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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正是张之洞及其周边学人的“清流”背景,使他们在面临西学、西政冲击时,能够保持对于制度、文化、风俗、教育等内容的高度敏感,从而实现“洋务”的内在化突破。“洋务”和“清流”在思维方式上并没有对立,他们大体都是中体西用论者,在人脉上也多有联系甚至重叠。但出自“清流”的张之洞系统,与出自军功的李鸿章及其后继者不同的是,前者衡量中西文化整体的标准,逐渐从“功利”返回到了“义理”,于是洋务自然就从器物流入了制度、文化、教育,甚至伦理。人们看到张之洞晚年逐渐从提倡新学的先驱蜕化为新、旧之间的调和者,视之为退步。其实,这正是张之洞出入于“清流”和“洋务”两个群体、两种阅历之间所获的进境。 张之洞学人圈附着于体制内部的特性和执着于名教义理的底色,这段学术史上的大事因缘,却在近代中国日益趋新求变的社会氛围中逐渐黯淡下去 在清初康雍乾时代,皇权较为强势,他们主张“君师合一”,利用全国性的思想统制和文化工程,对从理学到考据学的学风转移发挥了引导作用。到了嘉庆、道光、咸丰以后,政治上“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文化权势也逐渐向握有实权的督抚转移。“君师合一”下移为“官师合一”,毕沅、阮元、曾国藩等以督抚的身份和资源提倡学术文教,或编辑大部丛书,或创办经古书院,或经营官书局。张之洞学人圈的成立,正是在清代封疆大吏主持风教传统的延长线上。 近代中国正是处在这样一个旧范式已残而新范式未立的过渡时代,学界中人对外在环境的变化越来越敏感,学人交往等外缘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大。近代学术思想史上最激烈的交锋,无不是在“群”与“群”之间展开。在此过程中,学人圈边缘人物的倾向有可能被核心人物中和。如庚子事变期间,张之洞与刘坤一等督抚主持“东南互保”,张幕下的钱恂、汪康年等则与海外“勤王”势力颇有纠缠,甚至有意鼓动张之洞离开清廷而独立,旋即被张之洞、梁鼎芬否定,付之以镇压自立会起事的果断措施。而张之洞作为群体核心人物的个人意志,也有可能受到整个学人圈氛围的制约。庚子以后,张之洞受八国联军入侵的刺激,觉得一切必须尽变西法,从皮毛学起。这种“全盘西化”的议论,遭到周边梁鼎芬、沈曾植等人抵制。最终他与刘坤一联合上奏的《变法三疏》,仍采用了较为折衷的论调。 “群”是晚清人受西方社会学启发而特别重视的一个观念。不过以往学界往往只重视思想倾向进步的“新学群体”,如学会、报社、政团、政党等,却对士大夫社会固有的交游传统不无忽视。事实上,康梁一派新学群体的发生,本身就以“清流”等士大夫群体为土壤;而如南社等革命团体,更完全继承了唱和、雅集、拍曲、评选诗文等晚明以来士大夫交游的外在形式。清末以张之洞为中心的学人交游,正是处于新旧之间。然而,由于张之洞学人圈附着于体制内部的特性和执着于名教义理的底色,这段学术史上的大事因缘,却在近代中国日益趋新求变的社会氛围中逐渐黯淡下去。在张之洞等晚清督抚身后,地方主政者甚少自负向读书社会输送学术新经验的使命,也再难聚集起足以在学术文化史上留下印记的学人群体。 (作者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