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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知识群体的整体空间转移一直可以视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政治与文化转向的风向标。1926年前后，居住在北京的以高校教师为主的知识分子受困于政治的高压与经济的窘迫，开启了一股引人关注的迁移潮流。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选择上海为落脚之地，少部分人辗转到武汉、南京、广州、厦门等地。这样一种群体迁移现象背后隐含着许多重要的文化信息，其中不仅映射出1920年代中后期京、沪两地不同的政治生态，更是民国政治、文化中心南移的一个明显注脚。 关 键 词：1926年 知识群体 北京 作者简介：王建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1926年6月，著名报人胡政之在一篇政论中略带文学性地描述：“中国政治，诡幻神奇，为世界之冠。最近之错综复杂，尤极十五年之大观。军阀、官僚、政客胥为命运所颠倒，不知不觉中受政治的万钧烘炉之锻炼，几乎无一人不焦头烂额以去”。①上世纪80年代，原为奉系郭松龄属下将领的魏益三也把1926年称为中国近代史上动荡最激烈的一年：“在这一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前夕，军阀混战的次数最多，动员的人数最大，涉及的地域也最广，而大小军阀之间互相火并、离合拥拒的形势也发展到最微妙的程度。”② 胡政之和魏益三的描述主要落实到当时中国的军政格局方面，实际上，他们的论断同样适用于思想文化领域。以1926年为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当时居住在北京的知识群体③ 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被迫离京南下，形成了一场颇具声势的迁移潮流。在这些表象的背后，预示着中国政治与文化格局正在发生重组，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崭新时代已经来临。 一、1920年代上半期北京国立高校的经济困境 进入民国之后，北京的国立高等教育虽然有了比较快速的发展，但一直受困于多种阻碍，其中经费问题尤为明显。由于中央财政状况一直不佳，在政府有限的收入中，军费所占比重过大，导致财政支出结构严重失衡，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可想而知。即便如此，本已十分微薄的教育经费时时还被挪作他用，主要依靠教育部财政拨款的北京国立高校难以为继，拖欠教员薪水成为常态，学界风潮频发。 对于北京国立八校④而言，经费困难是普遍性问题，经费筹措是头等大事，“最高学府”北大亦不例外。1920年秋季开学，代理校务的蒋梦麟向全校师生介绍情况，由于政府拨款不及时，校内一些开销只能靠赊账，如果“长久不付钱，下次就赊不动”，仅有的可怜经费也只能投到最紧迫的领域，“譬如电灯、电话、自来水，不能欠钱太多，欠了太多，电和水就不来了，电话也要叫不通了”。临近中秋节，他甚至因躲避建筑公司的欠款而逃到了西山。⑤北大校长竟有如此狼狈之举，确因迫不得已。对于许多校长而言，日常奔波仅达到最低限度的“维持”而已，校长职位成为许多人不愿触碰的烫手山芋。后来有一篇评论将教育家比作“撑持门面的寡妇”，“明明知道现在的教育不过是在敷衍，却舍不得一下就松了手断了气，总还以为好日子在后头哩”。⑥ 1921年3月，因三个月未领到薪水，北京大学教职员工决定集体罢课，此举引发其他几所国立高校的效仿，其中以北京高等工业学校最为迅速。3月中旬成立了由北大教授马叙伦任主席的“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并向政府提出了解决方案。4月初，因索薪无果，八校教职员宣布总辞职。在此压力之下，北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表示部分同意“联席会议”的请求，但最终并未履行承诺。6月3日，八校部分教职员联合一些学生至总统府新华门前请愿，期间与守卫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即“六三事件”(也称“新华门事件”)。⑦关于此次事件的是是非非，当事双方的叙述可谓完全相反，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北京学界因经费问题引发的动荡与混乱情形。 如果说“六三事件”还是高校教职员的集体行为，1922年秋季开学之前北京国立八校校长的集体辞职，根本原因仍然源于经费问题，他们在上交的辞呈中明确表示：“窃近年以来，教育经费支绌异常，校长等力所能及，无不竭力维持，兹以开学在即，不名一钱，匪特教职员受经济上之压迫，生活不能自由，即学校行政亦复受影响，几于停顿。国家财政困难，校长等未尝不深切顾虑，无如积欠已在五个月以上，实无法以应付。”⑧作为学校的管理者，校长不仅无法安抚教师的情绪，反而与教育部直接对抗，可见北京的国立教育已经举步维艰。 对于这一时期北京国立各校的经济状况而言，浏览报章标题即可见一斑。以1923年北京《晨报》为例，连续有诸如“京师教育势将完全停顿”、“教育部名存实亡”、“八校已陷入绝境”、“八校危在旦夕”、“国立八校已无法维持，数万青年失学”以及“国立八校已有五校关门”等报道出现。1925～1926年的《现代评论》继续不断出现“北京国立教育破产吗”、“教育经费的治标方法”、“教育部与教育经费”、“所望于学校经费略有着落以后”、“北京国立几校的前途”、“国立九校到底怎么办呢?”等类似消息。《教育杂志》同样刊登出“啼饥号寒之京华大学教育”、“北京国立九校之风雨飘摇” 等文章。1925年阴历年关将近，对于北京国立八校而言，经济状况更显紧急，《申报》报道：“所有债主，陆续而至。教职员个人方面，大多数亦俱以薪水积欠过巨，典质一空，不克维持其生活。……事实上，学校暨个人两方面，已到山穷水尽之际，负债累累，至少非有一个月之经费，不能应付。”⑨即便如胡适这样薪水丰厚、声望颇高的学界名流，也曾因为欠薪导致生活上一度出现困难。 进入1926年之后，北京高校经费紧张的局面没有任何缓解迹象，反而比以往更加严重，被舆论形容为“奄奄一息”，接近“破产边缘”，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学生的前途。《晨报》语气悲观，几至令人绝望：“乃者国立九校经费奇绌，积欠累年，危象迭生，深抱悲观。教员则忍饥授课，职员则枵腹从公。精力耗于校务，苦无点金之术；市肆困于久赊，莫观乞未之帖。借贷万难，蒿目滋惊，君子固穷，凄其伤矣。甚至雇佣欠赀，校役啼饥，购物无钱，纸墨告罄，此则同人等瞻顾现状，深为危惧者也。”⑩ 国立各校在每年寒暑假结束之时多因无法按时开学而处境尴尬。1926年暑假，北大传出因日常维护经费短缺无法按期开学之事，甚至因无力支付自来水费险些被切断水源，最高学府落入如此境地，《现代评论》感叹“这是何等悲惨的现象！”(11)《国闻周报》记者听闻北大因拖欠煤钱而差点被法院封门，称“实在是丢国家的体面”。(12)上海《民国日报》则调侃道：“学校穷到这般田地，不是富翁，当不得校长，如果蔡(元培)氏要去，非得要先赶紧筹这笔煤费不可。否则，人在津浦车上，学校倒封了门了”。(13)实际情况是，北大直至这年10月中旬才勉强开学，11月中旬才正式上课，但已无力印刷讲义，教室内部甚至无法生火取暖。 北大尚且如此，其他学校情况更是可想而知，1926年秋季开学之际，《晨报》介绍了各校的窘境，师范大学“因积欠自来水公司水费过巨，现该公司已将水线撤断，水源断绝，学生洗沐饮料，均无所出。厨房以欠款过多，拒绝开火”；工大“积欠煤铺数千元，日前赴校大闹，尚未解决”；法大“以积欠电话电灯公司与自来水公司数近万余元，亦欲将撤线断绝水火交通，以示抵制”。“此外如医大女大女师大艺专，均一文莫名，日用之费，俱无所出，而万余学子彷徨歧路，无课可上，为状至哀云。”(14)由于经费无着，无法维持，各校当局无奈之下计划将学校交教育部接收，但教育部亦无筹款办法， “京师教育前途，不堪设想”。(15)对于1926年的北京教育，《大公报》概括为“遍体麟伤，满目疮痍”八字，“以言上课，一年平均不过三月，放假提前，开课延期；以言经费，代表终日会议，教职不得一饱，于是散而四之；以言风潮，内有校长同学之争，外有主义党派之歧，讲堂宣战，会场相持，头破血出，莫知所底；以言运动，天安门外，时开示威之会，国务院前，满陈烈士之尸”。(16) 由于大多数学校无法保证正常运转，学生无法照常在校上课，导致北京的公寓租赁也受到影响，“公寓的住客，以学生与谋事人为大宗。去年北京的学校，几成停顿状态。学生在京住的时间，和在家不相上下。公寓的营业，焉得不衰颓。”(17)不仅如此，学生群体的流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北京商业市场的购买力。 高校情况如此不堪，不仅影响学生学业，也严重冲击在职教师群体的日常生活。顾颉刚当时正在北大任教，他的工资“在两个多月之中只领到一个月的一成五厘，而且不知道再领几成时要在哪一月。友朋相见，大家只有皱眉嗟叹，或者竟要泪随声下。”其日记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当时生活的拮据：1926年1月，北大不能按时发薪，兼职的孔德学校“亦仅半薪”，无奈请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向学校借了八十八元，“可还许多小债”，然此终非长久之计(1926年1月6日)。由于生活困窘，妻子履安“不怿之色，萃面盎背”，更让顾颉刚大为“不欢” (1926年4月2日)。其1926年6月6日的日记记述：“近日手头干涸已极，后日须付房金。没有法子，只得向适之先生开口借钱，承借六十元。”由于穷困到了极端，一向视学术为生命的顾颉刚开始“卖稿”，把学术变成了“生计的奴仆”， “以至有不忠实的倾向而生内疚”。(18)据同在北大的梁实秋回忆，“教员的薪俸积欠经年，在请愿、坐索、呼吁之下每个月只能领到三几成薪水，一般人生活非常狼狈，学校情形也不正常，有些人开始逃荒”。(19)媒体形容在整个1926年间，“除去几个和外国人直接或间接有关系的机构外，几视发薪为例外”。(20) 二、城市的恐慌状态与知识群体的南下潮流 经济的窘迫，有时尚可维持。而政治环境的高压，思想、舆论氛围的紧张则迫使许多文人开始认真考虑各自所面临的选择。民国肇建以来，北京政局虽然并不稳定，但普通社会层面还不至于陷入混乱。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的战争虽也时时波及北京(如皖直、奉直几次大战)，但多在城市外围，由于交战期间另有一部分中立军队维持城市治安，所以即使战事激烈，对于城内的百姓而言，日常生活所受影响不大。 而1926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从年初开始，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队以及直系军队就摩擦不断，交火区域逐渐从城外蔓延至城内，自庚子之乱后一直还算太平的京城再次陷入战乱之中，百姓的不安感也随之上升。梁启超这年1月写给梁思成的家信中感叹：“天下大乱之时，今天谁也料不到明天的事，只好随遇而安罢了”。(21)顾颉刚也描述，1926年初，由于北方军事情况日益紧张，北京长日处于恐怖的空气之中，上午能看到飞机投弹，晚上则饱听炮声。普通铺户都在清理账目，饭店酒馆则是修理炉灶，阔气一点的铺子门前都标着“铁门有电”，比阴历元旦的歇业还要整齐。(22)《现代评论》也验证了这种局面：“不到下午六七点钟，平日的繁华街市都已灯消火息，来往的人们一个个慌慌张张地，好像大祸就在目前一般！”(23)著名报人胡政之观察到的情况是：“今日环围北京之军队，不下十数万。而一出城门，招兵旗帜，犹随处可见”。(24)分属不同派系的军队之间多有冲突，并波及百姓的日常生活。 对北京的知识群体而言，更具震慑性的事件是“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18日，以学生为主的团体在铁狮子胡同总统府前请愿，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天津大沽口，卫兵当场向请愿队伍开枪射击，死伤多人，造成“三·一八”惨案。如果说，震惊中外的五卅事件尚是外人残杀中国人，而“三·一八”惨案则是国人自己残杀自己人，因此性质比五卅事件更加严重。无论其中的细节如何还原，政府卫队直接向示威群众开枪射杀的行为确实开民国以来未曾有之先例。周作人认为这是晚清以来在北京发生的最残忍的屠杀，开启了“对知识阶级的恐怖时代”。他将“五四运动”与“三·一八”惨案做了一番对比，认为前者代表了“知识阶级对于北京政府进攻的成功”，而后者代表了“北京政府对于知识阶级以及人民的反攻的开始”。他回忆到，“三·一八”惨案之后，学生整批被枪击，教员也陆续被捉去杀害，“北大教授星散，多数南行，只剩若干肯冒点险的留在北京”。(25) 周作人的这种感受实际上反映了1926年开启的居京知识群体的南下趋势。“三·一八”惨案后第二天，执政府就颁布《临时执政令》，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为由，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5人，其中，徐谦为中俄大学校长，李大钊为北京大学教授，李煜瀛为中法大学校长兼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易培基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顾兆熊为北京大学教务长，其他几乎全为教育界、出版界人士。鲁迅也于惨案发生之后至刑部街的山本医院躲避，后又转移到锦什坊街的莽原社。1926年4月16日，奉军查封《京报》报馆，逮捕了总编辑邵飘萍，4月26日将其作为“赤化分子”枪决。这一事件对于当时在京的知识界人士而言，不啻为一次极大的震动。 此后，军警又搜查了北大、北师大、女师大、中国大学等地，首要目标即为捉拿“赤化”者，北大是搜查重点，北京一时风声鹤唳，舆论感叹：“近数日来，北京社会忽然表现一种恐慌的景象。尤其知识阶级的人士，无论是在教育界或不在教育界的，无论是教员或学生，更无论是所谓赤化或非赤化的，大家都像有大祸临头似的，表示十分不安的状态。”(26)不仅如此，社会治安也一片混乱，最终演化成“无法无天”的景象：“我们只看见今天甲司令部捕去学生，明天乙机关传押新闻记者，后天丙军事人员架去学校校长。”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捕人的事，究竟为的甚么理由，依着那个责任当局的命令，经过了那种法定手续，莫说小百姓不明白，似乎连所谓内阁也不知道。”(27)北京城内以往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已经随着张作霖、张宗昌的进入而逐渐带有恐怖的意味。 8月5日深夜，《社会日报》经理林白水被军警从报馆带走，翌日便以通敌罪名被张宗昌下令处决，此时距邵飘萍被杀不过百日，所谓“萍水相逢百日间”。林白水死后，“北京的言论界，也一个一个噤若寒蝉，默然不发一语，好像一点人类应有的同情心都没有。”(28)出现这种局面并不为怪，新闻记者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因为“在现今恐怖状态的北京城圈里，一开口便有吃枪子的危险。”(29)北大教授张慰慈给时在美国的胡适写信，不约而同地将北京的局面比喻为“法国革命时代的Reign of terror(恐怖统治)”。(30)《现代评论》也描述： “最近七八个月，北京这个都会永呈一种恐怖状态。最初是空中炸弹的恐怖，接着是军队入城出城的恐怖，接着是无数军官或军事机关任意拿人任意杀人的恐怖。”(31) 张作霖、张宗昌等人查封报馆、捕杀记者、教授的所作所为体现出与以往北京政府主政者并不相同的思维逻辑，对于民国以来一直生活在比较宽松舆论环境中的知识群体而言，震慑作用非常明显。如果说在此之前只是生活陷入困难，那么在此之后则是生存环境陷入危险，群体性的恐慌开始蔓延，逃离北京成为一种更加普遍而现实的选择，知识界的南下趋势更加明显。《国闻周报》观察到的此时的情形是，“会叫会跳的分子，都匆匆忙忙离开了北京，这样一来，北京的教育界，愈成了黄昏景象”。(32)《大公报》也报道了当时北京高校教师的流失状态：“各校教员最近又纷纷离京，如北大哲学教授张颐，已应厦大之聘。法大教务长潘大道，已应上海法科大学之聘，均于昨日离京。师大代理校长汪懋祖，已应东南大学之聘，不日离京。其余纷纷南下者尚多，大约以上海、广东、南京、厦门四处为归宿。而成都大学所聘亦复不少，成大教务长吴永权，在北京所聘原任国立九校教授如李璜、曹四勿等计十余人，亦经陆续出京。”由于离京教授过多，几乎已动摇北京学界班底，该报甚至还担心，“将来即令教育经费有着，恐不免有教授缺人之数矣”。(33) 大约与此同时，厦门大学刚刚新设的国学院正在招兵买马，先前已经从北大国学门移职转至厦大的林语堂正担任文科学长，利用原来的人脉关系，他广泛联系那些经济环境与安全环境都不能得到足够保障的国学门老同事，开出的薪水条件也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以北大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为首，包括顾颉刚、张星烺、魏建功、林万里、孙伏园、章廷谦、容肇祖、陈乃乾、潘家洵、黄坚、丁山等人集体南下厦大，鲁迅也是其中的一员。 暑假之后，在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书的闻一多同样也因经济困难被迫离开北京，进入上海国立政治大学任教并担任训导长，尽管他并不适合这个职务，但上海至少能给他提供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而对于顾颉刚、闻一多而言，他们只是知识界众多离京南下群体中的一员。北京是人文荟萃的古都，论学术积累国内城市无出其右，如非迫不得已，少有学人情愿离开。顾颉刚虽选择了厦门，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厦大国学院毕竟属于新开，学术氛围和学术环境与北京相差甚远，因此，在他的计划中，迫于生计的南下只是暂时的选择，在北京的“书籍什物，一切不动，只算作一旅行而已”。(34) 教师群体南下寻找新的出路，学生群体亦不甘人后。《晨报》报道：“自北伐军占阳夏，由沪往粤投效者三日之内达三百人，由京往粤投效者六百人，类皆大学学生。”(35)这份报纸还在1927年3月11日专门刊出一幅题为“孔雀东南飞”的插画，描述居京知识群体的南下潮流。《现代评论》则认定那是一个“人人南下”，“有力者想去卖力，无力者想去卖智”的时代。(36) 1927年4月5日，北京武装警察队会同奉军宪兵，得外交团默契，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以“反赤化”的名义，包围搜查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及中东铁路办公处，拘捕李大钊、路友于、张挹兰等人并最终处决。三人临刑前的合影竟然也在北京的报纸上刊出，血淋淋的事实对北京知识界是最直观的警示。李大钊死后不久，北大教育系主任高仁山也因为参与国民党活动被张作霖杀害，这一系列事件所造成的政治高压与紧张气氛对北大而言非常严重，史学系主任朱希祖之子朱翧回忆，由于李大钊、高仁山等被杀，北大的教授与学生“人人自危”，一时间很多人离开，“留下来的也大多销声匿迹，深自韬晦；走不开的许多教授，也大多考虑如何应变，另谋出路；或者转到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去。北大从第一院到第三院，呈现一片零落景象”。(37) 伴随知识群体南迁的还有一批重要刊物。在1920年代的北京，当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出版界一个突出现象是同人刊物的兴起，现代知识分子借助某种报刊建构起一个公共的言说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发表自己的作品、表达自身的政治态度，这也是知识群体兴起的重要媒介。《现代评论》与《语丝》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二者不仅都具有广泛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以这两份刊物为平台，集聚起了一批当时的知识精英，形成相对固定的文人团体，确立起比较松散的联盟。 《现代评论》创刊于1924年12月13日，大部分撰稿人均供职于北京大学，如前所述，在1920年代，北大一直处于北京学界风潮中心。随着北大同人大部分离京南下，围绕《现代评论》杂志的这样一个相对固定的知识群体逐渐走向解体，主编王世杰与周鲠生一同去往武汉，其他如高一涵、燕树棠、皮宗石、余上沅、陈源、王星拱、徐志摩、刘英士、杨端六、梁实秋、叶公超、丁燮林等也于1926年至1927年间纷纷南下上海、南京等地。《现代评论》已于1927年3月从138期开始，正式迁至上海出版。 同一时期北京的另一份重要同人刊物《语丝》创刊于1924年11月，并在杂志基础上成立了北新书局。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林语堂、废名、江绍原、孙福熙、章衣萍、柔石等人为该刊供稿。1927年10月，在出版至154期时连同北新书局一起被张作霖查封。早在查封之前，作为“语丝的主将”，鲁迅已于1926年8月离开北京。孙伏园、章廷谦等人也先后赶到厦门，章衣萍于1927年夏已到达上海。1927年12月，《语丝》第155期与156期移至上海出版。 三、南下潮流与中国文化格局的重组 1926年北京知识群体的南下潮流是以往数年多种因素积聚的必然反应，其中反映出新政治中心对知识精英的吸引力以及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互动关系。可以认为，知识群体的大规模南迁与当时中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南移是同一个过程，这种迁移本身既是文化中心转移的重要表征，也是一个相应的结果。北京已经不能为知识界提供基本的外部条件，而上海、江浙等地无论是在政治氛围，还是在经济环境等方面，都有着一定的筹码。因此，出于或主动、或被动的各种因素的累积，知识群体的南下已经不是单独的个体行为，而是转化为一种整体的时代潮流，形成一种引人关注的时代现象。 北京知识群体大规模南下之后，无论是政治姿态，还是生存方式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现代评论》就指出，随着国家政治中心逐渐南移，“智识阶级内有很多跑到南方去尽力。”(38)这种观察大致勾勒出1920年代中期国民党在知识群体眼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的曲线。以《现代评论》群体为例，南下之后有相当比例的人物投向新兴国民党政权。其中，主编王世杰历任湖北省政府委员、武大校长、国民政府法制局长、教育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要职；高一涵曾任武昌中华大学政治系主任、法科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还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代理宣传科长；周鲠生于1926年到达广州，参加了中山大学的筹备工作；杨端六在广州经杨杏佛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张奚若应蔡元培邀请，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高等教育处处长；唐有壬南下后，曾担任关税会议专门委员、湖北省银行行长兼湖北省金库长，复任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调查部主任等职。(39) 作为《现代评论》这一群体的核心人物与精神领袖，胡适的选择更带有风向标的意味。1926年7月17日，胡适从北京动身，途径苏联赴伦敦参加“英国庚款咨询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会后又赴美。1927年4月12日，胡适由西雅图登船回国。此时，蒋介石已经开始在上海公开“清党”，而张作霖控制下的北京也隐藏着危险与不安，胡适遂中途停留在日本横滨，几个星期中主要通过报刊杂志以及与国内友人的通信了解国内近况。经过权衡考虑，胡适于5月17日自神户乘船离开日本，他没有回到北京，而是选择上海为最终目的地。 在国家最高权力的争夺过程中，知识精英虽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但这些人的政治选择往往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隐含着历史发展的某种趋向。从这个角度而言，1926年北京知识界的南下潮流实际上是国家政权交接前夕在文化领域的一场“预演”，他们的这种行为表明，在胜负未有定论之前，胜利的天平已经向南方倾斜。 南下知识精英们除有一些人进入新生政权的行政领域外，大部分从事的还是更加熟悉的文化教育领域，高校仍是最重要的选择。这对于南方高校学术水准的提升与南北文化格局的调整也具有积极意义。1920年代之前，江浙、南粤等地区虽然贡献了近代中国人数众多的学界人物，但与之产生鲜明对比的则是这些地方却几乎没有产生有全国性影响力的现代学术机构，大批名流主要聚集在北京。1926年前后居京学人大批南下之后，纷纷在南方的一些大学重新上岗，对这些高校的师资力量形成重要的补充，它们日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此。 如前所述，北大国学门的一批学人转战厦大，对厦大国学院研究力量与研究水平的提升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广东的中山大学也是这股学人南下潮流的受益者。据1927年8月中大《本校文史科介绍》所列的教授名单看，有傅斯年、顾颉刚、江绍原、汪敬熙、冯文潜、毛准、马衡、丁山、罗常培、吴梅、俞平伯、赵元任、杨振声、商承祚、史禄国等。(40)这些人在此之前多数供职于北大。其后不久，或受到南方革命气象的感召，或受到北方白色恐怖的逼迫，另一批北大学人鲁迅、容肇祖、董作宾、朱家骅、罗庸、费鸿年等也陆续来到中山大学。这批人的到来不仅大大充实了中大的学术队伍，同时也把北大的学术风气整体移植到新的环境，中大也开始成为国内学界的新星。傅斯年等人创办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是北大《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的继续和发展，他们所办的《民俗》周刊更是北大“民俗学”研究的南下。而在“民俗学”中，他们特别看好歌谣等鲜活的民间文学，这正是胡适倡导的白话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力量。同时，因顾颉刚、江绍原在中山大学执教，带动了钟敬文、容肇祖在民俗学领域的崛起。(41) 在知识精英们投奔国民党政权的过程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资格也对于他们的选择具有很大的引领作用，蔡元培广泛的人脉关系成为知识精英们与新生国家政权之间的重要联络纽带。1928年夏武汉大学筹建，已经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指派刘树杞、李四光、王星拱、周鲠生、麦焕章、黄建中、曾昭安、任凯南8人为筹备委员。其中，李四光、王星拱、周鲠生都是南下的北大教授。后来，王世杰、朱家骅、陈源、郁达夫、石瑛、皮宗石等原北大人物纷纷加入其中，王世杰更是成为初创时期的武大校长。以此为班底，武大创办之后发展快速，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当中迅速占有一席之地。此后，王星拱、周鲠生也曾任校长之职。以新兴的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以及南京中央大学为代表，与原有南方的一些私立高校如圣约翰、东吴、同济、沪江、岭南等，形成了相对成型的南方高校群，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民初以来南北文化格局发展的不平衡，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南方学界的活力与影响力。 由于外部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南下学人在生存方式、政治姿态、思想言说等方面也在不断调适。以《现代评论》群体为例，1927年7月，他们在上海以胡适为中心再次迅速集聚，通过集资方式创办新月书店，胡适任董事长，余上沅任经理，徐志摩、丁西林、张嘉铸、闻一多、潘光旦、饶孟侃、叶公超、梁实秋等为董事。次年3月，《新月》月刊出版，这个群体大多成为该刊的编辑以及主要撰稿人。新月书店的创办以及《新月》月刊的出版是这批知识精英们在一个新的政治环境与言论空间中谋求发言权与政见表达的一种努力，“但这是一种超越了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设想和自我定位”。(42)在此后“人权与约法”、“自由与独裁”的一系列讨论中，胡适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一度出现紧张。有研究者认为，胡适在上海的这几年，恰是在“暴得大名”后声誉渐落、左右不甚逢源的时候。(43)在党国体制逐渐确立的时代，一向信奉自由主义的胡适也需要重新调整自己在政界与学界的准确定位。 《语丝》南下之后虽然能够在上海继续发行，但在迥异于北京的异质环境中，必然影响到报刊本身的运作模式与表达方式，语丝社北京时期以《语丝》周刊为阵地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是典型的同人刊物，是现代知识分子建构言说空间的一个重要平台。南迁上海后，由于同人立场发生嬗变，这一言说平台由建构到解构，表现出明显特征：同人启蒙立场逐渐消解、批评本体色彩逐渐弱化、编辑主体和创作主体由一体到分离、出版策略与文化理想由反抗转变为迎合，读者趣味决定了杂志的取向，商业色彩愈发浓厚，这些现象已经与最初的办刊宗旨出现明显偏离。(44)《语丝》的最终命运也走向了无可避免的消亡。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与巩固实际上已经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余论 从五四运动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的那几年是中国政治、军事格局发生重大变动的时期，也是文化教育格局发生大调整的时期。外部政局的动荡持续影响到北京学界内部。由于北京政府控制范围的萎缩，财源逐渐枯竭，军阀割据，庞大的军费开支严重挤占本就十分微薄的教育经费，长期的投入不足导致校内局势的不稳，正常的教学秩序无法维持，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均不安其位，学业正途无暇顾及，经济生活陷入低谷。 更加严重的是，知识群体借助于各种公开的请愿、游行活动，以愈加高昂的姿态不断挑战当权者的容忍底线，加剧了他们与北京政府之间的紧张对立。以“三·一八”惨案为标志，北京政府开始改变以往一贯比较宽松的文化政策。张作霖控制中央政权之后，对知识界的高压政策不断升级，李大钊这样一个知名学者因政治态度被杀，《语丝》、《现代评论》等重要刊物被迫转移，表明此时的北京已经不存在容纳多元思想的言论空间，知识群体大规模南下。借助于相对广阔的文化市场、良好的经济环境以及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尤其是租界内特殊的言论环境，使得上海对知识界人士构成了极大的吸引力，这些优势又通过与北京的对比，得到不断放大，于是上海成为知识阶级南下的首选。 从更广阔的历史时段来考察，1926年前后知识界的南下潮流是当时中国政治、文化与学术格局重组的重要表征。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国家政治与文化重心南移的趋势基本确立。一部分知识精英投向新生国家政权的行政官僚体系，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投身于文化教育事业。 不过，对于一直以来依托于最高学府的知识精英而言，上海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发达的文化市场虽然为他们提供了更加充裕的物质生活环境，但浓重的商业氛围与功利气息并不十分适合他们，学风浓厚的北平古城以及意境悠远的学院派生活仍然时时勾连着许多人的内心眷恋，一旦环境发生变化，他们会再次对未来的出路进行选择。随着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北平局势的逐渐平稳，许多南下上海的学人辗转回到北平，再次出现在了那些根基深厚的高校讲台与书斋之中。(45)蒋梦麟、胡适重掌北大，借助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经济支持以及原有的学术网络，北大的发展重新走向良性轨道，由此奠定了1930年代中期北大中兴的基础。同一时期，清华大学也因改制，再次吸引了一批曾经的南下学人以及一些留学生，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也纷纷崛起，形成北平的“四大高校”，再次占据国内学术的顶尖阵地，而民国时期北京的学术与文化，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迁徙流转中，一直向前。 注释： ①政之：《错综复杂之时局》，天津：《国闻周报》，第3卷第22期，1926年6月13日。 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5页。 ③本文中所谓的“知识群体”主要指当时在北京高校任职的教师，但在1920年代的北京，这个群体的构成比较复杂，很多人的身份并非单一的教师，往往是集作家、论政者、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综合体。 ④所谓“国立八校”是指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美术学校。至1926年，增加北京女子大学，因此又有“国立九校”之说。 ⑤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04页。 ⑥陈东原：《教育失败的根本原因》，北京：《现代评论》，第2卷46期，1925年10月24日。 ⑦关于“六三事件”的详细研究，参见任伟《异心协力：索薪运动中之民国教员群像——以1921年国立八校索薪运动为中心》，上海：《史林》，2012年第3期。 ⑧王学珍、张万仓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861—1948》，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96页。 ⑨《京八校渡阴历年关之困》，上海：《申报》，1925年1月28日。 ⑩《九校教职员联席会宣言，决于两周之内努力救九校》，北京：《晨报》，1926年8月11日。 (11)文：《教育经费到底怎么样?》，北京：《现代评论》，第4卷88期，1926年8月14日。 (12)(32)慎予：《蔡元培与北大》，天津：《国闻周报》，第3卷第29期，1926年8月1日。 (13)圣女：《北京的开学问题》，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8月23日。 (14)《国立各校近况》，北京：《晨报》，1926年9月30日。 (15)《无法维持之北京各大学》，北京：《中华教育界》，第16卷第5期，1926年11月。 (16)《误尽天下苍生的北京教育——民国十五年之统计》，天津：《大公报》，1927年1月1日。 (17)(20)(38)曲殿元：《过去一年北京经济的衰颓》，北京：《现代评论》，第5卷第115期，1927年2月19日。 (18)(22)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6～102页。 (19)方仁念编选：《新月派评论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页。 (2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9页。 (23)文：《北京人的生活》，北京：《现代评论》，第3卷69期，1926年4月3日。 (24)政之：《北方今后将永无宁日》，天津：《国闻周报》，第3卷第18期，1926年5月16日。 (25)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406页。 (26)文：《北京的恐怖》，北京：《现代评论》，第3卷第73期，1926年5月1日。 (27)纯：《北京政府与恐怖状态》，北京：《现代评论》，第4卷81期，1926年6月26日。 (28)云：《可怜的言论界》，北京：《现代评论》，第4卷88期，1926年8月14日。 (29)纯：《时局与言论界》，北京：《现代评论》，第4卷92期，1926年9月11日。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21页。 (31)文：《北京解严》，北京：《现代评论》，第4卷101期，1926年11月13日。 (33)《国立九校教授纷纷出京》，天津：《大公报》，1926年9月16日。 (34)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9页。 (35)百忧：《以科学眼光解剖时局》，北京：《晨报副镌·社会周刊》，第50号，1926年10月5日。 (36)宇文：《打倒智识阶级》，北京：《现代评论》，第5卷116期，1927年2月26日。 (37)陈平原、夏晓红编：《北大旧事》，第135页。 (39)关于“现代评论群体”南下后任职情况，参考孔祥宇：《〈现代评论〉与中国政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141～142页。 (40)转引自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3页。 (41)参见沈卫巍：《现代大学的两大学统——以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为主线考察》，上海：《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 (42)叶中强：《从知识体制中心走向自由媒体市场——“新月派”文人在上海》，上海：《史林》，2008年第6期。 (43)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65页。 (44)张积玉、赵林：《〈语丝〉周刊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言说空间的偏离》，海口：《海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45)有文章对此进行了统计，1930年前后北上的学人包括胡适、傅斯年、顾颉刚、杨树达、余嘉锡、刘文典、汤用彤、徐志摩、潘光旦、罗隆基、吴泽霖、闻一多、陈嘉、雷海宗、浦江清、向达、王万里、王绳祖、陆维钊、王庸、郭廷以、陈梦家、陆志韦、吴有训、赵忠尧、顾毓秀、曾昭抡等。作者认为这是中国知识界内部机理的深刻反应。参见刘超：《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南北问题”——以东大和清华为例》，石家庄：《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