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克南京后即行查封国立东南大学。同年7月，东南大学经国民党的接收和改组，建成新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中央大学在建立之初，即被纳入新的大学院和大学区体制之内。在这一教育体制的改革过程中，各种政治和学术势力形成纠结胶着的关系，导致中大的发展举步维艰。中央大学第一任校长张乃燕在任期内地位相当不稳固，几次的辞职事件都在校内引发风波。张乃燕的上下与当时国民党的“党国元老”与学界派系有着紧密的关联，也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初年“元老政治”对教育行政产生的重大影响。 关 键 词：中央大学 大学区制 党国元老 张乃燕 作者简介：蒋宝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中央大学成立于1927年。溯及历史渊源，该校的前身是1915年创立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1921年创立的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4月，东南大学由南京国民政府接收并进行改造。同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以原国立东南大学为基础，合并南京、上海和苏州的其他八个专科以上公立学校，组建成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易名为“江苏大学”，5月正式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直至1949年8月由中共南京市军管会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随后又废除“国立”冠名，迳称“南京大学”。 中央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在建立之初，即被纳入新的大学院和大学区体制之内，但在很大程度上，该校仍以东南大学时代的既有教育体制为基础。在这一教育体制的改革过程中，各种政治和学术势力纠结胶着形成，导致中大的发展举步维艰。①而首任校长张乃燕在上任伊始地位就很不稳固，上任不到一年即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三次辞职风波持续一年有余，最终导致中央大学校长第一次更替。 许小青曾对张乃燕任期内(1927—1930)的作为和辞职事件有过研究，认为张的下台体现的是“党化”中的派系冲突，以及国民党内部派系对最高学府的争夺。[1]所论颇有见地，却高估了“党化”对中大校长地位的影响，且“内部派系”之争导致的校长更替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政治干预学术”。“党国元老”②主导中央教育行政权，由此衍生的学界派系之争方是症结所在。张乃燕的上位得益于“元老政治”(大学院与大学区体制)。反过来，张乃燕的下台也因是而起，并昭示着国民党教育行政中“元老政治”在内部的最终瓦解，教育学术权势开始从“元老”转移至“党内学术圈”的新辈手中。 一、中央大学建校与大学区制度的创立 1924年国共统一战线形成后，革命党势力开始加强在上海和东南地区的活动，他们和江苏教育会争夺学生和学校控制权，斗争越来越激烈。国共两党攻击教育会及其领导人黄炎培、沈恩孚和袁希涛等人为“东南学阀”，勾结帝国主义、买办和军阀势力，镇压学生革命运动。[2]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克南京后，东南大学即被国民党查封，“东南学阀”也成为通缉对象。自然，东南大学须被改组，经重建，要展现出全新的“革命”形象。③ 这所“党国”新都的革命大学，校长由何人担任，颇受世人期待。东南大学学生尤有殷盼之情。1927年5月22日，学生团体“促进改组东大同志会”开第二次全体大会，重点讨论校长问题。大会共提出校长人选六人，分别为吴稚晖、蔡元培、杨杏佛、李石曾、马君武和罗家伦，请中央择一任命。[3]5月28日，另一学生团体“东南大学学生会”在该校附小召集第三次全体大会，议题中最受人关注的也是校长人选，最后议决推举蔡元培、李石曾和胡适三人，请政府择一委任。[4] 从五四到北伐期间，学生参与政治的热情骤然升高，师生关系与从前迥然不同。此后全国各地学潮频发，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学生迎拒校长。而且当时还出现了一个现象，在校长风潮中，学生提出新任校长的条件，作为风潮能否止息的考量因素。④而即将面临南京国民政府改组的东南大学出现了更为“新奇”的情形，即由学生开会推举新校长候选人呈请政府择一任命。其中，促进改组东大同志会推举的六个人选除了大部分在学术界具备声望之外，几乎都与新政权有着密切联系。而东南大学学生会的推举校长标准稍显“保守”，除了蔡、李二人之外，还加了一个较为纯正的学者胡适。在宁汉对立期间，蔡、吴、李等人不仅坚定地站在南京一方，而且全力支持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并促成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为南京政权增强了党统性和社会道义基础。⑤推举蔡、吴等人出任改组后的东南大学校长，既能增添学校的党国属性，又能刻意体现出北伐期间学生界所具的革命气息。 5月30日，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召开第75次会议，决议改东南大学为江苏大学。[5]6月6日，东南大学学生会和在上海的东南大学学生读书运动会派代表至已迁至南京的教育行政委员会请愿，请求学校早日开学。到晚上八点半，终于得到褚民谊委员接见，答复请愿代表：“刚才已经议决了，东南大学改组，依次列为第四中山大学，任张乃燕为校长，江苏化为大学区，教育厅取消，一月内开学。”[6]三天后，上述两个学生团体又派代表前往江苏省教育厅，欢迎厅长张乃燕就任第四中山大学校长，并促即负责到底。张乃燕当即表示首肯，并答应在一个月之内改组东大，实行开学。[7] 由张乃燕出任第四中山大学校长，多少有些出人意料。⑥但张氏以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的身份兼任第四中山大学校长，其时正值江苏省试行大学区制，以大学统辖全省教育行政，可谓名正言顺。 国民党在北伐前后曾经数度变更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置。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6年3月设立教育行政委员会，为最早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1927年6月13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组织“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试行大学院制。1928年底，国民政府改组，废大学院，复设教育部。[8]这个短暂大学院体制，是蔡元培和李石曾一手推动的“制度创新”。 蔡元培和李石曾是国民党元老和著名的学者，他们的参与提升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威望。蔡和李可以利用他们在新政府中的影响力以改变中国的教育行政体系。[9]1927年6月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会议，作出一个重要决议：“裁撤各省教育厅，改每省为一大学区域，由大学校长统辖全省教育行政及学术研究”，该组织条例由李石曾提交国民政府。[10]翌日，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通过蔡元培提出的大学区制度，并准在广东、浙江和江苏三省试行。⑦与此同时，蔡元培本人又于6月13日提出改革中央教育行政机构为大学院。[11]该制度仿效法国，即在中央设立大学院替代原教育部的职能，统筹全国教育学术事务；在地方将全国分为若干大学区，每一区设一所大学管理全区的教育文化事业，其目的在于教育行政与教育学术合而为一(即“教育学术化”)，教育学术与教育研究合而为一(即“学术研究化”)。[12]1927年10月1日，大学院正式宣告成立，蔡元培就任大学院院长，同时教育行政委员会宣告结束。[13] 江苏省乃南京国民政府控制的核心区域，在北伐军尚未肃清江北地区之前，江苏省政府即成立。⑧1927年5月1日，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张乃燕正式就任江苏省政府教育厅厅长。[14]6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在江苏省试行大学区制，并任命张乃燕为第四中山大学校长。[15]从6月10日起，张乃燕聘请24位教育界名流担任第四中山大学筹备员，在江苏省教育厅内开会筹备，先行议定大学本部组织大纲及评议会和大学区各部条例。7月3日，筹备委员会迁入大学本部(原东南大学校址)继续开会，并陆续聘定各部门人员在校办公。[16] 7月8日，国民政府下令江苏颁行大学区制，省教育厅裁撤，所有前江苏境内各公立大学、专门学校及中等师范等校均分别裁并或改组。[17]7月9日，张乃燕交卸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职，就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校长职。以在宁、沪、苏三地的前东南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河海工程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南京工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和南京农业学校九校合并改组为大学本部；原省教育厅改设为第四中山大学教育行政部；江苏全省为第四中山大学区。7月23日，张乃燕行校长就职礼，9月26日学校开学，10月7日补行开学典礼，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区)正式成立。[18] 由东南大学改组成的第四中山大学是大学区制的直接产物。第四中山大学自建校伊始，其教育组织体制就根据大学区制进行了重新调整，正如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在开学典礼上所言：“现在第四中山大学之范围扩张，大学为学术之所在，亦为教育行政所从出”。[19]校长为第四中山大学区暨大学本部的最高行政首长。第四中山大学区组织架构如下： 大学区组织架构 (一)教育行政院(初名教育行政部)：下设秘书处、高等教育处、普通教育处、扩充教育处。 (二)大学本部行政组织：注册处、文书处、会计处、事务处、图书馆；教学组织：八大学院。 大学本部即第四中山大学，由高等教育处长商承校长综理一切事务。 (三)研究院：暂缓成立，由大学本部各学院负责筹备。 (四)所属教育机关(略) (五)评议会：大学区立法机关，由当然委员和推选委员组成。 (六)教育经费机关：江苏大学区内有江苏教育经费委员会，及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 大学本部学院(下设系科略) 1.自然科学院；2.社会科学院；3.文学院；4.哲学院；5.教育学院；6.农学院；7.工学院；8.医学院(上海)；9.商学院(上海)。[20] 由于九校合并的关系，第四中山大学本部的学院科系组成蔚为壮观，设置全面，已非东南大学所能望其项背，并奠定此后二十余年间中央大学教学和研究的基本架构。根据1931年教育部对全国高等教育相关统计显示，此时中央大学本科已有8院28系，在各国立大学中独占鳌头(其次为北平大学：7院34系；中山大学：5院23系；武汉大学：4院13系)。[21] 按照大学区制度的规定，每个大学区设校长一人，总理区内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项(其实本身就意味着每个大学区只有一所大学，私立除外)。[22]江苏省全省划为第四中山大学区(后更名为江苏大学区和中央大学区)。因而，第四中山大学既为区内惟一的公立大学，又是区内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和区内其他学校及文教机构发生密切的关联。但这一制度试行并不成功，不久之后大学区内部的矛盾便迅速暴露出来。 1927年12月初，第四中山大学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各校代表在南京连续几天召开会议，形成决议“质问”大学院和第四中山大学区忽视中等教育，反对评议会人员组成，并要求确保中等教育专用教育经费。[23]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区内中学和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中等学校联合会及区内其他教育团体围绕教育行政权和经费分配等问题向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和大学院持续抗议，指责中央大学和大学区制。⑨1929年9月，大学区制在江苏省停止试行，原中大行政院部分由江苏省政府接收改设省教育厅；大学本部的行政组织进行调整，分设教务、事务和秘书三个处。[24] 二、大学院和大学区体制中的张乃燕 在大学区体制下，中央大学区存在诸多问题，而大学本部的内部也颇不平静，短短一年时间内就爆发了“免费运动”、“驱胡(刚复)运动”和“校名风波”。⑩虽然相比国民革命时期的学生运动，这三次学生群体性事件无关意识形态，但仍将张乃燕推到了火山口上。学生驱逐握有大学本部实权的胡刚复，为此，张乃燕曾提出辞职，但未被上峰接受。不久之后，由于学校权力层内部矛盾的激化，加之外力的介入，直接引发中央大学第一次真正的易长风潮。 1928年5月12日，中央大学商学院(上海)院长程振基赴南京兼任大学会计组主任，于15日办理移交手续，在点收现金时发现有67，800余元巨款未经交出存折及支票。前主任称此款系兴办自来水之用，支票一向由高等教育处处长胡刚复保存，支取款项也由胡代办。程振基闻之“深为骇异”，立即责成前主任将此项存折及支票一律交出，并与胡刚复相商，认为大学收支款项应由会计组负责办理，胡深表同意，但不肯将6万多元现金交出。6月1日，程振基因胡刚复“破坏会计系统”，致函校长张乃燕恳请裁度。(11)6月7日，胡刚复致函张乃燕，因“愿宏力绌、身心交瘁”，所以提请辞去高等教育处处长，但未提及“兴办自来水现金”一事。(12)出人意料的是，就在胡刚复辞职后的第二天，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即在国民政府委员会第70次会议呈请，因大学院参事许寿裳已调任秘书长，参事一职拟请由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调任，任命吴稚晖为中央大学新校长。该呈请当场照准。[25] 但吴稚晖于6月9日致函蔡元培，辞去中央大学校长职。[26]同时，大学院又下令，在吴稚晖未到任之前，由中央大学普通教育处处长程时煃暂行代理；因高等教育处处长兼自然科学院院长胡刚复辞职，高教处处长一职由傅斯年担任，院长一职由徐善祥担任，傅斯年未到任前由汤用彤代理。[27] 若是不明此事就里，在外人眼中，中央大学于短短几日内，高等教育处处长辞职、校长被免、校内主管更换似走马灯，加之新校长未到任即于当天辞职，几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惑。事起仓促，正如吴稚晖在辞职信中所言：“事太离奇”。大凡熟悉大学院组织架构的人都知晓，大学委员会为大学院最高立法机关，“议决全国学术上，教育上一切重要问题”。第四中山大学校长张乃燕自始就是大学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而大学院参事则是“承长官之命掌理拟定关于本院主管之法律命令事项”。(13)张乃燕由中央大学校长调任大学院参事，显系降职。 张乃燕突然被调任，使报章对其去职的原因多有揣测，竟成一“罗生门”事件。除了因胡刚复公款案引发之外，还有其他几种推测。一说张乃燕未曾注意党员登记，引起党方职员的攻击；另有一说称大学内部的反张派希望汪精卫任校长，大学院方面恐成事实，所以推出比较有资望的吴稚晖，以资抵制。[28]然揆诸各种相关史料，以今日之“后见之明”，中央大学此次易长的导火线是几月前因“免费运动”遭学生极力反对的胡刚复，并由其引出了中央教育行政内部的派系纷争。 当时报章即爆出张乃燕是因得罪了与胡刚复有密切关系的“某当局”，因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调缺。[29]其中所指“某当局”即大学院副院长杨杏佛。当年胡刚复与杨杏佛同为东南大学教授，在杨杏佛被迫离开东大之后，二人又校内外合力反对校长郭秉文，接收东大时二人又同为接收委员。(14)不过此次中大易长事件，据深知内情的大学院高等教育处处长张奚若对胡适所言，当时中央党部的陈果夫和叶楚伧担心中大会有风潮，为保护张乃燕而请蔡元培亲自兼任校长，解决问题。但蔡元培和杨杏佛事前未与张乃燕及其叔父张静江商量，就将张调任。而杨杏佛则借此机会除去张乃燕。外界以为杨杏佛倒张是为了替胡刚复报仇，但其实是借去张而并去胡。[30] 可见杨杏佛是中大易长的主要推手，前后几日内一系列的免职、调任和任命的确是“迅雷不及掩耳”，当时张奚若任大学院高等教育处处长，对于中大校长任免的决策过程居然浑然不知，实在有违常规。而且在新校长还未到任之时，校务应由张乃燕维持，然后办理交接手续，大学院却直接让程时煃暂代校务，更让外界觉得去张之意过于明显。 然而，大学院的一系列措置却又很快自陷被动。吴稚晖拒不接受校长任命，而张又被免职，一时间中大校长之职空缺。同时，程时煃宣布决不同意代行校长职权，新任命的高等教育处处长傅斯年和自然科学院院长徐善祥亦不就。张乃燕也对大学院的命令立即作出强烈回应，于11日致函国民政府，除了辞谢大学院参事一职之外，又质疑大学院的任免与现行《大学院大学委员会组织条例》不符。据规定，大学校长人选应由大学委员会推举，而大学内部各处长任命则是校长职司所在，大学院显系越权。同日，他又布告全校，在新校长未到任前，由其暂时维持校务。[31]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收到张乃燕的辞呈后，并未表态，而是把皮球踢还给大学院，请大学院讨论决定。[32]而学生现时大多同情张乃燕，主张打倒胡刚复，并主张校长应由比张更好的“党国要人”担任，如没有，则请张维持。[33]6月11日，中大学生在举行纪念周后提议正式校长人选，决定汪精卫、胡汉民和于右任三人；又决定孟宪承为高等教育处处长人选。[34]此外，中央大学教育行政院全体职员62人联名上书支持张乃燕。[35]另一方面，6月12日，校内一部分倾向胡刚复的教授与助教40余人(中大全体教授助教共计200余人)召开谈话会，议定组织临时校务维持会，“拟以教授治校”。但其他多数教授认为新校长尚未任命，且张乃燕11日布告在新校长未到前仍暂维持，故未参与。学生会方面对于校务临时委员会表反对态度。[36]校内开始出现分裂状态。 鉴于中大校园内外出现的纷扰局面，大学院不得不重新开会讨论校长问题。6月14日，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收到南京方面的快信，请他于第二天下午速参加大学委员会会议。此时大学院面对张乃燕向国府的诘问显有理亏之处，故蔡元培自请处分；杨杏佛在政治上更被动，南京“空气在倒杨杏佛”。[37]第二天，大学委员会开会，蔡元培和吴稚晖均主张中大校长不能不换，但现在找不到合适的替代者，只能请张乃燕暂时维持。(15)至此，历时一周的中大易长风波表面上得以平复，校内的临时校务维持会亦告取消。但由易长而暴露出来的校中各种派别、意见分歧，并没有随之褪去。 6月16日，中大教授汪东等12人致函申报馆，称临时校务委员会始终未就职，对外发表宣言系“奸人捏造，别有用意”。[38]而在张乃燕奉令继续担任校长后，校内又有学生发表反张宣言称：“张乃燕办事颟顸，不厌人望，其辞职让贤亦固其宜，吾人惟恐其去之不速”。[39] 此次中大易长，从某种角度上而言是大学院内部矛盾的一次爆发。中央大学系东南大学改组而来，是蔡、李等国民党元老掌握中央教育行政权后进行改革的产物，校内本含有较多的大学院和元老的政治因素。有论者认为，大学院制走向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蔡元培、李石曾和张静江之间个人关系的破裂所导致，起因即1928年夏受蔡元培支持的杨杏佛倒张乃燕引发的易长风潮。(16) 四个多月后，国民政府明令取消大学院制，改设教育部。1928年11月1日蒋梦麟出任教育部部长。作为大学院附属制度的大学区制，虽然未告同时终结，但已岌岌可危，各方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作为中央大学区最高首长的张乃燕又一次坐在风口浪尖。如果说第一次中大易长风潮是校内外派系因素交错互动的结果，第二次危机的爆发则由校外力量所致。 一方面，大学院取消前后，江苏省地方教育界、地方政府和党部对于中央大学区制的质疑和抨击更为强烈，持续不断，矛头直指张乃燕。1929年4月，国民党江苏省执行委员会向国民党中央常会提出撤销大学区制并撤办张乃燕案，但未予通过。[40]而另一方面，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于1929年6月19日作出决定，由教育部定期停止实行大学区制。7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41]关于停止大学区的决议，惟“定期”二字语义甚为模糊。为此，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亲笔致函教育部部长蒋梦麟：“浙大即取消，中大年底废止，北大请与李先生(即李石曾——引者注)商酌”。[42]得到中大年底废除大学区制的消息后，张乃燕以“将来经费划分颇觉为难，更张手续，诸多繁重，本人感于办事棘手”为由，于6月22日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辞呈。[43]几天之后，经教育部的挽留，张乃燕勉强同意回校继续维持，但声言到年底中央大学区结束后，校长和教育厅厅长“均不愿干”。[44] 此为张乃燕第三次提出辞职，其根本原因是大学区制取消之后，中央大学的经费来源成为重大问题。在大学区体制下，中央大学与其他省立中小学及文化教育机构的经费均出自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来源均为省财政。一旦大学区体制废除，中央大学作为统筹江苏全省教育的最高学府的法定地位顿失，且省校反对中央大学把持省教育行政之声由来已久，两者围绕大学区制以及教育经费分配问题矛盾几已升至白热化，惟恐去之不快。在“国款办国校”的呼声下，国立中央大学既不能合理享有省款，又无国款支持，立即出现了严重的经费危机。 而在中央大学经费危机发生的同时，江苏省内各方要求即刻结束大学区制。在两年前大学区试行之初，张乃燕由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转任第四中山大学校长，职权相当于原省教育厅厅长加大学本部校长。而两年之后，张氏虽勉强担任大学区制结束后的中央大学校长，但大学与地方教育界经过长期的纷争之后，张乃燕已成对手的攻击焦点。中央大学区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除了要求大学区制立即结束之外，还极力反对大学区制结束后由张乃燕担任省教育厅厅长。[45]在当年的9月1日，中央大学区制正式结束，中央大学教育行政院由江苏省政府接收，改设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由陈和铣兼代。[46] 大学区制结束之后，中央大学的经费来源暂时仍有保障，大学一度又复归平静。(17)一开始，张乃燕对于今后学校的建设仿佛充满新的期待，“一面建设校舍，一面建设学术”，希望师生共同努力办成理想的大学。[47]但不久之后，这一实现学校理想的进程又因校长危机而被迫中断。 三、学生政治与学界派系之纠结：张乃燕的下台 “学生干政”本为近代中国学生运动的显著特征之一。进一步看，这里涉及的“政”大致可包含两方面。除了学生抗议运动所指向的国家政治之外，校内的日常行政事务往往也成为学生关注和干预的对象。校方处置稍有不慎，即有可能引发风潮。 东南大学时代，学生很少过问校务。但到东南大学接收改组之际，就有学生要求参加学校行政。[48]在“后革命”氛围中，激进的学生运动不再是学生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学生参与校务的革命热情却并未消退。1929年七八月间，学生因大学区即将结束，中央大学经费来源出现危机，便发起学校“经费维护运动”。在学校经费得到保障后，学生表示：“现在本校经费已有增加了，然而本校行政上的漫无系统，教授和同学精神的涣散”，要组织合法的学生会，“以监督经费的用途和促进校务的发展”。[49]11月，中央大学学生会正式成立。[50]学生们所提的校务改进和经费使用问题，果然在不久后成为引发校内矛盾的导火线。 1929年9月大学区制结束后，中央大学增加财政部拨发的年费60万元。为此，学生会向校方建议四点：(1)提高专任教授待遇，(2)减轻学生负担，(3)裁汰冗员，(4)缩小行政经费。张乃燕接受了第(1)、(3)、(4)三项建议，但对第二项建议未予批准。[51]1930年1月，学生会又向校长提出六项建议，张乃燕称“均有见地，深可采纳”。[52]而校方也于1930年6月提出下学年改进计划，容纳学生的一些建议。[53]仅就此而言，似乎校方与学生会对于校务改进问题有着很多共识，双方的态度也多处在良性互动之中。但到新学期开学后，校内空气陡然紧张起来。 因为中大经费再一次陷入困境，学校欠薪数月，致使全体教授发表宣言准备罢课。同时，教育学院发生学生攻击院长事件，院长有辞职之说；植物学系爆发全体教师辞职事件，学生发起请愿活动。[54]就在这一背景下，10月15日中大学生涂钜尧等290余人以学校“近来内容腐败，校务涣散”，联名致书全体师生，提出校务改进方案。其中有八点改进方案：1.秘书长张佐时蒙蔽校长，把持学校行政经济大权，侮辱教授，营私舞弊，应立即撤职；2.秘书处职权过大，应即裁撤；3.校务会议行政人员占2/3，教授代表仅1/3，有背教授治校精神；4.行政费开支太大，占17％，应立即减少，而增加图书设备费；5.各学院经费应独立，以免受制于庶务组；6.庶务会计两组黑幕重重，学校经济应切实公开；7.中山北大武汉等校专任教授超过本校二三倍，现应多聘专任教授；8.武汉北大均无宿费与讲义费，应援例免除。该项宣言公布之后，张佐时立即提出辞职。[55] 对于此次改进校务风潮，校方最初的反应是“承认学生之用意正当”，反对学生发表宣言和干政。不过，校方也接受了学生关于裁撤行政机构以节省经费的建议，将秘书、教务和事务三大处合并为总务处。[56]张乃燕改革学校行政组织的决定非但没有消弭学生的反对之声，反而使风潮扩大。一方面，有教职员提出张乃燕的改革决定未经校务会议讨论而自行裁度，表示反对；另一方面，学生涂钜尧等600余人反对裁撤三处，坚持仅裁秘书处而保留教务和事务两处。[57]事态进一步复杂化。10月21日，张乃燕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提出辞呈，各学院通电一致挽留校长。[58]10月27日，当新任总务长黄曝寰在学校纪念周上报告学校改组经过时，被学生当场驱逐出校。[59]一时间，校长避走上海，总务长又被逐，学校无人负责，各方宣言通电频发，校内情势显得愈加混乱。 10月26日，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就此事向报界发表谈话，认为中大学生始终以和平态度促进校务，没有越轨行动；关于张乃燕辞职一事，蒋氏认为国立大学校长辞职与任免，都不是由国民政府亲自办理，国府接到任何校长辞呈，必转交教育部会同办理。而张以私函向国民政府主席表示辞意，非正式辞呈，所以无须交教育部办理，并认为“张校长如真有辞意，政府方面当详加考虑多方协商”。[60]显然，蒋梦麟支持学生的行为，而对张乃燕暗含讥讽之色。 张乃燕立即对蒋梦麟的谈话作出回应。10月28日，他在上海覆函教职员，直接点出蒋氏任教育部部长后“对于本校措施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数点，强调他有意通过支持中大学生反对校方，暗指其为学校屡次发生风潮的“背景”人物。更何况蒋梦麟还对蒋介石称“中大为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之角力场”，使张乃燕成为“首当其冲”的责任者。[61]蒋梦麟立即通过记者向张乃燕作出解释，认为张指责各点“事属误会”，而“中大为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之角力场”的话“绝无其事”。[62]同时，中大师生多次促张乃燕返校主持，学生涂钜尧等人也公开澄清学生请求改进校务并无“背景”，校内尚无明显的倒张空气。[63]蒋梦麟在几天后再次向记者声明教育部和他个人对于中大的协助和维护，对于受到张乃燕的责难而“甚觉痛心”。该报的同一栏又登载了张对蒋第一次“辩白”的答复，指责蒋梦麟每日都将中大学潮的情况致电在奉化老家的蒋介石，无异于“小事化大事”，咬定蒋梦麟为此次中大学潮的幕后唆使者。[64] 教育部部长与中央大学校长二人诉诸报端，互相责难，此等局面多少令人感到难堪。二人各执一端，将种种模棱两可的“隐情”公之于众，改变了中大风潮的原有性质，矛盾的焦点由校内转向校外。但正因此，中大校内各派的分歧更为严重，内外因素互相纠结，矛盾愈加激烈。11月1日，上海《时事新报》登载中央大学“护校委员会”宣言，揭露此次学潮是欲实现“大北大主义”的蒋梦麟，“派其爪牙罗家伦辈为先锋，要求夺取中大地盘，把持全国教育”，倒张运动实由罗家伦所在的中央政治学校诸人策动中大校内同学而发起，目的在于拥戴罗家伦当校长。与之类似，10月31日《新闻报》登载中大“某职员”的谈话，指出校务改进运动缘于校内“某社”的积极活动。“该社之主旨，名为交换知识，研究学术，而实以打倒校长，拥护某某把持垄断校务”。但该“职员”也指出貌似拥张的护校委员会为少数人所组织，其意在于转移目标。[65]紧接着，由于舆论所揭蒋梦麟因素的促发，中大学生出于对张乃燕校长与校务的不同态度，迅速出现了所谓“改进派”和“护校派”的对立态势。据11月2日《新闻报》载，改进校务运动建议人对护校委员会予以猛烈还击，同时前文已论及的校内学生社团新声社也指责另一社团极光社“叛结外来势力”，欲将中大“拍卖于他人”，所有清校运动、改进校务运动以及驱逐总务长黄曝寰，都是极光社“拍卖本校的鬼把戏”。[66] 在函电战的基础上，学生的对立情绪开始诉诸具体的组织行动中。11月5日，中大学生844人(总人数为1530人)召开全体学生会议，对校务改进和校长人选诸问题作出若干决议。在大会上有人提出大会不足法定人数，遂引起学生间的冲突，由军警干预。[67]7日，中大学生会代表赴南京特别市党部请愿，要求制止中大学生全体会议非法议决停止学生会活动，另组特别委员会处理校长问题案。[68]此后，中大全体会议所组织的特别会议与学生会两大团体互相攻讦，互指对方非法，一时间剑拔弩张。[69] 本来此次风潮的导火线是校务改进问题，但由于张乃燕提出辞职和蒋梦麟谈话的抛出，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护校”之争，所以焦点又转到校长问题上。虽然蒋、张二人在攻守往返中已将彼此的矛盾暴露无遗，但作为教育部部长，蒋梦麟终究未对校长更替问题公开表态。结果，蒋介石的态度对此事件的走向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中大的校长问题也最终定调。11月2日，蒋介石在奉化就中大问题对记者发表如下谈话： 中央大学管训废弛，国家主义派、改组派、共产党混迹期间。余两年来，调查所得，早有所闻，并非出于蒋部长之报告。该大学学风如此败坏，张校长应负全责。唯此向余个人提出之辞职书，余无批答之必要。大学校长系政府所任命，则辞职呈文，自应尊重机关系统，正式向政府呈递。总之大学为培养专门人才之地，应善导学生思想。中大为首都所在地之最高学府，关系尤重，政府不能坐视其校务延驰，学风嚣张，以贻害青年。教育者为青年表率，尤应有责任的自觉。[70] 显而易见，对于蒋梦麟和张乃燕的争端，蒋介石坚决支持前者。更为关键的是，无论如何张乃燕必须下台，中大必须由政府进行整顿。其实，在张乃燕向蒋介石递交辞呈后，蒋介石对其无丝毫慰留之意。吴稚晖曾为张乃燕事斡旋，蒋介石致函吴稚晖，明确告知“一年以来对于劳大与中大再三考察，所得结果，非根本改革，则必至不可收拾”，蒋梦麟为教育部部长，其责任内之事应由其负责，否则，“教育部不能过问教育，则以后学风与教育更不堪设想矣”。(18)此函一出，当晚吴稚晖即覆函，表示蒋对劳动大学和中央大学，“既有至明之见，自有极相宜之措施”，故于当晚力劝张乃燕主动辞职，张“欣然愿去其职”。(19)10月29日，蒋介石电告邵力子：“请由教育部先派国府秘书钱昌照代理中大校长，并属钱昌照迅往接事之，另有相当之人则由教育部另选也。如令，钱往，继则先告钱一面预备一面速接可也。”[71]在中央大学方面，理学院代理院长刘树杞曾专赴上海挽留张乃燕，张去意亦甚坚决，已无挽留余地。[72] 如此，张乃燕辞职已成定局，中央大学校长继任人选开始成为各方瞩目的热点。1930年11月27日，由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在行政院国务会议上提议调任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为中央大学校长，决议通过。12月4日，国民政府正式下令，任命朱家骅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73]就在朱家骅受命担任中央大学的同一天，国民政府下令免去蒋梦麟教育部部长之职，又即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74] 中央大学易长，连带教育部部长下马，反映出当时教育界的派系矛盾。蒋梦麟以“力不随心，时遭横阻”为由，于11月28日向国民政府和行政院呈请辞去教育部部长。[75]蒋梦麟辞职的直接原因就是介入中大风潮而搅动了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和张静江“四老”的复杂关系。据蒋氏回忆，当时因“中央大学易长及劳动大学停办两事与元老们意见相左”，而被迫辞去教育部部长之职。就在蒋梦麟辞职的前夜，吴稚晖来教育部，问蒋“中央、劳动两校所犯何罪，并为两校讼冤”，最后还厉声说到：“你真是无大臣之风。”[76]蒋梦麟请求辞职后，蒋介石邀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陈布雷入京担任教育部次长，陈氏深知当时教育部改组的内情：蔡元培与李石曾已有龃龉，李视蒋梦麟为蔡提携之人；而李系的易培基(劳动大学)、褚民谊(中法大学工学院)、郑毓秀(上海法政学院)及萧遽(中法大学)、谭熙鸿等在北平和上海等处办学成绩不佳，而且经常蔑视教育部法令，蒋梦麟“屡欲裁抑之”，因而李石曾力主去蒋。而吴稚晖同情李石曾，主张以高鲁代替蒋梦麟任教育部部长。[77]中大风潮，正好成为蒋梦麟下台的由头之一。 结语 在东南大学基础上改组合并而成的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原本在政界和学界颇受期待，但在建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步入正轨，校内持续动荡。1930年11月，中大学生发表宣言总结张乃燕时代学校的发展状况，颇具代表性：“自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本校改组以来，于今三年。……时至今日，始终未离草创时期。在此时期，一切行政未入轨道，所获成绩，实与预期相去甚远。”[78]其中，持续性的校长更替危机就是重要表现之一。 张乃燕，无论依照学术声望还是政治资历的标准，由他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确有些牵强。况且张乃燕的行事能力不强，缺乏负责精神，每遇大事常常“一辞就别”，回上海家中避祸，更重要的是他还常被视为“党化观念薄弱”而受到党人指责。在学校内部的权势格局中，张乃燕无疑是一位弱势校长。他之所以当选校长及以后的多次请辞，都烙有元老政治的深刻印记。 在当下时兴的“学术与政治之间”认知模式下，有论者强调南京政府建立之初，“党国元老”兼“学术精英”的蔡、李、吴、张“四老”(类似西方学术界描述的“边缘精英”)跻身国民党决策层。由他们对于清党、建都南京和建立中央研究院等一系列政治决策的参预是中国学术精英由边缘进入核心的典型案例。(20)因其目的在于揭示近代中国学术与政治颉颃的一面，所以无意间忽略了民初蔡元培等人在知识界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在革命党内早已拥有的“历史地位”，而且此二点在近代中国政学相连的情境中并不矛盾，不能简单以“边缘精英”套用。不应忽视的是，中央大学建校初期的校园政治受到国民党元老的影响，而这个因素并不能简单以“政治干预学术”的模式来考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元老主导的教育学术事业即为新政权的组成部分，不过随着理念和权势的转移，加之大学院和大学区制试验的失败，蔡等人最终与党国核心层且行且远。(21)在时人，特别是国民党自身的认知中，由党国改造而成的新大学，本身就是国民党政治结构的组成部分。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学生群体几次提出新校长人选，多会将“在党国有相当历史”列为其中一项标准。由于中央教育行政权仍操诸元老之手，而张乃燕在党内和校内的“弱势”反而使学校相对独立，故这一时间段的中央大学与党国还未发生密切的牵连。 1928年底蒋梦麟替代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后改任教育部部长)，实质上仍是元老政治在中央教育行政领域的余绪。虽然多半因为学术派系和政治分歧的双重原因，张乃燕的被迫下台，蒋梦麟施加了很大的影响。二人互相攻讦而又同时离职，这些都意味着元老政治在内部最终瓦解。而紧接着由蒋介石代行教育部部长职权，由在“党内学术圈”较之元老们低一辈但“党性”更强的朱家骅出任中央大学校长，预示南京的“党化”教育界又将出现一番新的面貌。 注释： ①中央大学建校之初面临的内外部矛盾主要体现在人事和财政两方面，后者详见蒋宝麟《财政格局与大学“再国立化”——以抗战前中央大学经费问题为例》(载《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本文除点出关键线索外，不赘述。 ②“党国元老”一般指国民党内革命辈分较高的重量级政治人物，他们大都从同盟会时代就开始追随孙中山，辛亥之后仍在行动上或道义上支持孙的革命活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到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在党内享有崇高政治地位，但在不同程度上反对“联共”政策，被视为“右派”。其中，最主要的“党国元老”是西山会议派和南京国民政府初年支持蒋介石的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和张静江“四老”。 ③参见蒋宝麟《中央大学建校与“后革命”氛围中的校园政治》，《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78-83页。 ④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74-104页。 ⑤有人在当时观察到：“南京政府的领袖人物，的确不止一个蒋介石，还有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一排人物。他们这几位老先生，就是烧成灰烬，谁也认识他们是中国国民党的领袖。政党是人造的，政策是人为的，无论如何，一个政党的中心人物，总要算是那一个政党的命脉。……现在他们几位国民党的老前辈，不独不替汉口鼓吹，反做了南京政府的中心人物。在我们局外的人看起来，不能不觉得国民党的中心势力，在南京而不在汉口。”参见辅仁《中国政局的鸟瞰》，《现代评论》第5卷第127期，1927年5月14日，9-10页。 ⑥张乃燕，字君谋，籍贯浙江湖州南浔，留学英、法和瑞士，获得理化博士学位，曾任北大教授及浙江省教育会会长。履历见《苏教厅长张乃燕二日就职》，(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6日，第3张第4版。按，张乃燕系张静江侄子。 ⑦《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记录》，1927年6月9日，洪喜美编：《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记录汇编》(一)，台北：“国史馆”，1999年，110-111页。按，后又定广东省大学区制缓办。参见《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变更教育行政制度先在江浙两省试办咨(1927年6月28日)》，《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捌号)》，1927年7月11日，47-48页。 ⑧1927年4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江苏省政务委员16人；5月2日，江苏省政府正式成立。见《省政府成立记》，《江苏省政府公报》第1期，1927年9月15日，第1页(栏页)。 ⑨大学区制真正实行的只有三地，即江苏、浙江和北平(含北平、天津两市及河北、热河两省)三地。 ⑩详见蒋宝麟《首都中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1927-1949)》，博士学位论文，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2010年，第1章。 (11)《中大易长情形复杂》，(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6月11日，第3张第1版。按，1928年4月中央大学(时为江苏大学)通令《修改大学区组织条例》，改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及扩充教育各部为处，各部部长均改为处长。参见《修正大学区组织条例》，(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4月7日，第2张第4版。 (12)到6月10日，胡刚复又致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和新委中央大学校长吴稚晖，为公款案一事辩白。胡刚复两函均见《中央大学易长问题之纠纷》，《教育杂志》第20卷第7号，1928年7月20日，7-8页(文页)。 (13)参见陈哲三《中华民国大学院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43-57页。 (14)与杨杏佛多有交往的柳诒徵就认为杨杏佛与张乃燕素来不睦，杨借蔡元培之手去张，但未成功。见柳诒徵《忆杨铨》，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55页。 (1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5册，1928年6月15日，181页。大学院决议文见大学院大学委员会会议录，《第七次会议》，1928年6月15日，《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7期，1928年7月，125页。 (16)Allen B. Linden, Politics and Educa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Case of the University Council, 1927-1928,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7: 4, August 1968, p. 774. 资料来源：United States State Department Archives, 893. 42/240, Shanghai, September 18, 1928. (17)参见蒋宝麟《财政格局与大学“再国立化”——以抗战前中央大学经费为例》，91页。 (18)《蒋介石致吴稚晖函》，1930年10月2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中国国民党缩微胶片，吴稚晖先生档案，Reel 38. File 1181. 1-6。由南京大学历史系李玉教授代为复制。 (19)吴稚晖：《上蒋主席函》，1930年10月21日(夜半)，《吴稚晖先生全集》卷3，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680-681页。按，1947年1月吴稚晖对该函加以注释，谓“此函一去，此中大校长问题算暂告段落。君谋失败，梦麟胜利”，此事蒋梦麟“到底用手段太多”。从中似乎暗示蒋梦麟早有除去张乃燕之意，并通过蒋介石付诸实施。 (20)陈时伟：《“为中国而豪外国”——中国近代研究院制度的衍生流变与中央研究院的诞生》(未刊会议论文)，第五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浙江奉化，2006年。陈教授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此问题也有相似的论述，见Shiwei Chen, “Government and Academy in Republican China: History of Academia Sinica, 1927-1949”.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pp. 50-53. (21)这里大的背景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对元老的态度从“倚重”到“闲置”，元老在政治核心圈中的实际影响力越来越弱。参见王奇生《从倚重元老到闲置元老》，收入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78-110页。 参考文献： [1]许小青.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60-208. [2]萧小红.从黄炎培和江苏省教育会看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历史演变(1905-1927)[A].黄炎培研究文集(二)[C].朱宗震，陈伟忠编.上海：文汇出版社，2001.1-30. [3]国民政府派员正式接收东大[N].申报，1927-05-25(第2张第8版). [4]东大学生会开全体大会纪[N].申报，1927-06-03(第2张第7版). [5]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M].丁致聘编.南京：国立编译馆，1935.140. [6]东大将改组为第四中山大学[N].(上海)民国日报，1927-06-09(第4张第3版). [7]东大改组后之消息[N].(上海)民国日报，1927-06-11(第4张第3版). [8]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一)[M].教育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1辑第103号[Z].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影印本.39. [9]Allen B. Linden, “Politics and Educa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Case of the University Council, 1927-1928”,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7: 4, August 1968, pp. 767-768. [10]地方新闻：南京[N].(上海)民国日报，1927-06-09(第2张第2版). [11]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下册(1)[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54-55. [12]大学院组织缘起(1927年9月)[Z].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31. [13]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就职通电[J].中华民国大学院开始办公[J].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1期(1928年1月)：81. [14]青天白日旗下之江浙皖教育行政[J].教育杂志，第19卷第6号(1927年6月20日)：2(栏页). [15]国立中央大学沿革史[M].秘书处编纂组编印.1930，铅印本.23. [16]筹备经过[J].第四中山大学教育行政周刊，第22期(1927年12月21日)：1. [17]国民政府令(1927年7月8日)[J].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捌号(1927年7月11日)：11. [18]国立中央大学沿革史[M].秘书处编纂组编印.23-24；第四中山大学张校长就职纪[N].申报，1927-07-25(第2张第8版). [19]四中大开学典礼志盛[N].(上海)民国日报，1927-10-13(第1张第4版). [20]大学科系组织[J].第四中山大学教育行政周刊，第22期(1927年12月21日)：8-9；国立中央大学沿革史[M].秘书处编纂组编印.37-42. [21]民国二十年度高等教育概况统计表(1931年)[Z].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248-249. [22]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关于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单元咨(1927年6月7日)[Z].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24. [23]四中大中校教联继续开会[N].(上海)民国日报，1927-12-07(第2张第4版). [24]大学区取消后中大组织概况[N].(南京)中央日报，1929-09-02(第3张第4版). [25]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记录汇编(二)[Z].洪喜美编.台北：“国史馆”，1999.297-298. [26]中大易长情形复杂[N].(上海)民国日报，1928-06-11(第3张第1版). [27]中央大学易长问题之纠纷[J].教育杂志，第20卷第7号(1928年7月20日)：6(文页). [28]中央大学易长问题[N].申报，1928-06-11(第3张第11版). [29][33]中大易长问题[N].(上海)民国日报，1928-06-12(第2张第4版). [30]胡适日记全集：第5册，1928年6月15日[M].曹伯言整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179. [31][34]中大易长问题(二)[N].(上海)民国日报，1928-06-13(第2张第4版). [32]中大易长纠纷未已[N].申报，1928-06-13(第3张第12版). [35]行政院职员报呈校长任事经过[N].(上海)民国日报，1928-06-15(第2张第4版). [36]中大易长问题(三)[N].(上海)民国日报，1928-06-14(第2张第4版)；中大易长问题(四)[N].(上海)民国日报，1928-06-15(第2张第4版). [37]胡适日记全集：第5册，1928年6月14日[M].曹伯言整理.177-178. [38]中大风潮内容复杂[N].申报，1928-06-17(第3张第12版). [39]黄侃日记：中册，1928年6月16日[M].黄延祖重辑.中华书局，2007.310. [40]中央第一次常务会议(十八年四月十一日)[J].中央周报，第45期(1929年4月15日)：17. [41]国民政府停止大学区制令(1929年7月1日)[Z].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57. [42]大学区制废止与庚款用途[N].(上海)民国日报，1929-06-21(第4张第1版). [43]张乃燕拟辞中大校长，为大学区制取消办事棘手[N].(南京)中央日报，1929-06-22(第3张第1版)；张乃燕呈国民政府，1929-06-22[Z].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Z].入藏登录号：001000003381A. [44]张乃燕到京后之谈话[N].(南京)中央日报，1929-06-29(第3张第1版). [45]苏省中等教联会之决议案[N].申报，1929-06-27(第3张第9版). [46]自昨日起苏教厅完全负教育行政之责[N].(上海)民国日报，1929-09-02(第2张第4版)；苏教厅成立后中大行政人员之去留[N].(南京)中央日报，1929-09-02(第3张第4版). [47]张乃燕理想中的大学[N].(南京)中央日报，1929-09-17(第3张第4版). [48]东南大学来沪同学宣言[N].(上海)民国日报，1927-03-30(第2张第2版). [49]国立中央大学学生维护学校经费运动之经过[Z].1929，铅印本.3-4. [50]学生会大事记[J].中央大学学生会会刊，第1期(1930年6月)：1(文页). [51]中大生建议改良校政[N].(南京)中央日报，1929-09-11(第3张第4版). [52]张乃燕答复中大学生会建议[N].(南京)中央日报，1930-01-05(第3张第4版). [53]中大今后之改进计划[N].(南京)中央日报，1930-06-04(第3张第4版). [54]中大理学院植物系教授全体辞职[N].(南京)中央日报，1930-10-01(第3张第4版)；中大将重生学潮，此风不可长[N].(上海)民国日报，1930-10-02(第3张第3版). [55]中大生改进校务运动[N].申报，1930-10-17(第3张第9版). [56]中大校务运动之影响[N].申报，1930-10-18(第3张第12版)；中大校务纠纷[N].申报，1930-10-21(第2张第5版)；中大风潮扩大[N].申报，1930-10-22(第3张第11版). [57]中央大学行政组织之改革问题[N].(南京)中央日报，1930-10-22(第3张第4版). [58]中大风潮未已[N].申报，1930-10-24(第2张第8版)；挽留中大校长[N].申报，1930-10-26(第3张第10版). [59]中央大学风潮未已[N].(南京)中央日报，1930-10-28(第3张第4版). [60]蒋梦麟重要谈话[N].申报，1930-10-27(第2张第8版). [61]中大风潮内幕复杂[N].申报，1930-10-29(第3张第10版). [62]中大风潮声中蒋梦麟之谈话[N].申报，1930-10-30(第2张第5版). [63]中大教员请张校长回校[N].申报，1930-10-30(第2张第8版)；中大师生促张校长回校[N].申报，1930-10-31(第2张第8版). [64]蒋梦麟与张乃燕互相责难[N].申报，1930-11-01(第3张第11版). [65]首都中大学潮之突兴[J].教育杂志，第22卷第11号(1930年11月20日)：123. [66]中央大学风潮[J].教育杂志，第22卷第12号(1930年12月20日)：117. [67]中大学生昨开全体会议[N].申报，1930-11-06(第1张第4版). [68]中央大学生会反对特殊组织[N].申报，1930-11-08(第1张第4版). [69]中大学生之两宣言[N].申报，1930-11-08(第3张第11版)；中大校务纠纷，学生全会主席团发表启事，否认学生会名义[N].申报，1930-11-09(第1张第4版). [70]蒋主席对中大风潮态度[N].申报，1930-11-03(第3张第9版). [71]蒋中正电邵力子告以张乃燕辞中央大学校长由教育部先派钱昌照代理，1930年10月29日[Z].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筹笔·统一时期，册号53，目次号47[Z]. [72]中大校长逐鹿者十余人[N].申报，1930-11-04(第3张第9版). [73]行政院公函(第二四三九号)，1930年11月27日[Z].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Z].入藏登录号：001000003379A. [74]明令任免重要官职[N].(上海)民国日报，1930-12-05(第1张第3版). [75]蒋梦麟将长北大[N].(上海)民国日报，1930-11-29(第1张第3版). [76]蒋梦麟.西潮[M].台北：“世界书局”，1962.113-114. [77]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79-80. [78]中央大学生之两宣言[N].申报，1930-11-08(第3张第1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