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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光绪二十一年秋，张之洞与康有为最初交往于南京，张因甲午战争而署理两江总督，反对李鸿章等人的议和，康因发动“公车上书”及上书光绪帝而名声初震，此中的牵线人是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黄绍箕也参与了此后的活动。两人相会后，张之洞支持康有为办理上海强学会，并开办《强学报》。康有为的学术主张与政治见解与张之洞有很大的差别，而康在办理《强学报》时，坚守其见，与张之洞一派决裂。此是张、康关系的转折点，也说明了两人因学术分歧导致政治反目的起因。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张之洞档案”，有一批新的史料可以细化此中的过程。 关 键 词：张之洞 康有为 《强学报》 梁鼎芬 黄遵宪 黄绍箕 作者简介：茅海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张之洞与康有为，皆是戊戌变法期间的重要政治人物，也是学术思想与政治决策多方面的敌手。戊戌政变后，张之洞经常不顾其地方疆吏的本分，频频开展对日本的外交活动，对逃亡日本的康有为及其党人进行打压。本文旨在说明两人关系的缘起，最初的分裂因何产生，以能对张、康关系以及那个时代的诸多政治关系提供相关的背景①。 一 张之洞、康有为的经历与梁鼎芬的周旋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道光三十年(1850)中生员，入南皮县学；咸丰二年(1852)中顺天府试举人第一名(解元)；同治二年(1863)中进士，殿试一甲三名(探花)，入翰林院，授编修。科举路上，凯歌猛进。同治六年，出任湖北学政，十二年，又任四川学政；光绪五年(1879)二月起，他先后任国子监司业、左春坊左中允、司经局洗马、翰林院侍讲、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至光绪七年六月，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数月一迁，飞黄腾达。该年十一月，晋山西巡抚，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员。光绪十年，他调任两广总督，十五年，改任湖广总督。 张之洞是那个时代官场上的特例。他有着极高的天分，使之在极为狭窄的科举之途上脱颖而出，又在人才密集的翰林院中大显才华。他深受传统经典的浸润，成为光绪初年风头十足的清流干将。他尊崇当时的大儒、曾任同治帝师傅的清流领袖李鸿藻(同乡，直隶高阳人)，而李鸿藻出任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礼部尚书等高官，使之身为疆臣而又“朝中有人”。曾国藩、李鸿章虽同为词臣出身，然后以军功卓著而封疆；张之洞的奏章锋芒毕露，博得大名，竟然以文章发达而封疆，实为异数。此中最为关键的，是他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青睐，从殿试名次的提前，到地方大员的出任，以及在其人生数次关键时刻，都可以感受到那种或显或隐的“慈恩”。 张之洞的个人经历，使得他特别关注文坛士林，尤其是有思想、敢作为的官员士夫，幕中亦养有一大群“能人”，其中一位是广东名士梁鼎芬。 梁鼎芬(1859—1919)，广东番禺人，字星海，号节庵，小张之洞22岁。光绪二年(1876)举人，六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九年散馆，授编修，亦是科场青年得意者。光绪十一年(1885)，即中法战争时，他因弹劾李鸿章而得罪慈禧太后，降五级调任，于是弃官回籍。此时他年仅二十七岁(虚岁)，张之洞恰在两广总督任上，邀入幕；并聘梁为肇庆端溪书院山长，从“张之洞档案”中可见，张为其安排一切，甚为殷勤②。广雅书院开馆后，又请梁主持。张调任湖广总督后，再请梁主讲两湖书院。从两人交谊来看，梁尽管在年龄上是晚辈，却是对张影响力极大的幕僚。而梁鼎芬的一个同乡与朋友，即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曾用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小张之洞21岁。他数次科举不第，先后以捐监生、荫监生的资格参加乡试。光绪十九年(1893)中举人，二十一年(1895)中进士。虽说在当时的科举途中，康有为还算是成功者，年龄也不算太大，但他是一个极富才华又极其自负的人，多次未中，引发其改科举的心思，对未录取他的考官，也极其不满③。康在科举途上不如张之洞、梁鼎芬这般顺风顺水，但在中进士之前已经创立了自己的学说，并开堂讲学(后来称“万木草堂”)，收在帐下的门徒此时已有数十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后来名声大振的梁启超。 康有为与梁鼎芬，本是同乡，且多有交谊④。康有为称其受翰林院编修张鼎华的赏识，而张鼎华恰是梁鼎芬之舅，对梁的学术有所指导⑤。刘圣宜作《梁庆桂传略》，称言：梁庆桂与梁鼎芬、康有为“时相往来，为兰契交。据康氏近亲所述，康有为读书勤奋，常自南海县西樵乡到广州西关下九甫梁庆桂家借书阅读，有时在梁家住下读书。而且康有为入京考试的费用也常由梁家供应。梁家晚辈犹记幼时呼梁鼎芬、康有为为大叔公、二叔公。”⑥ 最能说明康有为、梁鼎芬两人关系的材料，系黄遵宪所言，他在后来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之间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⑦。黄称，他之所以认识康有为，是梁鼎芬介绍的，“闻梁与康至交，所赠诗有南阳卧龙之语”⑧。“南阳卧龙”，即在野时期的诸葛亮，梁对康有如此之高的评价，不仅说明他对康才识的欣赏，更说明两人的密切关系。 尽管康有为称他与张之洞的交往始于光绪十二年，即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期，但现在还找不到任何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⑨。张之洞、康有为初次相识应在光绪二十一年秋天的南京。此时张之洞、康有为的情况都有一些变化。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军很快占据了战场上的优势，清廷在朝鲜、黄海的陆、海战失败后，调此时的湘军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到山海关一带督师，命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负责东南一带的海防。光绪二十年秋十月，张之洞到达南京接任。此后战争的局势继续恶化，清军在辽东、山东战败。光绪二十一年春，清廷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签订了极其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张之洞本是清流出身，对李鸿章有恶感，对此次议和、尤其是《马关条约》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多次电奏，要求废约⑩。而当和约被清廷批准后，张亦多次寻找李鸿章的劣迹，并上奏清廷要求进行改革(11)。而甲午战败后，原在政坛上充当主帅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地位急剧下降，其庞大的派系也渐渐散去。他后以大学士入京闲赋，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出任总理衙门大臣，权势亦大减。继起的政坛领袖是刘坤一和张之洞，分守南京与武昌，率领着两个最大的政治派系。而张之洞又是清朝高官中最具新思想的，门生故吏半天下，幕中亦多新派之士，也为众多有志于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士子官员所瞩目。 康有为于光绪二十年(1894)入京参加会试，虽未登第，却与京中的高官如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等人拉上了关系，与京中的官员士子建立了人脉。光绪二十一年，康再次入京参加会试，正值马关议和，他与梁启超等人，多次发动公车(参加会试的举人)联名上书，其中最为著名的，即是他于是年四月发动的联省公车上书(即《上清帝第二书》)，虽未上达天听，却于闰五月间在上海刊行了《公车上书记》，传闻一时(12)。五月十一日(1895年6月3日)，康有为主张战后改革的《上清帝第三书》由都察院代奏，甚得光绪帝重视，闰五月二十七日(7月19日)，光绪帝将该上书同胡燏棻等人的折、片共计9件下发各省，并下旨： 着各直省将军督抚，将以上诸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筹划，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晰复奏。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各将军督抚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谅不至畏难苟安，空言塞责。原折片均着钞给阅看。(13)也就在此时，康会试中式，为第五名，殿试为二甲四十六名，朝考为二等第一百零二名，旨命分发工部，为学习主事。六月，康与梁启超在京创办《万国公报》。七月起，康又参与发起强学会，在京城士大夫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张之洞捐银5000两(14)。在此期间，康有为也结识了张之洞之子张权(15)。以上诸事，特别是光绪帝下发康“上清帝第三书”，使之如同初升的政治明星，灿烂眩目。 两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光绪二十一年秋在南京会面，其中梁鼎芬“力为周旋”(16)。 二 南京相会 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底离开北京，由天津、山海关、上海，于九月二十日(1895年11月6日)至南京，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说服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支持开办强学会的南方各分会(17)。光绪二十四年底(戊戌政变之后)，康避居日本，写作《我史》，对此回忆称： 入江宁，居二十余日，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香涛颇以自任。隔日一谈，每至夜深。 光绪二十六年(又值庚子事变)，避居海外的康有为致函张之洞，谈起此事，称言： 昔者游秣陵，过承絷维，为平原十日之欢，效孟公投辖之雅，隔日张宴，申旦高谈，共开强学，窃附同心。(18)“隔日一谈，每至夜深”，“十日之欢”、“申旦高谈”，表明两人有着很长且很热烈的谈话。而张花大量时间与康交谈，实则另有隐情(19)。两人皆在马关议和期间主张废约再战，皆在换约之后主张变法自强，在此性情志向大体相投之下，双方的相谈也很成功。张当时对康的评价也很高(20)。张由此决定开办上海、广东强学两会。其中上海一处，张之洞派其幕僚汪康年办理，广东一处张交由康有为办理；而汪康年此时尚在湖北武昌，在其未到上海前，上海一会由黄绍箕、梁鼎芬、康有为等人先办(21)。黄绍箕(1854—1908)，字仲弢，浙江瑞安人，张之洞的门生、侄女婿，时任翰林院侍讲，恰在张之洞幕中(22)。他当时不可能亲往上海。梁鼎芬是张的重要幕僚，此时亦准备临时回湖北。黄、梁皆是远程操控，上海强学会实际由康有为一人主持。 康有为在南京时，与张之洞也发生了思想上的冲突。对此，康在《我史》中称： 香涛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又使星海来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所其学，香涛奚取焉！”此中所言，便是陈寅恪所言及的“今文公羊”、“孔子改制”的学说(23)，而“使星海来言”一事，“穗石闲人”(很可能由梁鼎芬托名)后来亦言及于此，并谈办强学会之事： 康得进士，北归来访，留住十数日，(梁鼎芬)劝康议论宜平正，做事勿夸张，讲西学得其益，无流其弊，乃有用。康赠诗有：“海内名山泰华高，南梁北盛并人豪”云云。盛谓宗室伯希祭酒也。于是商开强学会于上海，时黄仲弢侍讲绍箕同客白下，并闻斯举，意在正人心，开风气，用意甚正……(24)此处梁有劝言，但康是否有驳语，未见相关记载。以常理分析，康此时得张之助，办上海强学会，似未必会以言词顶张；不然张当时即可能与康分裂，更不会有后来上海停报之事。而两人学术取向的不同，亦埋下此后决裂的种子。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十日(1895年11月26日)，由黄绍箕、梁鼎芬、康有为联名的电报通过两江总督署发出： 诒在京师，与洪右丞、沈子培、杨叔峤诸君开强学会，专讲中国自强之学，朝士集者百数。今来金陵，与南皮言，南皮力主之。顷分设沪局，集天下贤士夫，刊布公启，必欲得公名，以光此举。立候电复。金陵督署绍箕、鼎芬、祖诒。(25)“洪右丞”，洪良品，时任给事中。“沈子培”，沈曾植，时任总理衙门章京。“杨叔峤”，杨锐，张之洞的亲信，时任内阁中书(26)。该电文是抄件，无抬头，即未注明收电方(27)。此电说明康有为南京之行的结果，也表明张之洞当时的态度。同日下午9点，正在南通的张謇收到梁鼎芬电报： 张状元：现与中弢、长素诸君子在沪开强学会，讲中国自强之学，南皮主之，刊布公启，必欲得大名共办此事，以雪国耻，望速复。鼎芬。蒸。(28)此电由张謇录于日记中，内容与上一电大体相同，很可能是上一电的另一个版本。 三 上海强学会、《强学报》及其张、康的决裂 康有为到达上海后，立即着手上海强学会的各项工作(29)。他所遇到的最大困难，自然是银钱。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1895年12月2日)，康有为发电南京张之洞： 会章刻，待名。张园租，待款。并电上海道。为。铣。(30)“会章”似指上海强学会章程，“待名”似指由张之洞领衔；“张园”是当时上海最为著名的公共场所，康在此旁边租房，作为上海强学会的办公处所(31)。上海道，即苏松太道，驻上海，兼江海关事务(即办理对外事务)，此时为蔡钧。康有为要求张之洞发电上海道，以能得到支持。十月十八日，上海《申报》第4版刊出以“南皮张之洞孝达”署名由康有为起草的《上海强学会序》(32)。十月二十二日(12月8日)，张之洞发电经元善，支付上海强学会的款项： 致上海经守元善：助强学会，捐款五百金，又筹拨公款一千金，已交百川通汇。即交该守收存应用。并转告康主事。两江。养。(33)十月二十六日，经元善回电张之洞：“奉养电谕，敬悉。百川通款昨交到，遵谕收存。并告康主事，凭伊手支用。”(34)由此可见，张之洞拨银共计1500两，其中500两是他个人的捐款。这笔钱是上海强学会最为重要的经费来源，占捐款总额的六成强(35)。十月二十九日(12月15日)，梁鼎芬又发电康有为： 上海泰安栈康长素：群才荟萃，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日内往鄂。一切函电可由中弢商壶公。节。(36)“壶公”，张之洞。梁鼎芬此电当是对康有为来信或来电的回复，梁表示其不日将临时前往湖北，上海强学会的事务，让康有为与黄绍箕联络，由黄负责上报张之洞。其中“群才荟萃，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一句，很可能是张之洞的态度，即对康电中“会章刻，待名”的回复(37)。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由康有为主持的《强学报》第一号在上海刊行。该号共8张16版。首载《本局告白》；次录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之“上谕”(廷寄)，并刊文对该廷寄进行评说；再载“论说”：《开设报馆议》、《孔子纪年说》、《论会即荀子群学之义》；最后列《京师强学会序》、《上海强学会序》(署名张之洞，实为康有为撰)、《上海强学会章程》(以黄体芳、黄绍第、屠仁守、汪康年、康有为、邹代钧、梁鼎芬、黄遵宪、黄绍箕、左孝同、蒯光典、志钧、张謇、沈瑜庆、乔树柟、龙泽厚“同人共启”)、《上海强学会后序》(署名康有为)。其中《上海强学会章程》，决定要办“最要者四事”：“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图书馆)、“开博物院”，“皆本会开办视款多寡陆续推行”。《强学报》第一册的首页，用“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38)。从今天我们对康有为、张之洞的政治学说理解来看，《强学报》所刊的内容，与张之洞的政治学说有所差别。 在《强学会》第一号刊出之前，康有为与梁鼎芬(包括在其背后的张之洞)已经有了猜隙。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1895年12月27日)，黄遵宪致函梁鼎芬称： 强学会之设，为平生志事所在，深愿附名其末。长素聪明绝特，其才调足以鼓舞一世，然更事尚少，比日时相过从。昨示大函，为之骇诧，延致诸君，遵宪居海外日久，多不悉其本末。惟此会之设，若志在译报刻书，则招罗名流十数人，逐渐扩充，足以集事；乃欲设大书藏、开博物馆，不能不集款，即不能不兼收并蓄。遵宪以为，当局者当慎简，入会者当博取，固不能如康公之所自出，亦不能如梁子之不因入热。遵宪居间其中，为岭南二妙作一调人，君意何如？未久，黄再致函梁： 强学会事，顷语心莲甚详。公有何言语告心莲告我？康郎之堂堂乎，张乃殊觉酸楚可怜也。(39)从黄遵宪的信中内容来分析，他认为梁鼎芬与康有为之间的矛盾，在于康有意“博取”会众，有意“集款”；梁对康有为“延致诸君”不满，黄遵宪表示“不悉其本末”一语，亦有可能指康有为门徒徐勤、何树龄、邓仲果，由康从广东招来上海办理《强学报》。虽说黄在信中表示在“岭南二妙作一调人”，但从该信的立场来看，黄似已站在康一边。 《强学报》第一号刊出后，双方的矛盾立即激化了。从后来的张之洞一派的指责来看，主要是两项，一是刊发廷寄，二是使用孔子纪年。 《强学报》第一号刊发的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上谕，虽是倡导改革，也有“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之语，但康在该上谕后，又加说明： 此和议成后，发廷臣奏折：一、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二、工部主事康有为，三、军机章京工部员外郎陈炽，四、协办大学士徐桐，五、翰林院侍读张百熙，六、御史易俊，七、侍读学士准良，八、侯爵信恪，交督抚议之。表明他的上书(即其后来自称的《上清帝第三书》)也是光绪帝交议的折片之一，这多少有点自重之意。又按当时制度，此上谕不属可以公开的“明发”，即“内阁奉上谕”，张之于宫门钞；而属“廷寄”，即“军机大臣字寄”，属保密的，不可公开刊露。虽说当时的廷寄上谕经常外传，也无密可保，但在制度上是仍可以抓抓小辫子。 康有为用孔子纪年，乃仿效基督教用基督诞生纪年。这是“康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康于此也表现出有立孔教的政治企图。张之洞与康有为之间最重要的学术分歧乃在于此。然以当时的政治观念而言，奉正朔用纪年当属政治表态，立教会更有谋反之嫌，康此时虽未有意与清朝决裂，但此举必引来许多不利议论。此在康似尚属理念，在张则是政治。 就在《强学报》第一号刊发之日，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康有为发电给张之洞： 闻还镇旧楚，为之短气。欲来相视，适病未能。母寿当归，朔前必行。局事粗定，捐者渐至。章条、报纸寄呈，稍乏书局书，乞公留意提倡。明岁见公于汉上。为。(40)“还镇旧楚”，指张之洞回湖广总督本任，刘坤一回两江总督原任之事，康对此不满，称为“短气”。“欲来相视”，指从上海赴南京，康又自称生病。“局事”指上海强学会，当时亦称强学局、强学总局；“捐者”为强学会捐款者，除张之洞外，当时另有邹凌瀚、陆元鼎、黄遵宪、朱祖荣、孙锵等人；“章条”指《上海强学会章程》；“报纸”即《强学报》第一号。康表示因“母寿”即将回广东，并称明年再到武昌去见张之洞。在这份电报中，康也显示了那种傲视权贵的派头，他本来是汪康年未到达之前的代理，此时执意先将事情一做到底，随即便告辞再会。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1896年1月17日)，《强学报》的第二号出版，该号仅4张7版，载文《毁淫祠以尊孔子议》、《变法当知本源说》、《论回部诸国何以削弱》、《欲正人心必先修法度说》、《论中国之败坏于老氏、杨氏之学》，并刊出《强学报正误》，改正第一号中的错字。而《强学报》的第三号，当时已刊印，因奉到电令，而未派发。今不存世(41)。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1896年1月18日)，张之洞发电武昌汪康年，“请速来宁，商强学会事。切盼”(42)。此时张似仍准备以汪代康。然几天之后，情况大变。十二月初八日(1896年1月22日)，黄绍箕从南京赴上海，然康有为已先于初五日离开上海回粤，为母亲拜寿。黄绍箕不得已于十二月初九日致信康有为： ……报纸二叶已诵讫。首列孔子卒后年月日，此为学西法，仍未毕肖，则责以违国制，已无可辞。于事实无丝毫之益，而于吾党恐有邱山之损。推尊孔子诸论，执事可着书，不必入报。前议章程略及之，复电亦既允从之矣。廷寄之件，止可云得之传闻。今直书某日军机字寄云云，一似有所受之者。家君在都每闻人述时政，自诩为秘密消息，辄深恶之，况此竟列入会报，将来果有秘密消息，亦谁复肯以告我，以重其逼近漏泄之咎乎？至于报中全不翻译西报，并不译列中事，而但发空言，与局刊章程显然不符。执事术学，素所钦仰，岂敢妄议高深，惟既在同会之列，即有共主之权。家君系老病乞退之身，素性耿介，不能随人俯仰，又岂肯违心曲从，重累斯会，兼以累执事乎？已告局中停报勿出，并议暂废此会，日内当即有公函奉达……(43)“报纸二叶”，当指《强学报》第一、二号。“家君”，黄绍箕之父黄体芳，曾在“同人公启”中列名。黄绍箕的指责，共有三点，一是孔子纪年，二是发表廷寄，三是《强学报》上的文章为“发空言”。他指出“推尊孔子诸论，执事可着书，不必入报”，即康有为个人的学术见解，可以自行刻书，不应刊行于以多人名义发行的公众报刊。这也是张之洞一贯的主张(44)。他虽然用了“家君”的名义，但所表达的，却是张之洞的意思。“停报勿出”，“暂废此会”，“公函奉达”，表示张已决定停报废会。《穗石闲人读梁节庵太史驳叛犯逆书书后》对此亦称： 讵料康到沪后，任意出报发议，绝不商量，太史与黄公屡书争之，且诋之。最可骇者，不以大清纪年而以孔子纪年，名为尊圣，实则轻慢。太史与黄公深恶之。即日停报。自是与康不合。(45)十二月十二日(1896年1月26日)，《申报》第2版刊出消息《强学停报》： 昨晚七点钟，南京来电致本馆云：自强学会报章，未经同人商议，遽行发刊，内有廷寄及孔子卒后一条，皆不合。现时各人星散，此报不刊，此会不办。同人公启。“同人公启”，似指《强学会章程》所列名的16人，但实际上的决定者是张之洞。“各人星散”，也说明了康有为离开之后强学会与《强学报》的情形。 也正在此时，十二月初七日，御史杨崇伊参劾京师强学会，光绪帝当日下令封禁(46)。十二月十四日，经元善闻封禁消息，立即发电张之洞： 《新闻报》登京电，强学会奉旨封禁。宪台拨银一千五百两，康主事已支用过八百两，尚存七百两，应否止付？速候宪示。元善禀。(47)由此可见，康有为办《强学报》等事，支用张之洞所捐银800两，占其支出总数约一半(48)。对此，张之洞回电，对该款项表示“不便与闻”，以摆脱干系(49)。而从后来的情况来看，经元善也停止了付款(50)。 四 简短的结语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初五日，康有为与张之洞之间有着两个多月的交往。在此期间，南京的十多天大约是他们的蜜月期，康到上海后，平静的日子还维持了一段，梁鼎芬、黄绍箕奉张之洞之命还在劝康；大约从十一月起，裂缝越来越大，以致最后破裂。从此两人再无合作。 从事情本身来探讨，两人破裂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两人性格，康有为、张之洞皆是自我意志坚强的人，康不愿屈从权贵，而自认为是后台老板的张绝不会允许康如此自行其是；其二是“孔子改制”，即所谓“康学”，这本是学术之争，然到了此时，已成了政治斗争，张也不允许将《强学报》变为宣扬“康学”的阵地。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回到广州的康有为致信其弟子正在上海的何树龄、徐勤，称言： 寄来星信悉。览邓仲果书，乃知为学术不同，疑我借局以行其经学，故多方排沮(中国亡无日，生民无噍类，而彼尚如此，可哀可痛)。我向不知此意，则尚相敬也，不过意见不同，不能容耳……纪年事，南皮原面许，今一切全翻，亦不足计。今不过主笔二人待面商后，去留乃定未迟。以忌我之故，并排及孔子，奇甚，孔教其衰矣！既排孔子纪年，则报不宜发，以重增其怒。若遽不书纪年，自我改之亦不可，宜停后再举，乃可改也。吾不能力争，吾亦作孔子罪人。呜呼！岂料攻孔子不谈经学者，乃出于所谓清流者乎！孔子已矣。……幸彼疑专为托局以行其经学，尚可解。死亡无日，此辈见地如此，大奇大奇……仲弢云，十二出沪。接信此时想已过。此君通达实心，惜二子不能与之谈，不能自白也。坚守数日，以此事累子，相见不远。(51) 由此可见，当时分歧之所在。“既排孔子纪年，则报不宜发，以重增其怒。若遽不书纪年，自我改之亦不可，宜停后再举，乃可改也”一句，指《强学报》第三号若排孔子纪年则不发，以免增对方的怒气，若自行不排孔子纪年“亦不可”，只能将《强学报》停办，以后另办报可不用孔子纪年。“仲弢云，十二出沪”一句，说明他离开上海时知道黄绍箕将于十二日到上海与之面商。“幸彼疑专为托局以行其经学，尚可解”一句，即张之洞一派只是认为康有为打算以上海强学会推行其学说，双方的矛盾“尚可解”，这似乎也透露出康此时还另有“不可解”的“经学”以外的目的。 注释： ①本文引用原始文献较多，为避免日期换算之误，本文使用中国传统纪年，并加注公元。 ②光绪十三年四月至该年底，梁鼎芬聘为肇庆端溪书院山长，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为其安排一切。“张之洞档案”中存有相关的电报12件：“致肇庆孔道、吴守、岑令、刘守备、黄江税厂陈守：端溪梁太史，月内到馆。可将山长所住宣教堂一院，迅速并工修理。院宇务须精洁，器具亦须整齐，斋房及讲堂大门，一并修饰完好。经费在黄江税厂拨用。吴守在省，孔道督率岑令、刘守备速办。约几日可竣工？即日复。督署。愿。”(光绪十三年三月十四日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3函第11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所藏档号：甲182—82。本文所引“张之洞档案”，皆藏于该馆，以下不再注明，仅注明所藏档号)“致肇庆孔道、吴守、岑令：梁山长大约四月初七到馆，前电饬修理书院，务于初五以前竣工。所费拟在千金外、二千金内，是否敷用？现已动工否？即复。督署。啸。”(光绪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发，出处同上)“致肇庆孔道：先赶办山长院，能于四月底先修好否？斋舍陆续竣工亦可。诸生到，可暂租一两处民房居之。住院旧额止四十人，房当易觅。器具开单，由省购运往。经费酌用，核实开报可也。督署。号。”(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发，出处同上)“致肇庆肇罗道孔：端溪书院甄别，定期本月二十日，即委该道代考。出题、校阅、发榜，统交该道代办。照旧章额数取录。可电知梧、浔、平乐三府，有生童愿考者，速来。督署。阳。”(光绪十三年四月初七日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3函第12册，所藏档号同上)“致肇庆端溪山长梁：两书悉。兴教厘弊，极佩。监院正、二月薪水照补。课题本署仍由省发，司道则听之。明日台从旋省，无便轮，即乘肇安，已告道府。余事面商。洞。佳。”(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初九日发，出处同上)“致肇庆孔道、吴守：梁山长明日回省，若无便轮，即令肇安轮船专送。督署。佳。”(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初九日发，出处同上)“致肇庆黄江税厂陈守、端溪书院监院、山长梁太史：官课加奖，悉照山长来原单，自今年开课起。两监院薪水、院科等九人工食米折，照新章支。每月书院零费，以前用过者，速由厂拨还，以后约计若干，由厂员移解监院，按月移知肇庆府备案可也。督署。翰。”(光绪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3函第13册，所藏档号同上)“致肇庆山长梁太史：荇农事未悉，望详示。洞。”(光绪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发)“致肇庆端溪书院山长梁太史：函悉。题今日已刻，明日附轮送往。洞。翰。”(光绪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发)“致肇庆黄江税厂陈守、肇庆府黄守：端溪书院每月膏火、修金、薪水及一切经费，径由监院向该厂具领，按月报府，不必由府转发，以免周折迟延。督署。鱼。”(光绪十三年八月初七日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3函第14册，所藏档号同上)“致肇庆道、府、县、黄江厂陈守：孔道禀：端溪书院不敷工料，并岑令垫项，共银四百七两七钱六分，准于黄江厂平余项下如数给还。除另檄外，即照办。督署。沃。”(光绪十三年九月初三日发，出处同上)“致肇庆肇罗道孔、肇庆府黄：前饬催各属解端溪书院地租，已催否？解到若干？速电复。督署。庚。”(光绪十三年十月初九日发，出处同上)以上电报的内容涉及修缮居所讲堂、代为选定生员、书院经费及梁鼎芬的个人生活多项。我在“张之洞档案”中从未发现他对其幕僚有如此细密周到，故将之全录，以说明两人之亲密关系。“道”，道员。“守”，知府。“令”，知县。“黄江税厂”，设在肇庆府的税关，张之洞曾进行改革，相关的情况可见《抱冰堂弟子记》，赵德馨等主编：《张之洞全集》，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12册，第509页。 ③康有为在《我史》中称，他于同治十年(1871)、十一年应童试未果，光绪二年(1876)应乡试未果(似为捐监生)，光绪八年应顺天府试未果(当为荫监生)，光绪十五年再应顺天府乡试；并称：“顺天试已列第三名，以吾经策环伟，场中多能识之。侍郎孙诒经曰，此卷当是康某，大学士徐桐衔吾前书，乃谓‘如此狂生，不可中！’抑置副榜，房官王学士锡蕃争之，徐更怒，抑置誊录第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4册，第122—123页，以下简称《丛刊·戊戌变法》)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光绪十五年康未中是否为徐桐有意抑之，似可存疑。 ④康、梁之相交，直接史料甚多：一、康有为在《延香老屋诗集》中有《梁星海编修免官寄赠》、《寄梁大编修》，《星海自京还，话京华旧游，而崔夔典编修沦谢矣。夔典闻吾将复入京，扫室以待，追念厚意，伤旧感怀》，其最后一首称：“一别三年京国秋，冬残相见慰离忧。”(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献研究部：《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20页)二、查《我史》手稿本，光绪十三年，在“十一月游七星岩”后，康自删去“与梁星海刻石题名焉”一语。此即梁任端溪书院山长之时。三、梁鼎芬于光绪十八年二月十八日致函康有为称：“长素长兄：别五年，此心如游丝，时与足下牵惹。屡得书未复。吾二人情绪亦非纸墨可罄也……政事学问，与兄言者，不止数千言，今未暇及。惟吾长素，珍重千万。”(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下册，第840页)四、《穗石闲人读梁节庵太史驳叛犯逆书书后》称：“太史入翰林后，初识康，恒有往还。时康在西山钻研故纸，不闻世事。不特不谈西学，亦未治公羊学也。及太史上书劾某中堂六大罪，时相皆恶之，必欲重治其罪，皇太后、皇上宽恩，仅交部严议，镌级归里，康赠长篇五古，又七律一首……”(叶德辉辑：《觉迷要录》，光绪三十一年刊本，录三，第7页)该文似为梁鼎芬托名“穗石闲人”而作，言及梁、康交往诸多私事。 ⑤康有为在《我史》中记：光绪五年“居樵山时，编修张延秋先生(讳鼎华)，与朝士四五人来游樵山，张君素以文学有盛名于京师者，至是见之，相与议论，不合，则大声呵诋，拂衣而去，然张君盛称之，语人曰：‘来西樵但见一土山，惟见一异人。’自是粤中士夫，咸知余而震惊之。吾感其雅量，贻书予之，张君盛誉，谓粤人无此文，由是订交焉。……自是来城访张君，谈则竟夕申旦，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皆得咨访焉。”(《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14页)康有为很少称赞他人，但对张鼎华评价甚高，后又称，光绪十四年他入京是“张延秋频招游京师”，“既至而延秋病重，遂视其殁，营其丧”(同上书，第120页)。 ⑥黄启臣、梁承邺编：《广东十三行之一：梁经国天宝行史迹》，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2页。梁庆桂(1856—1931)，字伯扬，号小山。广东番禺人。祖上是广东十三行的天宝行商。其祖父梁同新，道光进士，入翰林院，后任湖南学政、内阁侍读学士、通政使司副使、顺天府尹；父亲梁肇煌，随父进京读书，咸丰进士，入翰林院，后任翰林院侍讲，云南学政，顺天府尹(任职为1870—1879)、江宁布政使等职。梁庆桂，光绪二年举人，任内阁中书，京中多有熟人。他与梁鼎芬、康有为交善。此段回忆，其中似有误，称康从西樵乡来下九甫读书，康此时经常住在广州，另有祖父康赞修所遗菊香书屋，且梁鼎芬年岁小于康有为，似也不能称为“大叔公”。 ⑦相关的内容，可参见拙文：《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之四：张之洞与〈时务报〉〈昌言报〉——兼论张之洞与黄遵宪的关系》，《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2期。 ⑧陈铮编：《黄遵宪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上册，第161—162页。康有为与梁鼎芬两人关系的研究，可参见李吉奎：《因政见不同而影响私交的近代典型：康有为、梁鼎芬关系索隐》，《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梁鼎芬曾有《赠康长素布衣》一诗：“牛女星文夜放光，樵山云气郁青苍。九流混混谁真派，万木森森一草堂。岂有尊才疏北海(或作但有群伦尊北海)，空思(一作更无)三顾起南阳。搴兰揽茝夫君急(一作笑)，蕉萃行吟太自伤。”(转引自李吉奎论文)即梁将康比作南阳卧龙。 ⑨康有为在《我史》光绪十二年记：“时张之洞督粤，春间令张延秋(鼎华)编修告之曰：‘中国西书太少，傅兰雅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其政书甚要，西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宜开局译之，为最要事。’张香涛然之，将开局托吾与文芸阁任其事，既而不果。吾乃议以商力为之，事卒不成。张香涛乃欲以三湖书院、学海堂聘吾掌教，既有人言，皆却之。”(《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19页)“文芸阁”，文廷式。张之洞在广州开设广雅书局，但宗旨与办局人士皆与康说不同，“张之洞档案”中也不见张鼎华的建策与康有为、文廷式之委任诸情节；且张之洞、文廷式、张鼎华对此皆未有记录，在康的著述中，也仅有此处言之。“三湖书院”位于南海西樵山，“学海堂”位于广州越秀山，皆是当时有名的书院。光绪十二年，康有为仅是一名荫监生，很难想象张之洞会聘其来“掌教”。又查《我史》的手稿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一段有一些修改，但其内容似康在日本所写。 ⑩参见张之洞此期多次电奏(《张之洞全集》，第4册，第434—440页)和此期与朋僚的电牍(同上书，第8册，第294—314页)。 (11)张之洞在马关条约换约后，即上奏要求改革(参见《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56—262页)。而他查找李鸿章之劣迹，可见两份电报：一、光绪二十一年四月，《马关条约》互换后不久，张之洞发电山东巡抚李秉衡：“莱州李抚台：闻公在烟台查出合肥致丁汝昌、龚照玙、威海各统领电信多件，大率俱令勿战。已录稿进呈。究竟其电信内有何支离之语？祈密示。威海驻兵八千，附骨之疽矣。洞。马。”(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午刻发，《张文襄公电稿墨迹》，第1函第6册，所藏档号：甲182—219)二、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已回到湖广本任的张之洞发电其幕僚王秉恩：“上海春生栈王雪岑观察：《新闻报》云，该报馆有合肥去年在马关与日本议约真本原稿，阁下可速赴《新闻报》馆索一看，如有异同处，及紧要关键，务照录带来。阁下亦须带来鄂。壶。洽。”(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子刻发，《张文襄公电稿墨迹》，第2函第9册，所藏档号同上) (12)参见拙文：《“公车上书”考证补》，《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4期(连载)；《史料的主观解读与史家的价值判断：复房德邻先生兼复贾小叶先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 (13)军机处《洋务档》，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并参见张海荣：《关于引发甲午战后改革大讨论的九件折片》，《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甲午战后改革大讨论考述》，《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光绪帝于闰五月二十七日下发的九件折片是：一、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1895年5月29日)，军机章京、户部员外郎陈炽：《请一意振作变法自强呈》(又称《上清帝万言书》)；二、五月十一日(6月3日)，广东进士康有为：《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而图自强呈》(又称《上清帝第三书》，都察院代递)；三、五月十七日(6月9日)，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此时正在天津小站练兵)：《因时变法力图自强条陈善后事宜折》；四、闰五月初七日(6月29日)，南书房翰林张百熙：《和议虽成应急图自强并陈管见折》；五、闰五月初七日(6月29日)，委散秩大臣、一等侯信恪：《时事艰难请开办矿务以裕利源而图经久折》；六、闰五月初九日(7月1日)，御史易俊：《厘金积弊太深请饬妥定章程以杜中饱折》；七、闰五月十六日(7月8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准良：《富强之策铁路为先敬陈管见折》；八、闰五月十九日(7月11日)，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徐桐：《奏为遵筹偿款兴利裁费补抽洋货加税等八条敬陈管见折》；九、同日，徐桐：《枪炮宜制造一律片》。以上共计八折一片，以上奏时间为序。 (14)军机章京陈炽致康有为信中称：“……译书印字机已再催购买迳寄，并函恳香帅、莲珊先拨五千矣。”(《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第844页)很可能即是此事。“莲珊”，经元善。 (15)康有为在《我史》中称：“先是自六月创报，吾独自捐款为之。后陈次亮、张君立皆来相助……”(《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34页)张君立，名权(1862—1930)，一字柳卿，号圣可。直隶南皮人，举人，张之洞之子。日本驻华公使馆书记官中岛雄在《清国政变前后见闻一斑》中称：“现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子张权，是最早向我介绍康有为的人”(转引自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一个日本书记官记见到的康有为与戊戌维新：读中岛雄〈随使述作存稿〉与〈往复文信目录〉》，《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16)黄遵宪于《人境庐诗草》卷九《己亥杂诗》的一段注文称：“然乙末九月，余在上海，康有为往金陵谒南皮制府，欲开强学会。□力为周旋。”(《黄遵宪全集》，上册，第161页)此中的□，即为梁鼎芬。 (17)康有为到达南京的时间是九月二十日，缪荃孙该日日记称：“康长素(有为)主政自京来住书院。”(《艺风老人日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册，第785页)夏曾佑在江宁遇康有为，其信中称：“康长素到宁，弟于出城上船时遇之，立谈少顷。知京都强学会甚昌，去年□渠之人均已归教，刻下长素南归，而此局则子培主之，□可喜也。”(夏曾佑致汪康年，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18页) (18)《康有为书牍》，《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522页。“平原”指平原君赵胜，“孟公”指孟尝君田文，皆以门客养士著名。 (19)梁鼎芬此时给张之洞的两信，道出了康所不知之内情：“比闻公伤悼不已，敬念无既(断断不可如此，忧能伤人，况涕泣乎。)今思一排遣之法，长素健谭，可以终日相对。计每日午后，案牍少清，早饭共食，使之发挥中西之学，近时士大夫之论，使人心开。苏卿遗札，检之凄然，亲知若此，何况明公。然已判幽冥，悼惜何益，尚乞放怀。”“长素于世俗应酬，全不理会，不必拘拘于招饮。鼎芬亦可先道尊意与近事，渠必乐从。如可行，今日先办。或欲闻禅理，兼约礼卿，使之各树一义，粲花妙论，人人解颐。连日皆如此。康、蒯二子，深相契合，两宾相对，可以释忧。比仲弢病苦，鼎芬忙苦。此举可支五日，五日之后，仲弢可愈，鼎芬卷可少清，便能接续矣。”(杨敬安辑：《节庵先生遗稿》，香港自印本，1962年，第64—65页)“礼卿”，蒯光典，时为翰林院检讨。“苏卿”，即张之洞之次子张仁珽，光绪二十年九月十九日夜半，赏月觅句而误堕江宁总督府园池，未久身亡，年仅24岁，夫人为前任湖南巡抚吴大澂之女(参见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八日《申报》第2版《详述公子溺水事》)。张之洞为此伤悼实深，梁鼎芬由此建议他每日与康有为、蒯光典等人谈话，以稍舒心愁。 (20)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称：光绪二十一年“赴南京访张香涛氏，适康长素之房师余诚格氏亦在座。张氏盛称康氏才高学博，胆大识精，许为杰出的人才。”(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17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32页)余诚格(1856—1926)，光绪十五年进士，时任翰林院编修，派为光绪二十一年会试同考官，选中康有为(即为房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李鸿藻存札”中，有余诚格给李鸿藻开列的名单：“谨将诚格分校呈荐取中名次，开单呈鉴：第五名康祖诒，广东省南海县荫生……”(《李鸿藻存札》第五函，所藏档号：甲70—4)从余诚格所开名单来看，该科他共荐中18人，康居首位。而蔡元培所言此事，当在康有为出版《强学报》之前。吴德潚是年十月中旬见康有为，给汪康年信有同样的说法：“康君自金陵来同寓，昨夜同公度往访，略谈刻许。南师极倾倒之……”(《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81—382页)“公度”，黄遵宪。“南师”，张之洞。 (21)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1月16日)，康有为在南京致函此时尚在湖北的汪康年：“不见经年，知欲开会，万里同心，百折不回，沈劲郁拔之气，安得如穰卿者哉？……南皮顷已许办上海、广东两会，知所乐闻，故先驰报。仆急须还粤，沪上事待之穰卿矣。明年乃始暇来……”(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上册，第168页)吴德潚给汪康年信中称：“康君已承南师允拨三千金在沪立会。会章南皮制序，黄漱翁列名……公不可不早到白下，见南师商定一切。传闻康主粤，公主沪。康现租张园，规模恢张。长素魄力之雄，公心思之诚笃，皆会中圣手，从此号召，必有可观，甚慰甚慰。”(原件无日期，据其内容，当发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381—382页)“黄漱翁”，黄体芳，黄绍箕父。“白下”，南京。“允拨三千两”，当为误。时任云南学政的姚文倬称：“康君申、粤二局，志闳力绌，始基既太恢张，将来恐虞不继，惟粤人究较他处尚义，振臂之呼，或易集事，俟有章程，乞即寄示。”(致汪康年，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一日，同上书，第2册，第1238页)也说明办理沪、粤两会。 (22)黄绍箕的父亲黄体芳，与张之洞同榜进士，同为清流“四谏”，交甚密。黄绍箕妻去世后，继娶张之洞之兄张之渊之女。 (23)《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陈寅恪集·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67页。 (24)《穗石闲人读梁节庵太史驳叛犯逆书书后》，《觉迷要录》，录三，第8页。“盛伯希”，前任国子监祭酒盛昱，亦因弹劾奕訢等引发“甲申易枢”，即慈禧太后罢免以奕訢为首的全班军机大臣与总理衙门大臣，另以醇亲王奕譞当政。 (25)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十日未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9函第45册，所藏档号甲182—70。 (26)杨锐、沈曾植事迹及其与张之洞的关系，参见拙文：《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之二：张之洞与杨锐——兼论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作者是杨锐》，《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4期。 (27)“张之洞档案”中有陈宝琛的回电：“谁主谁师？在沪何意？幸示章程，必当列名。琛。”(陈阁学致梁太史，自福州来，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午刻发，酉刻到。《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32函，所藏档号：甲182—134)由此可见，以黄、梁、康具名的电报发给了陈宝琛，但陈较谨慎，希望先看章程。陈宝琛后来未在《上海强学会章程》的“同人共启”中列名。 (28)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卷，日记，第374—375页。张謇又注：“启原讹作宅，译局作凭，改作启。” (29)上海强学会与《强学报》的研究，可参见汤志钧：《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2—189页；《上海强学会人物》，《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下册，第713—724页。 (30)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午刻发，申刻到，抄本《张之洞电稿》，第10册，《上海来电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藏。 (31)上海张园位于今上海南京路以南、石门一路以西，占地约60亩，园中建有上海当时的最高建筑“安垲第”(Arcadia Hall)，为上海最大的公众活动场所。康有为在《我史》中称：“……乃开会，赁屋于张园旁，远近响应”，即租房在张园的旁边。上海强学会出版的《强学报》，自称“上海强学会书局现住跑马场西首王家沙第一号”，即在张园附近。又，郑官应致汪康年信称：“强学局之屋，乃怡和洋行唐杰臣兄经手，当嘱与屋主商之迳复。尊处所存家具，弟无处可置，请商经莲翁可也。”(《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977页)说明当时租房的情况。“唐杰臣”，唐荣俊，留美学童，时任怡和洋行买办。“经莲翁”，经元善。 (32)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五日，郑观应致王韬信中称：“康长素主政，奉南皮命到沪，设立强学总局，约弟午后两点钟同谒，先生邀往格致书院一游，冗次匆匆乎？”“昨晚已将南皮《序》送昕伯先生察报，不知已阅否？”(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册，第722页)“昕伯”，似为钱征，《申报》主笔，王韬的女婿。此中可见《上海强学会序》在《申报》刊发的细节。 (33)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亥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9函第45册，所藏档号：甲182—70。此时经元善是张之洞在上海的账房。 (34)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酉刻发，二十七日巳刻到，《张之洞存来往电稿原件》，第20函，所藏档号：甲182—391；另见抄本《张之洞电稿》，第10册，《上海来电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藏。此笔款项另有一小插曲，张之洞幕中因工作错误，再拨放该款项一次。经元善发电称：“昨接樊委员棻函，交到筹防局奉宪谕捐强学会款规银五百两，又洋务局拨款一千两。是否重出，抑系另款？候宪电示，告康主事。元善禀。”(经守来电，自上海来，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日未刻发、戌刻到，《张之洞存来往电稿原件》，第6函，所藏档号：甲182—377；抄件见《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32函，所藏档号：甲182—134。张之洞亲笔在该抄件上批示：“系重出，即前已交百川通汇寄之款。不可误交。当告筹防局更正。”据此批示，以两江总督署名义的复电称：“致上海经守元善。电悉。洋务局扬州银一千两，系重出，即前已交百川通汇寄之款，不可误交。当告筹防局更正。两江。语。”(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子刻发，《张之洞存往来电稿原件》，第11函，所藏档号：甲182—382；抄件又见《张之洞电稿丙编》，第13函第63册，所藏档号：甲182—92) (35)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申报》第4版刊出《强学局收支清单》：“收张香帅来银七百两，收张香帅来银八百两申洋一千零三十元六角四分，收邹殿书来银五百两申洋六百六十六元，收陆春江观察来银二百两申洋二百六十五元三角八分，收黄公度观察来银一百两申洋一百三十一元三角，收朱阆樨翁来银一百两申洋一百三十二元五角，收孙玉仙翁来银十两申洋十三元一角，收华盛□(顿)公司来银三十两……共收银七百三十两，收洋二千二百四十七元九角二分。”由此可见，强学会共收到捐款银2440两，张之洞提供者为其总数的61.4％。“邹殿书”，邹凌瀚。“陆春江”，陆元鼎。“朱阆樨”，朱祖荣。“孙玉仙”，孙锵。“观察”，道员。 (36)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午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9函第45册，所藏档号：甲182—70。 (37)据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称张之洞有电复康有为：“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张文襄公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96页)该电我在“张之洞档案”中未见。而“请除名”似不属梁鼎芬的行动，梁在《上海强学会章程》的“同人共启”中列名。 (38)《强学报·时务报》，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 (39)《黄遵宪全集》，上册，第358—359、366页。“心莲”，不详其人。 (40)康主事来电，自上海来，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廿八日亥刻发、到，《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32函，所藏档号：甲182—134。 (41)《强学报·时务报》，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又，据《申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刊登的《强学局收支清单》“支本局第三号报纸一千洋七元(已刊，诸公电止，未派)”，《强学报》第三号已印而未发，现亦未存世。相关的研究可参见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台北：“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三章及《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第172—189页。 (42)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辰刻发，《张之洞存来往电稿原件》，第11函，所藏档号：甲182—382。在该电稿中，张之洞删去“星海想已到鄂”一句。其抄件又见于《张之洞电稿乙编》，第9函第48册，所藏档号：甲182—171。此后，张之洞又发电：“汉口督销局志道台：梁星海何日到鄂？已动身回宁否？系何日动身？祈即电复。○。语。”(十二月初六日未刻发，出处同上)原件无年份，根据内容，当发于光绪二十一年。从原件笔迹来看，很可能是杨锐起草的。 (43)《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第845页。黄绍箕在信中称：“弟昨晚侍行抵沪，闻从者已于初五日回粤，为老伯母大人六十寿，弟术得登堂拜谒，一进兕觥，怅歉无似。弟在金陵疮疾未愈，又患头晕气逆之证，比稍差，闻执事将归，于廿九日电请少留，即发函并酌定章程奉览。嗣奉复电复书，略不一及，岂竟未接到耶？”由此可见，黄绍箕曾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发电康有为，请其“少留”，此次来上海欲与康面商，然康已于十二月初五日离开上海。 (44)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张之洞给湖南学政江标的电报中，再次强调了《湘学报》“宗师立教，为学校准的，与私家著述不同”。“素王改制”之类的学说，不可入报。参见拙文：《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之五：张之洞与陈宝箴及湖南变法运动》，《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3期。 (45)《觉迷要录》，录三，第8页。“太史”，梁鼎芬。“黄公”，黄绍箕。 (46)御史杨崇伊的奏折“京官创设强学会大干法禁据实纠参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33/35，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当日谕旨见《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6册，第986—987页。相关的情况可参见拙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46—149页。 (47)经守来电，自上海来，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申刻发，亥刻到。《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32函，所藏档号：甲182—134。经元善于光绪二十二年春复信康有为称：“去冬两次辱承顾谈，始知强学会事，吾公孤立，岌岌可危，弟又久病，如将熄残灯，不克相助为理，故函复台端，有宜速招汪穰卿来沪夹辅之语，弟一面据实禀辞南皮，冀或垂念，准待鹤诸君劻襄，不致功败垂成。今闻为言路所劾，此虽关乎气数，然细思之，亦由吾公未能应天以实，感召庥祥所致。弟初读《长兴学记》及《伪经考》诸书，深佩足下之学。去冬忽承南皮先生作介，幸接光仪，良用欣慕。惟采诸舆论，清浊两途，皆有大不满意于吾公之处，静观默察，方知吾公尚少阅历，且于谦、恕、慎三字，未能真切体验躬行，又不免偏重好名……拨款一节，已由敝局同人代拟电禀，旋奉南皮复电，均录呈鉴。”经元善于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对此信另有按语：“原稿‘谦恕’下本是‘诚字’，诚能开金石……”(虞和平编：《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66—167页)经元善信中指责康有为过于“好名”。 (48)据《申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刊登的《强学局收支清单》，强学会共“支洋二千一百七十二元七角八分”，“存银七百三十两，存洋七十五元一角四分”。其中我认为最重要或有意思的开支为：“支本局两季租银三百五十两申洋四百五十九元三角二分，支泰安栈租八位一百六十八天由宁来沪开局共洋五十一元九角七分”，“支主笔何易一、徐君勉另跟人一在粤由公司船来沪川资五十元，支主笔何、徐两位泰安栈租五元五角，支鲲昌点石章程一万本洋一百六十五元，支杨葵园仪器共洋二百六十五元三角八分，支找金陵刊书处书籍一单洋五十九元，支点石斋分局书一单洋三十二元五角，支真赏斋地图一单洋四元，支邓石言手买地图一单洋十四元九角，支文缘堂书籍一单连税共洋七十五元二角”，“支天文钟一个洋六元二角，支地球一个洋二元二角”，“支大小书架二十三个计三单共洋七十二元”，“支棕床十四张共洋十八元”，“支本局第一号报纸二千五百张洋十九元一角，支本局第二号报纸一千张七元六角，支本局第三号报纸一千洋七元(已刊，诸公电止，未派)”，“支初到开局厨房未举司事往海天春用膳洋四元六角，支开会赁花铺垫费洋八元，支开会点心饼食二单共洋十二元”，“支十二月十二日、十六日因公电报费洋一十元零八角六分，支长素十五日因公来电费洋十元零三角”，“支十一月初七日至十二月廿五日自来水三单共收洋八元一角五分，支十一月初七日至至十二月廿五日自来火公司收洋十二元三角”，“支十一月初七日至十二月初六日伙食银洋四十元，支十二月初七日至廿五日伙食共洋十七元六角二分，支电广西龙积之来沪盘川三十□元三角，支主笔何易一修金四十元，支主笔徐君勉修金四十元，支账房杨葵园修金五十元，支书写杨子勤修金十五元，支翻译马善子修金十四元，支邓仲果□□□南京洋十元，支厨子陈贵池工银计四十九天共洋八元零三分，支打三颜林工银四十九天共洋九元八角，支门房工银四十九天共洋四元九角，支跟人三□□工钱七元，支茶房工银四十天共洋四元一角，支主笔何、徐二君跟人一名回东川资共三十元”。从以上账单来看，强学会正式租房对外开办，似为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康有为的门徒徐勤(君勉)、何树龄(易一)充主笔，邓仲果也参与其事。然在此两个月中，开支达二千多元，按当时的消费水平，是排场比较大的。 (49)张之洞电称：“上海电报局经守：强学会存款七百金，款久已发出，此时本衙门不便与闻，可问梁星海太史，应如何用法，听其酌办。梁系同局之人也。梁现在金陵，已面告之。两江。马。”(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申刻发，《张文襄公电稿墨迹》，第2函第9册，所藏档号：甲182—219；抄本又见《张之洞电稿乙编》，第9函第48册，所藏档号：甲182—71) (50)据《申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刊登的《强学局收支清单》，“除香帅余款七百两函经莲珊太缴回外，余款交汪穰卿进士”，可见经元善奉到梁鼎芬之命，停止支付款项。 (51)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6—237页，标点略有调整。该信称：“……阅其章程，排斥甚至，其书亦含嘲讪。此事非面商不可，即当来沪。今日还乡如不改期，然十七恐不能候，恐久则生变。十七八必来(南京前已电告，二十前到，十二三行)。二十间到沪。至二十日可电告星海，接我信，因病迟至十八来(章程带来面订)。电仲果转告亦可。一切俟我到沪乃商。一到沪，即当入江宁矣。”由此可见，梁鼎芬等人亦有章程、书信给康有为，康也告电南京，二十日前将到上海，继续“面商”。他准备十七八日北上，并关照徐勤至时将消息告梁鼎芬或由邓仲果转告。该信又称：“星后电欲登报、除名、停办，前电请仲果、公度力持。若能转移，不除名，不停办，可急电来，俾我迟迟而行，此极要事，此与京师同。一言以蔽之，彼有不办之心，我有必办之意，自为所挟制也。”“星”指星海，梁鼎芬，即梁鼎芬后一电表示要“登报、除名、停办”，康有为从梁电早知上海强学会与《强学报》将停，梁鼎芬前一电仍表示请邓仲果、黄遵宪“主持”即调解；如果梁鼎芬有所转移，即“不除名，不停办”，让徐勤等人立即发急电，康有为将会晚一点到上海，以免被“挟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