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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清流”,是古已有之的对清议集团的称呼,以朝臣的犯颜直谏为标志,同时包涵了东汉党锢、宋代太学生、明末东林党等泛化的士大夫言论势力。 晚清“清流”区别于前代清议的一大特点,在于其主体并非负有言责的谏官,而是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等翰林院的“讲官”。他们平日沉溺于诗酒唱酬、金石考据、校勘收藏,一旦有事,就联翩上疏,鞭挞权贵,弹劾督抚,在朝堂上形成道德舆论的压力。与以往近代史教科书塑造的“顽固派”印象不同,这些翰林院出身的清议分子由于品级较高,大多视野开阔,究心时务,既有与督抚进行交涉的资格,又具备相关学养和人脉。他们自负才情学问,对西方的政治、外交、学术大都有兴趣,喜欢纵横捭阖地漫谈国际形势,甚至成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座上宾。 1884年中法战争成为“清流”命运的转折点。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等清流人物纷纷被外派会办防务,却因战事不利而沦为举国非笑的对象。甲申以后,“清流”势力几乎全军覆没。唯一的幸存者就是张之洞。此前他被外放为山西巡抚,战争期间又临危受命,署理两广总督,实际上已从翰林清流摇身一变而为封疆重臣。 “清流”经历对于外任督抚的张之洞而言,绝不仅仅是一段年少轻狂的往事。作为清流仅存的硕果,张之洞在他的幕府和属下的书院书局中安置了许多清流人物,如梁鼎芬、吴兆泰、缪荃孙、沈曾植、郑孝胥、陈庆年、陈衍等,多为当年翰林院清议分子的后辈或门生。当时京城里流传的话头是:“有好主人在,不患无书院坐。”即便在朝中得罪了人,也还有张之洞这样的“好主人”,为清流士大夫提供出路。好发纵横捭阖的议论,坚守儒家义理,热衷诗酒交游,关注学术文教,这些旧时清流党的气质,逐渐凝结为张之洞周边学人圈子的底色。 张之洞从提倡新学的先驱蜕化为新、旧之间的调和者,并非退步,其实这正是他出入于“清流”和“洋务”两个群体、两种阅历之间所获的进境 今人提起张之洞,首先映入脑帘的,恐怕是“洋务派”三个字。说起“洋务派”或“洋务运动”,张之洞绝不是始作俑者。若是从曾国藩、李鸿章等兴办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局算起,怎么也有三十年了。张之洞大规模从事洋务,是受“甲申马江一败”的刺激,在晚清督抚队中已属后起者。枪炮、铁路、钢铁、纺织等形而下的“器物”制造,更非“清流”出身的张之洞的长项。在一开始,他只能亦步亦趋地摹仿甚至请教李鸿章、盛宣怀等洋务重臣经验。如何将昔日“清流”经历及幕府中清流学人的劣势转化为优势,使其翻出与曾、李系统截然不同的新面目?这是张之洞作为“洋务殿军”必须直面的难题。 大概在1890年前后,张之洞曾致信王韬(1828-1897),请他在上海聘洋人翻译西学书籍。不过王韬返回的题名为《洋务辑要》的稿件,不很令人满意。张之洞不得不从李鸿章那里请来精通洋务的杨模、杨楷兄弟,组织人员修改译稿。这位杨楷就是清末民国时期有名的杨道霖(1856-1931),赵元任夫人杨步伟的祖父。当时他有一封致张之洞的长信,信中详细列举了编辑洋务书的人员、分工和进度。参与重修者,除了杨模、杨楷,还有汪康年、华世芳、叶瀚、秦坚、王镜莹、钟天纬等,多半来自当时活跃在上海周边的新学圈子。更重要的是,这部洋务书采取分门编辑的方式,列有疆域、官制、学校、工作、商务、赋税、国用、军实、刑律、邦交、教派、礼俗共十二门类。其中,官制、学校、刑律、教派、礼俗五门,涉及西学的制度文化层次,在甲午战争以前,应属较为领先的构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