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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系，即湘军系。曾国藩及其弟国荃所部属于湘系，其他如胡林翼、左宗棠、刘长佑、彭玉麟、刘坤一等人也是湘军系，这些人及其部队，相互间当然有联系，但亲疏有别，并非抱成一团、不分彼此，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相联属。在湘军内部，早有非湘籍人士担任高级将领的例子，如塔齐布（满洲）、鲍超（四川），都是湘军的统帅。在后期，则有著名的徽商胡光墉（雪岩），他跟左宗棠关系密切，也可以视作湘军集团的一员。又如吴大澄（江苏）—他率湘军参加甲午战争，在北方全军崩溃，可以说，湘军最后就“断送”在他手上—也可视为湘军集团成员。在此意义上，“湘军”不仅是个军事组织，而已成为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的概念。 有趣的是，自甲午战争，直到民国开国，乃至后来的抗日战争，这期间也频繁出现“湘军”这个词。有些军队因在湖南作战，或因军中湘籍将士比较多，也被称为湘军。当然，以上这些不过是遵循历史惯性，沿用以前的称呼而已。 湘军之“乡” 湘军将领以湘乡籍人士为多，然而，湘军统帅，除了曾国藩、国荃兄弟，其他几位都不是湘乡人，如胡林翼是益阳人，左宗棠是湘阴人，彭玉麟是衡阳人，刘坤一是新宁人。再看士兵，固然有“无湘不成军”一说，表示湘乡士兵绝对是优质兵源，但是否意味着只有湘乡兵才是湘军主力，才能成为精锐部队？不是这样的。湖南一省之内，湘乡一县之外，还有不少出产优质兵源的地方，如邵阳，如湘西辰沅一带，如衡阳。再者，根据一贯流传的湘军选兵标准—尽量选用“朴实农夫”，而不要选用“城市油滑之人”，如长沙人—似乎可以判断，长沙府不能出产优质兵源，但是，偏是这些“城市油滑之人”，一旦遭遇名将，也能训练成为雄师，譬如勇冠湘军诸部的“霆军”。 曾国荃回湘乡募勇，曾说，兵源最好出自离他家附近若干里的范围，稍远一点，哪怕同是湘乡人，也不可靠。这种标准，有什么道理呢？除了同乡在语言习俗上比较亲近，易于沟通，恐怕并无太多道理可讲。曾国荃仿佛在说，我们家门口的人如何如何不得了，除此之外再无什么人才，这真是狭隘的成见。这种地域上的成见，实在是将来湘军集团之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滥觞。一县之人还要搞歧视，其负面影响可想而知。未来，湘军中湖南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直至最终引发“湘淮不和”（即湖南人与安徽人之间的争斗），譬如，李鸿章作为安徽人，从湘军阵营中愤而出走另立淮军；程学启本是曾国荃部下的猛将，只因受不了湘籍人士的歧视，脱离湘军，转投李鸿章；还有攻克南京首先入城的朱洪章，因为是贵州人，也受到湘籍人士的排挤，落落寡欢；直到光绪年间，王闿运还在感叹，湘淮之间的矛盾无法调解。当然，负面影响也可能结出正面的成果。譬如淮军之成立，淮军之成为劲旅，李鸿章之所以成为一代伟人，正是这种负面斗争无心插柳得出的成果。同时，湖南本省人之间也斗得厉害。譬如，湘军初建，王和曾国藩亦不和谐，刚开始合作，就分道扬镳。此后，曾国藩与左宗棠，左宗棠与郭嵩焘，也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可以说从头斗到尾，甚至至死都不原谅。如郭嵩焘对左宗棠，当他听到左宗棠的死讯，在日记中写道：“且伤且憾。”“伤”，指左宗棠为国家元勋，又与自己有数十年的交谊，于公于私，他的逝世都令人伤心；“憾”，则谓左宗棠“矜张恣肆”，“专恃意气”，本来能做“一代名臣”，却因为这些坏毛病而不能达标，真是“自毁已甚”（《郭嵩焘日记》光绪十一年八月初三日）。举世公认，左宗棠是一代伟人，郭嵩焘却抱着私怨，不肯承认，可想而知他们的矛盾有多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