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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南洋中华商会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南洋华人的经济及社会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南洋中华商会在近代曾经与国内政府及商会有着密切互动，后来虽专注于在地化的商人整合，与国内一度有所隔离，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步跨越国界，在推动东亚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华商网络建构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南洋中华商会的研究不仅可以使中国商会史更为完整，而且由此角度观察东南亚华人社会及东亚华人经济圈的整合，在此全球化时代更具独特的学术及现实价值。学界已经关注到这一课题的重要意义，也有不少优秀成果发表，但现有研究或以国别为界，或分离近代与当下，整体及纵向脉络尚不清晰，中华商会与华商网络、华人社会及全球化之关系也需要更宏观的审视。鉴于此，更需深入发掘史料，纵横比较，贯通近代与现在，沟通商会与社会，在整体性探讨、视角和理论方面有所突破，解析于学术及现实都有价值的真问题。 关 键 词：南洋 中华商会 商会 华商 作者简介：朱英，郑成林，魏文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的近代商会史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兴起，至今已走过了30余年的发展历程。基于史料的深入发掘及问题的不断拓展，这一主题竟然由微而显，由内而外，顺势成长，成为中国近代史领域内一门不大不小的“显学”，既促进了资产阶级及商人群体研究，还扩展到城市史、社会史、经济史、现代化史等诸多领域，在问题讨论、历史解释及范式转换等方面都与近代史的发展大势遥相呼应。①近年，商会史在“总体史”及“微观史”两个方面仍继续推进，如商会通史的组织编纂，商会与商团、行会、公会、商民协会之关系，商会之内部组织运作及市场角色等，都体现商会史仍然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海外华商会研究，一直是学界认为值得努力的方向之一，新加坡、日本、菲律宾等国学者对此也有过讨论。但在中国大陆，限于史料原因，学者对此讨论并不多见。②以海外华商会的存在时间及华人的发展空间而论，华商会的主题实已超越单纯商会史或社团史的范畴，在华人社会及华商经济网络的建构中居于重要地位。在华商跨越国界的互动与合作中，华商会更居于前导地位。由此出发，既可探查华人在地经营与生存的组织形态，还可连接华人的海外与国内世界，解码华商走向全球化的步伐。本文所论的南洋中华商会，暂以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四国为主。 一、南洋中华商会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东南亚诸国即中国俗称之南洋区域。通常而言，南洋的地理范围包括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也包括中南半岛沿海、马来半岛等地。远自宋元，近至当代，华人向东南亚移民约有四次高峰，虽背景、成分及目的不一，但持续趋势不减。③千千万万的中国移民以华商、华工、华侨、华裔或再移民等形态在东南亚诸国谋生居住，逐步成为海外华人的最大社群，也成为东南亚社会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其中，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四国是华人较为集中之地。近代南洋华侨、华商在生根发展的同时，仍保持着强烈的中华文化与国家认同，既与国内保持着紧密的经济社会联系，也参与到国内的民族运动及社会建设之中。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重大事件之中，南洋华侨的爱国心、民族情都有充分展现。南洋的华人社会，由最初的乡帮宗亲相系，到业缘团体、政治社团、公益团体的发展，其组织化程度在不断提升。在诸社团之中，中华商会是极为重要的社会组织。在新加坡，早自清末1906年就成立的中华总商会一直延续至今，创立时还曾报请清廷外务部和农工商部批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之后，起初不仅是当地华人的经济社会领导组织，甚至还发挥中国政府代理组织的作用来服务海外华人。在马来西亚的槟城，1906年也呈请清廷外务部成立了中华商务总会。在晚清时期成立的中华商会还有印尼爪哇岛的泗水商务总会、梭罗商务总会、日惹商务总会、渤良安商务总会、合厘商务总会、苏门答腊商务总会，缅甸的仰光中华商务总会，另有暹罗(泰国)中华商务总会等，这些商会成立时也都呈请外务部或农工商部批准备案。④在今日，华人之观念虽早由落叶归根转向落地生根，国家与族群观念发生较大转变，在地化特征极其明显，但中华总商会在日益紧密的东盟－中国经贸关系中仍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可以说，中华商会不仅是南洋华商之经济领导组织，也是华商经济圈、东亚经济圈乃至全球化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南洋中华商会，既是南洋华人、华商在地生存与发展的见证者与维护者，也是海内外华人、华商交互联系、沟通有无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关于东南亚华商会及华商的研究，是在地国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中国史研究不应忽视的主题。其学术议题，关联到以下多个领域： 其一，开展南洋中华商会史的研究，可以使中国商会史的研究更加完整，乃至拓展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国商会史研究至今，成果已经极其丰硕，但起初与中国商会具有相同制度渊源的海外中华商会，长期以来却研究极不充分。这一与国内几乎同步建立起来的商会组织，如何与东南亚各国的华人社会及生存环境结合，历经政经变动及时代考验，一直延续至当代，直至走向跨越国界的区域联合，其中的生命机理值得深入探究。南洋中华商会的组织形态是与近代国内商会不同的，也与当代中国的工商联组织系统相异。但不论是在近代，还是当代，基于华人文化及经济合作的交流一直都是存在的。在世界华商大会成立之后，海外中华商会与国内的政府、工商联、行业协会间的互动更加频繁。这提示我们，南洋中华商会发展虽有其独有的路径与经验，但中国商会史的研究绝不能人为将其排除于视野之外。 其二，中华商会可以为研究东南亚华人社会提供独特视角，进而推进华人华侨史的研究。在华侨华人史的研究中，东南亚是重要的研究区域，关于华商、华人社团及华人社会的研究也是重要主题。相对地缘和血缘类的宗亲组织而言，中华商会是更高层级的社会整合方式，在超脱方言群的限制，统筹华人社会的集体力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中华商会不仅在华人社会中发挥作用，也是所在国家或地区的重要社会组织。因此，由中华商会出发，也可更好去探讨华人的社会生存方式。 其三，加强南洋地区中华商会的整体性研究，有助于“东南亚学”研究的深化与拓展。近年来，随着中国快速发展与东南亚各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和外交关系，“东南亚学”愈益受到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因此，加强对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文化等方面均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中华商会的研究，不仅可以清晰地厘清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脉络，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交往和错综复杂的关系，对深入考察中国与它们之间的经济互动与文化交流也有重要意义。 其四，中华商会是研究华商网络的重要透视点，有助于丰富“亚洲经济圈”的研究。中华商会不仅提供地区性的商人整合方式，也是跨区域合作的重要组织平台。因此，可以借此考察南洋华商在东南亚诸国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也可考察华人经济圈的运行，更可由此讨论南洋华商之国家认同、群体心态及与国内之政治、经济及社会的互动，讨论其在区域化及全球化中的角色。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还有助于剖析东南亚经济社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原因，对打破“欧洲－西方中心论”，重建近代亚洲史实这一重大学术关怀也大有裨益。 近现代南洋中华商会研究亦具现实关怀和应用价值。南洋中华商会研究课题组是期望通过史料的发掘和整体性探讨，完成关于南洋中华商会的通史论述。这既是对中华商会的历史发展及其在今日全球化中角色的学术总结，也可以为中华商会在今后的发展提供经验与教训。对东南亚诸国政府而言，中华商会既立足于当地，同时也运用华人的经济与社会网络，服务于所在国家及区域范围内的社会进步。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固需政府之间消除歧见，精诚合作，而民间的社会经济力量及其自主发展也十分重要。 对国内来说，过去对于海外中华商会了解不足，实际上制约了国内工商界参与到华商亚洲及至世界经济圈的主动性。国内的商会制度较为特殊。在1949年后，中国的商会制度被导入党政体制之中，统战成为主要职责，而市场服务职能严重弱化。在改革开放之后，各地工商联虽在积极改革，行业协会亦在寻求市场化方向，但商会与工商界之间的联系仍是重政治轻经济的局面。工商联的代表力和执行力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而在区域及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与合作中，中国仍十分欠缺民间自组织的社会力量。如何通过稳妥的制度建设与政治改革，恢复国内商会、行业协会的市场活力，不仅需要回顾既往，也要放眼海外，科学总结商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中国的工商界也需要加强联合，增强与海外的联系，扩展自身的社会经济网络。 目前，基于中国的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地位，海外华商的经济回归现象极为明显。在内外合作的过程之中，海外中华商会的组织网络可以提供高效直接的合作机制。现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已经取得突破，相互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但在合作之中，仍存在不可避免的竞争和矛盾。这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是极为正常的，关键是寻找到合适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华商会在政府和民间的沟通之间，具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因此，可以说基于当前中国在外交与经贸关系上与东南亚的紧密联系，此项研究对于中国如何充分运用中华商会之组织力及文化吸引力，建立民间化的经济交流及合作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经历百年发展的中华商会，从起初的在地化整合逐渐扩大至较广阔的区域范畴，进而又走向更宽广的全球范围。中华商会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其最可贵的是基于经济交易成本及社会生存资本而形成的团体整合与协作机制。现今中国与东盟、世界交流与合作中，机遇与矛盾同在，以中华商会为组织基础，以世界华商大会为平台，可以使不同地区的华商能够共同把握经济大势，促进双边及多边的合作共赢。可以说，团体整合与团体交流是跨区域合作的重要基础。东南亚中华商会在促进华商经济圈的组织化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促使华商对自身认识及群体意识的苏醒。东南亚中华商会推动中国商会和海外其他国家中华商会互相联系。在经济网络的意义上讲，华商经济圈的建构是包括东南亚、中国及其他国家华商在内的世界网络。对南洋中华商会的研究将会显示，华商的社会网络、文化网络与经济网络是相互作用的，虽然隶属不同国家，但同源同种的文化认同却是合作与理解的重要基础。 二、南洋中华商会研究概况 迄今为止，海内外学术界对南洋中华商会虽无整体性的系统研究，但也有诸多学者对南洋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中华商会分别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极为突出的研究成果，下面对这些成果予以简略介绍。 (1)中国商会史与南洋华人社团史中的南洋中华商会研究 包括南洋地区在内，海外中华商会与国内商会一样，都是在清末开始成立的，并且都受到当时厉行“新政”的清朝政府的大力倡导与支持。清廷还曾委派考察商务大臣赴南洋各地考察商务，予以劝导，强调“嗣后商务日有振兴，则商会亦因时推广，其南洋各商以及日本、美国各埠华商较多者，亦即一体酌定设立总分会”。所以，海外中华商会一开始即与清朝政府以及国内商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因如此，在国内商会史研究中也或多或少地涉及海外中华商会。 在章开沅等著名历史学家的呼吁与倡导之下，国内商会史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后越来越受到许多学者重视，研究进展十分迅速，商会史很快即成为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在海外，也有许多学者参与到这一领域之中。⑤中国商会史研究中论及海外的中华商会，常常是将两者进行比较，考察相互之间的异同。例如朱英在其《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一书中，即着重以南洋地区的中华商会为例，阐明海外的中华商会与国内商会有一些相同之处。但又因设在国外，相互之间的差异也显而易见。⑥与国内商会一样，海外中华商会也是由该地华商推举总协理等主要领导人，然后经农工商部奏请清廷批准，并札发关防图记，享受清政府保护，拥有社团“法人”地位。所不同的是，海外各中华商会成立后，还须由清朝外务部和清政府公使照会所在地的外国官府，以资备案。在清末，海外华商之所以积极组织商会，与国内的情况也大体相似。一方面，是清政府大力提倡和劝导；另一方面，海外华商同样意识到，非联络群情同心协力，无法立足于外洋。从宗旨和活动内容看，当时的国内商会与海外中华商会也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在组织系统、领导体制及其一般成员等方面，国内商会与海外中华商会相比较则是有同有异。 另外，海外的中华商会，特别是南洋地区的中华商会，与国内的一些大商会经常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并积极派代表回国参加国内商会组织的许多重要活动。章开沅论及1907年、1909年国内商会两次在上海召开商法讨论会，南洋地区的许多中华商会都曾派代表出席，并提出若干议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影响。1910年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中，南洋中华商会不仅遥相呼应，而且派代表积极参与请愿代表团，在北京向清廷递交了一份代表南洋26埠中华总商会敦促速开国会的请愿书⑦。马敏等学者则阐明1910年南洋劝业会举办时，南洋各国中华商会都非常积极踊跃，泗水、三宝垅、爪哇、巴达维亚、新加坡等中华商会，与国内各地商会一样，相继创办若干商品出品协会，并在南洋劝业会设立了专馆⑧。水海刚以厦门总商会为例，通过对“严焰事件”的具体考察，专门探讨了近代国内商会与东南亚商会之间的密切联系及其影响⑨。 在南洋华人社会中，社团之数量及类型极为多样，中华商会仅是其中之一种，是以经济及雇主之身份作为结社标准的。不过，不同社团有不同之目标，相互之间也存在广泛而复杂的组织与信息联系。在讨论南洋中华商会之时，有必要对南洋华人社团研究之总体状况有所了解。 华人社团中，结社标准多元。庄国土的研究认为，20世纪以前，华人社团的联合因素，以地缘纽带最为重要，神缘和宗亲组织更强化这一纽带。方言群也是华人纠合的最宽泛的纽带⑩。在南洋华人社团的宏观研究中，王庚武的《社团与国家：中国、东南亚与澳大利亚》一书具有重要地位(11)。华瑜对二战之后的菲律宾华人社团进行了讨论(12)。陈改利对1970年后的菲律宾华人社团的新变化进行了研究(13)。龚宜君讨论了菲律宾华人社会团体的形成与发展问题(14)。陈衡哲(Chan HengChee)在博士论文中讨论菲律宾马尼拉的华人社团(15)。石沧金在博士论文中讨论了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发展状况(16)。杨宏云研究了印度尼西亚棉兰的华人社团状况(17)。 华人社团的政治及社会参与问题受到重视。童家洲的研究认为在抗日战争之中，东南亚华侨社团积极参与(18)。丁丽兴分析了印度尼西亚华人社团的政治参与(19)。叶言认为华人社团在传承文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0)。林孝胜认为华商在新加坡会社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21)。 在当代，华人社团的作用不可忽视，也出现一些新变化。李明欢对此进行了宏观总结(22)。苏成耀对新加坡华人的新社团进行了研究(23)。石沧金讨论了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新动态(24)。柳时和以世界华商大会为例，讨论华人社团的跨国界发展问题(25)。在社团问题的讨论中，涉及文化认同、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问题。不少学者由此出发，对华人社团的观念及社会组织进行讨论，评析华人心理由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的转变。华人主动积极参与当地社会，在地化明显，其华裔的文化认同加强，华人、华侨的成分降低。 在南洋华人社团研究成果中，有许多议题都涉及中华商会。在不同的结社标准下，各类社团都有其结社目标，其成员范畴及认同方式也有区别。中华商会以商界成员为主，但跨越地缘、业缘之限制，有助于华人的跨界整合。 (2)南洋中华商会专题研究 在晚清时期，不少地区已经设立中华商会，历经政经变幻，延续至今，其组织形态及功能绩效与大陆商会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26)南洋中华商会在早期专题研究成果寥寥，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受到部分学者重视。前面曾说明，国内在中国商会史研究的范畴之内有所涉及，也有学者在研究南洋华侨华人史的角度有所讨论。相对而言，中国台湾、东南亚及澳洲一些学者关注稍多。研究也以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中华商会为主要对象。 菲律宾的中华商会研究较为集中，尤以菲华商联总会最为突出。菲华商联总会创建于1954年3月，是菲律宾华侨华人工商界的最高机构，按照无股份非营利的有限公司组织。会员包括团体会员与非团体会员两种，团体会员由菲律宾各地的华人商会、同业公会及其他商业团体组成。中国台湾学者陈福寿在1980年即在硕士论文中对菲华商联总会之组织、职能进行了探讨(27)。宋平肯定商联总会在谋求华人正当权益，对内调解纠纷，促进工商繁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8)。王日根进一步强调联总会在谋求华人社会自我发展、融入主流社会及向外拓展方面的作为(29)。朱东芹也发表多篇文章，讨论菲华商联总会成立的背景、经过及其发展状况，并对其捐建农村校舍运动、政治取向的问题进行讨论。其博士论文对联总会进行了深入全面研究(30)。中国台湾学者张存武、王国彰也发表文章讨论联总会之兴衰与演变(31)。 菲律宾各地实设的中华商会尚有不少，但研究较少涉及。在菲华商联总会之外，禹如键关于首都马尼拉中华商会的研究较具代表性。该会成立于1904年，最初的名称是“小吕宋中华商务局”，其后配合外在环境与祖国政策，经过多次变革和改进，至1931年改名为“菲律滨岷里拉中华商会”。中华商会是菲华社会第一个自治团体，虽名为商会，服务范围却不限于此。举凡华侨的生老病死，几乎无所不包，一直是旅菲华侨的生存支柱。该会先后领导全菲华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对抗日益高涨的排华风潮和菲化案，全力维护华侨权益(32)。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晚清时就已建立，历史悠久，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居于重要地位。有关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研究概况，新近发表的李秉萱、孟庆梓合写《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研究现状述评》一文，已有较为详细的介绍(33)。1969年国际时报社汇编出版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帮派论争来龙去脉》，主要汇集了有关阐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内部帮派的评论性文章(34)。颜清煌认为清政府将华商会作为对海外华人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利用的中介，总商会也因此成为当地华人的领导机构(35)。成玮平的论文讨论独立后中华总商会与华人社会之关系(36)。陈巍、闰华芳对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因追讨日本屠杀华人之血债发起对日不合作运动进行讨论(37)。刘宏认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连接东南亚和东亚华商网络的关键性枢纽，是地方化、区域化及全球化中的重要环节(38)。邵世光对新加坡与菲华商总会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两商会初期成立宗旨相同，任务类似，都为两地华人社会的最高社团，两地政府均运用商会力量以及闽籍华人同占优越地位等处是两商会相同之特质；相异之点则有组成之会员代表不同，董事理事选举方式不一、两商会代表群体不一、立场各异及两地政府对两商会态度之不同等(39)。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荷兰学者Sikko Visscher 2007年出版了专门探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著作。该书中描述了商会与周家关系的变化，也通过对商会领导者的分析，来解释其成功的原因。书中也考虑到中国的商业惯例及与政府、市场的互动(40)。为数众多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纪念特刊，也汇集了一部分论述该会内部相关问题的文章。此外，叶家豪探讨了1945年至1965年期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商政角色之延续与断裂(41)。杨进发考察了1912年至1914年间新加坡新旧中华总商会的演变，揭示了辛亥革命中国政局变动对新加坡华商的影响(42)。 相比而言，学术界研究印、马、泰中华商会的成果相对较少。袁丁考察了清末印度尼西亚日惹中华商会的建立，认为当地旧有侨长制度在清末已经为大多数华侨华人所深恶痛绝，设立商会得到清政府大力支持，华商遂不断要求清政府设法取消原有的甲必丹制度，以商会及清朝领事取而代之，表明20世纪初的海外华商群体在观念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等方面都有根本性的转变(43)。温广益认为，荷印最先成立的职业团体，是华侨商人综合性质的中华商会。相继成立的巴城、巴厘陵、泗水、三宝垅、坤甸、龙目、日惹、梭罗，巴东、万隆等中华商会，多达近30处(44)。 马来西亚各地所设立的中华商会组织亦极普遍。石沧金认为在1890年后，华人商会组织的发展顺应当时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联合趋势，有利于打破行业和帮派局限(45)。黄露夏撰文分析了诗巫(Sibu)中华总商会的发展与前景(46)。关于马华商会发展最为重要的著作是黄昆福主持编写的马华商会史，全面介绍商会之组织与功能，马华商联合会则成为统筹组织。不过因出版较早，近三十余年的情况难以明了(47)。 泰国中华总商会亦于晚清时候创建。袁丁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所收藏的清宫档案，讨论了泰国中华总商会的成立问题，认为中华商会是清政府振兴实业新政的产物(48)。李慧芬在学位论文中肯定中华总商会在泰中建交过程中的积极作用(49)。 这些成果在考察中华商会组织结构及社会活动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海外华商会在华人社会演进中的角色，有些还初步论述了华商会对祖国的认同，以及他们对中国尤其是侨乡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为今后的深入探讨奠定了基础。 (3)存在的不足与缺陷 南洋华人社会研究整体上较为丰富，华商、华人组织是其重点，由此出发需要对华人的经济活动、生存状态进行全面探讨。从早期的谋生立命，到后来的华商网络，华人近几百年的奋斗史晰然在目。南洋中华商会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其研究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并取得了些研究成果，关于商会的组织脉络及功能有所了解，在方法上既有功能－结构论者，也有网络关系论者，也有社会环境论者，值得借鉴。但是，无论是在研究对象、内容、主题，还是研究视野与方法等方面，都有进一步突破与深化的空间。 具体而言，现有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是研究对象、内容、主题发掘不充分。在研究对象的方面，已有研究大多囿于一地或一国，缺乏对南洋地区中华商会的整体性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已有研究在考察所属研究对象时，甚少对比分析不同地区和国家中华商会组织及活动的异同，它们之间关系的探讨更是付诸阙如。因此，已有成果仅展现了中华商会的局部面貌，关于其整体发展史并不清晰。不仅如此，已有研究在时段上的选择还大多限于对清末民初，忽视了对20世纪中期和后期的探讨。由其所致，人们对各国中华商会发展脉络的了解不完整，对南洋地区中华商会组织史的发展也缺乏整体把握，对组织制度之变化需要更加动态的观察。另外，中华商会之间的相互联系与比较研究极其不足，由此导致对于华商网络的理解过于局狭。 在研究内容方面，关于中华商会与华商、其他华人社团之间关系的探讨也有待进一步深入。尽管不少成果均考察了中华商会的兴起及组织结构，但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华商尤其是有影响力的商人对商会组织变迁及活动开展的重要影响。中华商会与华人社会间的关联度，包括商会组织与会馆组织、宗亲组织、政治组织、公益组织之间的复杂联系，以及商会在华人社会形成演进中扮演何种角色等，均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需要提及的是，无论是对中华商会组织的考察，还是对商会与其他团体关系的分析，均不能忽视对人——有影响力的华商—与组织之间关系及其作用的深入研究。 在研究主题方面，有学者关注到中华商会与在地的经济规范及区域的华商网络之间的关系，但考察仅限于新加坡，对于其他各国中华商会及是否存在合作，共同参与区域、东南亚及东亚的经济一体化之中，则缺乏讨论。换言之，华商早期追求在地生存，在今日则在全球化范围之内寻找市场空间。华人的属性及中华商会作为较高层级的领导组织，使其在中国的经济圈中也有重大影响力。在政治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中华商会也因其集体力量，在所在地区及国家之中具有重要地位。经济力量与政治影响，是如何发生作用，中华商会在政治参与方面有何表现，如何在政局动荡或政权更迭之时维护华商利益，如在有些国家的排华事件中如何行动，都是值得讨论的重要主题。在地国的公民社会发育之中，在华人的国家观念及族群观念发生重大转变之中，中华商会如何调适应变，在维系华人文化传统、保持华族的竞争力方面又有何作为，也是重要主题。在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之中，中华商会作为具有政治经济影响力又具有中华文化传统的组织，在与中国的合作与交往中有着特殊的角色，这在已有研究中已经有所展现，但还远远不足。1991年的世界华商大会系由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中华商会发起，在此后更形成隔年举行的世界华商盛会。这标志着以中华商会为中心的华商世界经济圈的形成。对于这一进程，也缺乏讨论。此类种种问题，都有完整深入讨论的必要。 其二是研究视野及方法尚存局限。尽管学术界对华人华侨史的研究，早已从本地化、区域化走向了全球视野。但已有关于中华商会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于组织－制度的考察或者结构－功能的解释，有些没有超越民族国家的地理界限和国史框架，对于中华商会与华商社会、中华商会在地区、区域及全球化中的地位、中华商会与华商经济圈及中国经济圈的关系缺乏关怀。由此导致中华商会研究的组织史特色较重，静态研究较多，而对于社会、时代之关联不足，动态观察欠缺。在研究方法方面，已有研究多在历史学领域内展开，较多学者关注以史料为基础来进行论证。但在加强史料发掘之外，更要注重结合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进行讨论。除此之外，对20世纪南洋地区中华商会的研究，有必要突破“中国中心主义”和“华人社会中心观”的限制，将其置于东南亚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乃至世界经济社会的历史进程之中进行动态观察。 其三是史料发掘严重不足。现有研究主要利用的是报刊资料和商会纪念特刊，忽视了对政府部门(如南京国民政府侨务部门档案全宗中就留有不少十分珍贵的华商会组织及活动的资料)和商会档案资料(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保存有历年的会议记录)、碑刻、谱牒、地方志等资料的系统收集和利用，更遑论对一些知名华商及其家族进行有组织的访谈，以收集丰富的口述史料。此外，已有对中华商会进行专题性研究的成果利用的资料主要限于中文，对英语、马来语等外文文献的使用也略显不足。更为主要的是，迄今尚缺乏对南洋地区中华商会的资料进行系统地收集整理。资料的不足尤其是不系统也就极大地限制了学术视野和问题探讨。 三、南洋中华商会研究的趋向与思考 从上述南洋商会研究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可以看出，此项研究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需要更多的学者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以取得更多更扎实的研究成果。 总体来说，南洋中华商会研究有待突破的重难点主要有整体性探讨、视角的突破和理论提升等。所谓整体性探讨，是既考察南洋各国家和地区中华商会的个性特征，又揭示南洋地区中华商会的共性特征；既分析中华商会与其他华人社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又探究中华商会构建商业网络乃至华商网络的主要途径及重要意义。所谓视角突破，即是如何跨越中国和居住国的视角，将中华商会置于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社会进程中加以研究。所谓理论的提升，即如何将中华商会与华商网络的研究与“亚洲经济圈”的探讨结合起来，推进亚洲近代历史形成这一重大学术关怀。华人社会之中，不同宗亲团体力量极大，也有政治、公益团体。华人也参加当地非华人社团，也发展私人式的关系网络。因此，华人的社会网络是极为复杂的，中华商会作为跨越地缘、血缘的组织，层级相应较高。中华商会如何通过组织运作，实现整合，并代表华商参与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维护华人利益，其实是需要细致的研究眼光加以条分缕析。 具体而言，在今后的进一步研究中，可以争取从以下几个方面获得新突破。其一，加强搜集整理南洋中华商会的史料。南洋中华商会存在时间长，组织建制复杂，社会经济活动频繁，留存了浩繁而多样的文本资料。在商会自身而言，不少商会创办有会刊，还有周年的纪念特刊，是全面反应商会活动的载体。在政府的档案中，商会与政府交涉事务留存文档极多，早期殖民时期的史料虽多散佚，但是在独立建国后的史料多有较好保存。此外，在社会及经济报纸及期刊上，关于中华商会之史料亦属不少。这些资料均有待系统收集和整理，以便广为利用。 其二，纵向梳理南洋诸国中华商会史的发展脉络。现有研究多就中华商会某一时期或某一专题，进行讨论，缺少对中华商会纵向历史的完整梳理。如新加坡华商会，泰国中华商会，研究成果本身较少。菲华商联总会、马华商会的讨论相对丰富，但也有相当大的空缺。从时段上看，中华商会在晚清时期之成立背景、在独立建国后的活动受到较多关注，但关于近现代相当长时间的历史，多有空白。因此，虽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但对于中华商会之组织流变尚难形成全面整体的认识。 其三，重视南洋诸国中华商会与商人、华人社会组织网络关系的讨论。在南洋华商社会组织中，地缘性的同乡组织，血缘性的宗亲组织最为普遍，但伴随社会变迁而形成之政治、经济及公益组织也极为多样。这些组织的存在及职能，并不能简单以进步与落后的眼光去看待，它们能够真实反映南洋华商的生存及社会组织状态，构成华商生活的组织空间。在现有研究中，对于中华商会与各种宗亲社会组织之关系，讨论不多。事实上，中华商会作为跨地域、跨业缘的整合组织，在各地多是华商之领导团体。然此种领导，并非超然绝对，而是有待于商会自身之组织能力予以统筹。 其四，以整体史关怀加强对南洋诸国中华商会横向关系的探讨。现有研究，多按国别而论，比较研究及相互关联研究极少。事实上，南洋中华商会最初的建立有大致相同的背景，商会在整合本地华商的同时，也注重发展对外关系。在东盟建立之后，相互之间的联系更为频繁。在当代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中，中华商会跨越区域，屡次召开世界华商大会，促进经济合作与社会交往。在关于东盟经济的研究中，对中华商会的关注不足，在商会研究中虽有学者关注这一现象，但在史料及问题探索方面还有很大空间。 其五，深入研究中华商会与华商经济圈构建这一重大命题。中华商会由在地社区逐步扩展至跨区域的社会组织，在经济及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华商会建立之初，主要是沟通中国与在地华商之关系。后因应华商在地化的需要，中华商会的跨域(地缘、血缘与业缘)整合效应日益增强。华商意识到需要不能完全局限于方言群的社区范围中，商会不仅增强相互联结，也与其他社会组织、政府机构建立联系，同时还交换信息、合作互利，运用集体力量降低交易成本，建立内外的经济平台。在1991年后，由南洋中华商会首倡的世界华商大会的召开，这意味着中华商会为组织连接点的世界华商经济圈的初步形成。 其六，重视中华商会的经济职能与政治社会绩效。中华商会是以华商为主体的组织，其中的资本属性较重，但是商会又是社会性的，不仅限于经济职能，还具有广泛的政治与社会职能。现有讨论中，往往将其分开而论，实际上政治与经济是相互作用的。华商由外来者的身份，逐步在地化，成为当地经济及政治社会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认同的转变与参与的强化，与中华商会的组织平台密不可分。 其七，注重中华商会与中国关系变迁之讨论。中华商会在早期与中国政府保有紧密联系，在近代祖国大陆的激剧社会变迁之中，中华商会也对祖国命运保持关注。华侨华商不仅赴国内投资创办实业，也捐资捐款甚至回国效命。在面临外敌入侵之时，华商更是不计得失，给予国内大力支持。此后，虽因东南亚诸国与中国之外交关系有所波动，华人的在地性增强，但中华商会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及外交关系方面，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在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过程中，中华商会更是长袖善舞，推动了华商在中国的投资与交往。这不仅对于华商本身，对于中国与东盟关系来说，也极具战略意义。在南洋华商的经济圈与中国的经济圈中，都有重要交集存在。中国商会也积极参与到世界华商大会之中，与海外华商会一起为谋求经济互利而努力。 其八，拓宽研究视野，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视野方面，坚持整体史和长时段的观点，尤其要强调两点：中华商会与华人社会的关联；中华商会与区域及全球经济网络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华商会的组织变迁史，探讨中华商会的功能绩效，拓展中华商会的研究时空。同时坚持历史实证的基本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及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如实还原中华商会的真实面相。 综上所述，对南洋商会研究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是做到既有纵向的历史考察与追溯，又有横向的分述与比较，立足于东南亚的视角，同时突破单一民族国家的地理界限和国史框架，运用区域格局和全球视野对南洋地区中华商会进行跨学科、多维度的整体性探讨，进而深化亚洲近代历史形成这一问题的分析。在晚清时期，南洋中华商会的建立仍被视为中国商会史的延伸，其组织的向心点仍在中国及沿海移民的出发地区。但华商之经济及生存中心实际是在南洋诸国，及至华商之族群及国家观念变化，华商以生存地出发，逐步扩展其经济网络。由本地的跨地缘、血缘、业缘整合，渐渐推动华人社会的整合。在东南亚诸国的政治经济变动之中，应变求生。在各国独立及政局动荡之后，也是维护华人利益的重要依托。在东盟建设及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华商会放眼世界，寻求全球范围内推动华商的合作与交流。这一问题的研究脉络，其中跨越诸多复杂的政治节点，而在东南亚各国而言，也存在国情差异。在中华商会及华人社会内部，也存在其他的结社标准。此一脉络，需从史料之中加以还原。 注释： ①马敏：《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②魏文享：《大陆当代及海外华商会研究之评述》，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编：《政大史粹》第8期，2005年6月。 ③庄国土：《论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四次大潮》，《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1期。 ④丁进军：《清末海外设立海外华商会史料》，《历史档案》1995年第1期。 ⑤马敏：《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商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 ⑥朱英：《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⑦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⑧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⑨水海刚：《中国近代商会的海外联系及其影响》，《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3期。 ⑩庄国土：《论早期东亚华人社团形成的主要纽带》，《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 (11)王庚武(Wang Geng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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