的总裁办公室正式开始办公，拟由日本军官任教官的革命实践研究院也在蒋的亲自督促下开始了积极的筹备。(74)恰在此时，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指责国民党政权的失败是咎由自取。此举使蒋介石痛上加痛。(75)对美英苏的愤恨，更加激发了蒋在“运用日人”上的努力。8月17日，蒋复函日本名人山田纯三郎，称：“今日赤祸横流，东亚为浸，中日唇齿相依，利害与共，必须合力抵御，为亿万苍生争取生存，大势所趋，东亚及共产国际侵略之力量，必将汇为一流，而中日两国，尤为重要柱石。同志耆年硕德，英迈之气未减，当祈多方倡导，为共同目标而努力。”(76)21日，蒋介石还召见同为日本留学出身的彭孟缉，令其准备招待日人。(77) 在蒋介石加紧“运用日人”之时，驻日代表团曹士瀓等人也没有辜负蒋的期待。在他们的操作下，“运用日人”的第一步，即招募联合参谋团的计划，正在日本紧锣密鼓地秘密展开，至1950年1月初止，已有17名旧日本军官分三批偷渡到了台湾。(78)按照蒋介石严格保密的指示，他们都取了中文化名。由于担任团长的富田直亮少将(前第二十三军参谋长)中文化名是“白鸿亮”，再加上“以白抗赤”之意，这些旧日本军官后来被称为“白团”。蒋介石对他们特别重视。譬如，从蒋在日记中的亲笔记录来看，在富田直亮刚刚抵达之际，蒋就予以接见，“指示其工作与慰勉之”。1949年11月，是蒋在台湾和四川等地奔波不停、忙碌不堪的时候，但他仍在一个月内五次召见富田，或与之饮茶，或与之研究对中共的作战方针。富田赢得了蒋的极大信任，蒋在日记中曾称赞他“对西南作战敌情与地形之判断甚为正确”。(79) 按前述蒋介石的构想，“运用日人”的第二步，是招募日本人组建东亚国际反共联军或中日义勇军。在这一方面，1949年8月底，在冈村宁次等旧日本军官的参与下，完成了详细的计划书。其中提出：“为适应中国之急迫需要，确保东南反攻基地，反守为攻，击破匪军攻势起见，应速选拔中日两国军人中意志坚决果敢有为之青年，组成一个军，作为东南正面反攻核心力量。尔后随形势之进展，逐次加强扩大，练成精兵十万，编成数个军，组成一强有力之义勇军，成为击灭共军之骨干兵团”。义勇军的新编师“以台湾青年9千名日本军人1千名混合编成之。排长以上干部技术人员、指导教育人员均以日本军人充任之。如因其他困难不能使用台湾青年时，即以中国士兵编成之”。“新编师之师长遴选，以经验丰富智勇兼备之中国将领充任之，其必要之中国干部亦须选拔能力优良者充任之。其他干部(班长级在内)主用日本军人，为使两者之联系密切，从副师长以至副班长可采用副级制中日配合任用”。(80) 这份计划共有15个条目，内容洋洋洒洒，照顾到了各个方面。但是，与蒋介石等人的愿望相反，在实际贯彻时，行动刚开始不久，就很快夭折了。冈村宁次在其1949年底呈送蒋介石的亲笔信中，揭示了导致“中日义勇军”计划夭折的三大原因： 第一，作为战败国和被占领国的日本国民，倘无占领当局之许可，即毫无自由。目前日本政府当局已严厉声明凡私赴台湾者回国后必予严惩，致使本具赴台愿望者，不得不自行放弃。 第二，日本在新宪法中已放弃战争与废除军备，而标榜绝对和平。故国内充满绝对和平论调，稍与武力有关的言行即遭排斥。如此，即使是反共的言论机关，也反对公然介入中国内战，日共之猛烈暴露与夸张性的批判更不待言。 第三，香港和外国电讯在论及台湾命运问题时，不是主张其不出半年即沦落中共之手，就是认为不远的将来即因岛内民众之反感而自我崩溃，故日本国民大多对台湾前途感到悲观。(81) 冈村宁次所总结的这三大原因，基本点明了招募义勇军计划夭折的关键所在。其后，蒋介石抛弃了组建10万中日义勇军的幻想，而将其“运用日人”的政策集中于由旧日本军官在台湾从事军事训练和作战计划等工作。 结束语 由于笔者已在各节中分别就该节内容作了小结，在结束本文时，笔者只想在整体上再补充以下几点归纳性的意见： 1.在分析抗战胜利之初蒋介石尽快遣返所有日俘政策的背景时，不但要看到其中“以德报怨”的因素，还须同时看到其他因素，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蒋介石对日军的疑惧和对“中共与日军相勾结”的警惕。长期以来，后两种因素一直为人们忽视，从而造成了认识上的片面性。对此应该早日予以纠正。 2.战后滞留中国的日本人，按战争结束时的职业来分，可分为军人(日俘)与民间人士(日侨)；按有无技术来分，则可分为技术人员与非技术人员。蒋介石和国民党对待这些不同类别的日本人，处理的方针是有区别的。因此，今人在看待这个问题时，不应一概而论。另一方面，由于上述各类人群的内在的交叉性和中方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摇摆性或灵活性，我们在重视区别的同时，还须注意到其中的联系和混同。 3.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制定及实施对日本人政策的过程中，他们一直是随着时间、地位、环境、立场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我们既不能以蒋介石在1949年转向“运用日人”抗击中共，就说他1945年胜利初期就有动用日军消灭中共的方针，也不能因其1945年胜利初期没有这个方针，就说他一直没有这个方针。 4.1949年后蒋介石尝试的“运用日人”，最初的主要目的是保卫大陆和“反攻”大陆，后来才逐步转向防守台湾。这一政策包括招聘联合参谋团和创建中日义勇军两大部分，且前者还含有为后者作准备的成分。后来只是因为中日义勇军计划早早夭折，蒋才把重点集中到了比较具有可行性的联合参谋团计划之上。“白团”因此而受今人瞩目。但人们不应忘记，它背后本来还有一个更庞大的组建10万义勇军的目标。同时，人们还应该注意：“10万义勇军”虽未出世，但以“白团”名义在台湾活动的旧日军高级军官，后来却在帮助蒋介石重新训练军队和建立后备军人动员制度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战后国共相争在1950年后以国共隔海对抗为结局，和日本人发挥的这种作用也有密切关系。因此，在研究战后的国共相争与国家重构时，日本人充当了什么角色或“被”充当了什么角色，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附记：本文曾提交2011年9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共同主办的“民国人物的再研究与再评价”国际学术讨论会。值此定稿发表之际，谨向会议举办者及评论人致以衷心的谢意。 注释： ①就笔者所见，目前国内似仅有汪朝光《抗战胜利前后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第61—71页)涉及本文的主题。另外，作为一个例外，近年，一些研究和报道开始引用台湾方面保存的史料和蒋介石日记等，热议本文第3节要提到的“白团”问题。但它们在内容上几乎都只是注重于1950年代，而不涉及1945—1949年间蒋介石的日本人政策。详见：石弘毅：《“白团”的历史意义(1949—1969年)》(《台湾文献》第56卷第1期，2005年3月)；陈鸿献：《蒋中正与白团(1950—1969)》(《近代中国》第160期，2005年3月)；汪国祯：《白团对国军之影响》(《中华军史学会会刊》第14期，2009年9月)；陈红民等：《蒋中正的后半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門田隆《この命、義に捧ぐ——台湾を救った陸軍中將根本博の奇跡》(集英社、2010年)；凤凰卫视：《白团：蒋中正日记日本将校团揭密》(2010年1月间播放)等。 ②参见《蒋介石日记》，1945年2月10日、2月20日、3月15日等，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手稿本，下同。笔者注：1.在某些人名、地名的标记上，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与我们现在约定俗成的用法有所不同，为保留日记的原貌，本文在引用时一概不加变更。电报等其他史料亦如此处理。2.胡佛研究所所藏蒋介石日记因为是手稿，文字上难免有不通顺甚至错、漏之处。本文对此也尽量照引，对非增补不可之处，则以括号表明其系笔者所加。 ③《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4月6日、7日。 ④《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6月9日、30日。 ⑤《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7月14日。 ⑥《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8月9日。 ⑦《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8月10日。 ⑧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时，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曾致电日军参谋总长表示反对，称：“派遣军拥有百万大军，而且连战连胜。在国家间之战争上虽已失败，但在作战上仍居于压倒性胜利之地位。以如此优势之军队而由软弱之重庆军解除武装，实为不应有之事。”中译文参见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第2卷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4—65页。 ⑨《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8月11日；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45年8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61—62页。 ⑩蒋介石致朱德电，1945年8月11日，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下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内部发行，第786—787页。 (11)《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8月12日。 (12)蒋介石致冈村宁次电，1945年8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62—63页。 (13)详见《蒋主席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词》，1945年8月1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第4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633—635页。 (14)参见萧慧麟：《萧毅肃上将轶事》，台北，书香文化事业公司2005年版，第195页。 (15)《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9月8日。 (16)《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1月20日。 (17)《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3月28日。 (18)徐永昌：《徐永昌日记》，1946年3月28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8册，第251页。 (19)《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3月30日。 (20)大致经过参见汪朝光《抗战胜利前后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第61—71页。 (21)《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7月9日。 (22)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8月12日、9月8日。 (23)《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2月5日。 (24)《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8月18日、25日。 (25)《蒋介石日记》(手稿)，“民国35年反省录”。 (26)《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6月30日。 (27)蒋介石致王芃生函，1945年9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缩影号431—0526。 (28)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4册，第31—32页。 (29)《中国境内日籍员工暂行征用通则》(陆军总司令部1945年申卅接代电通令)，《遣送日侨及韩台人归国有关条规汇集》，“国史馆”藏，案卷号062/1335。 (30)《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10月16日。 (31)详见《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及附录《南京市接收委员会工作概略》，1946年3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4册，第580—587页。 (32)《行政院训令》，1946年2月，“国史馆”藏，案卷号255/130。 (33)参见国防部《征用日籍技术员经过概要及讨论事项》，1946年10月20日，“国史馆”藏，案卷号172—1/0861。 (34)参见《美国驻华大使馆史麦斯致中国外交部长照会》，1946年7月6日，“国史馆”藏，案卷号172—1/0861。 (35)转引自《行政院训令》节叁字第00619号，1946年1月5日，“国史馆”藏，案卷号172—1/0861。 (36)节叁字第00619号《行政院训令》，1946年1月5日，“国史馆”藏，案卷号172—1/0861。 (37)行政院通知单(A)(三)字第32481号，“国史馆”藏，案卷号172—1/0861。 (38)《外交部呈行政院》，1946年2月20日，“国史馆”藏，案卷号172—1/0861。 (39)《经济部致外交部公函》，1946年3月25日，“国史馆”藏，案卷号172—1/0861。 (40)《马歇尔致王世杰函》，1946年5月16日，“国史馆”藏，案卷号172—1/0860。 (41)《外交部亚东司司长杨云竹签呈》，1946年5月28日，“国史馆”藏，案卷号172—1/0861。 (42)《外交部亚东司司长杨云竹签呈》，1946年6月5日，“国史馆”藏，案卷号172—1/0860。 (43)转引自《外交部致国防部公函》，1946年6月12日，“国史馆”藏，案卷号172—1/0860。 (44)《美国驻华大使馆史麦斯致中国外交部长照会》，1946年7月6日，“国史馆”藏，案卷号172—1/0861。 (45)《王世杰致甘乃光等电报》，1946年7月30日，“国史馆”藏，案卷号172—1/0860。 (46)转引自《留用日籍技术人员案卷节略》，“国史馆”藏，案卷号172—1/0861。 (47)参见《国防部代电》(1946年10月16日)，“国史馆”藏，案卷号255/130。 (48)《国防部召开征用日藉技术人员讨论会记录》，1946年10月21日，“国史馆”藏，案卷号172—1/0861。 (49)《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巴德华致外交部照会第565号》，1946年12月2日，“国史馆”藏，案卷号172—1/0861。 (50)从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内部资料来看，美方掌握的东北国统区留用日人的数据大致无误。参见《亚东司签呈》，1946年12月6日，“国史馆”藏，案卷号172—1/0861。 (51)《蒋介石日记》(手稿)，1949年1月1日。 (52)《蒋介石日记》(手稿)，1949年1月17日(杂录)。 (53)《蒋介石日记》(手稿)，1949年1月19日。 (54)《蒋介石日记》(手稿)，1949年1月19日。 (55)《蒋介石日记》(手稿)，1949年1月22日。 (56)《蒋介石日记》(手稿)，1949年1月31日，“本月反省录”。 (57)《和智英雄等呈蒋介石函》，1949年1月21日，“国史馆”藏，蒋档002080106066001。 (58)《蒋介石日记》(手稿)，1949年1月31日。 (59)《蒋介石日记》(手稿)，1949年2月26日。 (60)《蒋介石日记》(手稿)，1949年3月5日。 (61)《总统命令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商震免职特派朱世明为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1949年3月5日，“国史馆”藏，蒋档002060100250005。 (62)《酒匂景映呈蒋介石建议雇用日本兵对中共采取积极攻势等建议案》，1949年3月25日，“国史馆”藏，蒋档002080106064001。 (63)酒匂就如何雇用日本兵提出了13条大纲，在后文将提到的蒋介石运用日人的方案中，很多地方可以发现前者的影子。 (64)参见《方治呈蒋介石报告》，1949年11月10日，“国史馆”藏，蒋档002080106066008。 (65)《蒋介石日记》(手稿)，1949年4月17日。 (66)《蒋介石日记》(手稿)，1949年4月19日。 (67)《商震致蒋介石电》，1949年5月1日，“国史馆”藏，蒋档002020400052158。 (68)《蒋介石日记》(手稿)，1949年6月11日，6月14日(杂录)。 (69)详见《朱世明呈蒋中正拟具选送日本军官返国工作之意见及计画》，1949年6月；《曹士瀓呈蒋介石扩大反共斗争促成东亚反共大同盟组织东亚国际联军实施对共反攻方案》，1949年6月30日，“国史馆”藏，蒋档002080106064003、002080106064004。 (70)《蒋介石日记》(手稿)，1949年7月13日。 (71)《蒋介石日记》(手稿)，1949年7月30日。 (72)《总统蒋于7月13日及7月30日对所建议之使用日本军官计划之指示》，曹士瀓录，1949年7月31日，“国史馆”藏，蒋档002080106064005。 (73)《蒋介石日记》(手稿)，1949年7月31日；《曹士瀓致蒋介石报告》，1949年7月31日，“国史馆”藏，蒋档002080106064005。 (74)《蒋介石日记》(手稿)，1949年8月1日。 (75)《蒋介石日记》(手稿)，1949年8月6日。 (76)《蒋介石复山田纯三郎函》，1949年8月17日，“国史馆”藏，蒋档002080106066006。 (77)《蒋介石日记》(手稿)，1949年8月21日。 (78)《曹士瀓呈蒋介石报告》，1950年1月17日，“国史馆”藏，蒋档00208010600066013。 (79)详见《蒋介石日记》(手稿)，1949年11月3日、13日、18日、24日、27日。 (80)《中日义勇军建立计划书》，1949年8月29日，“国史馆”藏，蒋档002080106064008。 (81)《冈村宁次函蒋介石陈述编组义勇军困难原因及所拟对策与实施要领》，1949年12月31日，“国史馆”藏，蒋档0020801060640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