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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上海租界先后建有公园15座。近代上海还有一批公用私园，其产权是私人的，但对公众开放，功能近似于公园。这些公园与公用私园，是上海居民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是展示上海城市异国情调的地方，相当部分还承担着城市广场功能，对上海市民带来相当复杂的影响。外滩公园、顾家宅公园等突显西洋色彩，且长期禁止华人入内，因而成为民族歧视的标志。公园门票日票2角，季票1元，并不是很小的数字，上海相当多居民无力入园游览。上海一市三治，缺乏统一的城市规划。民国时期租界公园增多，华人公用私园衰落，是城市人口增多、密度增大、地价上涨的结果，也显示了上海公共休闲空间的复杂性。 关 键 词：近代上海 公园 社会生活 作者简介：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公园简介 近代上海租界先后建有15座公园，其中公共租界10座①，法租界5座②。这些公园中，历时较久、面积较广、影响较大的是外滩公园、虹口公园、顾家宅公园与兆丰公园，号称四大公园。近代上海一市三治，整个上海城市没有统一的市政建设规划，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公园都是自行规划、建设的。上海华界政府从晚清到北洋时期，都没有进行过正规的城市规划，没有设立过公园。南京政府时期，上海市政府曾在龙华设立血华公园(后改龙华公园)，在五角场北面辟设市立第一公园，但建成没几年就毁于日军炮火。1945年有学者综合评论这些公园： 以设备论，则第一特区所办各园，最为完备，山水树木花朵草地亭池桥梁等，皆应有尽有，并设有新式清洁之男女厕所，任人自由使用。又有酒排商店，游客渴可小饮，饥可小食，但仅备西菜，售价较外稍昂。第二特区之顾家花园，俗称法国公园，以树木美丽见长，且位处闹市与住宅区之间，故游人之多，为全市各公园冠。市办各园，因场址较小，办理未久，故草木花卉，未臻极盛，不售门票，凡衣服整洁之人，不分国别长少，均可自由进出。③ 公园之外，近代上海还有一批公用私园，其产权为私人所有，但对公众开放，其功能近似于公园，可以视为准公园。因此，本文也将其包括在内一并加以讨论。这些公用私园主要有豫园(明代即有)、申园(1882)、张园(1885)、徐园(1887)、愚园(1888)、大花园(1889)等，内以张园最为著名。 近代上海公园与公用私园的发展与演变，与上海城市范围的扩大、人口的增多、人口密度的增大有密切关系。15个公园中，只有3个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建立的，其余12个都是二十世纪建立的，其中有9个是民国年间建立的。1865年，上海华界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980人，到1930年上升到每平方公里3441人；公共租界在1865年是每平方公里37758人，到1930年上升到每平方公里44596人。公共租界人口密度是华界十倍以上④。城市人口增多、密度加大，意味着对公用休闲空间需求的加大。这是上海公园在民国时期迅速增多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人口增多、密度加大也与城市地价上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若无政府的统一调控，势必导致对公用休闲空间的挤压。这从上海公用私园的衰落可以看得很清楚。徐园原来在闸北西唐家弄，后来迁移到西面的康脑脱路，原因就是原址地价猛涨，将原址置换出来从经济上看比较合算。出于同样原因，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先前开放的公用私园，一个个都关闭了，原址都用于开发房地产了。杨树浦大花园是二十世纪初废圮的，愚园是1916年关闭的，张园在1918年以后就不复存在了。私园所有权是私人的，其土地使用总要追求利益最大化。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地价的猛涨，废园建房是必然趋势。 与私园衰落形成对比的，是租界公园的兴建与开放。租界大部分公园的兴建，与私园的衰落正好同步。兆丰公园建立时，上海城市人口已经超过200万，公共租界总人口已近70万，中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75000人。这说明，城市越来越拥挤，越来越需要休闲空间。租界当局从城市居民整体需要角度，兴建了公园；老板从私人追逐利润的角度，关闭了私园。这一建一闭，说明城市公共设施只能由政府来统筹与规划。 这些公园与公用私园，在近代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中起着相当重要、复杂的作用。它们既是休闲胜地、社交场所，也部分地承载了城市广场的功能。它们带有近代上海特有的民族色彩，在突显民族特色、强化民族认同方面有特别的表现。 休闲胜地 上海公园与公用私园最主要的功能是休闲娱乐。世界范围内，城市公园的设立，一开始都是适应市民生活需要，与休闲娱乐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公园始于美国的纽约中央公园，1857年建立，此后有德国慕尼黑公园、德莱斯顿公园和美国旧金山金门公园、芝加哥公园。这些城市都是伴随着工业化的步伐快速发展起来的，人口增加迅速，人口密度加大，生活节奏加快，迫切需要公众的休闲娱乐空间。上海公园的设立，既与国际大城市建设公园的潮流相一致，也与上海外侨的生活情趣有关。 上海最早的公园是1868年建立的外滩公园，其缘起就是外国侨民(主要是英国侨民)休闲娱乐的需要。公园的土地在苏州河与黄浦江交界处，原是一块浅滩，经上海道台批准使用，资金来自上海外侨的娱乐基金会。公园里草坪开阔，绿树遮阴，假山、茅舍、鲜花、木椅，还有习习江风，这些与近在咫尺的喧闹市区形成鲜明的对比。游园休闲成为对繁忙紧张都市生活的极好补充。时人描述： 每当晨曦初上，夕阳欲下，霞光返照，紫霭笼江，又或晴空万里，水月交辉，阴雨霏霏，烟销雾迷，四时之景色不同，而斯园之胜概无穷。至若登假山，步江亭，江水汪洋，烟波浩瀚，听涛声之拍岸，观轮舰之出没，更令人兴乘风破浪之思，足以拓胸襟而长志气。⑤ 1928年开放后，有人记述游览外滩公园的情况： 游园的有西人，有木屐儿，有赭帛裹首的身毒奴，而尤以华人占多数，往往一对一对的坐在绿阴深处，喁喁情话，旖旎风光，难以笔述。西方儿童也不少，抟沙掷土，很是顽劣。一二岁的婴儿们，睡在小蓬车上，由乳媼推着，个个开着笑口，玉雪可念。随处设有铁椅，可供憩坐。⑥ 顾家宅公园的功能与外滩公园相似，起初地处闹市边缘，法租界在1914年大扩张以后，就夹在闹市当中，因而是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1929年7月《申报》一篇文章记述人们到顾家宅公园去避暑的心情： 天气是这样容易使人出汗，坐在家中一刻也不能舒服，空间的微风渗杂着暑热扑在人身上，一些也感不到凉爽的意味。坐卧的家具似乎内藏着火坑，浮起一层热意。要在这样烦热的天气找一个比较凉爽的处所，我的思念终于投在“到公园去”的计划上。这提议应声地得到我表妹的同意，我们便带了些编织物去消磨那有闲的时间。那是个充满着法兰西风的公园。游人是非常的众多，阵阵的风吹来，清香的花草气掩盖了可厌的暑气。眼前的景物展开着一种织巧的淡雅的朗爽的美，使人常有不尽的眷恋。⑦ 1939年，一位游客记下游览顾家宅公园的心情： 溯自上海太平以后，逛公园也算上海仕女一种消遣，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景苍凉，冬日严肃，在在都有一游的价值。梵皇渡公园与外滩公园因满目都是刺激朋友，胆小的娘儿们更裹足不前，贝当路、白赛仲路两公园小得如双亭子间一样，虹口公园、昆山花园亦做梦都不会去，文庙公园尤不在话下，最稳妥便利，最热闹的中心地段，那只有顾家宅公园。于是文人雅士、闺阁名媛，连我这俗不可耐的闲人也时常去玩玩，“吃”一些新鲜空气。……在顾家宅公园见到的，也独多以上三种典型人物。奶妈或母亲携着孩子，悠悠地织绒线；男男女女并肩挽手的走桃花路；也有带着沉重的几十斤重的样装书在池边埋头勤读，也有痴汉似的独自在亭子里练拳。可以说，“男人衣着，悉如外人，并怡然自乐”，孤岛上的一个“世外桃源”。⑧ 虹口公园是在靶场基础上扩展而成的，面积略小于兆丰公园，但比其他公园都大，1906年局部对外国人开放，1909年全面对外国人开放，1928年对中国人开放，是苏州河以北地区最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马国亮曾记述他1933年游览虹口公园的情况： 天气既然好，游人不消说很多，红的绿的黑的白的全是人，出没在溪边、树边、椅上和草地上，其中东西洋的，白种的，黄种的，棕色种的……全有。最多的自然还是咱们的同胞和在虹口天天见到的日本人。 什么景色都有。两个西洋人不知是不是在辩论中日问题，大家说到面红耳热。两个印度女人和一个束了白头巾的男人调情，缠了半天还像没个结局。东洋小孩拿着太阳旗随处跑，中国孩子老是躲在妈妈或爸爸的旁边。东洋人在打球、钓鱼，中国人在吸烟、散步、谈笑、练太极拳。⑨ 兆丰公园离中心城区较远，占地面积近三百亩，是外滩公园的十倍，富有乡村风味和自然野趣，有林地、草地、溪流与湖泊，有宽广草坪与林荫大道，有植物园、动物园，是一座郊野公园。1942年，在格外拥挤喧闹的上海，人们这样记述游览兆丰公园时的愉悦心情： 人烟稠密的上海，红尘十丈，来自田间的寓公寓妇们，除掉一餐行道树秀色外，见不到一棵草、一朵花，践不着一丛草，甚至一块泥，何怪跑过跑马厅，对这“沙漠绿洲”，齐投贪婪视线，瞟上一眼，马蹄皮鞋践踏过的黄泥黄草，失去青春美，镀金身价，格外提高，胜过上天瑶池琪花异世咧！……兆丰公园，雅容壮观的兆丰公园，尘俗上海的天堂，西隅的广寒宫、夏娃园，芳邻圣约翰，弦歌交响，学子杂踏，诗意镜头，益发茂美！⑩ 外滩、顾家宅、虹口与兆丰，这四个公园的功能错位互补，共同构成了上海城市公园比较完整的体系。比如，兆丰公园与顾家宅公园，距离中心城区一远一近，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 只是兆丰公园，毕竟太远了，长长的一条愚园路达到那尽头，住在东区的人，至少感觉不便。为着这样的原因，法租界顾家宅公园，更为不想走远路的人所拥戴。 顾家宅公园的面积，自然比兆丰公园占得小，但是地点适中，环境清幽，一行行列着法国产的梧桐，同原野似的草坪，雏形的伶珑小巧的假山，涟漪生致的小池，喷水的亭，有人说法国人擅长园艺，他们的京城巴黎，有世界花都之称，果然这句话是并非溢美。我们从这园的布置，可以见到法人对于园艺的爱好和研究。(11) 这四大公园中，尤以外滩公园、顾家宅公园地处市中心，在居民避暑纳凉方面最为重要。人们记载： 园名外滩，胜处即在这里。黄浦江衬托，烟波浩渺，水鸟斜飞，夏夜到此，披襟当风，清凉世界，水晶宫殿，洋娃西姬，出乖露丑，卖弄风骚，粉红色情调使平凡无奇的外滩公园，亦富神秘！(12) (六月)我于这样的晚上，不是往黄浦江边去徘徊，便是一个人跑上法国公园的草地上去呆坐。在那时候，我一个人看着天上悠久的星河，听听远远从那公园的跳舞室里飞过来的舞曲的琴音，老有放声痛哭的时候，幸亏在黄昏的时节，公园的四周没有人来往，所以我得尽情的哭泣；有时候哭得倦了，我也曾在那公园的草地上露宿过的。(13) 公园的游客数量，与公园距离城市中心城区的远近有直接关系。兆丰公园建成之初，游客不多，1915年7月日游客仅75人，1919年7月日游客升至457人。那时，沪西一带还不够繁荣，公共交通也不很发达。到了三十年代，随着沪西地区的繁荣，公共交通的发展，游客快速增多。1920年5月，兆丰公园星期六的游客为1500人，星期天的游客达2000人。1933年4月30日，达到创纪录的22294人。1933年至1940年的多数年份，兆丰公园的游客数量在100万以上，其中最高的年份是1939年，达1831918人(14)。 开放私园中，张园、大花园的休闲娱乐功能都很突出。张园地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之南，同孚路(石门一路)之西。此处原为农田，自1872年至1878年，此地为英商私人花园。以后几经易手，1882年为富商张叔和购得，命名“张氏味莼园”，简称张园，1885年对外开放。张叔和仿照西洋园林风格，以洋楼、草坪、鲜花、绿树、池水为筑园元素，面积亦渐次扩大。园内筑有高大洋房，置亭台，设花圃，栽名树，碧水环绕。这里有多种娱乐设施，包括弹子房、抛球场、脚踏车、书场、戏园、照相馆。1903年，张园被租赁给西人经营。西人于园中又添置一些新的游乐设施。园中时常举行魔术师表演、脚踏车大赛、焰火燃放、花卉展览等。1909年至1910年，著名拳师霍元甲在此设擂，先后与赵东海、张某比赛。园中许多游乐设施都是参与型的，除了抛球场、脚踏车等，园中设有冒险性质的游艺车。其法是筑高台临池，上下以车，轮行铁路，用机关运动。人登台以后，即坐小舟，自台上推下，投入池中。舟颠荡似悬空坠下，看似十分危险，其实全无问题。清末十多年间，张园是上海最著名的休闲娱乐胜地。 大花园位于引翔港附近，即今杨树浦路、腾越路路口。1888年，富商卓乎吾以招股方式成立大花园公司，在此处兴建，占地180余亩，为沪上私人花园之巨擘。大花园以中国传统风格为主，略以西式建筑点缀其间。园内景点有假山、楼阁、水池、绿地等。其最吸引游客之亮点为动物园。所养动物，以巨兽为主，包括象、狮、虎、豹、熊，都是从欧洲马戏班购得的退役动物，还有犀牛、蟒蛇、猩猩、猴、梅花鹿、鹤、鸸鹋等。园中还有餐饮、焰火、戏曲、马戏、游河、划船等项目。大花园于1889年9月1日正式开放，门票银洋一角，观赏动物亦为银洋一角。开业之第二年，西人范达乘气球升空，为营业性私园首创之举。范达之子华道在气球上升至五六十米高处翻起连串跟斗，然后再打开降落伞翩然而下，令观众惊叹莫名。后园内动物因死亡而数量减少，游人兴趣锐减。1892年大花园易主，由英商继续营业，延至20世纪初，终告废圮。 体育是休闲活动的重要内容。租界公园中，兆丰公园、顾家宅公园、胶州公园、汇山公园里都有体育运动场所与设施。1939年和1949年，在胶州公园参加运动和比赛的人超过1.6万人。虹口公园是上海最著名的运动场，体育设施齐备，有草地球场、高尔夫球场、足球场、网球场、曲棍球场、棒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等。来这里参加体育运动的人特多，时常举行各类体育赛事。1910年，入园打高尔夫球的有5845人，其他球类比赛共742场。1914年，有3.29万人次来园参加运动。1915年和1921年，虹口公园举办过第三届和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参加第三届远东运动会的运动员和观众总数近10万人。1927年2月至12月，来这里参加运动者和观众人数达237 999人次。1933年共举办过20次小型运动会，足球、曲棍球比赛405场(15)。 社交场所 近代上海，散在各处的公园、公用私园，是重要的社交场所。外滩公园是各色外侨的社交中心： 在夏天的夜晚，人们在此悠闲地散步。外国女士在1850年已经来上海，1858年有了女装店，外滩公园的社交集会开始多起来。大洋行老板的妻子和女儿带着她们的仆人来到这里。据记载，当第一位外国女士略显羞涩地来外滩公园时，公园里所有的男士都来问候她。在公园里漫步，喝着侍者递上的冰饮料，一边交谈，这是最初的社交方式。稍后音乐占据主导地位，轻柔抒情的曲调散发出特殊的魅力。黄浦江上空闪烁的星光预告黄昏已经来临，于是，凉爽的夜风吹来，在公园的树间飘荡。(16) 夏天，这里每个星期举行好几次音乐会。音乐会上汇聚了上海的上流人物，带着中国仆人的贵妇们穿着迷人的真丝夏装，绅士们穿着雪白的亚麻套装、配着白色的外套，也有穿着晚礼服和燕尾服的。他们有的坐着热烈地交谈，有的边走边聊。(17) 兆丰公园初建时，游客较少，社交功能不明显。到20世纪20年代，兆丰公园所在地已由远郊变成近郊，其社交功能也日益突显。时人描述1922年的兆丰公园景象： 每逢星期六、星期天和节假日，来自租界的人们云集此处。有的人乘汽车，有的人乘马车，多数人则是乘火车。住在虹口的人发觉在上海北站乘火车很方便，兆丰公园站近在咫尺，到那里出游太方便啦！在那里可以发现各个国家的人，日本人或者是拖家带口来出游，或者是独自来这里画画打发时间。一些精力不够旺盛的欧洲人睡在座椅上，把这里弄得像家一样。(18) 同样是社交场所，不同的园林因其风格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社交特点。张园、愚园的游客以上海华人普通居民为主，其特点是比较热闹。租界公园在对华人开放以前，游客以外侨为主，其风格便与欧美公园类似，较为幽静、洋气。比如，听露天音乐会是欧美侨民习惯。外滩公园、虹口公园夏天都有露天音乐会。音乐会一般从6月份开始，至9月底结束，分午后和晚间两种，每周安排在固定的时间，午后音乐会安排在下午5点半钟开始，晚间音乐会在9点钟以后开始。露天音乐会地点起初主要在外滩公园、虹口公园，两公园轮流举行。兆丰公园建成后，也经常举办。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音乐会的场次更多。比如，1936年夏天的演出安排是，管弦音乐会每星期在兆丰公园举行二次，虹口公园一次。铜乐音乐会每星期在兆丰公园举行两次，虹口公园和外滩公园各一次(19)。参加露天音乐会演出的有工部局管弦乐队、铜乐乐队和军乐队。公园露天音乐会举办最多的年份是1934年，共94次，其次是1933年和1936年，均为76次。 同样的公用私园，徐园与张园的社交功能也有明显不同。 徐园系寓沪浙江丝商徐鸿逵1883年所建，园址初在闸北唐家弄(今福建北路)。1909年，徐鸿逵子徐仁杰、徐文杰以周围过于喧闹，迁筑于康瑙脱路(今康定路)5号。园中有草堂春宴、曲榭观鱼、桐荫对弈、萧斋读画、平台眺远、长廊觅句、盘谷鸣琴等十二景，有大厅名“鸿印轩”。有专为演说与演戏而设的戏台(20)。抗日战争期间成为难民收容所，后毁于火。晚清人评论徐园与张园的区别：张园仿照西式，楼台金碧，池沼潆洄，细草如茵，落花成阵，冬则地炉活火，夏则广榭凉飙，轩外锦天绣地，轩内火树银花。“此以富贵胜者也，宜乎豪客贵官”；徐园则全用中华雅制，虚檐纳月，曲栏迎凉，绿沼苹香，红窗茶熟，“此以清雅胜者也，宜乎山人墨客”(21)。游览徐园的游客与张园有明显不同。张园的游客是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徐园则以文化人较多，春天观兰，夏雨听荷，秋日赏菊，评析书画，切磋棋艺，吟诗、演说、演戏、照相，活动种类很多，内以合乎文化人情趣的较多。比如，1887年8月13日，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俗传为荷花生日，上海报界的黄式权、蔡尔康等文人在徐园聚会，为荷花祝寿。1888年春，举行品兰雅集，黄式权、蒋叔萍等12名文人来聚，赏花、饮酒、下棋、拍照。徐园多次举办书画展览，规模较大的一次是在1925年3月，当时的名家顾若波、顾鹤逸、任伯年、任立凡、吴秋农、吴仲熊、陆廉夫、王一亭、冯超然等都有佳作参展。徐园花卉展览饮誉遐迩，其展出花卉种类之多，规模之大，延续年代之久，为各营业性私园所罕见，有牡丹花会、梅花会、杜鹃花会、菊花会等不同名目。其蕙兰花会从开园之时就有，延续三十多年，历届花会均邀沪上各园圃以佳卉参展，成为上海一大景观。徐园演出昆曲最为著名。园主徐凌云为昆曲名家，经其倡导揄扬，并专辟剧场，举办昆曲传习所，徐园由此成为昆曲传授、交流、演出的胜地，穆藕初、张元济等人是其常客。1896年6月30日在此放映“西洋影戏”，徐园因此成为中国首次放映电影的地方。 同样是社交，地处华界的豫园与地处租界的张园也很不相同。豫园在晚清时期，曾承载着上海道台接待外宾的礼宾功能。 1879年5月17日至23日，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偕妻、子一行在上海访问一周。上海道台刘瑞芬于5月21日盛情接待，地点就在豫园萃秀堂。那天，格兰特乘坐专门为他定制的绿呢黄脚五鹤朝天之八人大轿进入豫园。宴会桌子用方桌九张拼成大席，共上了燕窝、鱼翅、甲鱼等37道菜。 1881年冬，英皇孙爱尔伯、季遐起兄弟路过上海。12月3日，上海道刘瑞芬上海县知县莫祥之等，也是在豫园萃秀堂设宴招待。结果，英皇孙爱尔伯、季遐起兄弟没有出席，只是派了一名英国驻沪副领事和另外二人前去应付，理由是道台品级太低，道台的邀请不合礼仪。 广场功能 近代上海是在短时间里快速发展起来的城市。1843年开埠时，人口二十来万，到1900年已超过一百万，1949年达到540万，是中国超大城市。由于近代上海一市三治，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各自为政，城市缺少统一规划，城市中心区既没有中央广场，三个行政区域各自也没有独立的广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公共租界的跑马厅充当了公共租界的中央广场，凡有重要集会，诸如庆祝租界五十年庆典、庆祝女王生日，大型集会都在跑马厅举行。法租界与华界，没有像跑马厅那样大的城市空间，公园就负载了广场功能。 1928年以后，虹口一带日本人众多，虹口公园也承载了日本居留民集会的广场功能。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人来沪迅速增多，多居住在虹口一带，虹口公园成为日本人最爱去的公园。1928年虹口公园向华人开放后，日本居留民的大型庆典活动便开始在这里举行。1928年11月10日，日本昭和天皇在京都紫宸殿举行即位礼和大尝祭，上海日本居留民便在虹口公园举行庆祝活动(22)。1932年4月29日，日本占领军和侨民在虹口公园集会，庆祝天皇天长节。朝鲜抗日义士尹奉吉向主席台投掷炸弹，炸死占领军司令白川义则等多名高级军官，是为轰动一时的“虹口公园炸弹案”事件。 自顾家宅公园建立以后，法租界的重要集会，多在这里举行。每年7月14日，法租界照例都会在这里举行庆祝法国国庆的活动。先看1927年7月14日的庆典情况： 本月十四日，为法国民主共和国庆纪念，法租界各团体循例庆祝。先一夕举行提灯会，年年今夜，灯火万千，欢欣鼓舞，极一时之盛……顾家宅公园，占地殊广，景色至幽。本为提灯会次终点处，游者更趋之……园门高搭城墙式之大牌楼，装置红色电灯，约数百盏，照耀如白昼。园门左侧，有高台一座，备明晨十时，举行阅兵升旗典礼……园之中心，搭有灯台一座，四周以花草，上遍置电灯，颇含有关术思想，各照相馆纷纷摄取其影。广场草地上，植有木杆三，中悬红色灯笼，左右则悬白色者。前筑席棚一所，设有音乐，不时启奏，音调雄壮。更辟一隅，敷以散砂。四周植杆悬灯，旁设茶座，以备游者憩息之所。十四又将于此作跳舞场……提灯散会时，法国公园大放流星，若明月，若散星，若明珠，若好花。余光掩映，华丽绝伦，诚大观也。(23) 再看1929年的庆典情况： 十四之夕，顾家宅公园门首，满布中西探捕，而观者如堵，拥挤异常。无门券者，欲结队拥而入，虽探捕以皮带相扑击，不顾也。园中灯火以数万计，电炬齐明，佐以军乐电影，宾影衣香，极一时盛况。园门以内，遗有女鞋及草帽各十数，盖均观众所散失者。愚见有一妙龄女郎，着时式装，赤足忸怩而出。又有年若五、六龄之婴儿，为西捕所携去，速呼姆妈，继以啜泣，剧可哀已。 园内有池沼一，以木标插水中，上置绿色瓜灯，池内以千百行，如盘龙然，上置绿色电灯，照耀而下。池边绿草成茵，据坐其上，遥望天空皓月一钩，明星三五。而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令人怡然神往。他如音乐亭之缀以红色电灯无数，以及绿色灯塔之灿烂幽雅。均为是夕灯彩中之足以增人美感者。(24) 清末民初，华人的重要集会，大多在张园举行。 张园在1892年新建了一座高大洋房，英文名Arcadia Hall，意为世外桃源，与“味莼园”意思相通，中文名取其谐音“安垲第”。洋房分上下两层，开会可容千人。这是当时上海最高建筑，也是最大会场。 1897年12月6日，中外妇女122人在安垲第讨论设立上海女学问题，上海道台蔡钧夫人等均到会。这是带有官方性质的集会，也是张园第一次百人以上的大型集会。 1901年3月15日，汪康年等二百余人在张园集会，反对清政府与沙俄签订卖国条约，以保危局。 1901年3月24日，吴趼人等近千人集会拒俄，黄宗仰、汪康年、薛锦琴等十余人演说，有数十名外国人旁听。 此后，每遇大事，诸如边疆危机、学界风潮、地方自治、庆祝大典，上海总有集会，集会多在张园。笔者据《申报》、《中外日报》、《时报》及《近代上海大事记》等资料统计，从1897年12月，到1913年4月，张园举行较大集会有39起。从发起人与参加人看，有学界，有商界，有政府官员，有民间人士，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士农工商，有时还有些外国人，从思想、主张看，不分革命、改良，不问激进、保守。张园集会演说的重要特点，是公开性、开放性与参与性。租用安垲第会场，只需事先联系一下，照单付款便可，园主并不过问什么政治态度，也无需任何部门批准。许多集会演说，都在事先发布消息，欢迎各界参加。1901年的两次拒俄集会，事先都有公告。有些集会，动辄上千人，有不少人并不是专门前去参加的，而是正好身在园中，顺便听听，凑凑热闹。 民族色彩 上海公园是在不同政治与文化背景下、由不同机构、面向不同居民建立起来的，因此，各个公园都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 首先，租界四大公园都是按照西方园林风格设计的。外滩公园的草坪、音乐亭等，都是西方园林元素。虹口公园是1902年动工建设，采用英国风景园林专家斯德克(W. Lnnes Stuckey)的公园规划设计方案。兆丰公园的设计理念，是“要让人们，特别是欧洲人进入这座公园就恍如回到了故乡”。1935年，公园添建一座古典式大理石亭，它的阶、栏、台、柱、壁以及二尊西洋女神雕像等均以大理石制成，这与欧洲诸多花园景致相似，让游客感觉恍若身在欧洲。顾家宅公园是由法国籍园艺师负责建设，按法国古典园林风格布局，以规则式与自然式相结合的布局。北、中部以规则式布局为主，有毛毡花坛、中心喷水池、月季花坛，以及南北、东西向主要干道。西南部以自然式布局为主，有假山区、荷花池、小溪、曲径小道、大草坪。中西融合，突出法国规则式造园风格，是顾家宅公园一大特点。 其次，一些公园带有明显的民族认同标志。英美人在外滩公园竖立了两座纪念碑，一是马嘉理纪念碑，纪念在1875年马嘉理案中被杀的英国人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一为常胜军纪念碑，纪念在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过程中去世的由洋人组成的常胜军将士。常胜军、马嘉理是典型的英美人的符号，将他们的纪念碑竖在公园里，凸显了这座公园的英美人特色。1943年，与英美等国为敌的汪伪政府将“常胜军纪念碑”和马嘉理纪念碑拆除。 顾家宅公园有法兰西民族认同标志。1912年，法国人在这里竖立纪念碑，纪念上年在上海作飞行表演失事身亡的法国人环龙(Vallon)。1922年3月8日至12日，法国霞飞将军访沪。上海人举行欢迎霞飞的提灯会即在法国公园举行。旅沪法国绅商在这里宴请霞飞一行，还请霞飞在这里植了一棵“自由树”。 六三园与虹口公园都有日本民族的文化印记。六三园是日本人在上海设立的最大私家花园，园主白石六三郎，1898年在文监师路(今塘沽路)经营一家名为“六三庵”的面店，以后开设日本式料理六三亭。1908年，他在江湾一带买得约二万平方米的一块土地，经营数年，成为六三园。这是一座典型的日式庭园： 六三园简洁明朗，体现出日本式园林布局匀称、淡雅的特色。木造的二层楼日本式建筑，是六三亭分店，园内有一块面积六亩的草坪，供春秋季节的集会和赏花活动。园内还设有茶屋、凉亭、葡萄园、荷花池、煤油路灯，并种植很多松、梅、竹日本人视为吉祥的植物。六三花园建成后，向日本居留民免费开放，成为他们思乡的地方。(25) 六三园也是日本政要和居留民上层人物接待贵宾的重要宴会地点。宫崎滔天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接待孙中山，日本友人宴请鲁迅，白石六三郎宴请吴昌硕，都在这里(26)。六三园还曾是日本神社所在地。神社是日本祭祀祖先和自然界神灵的场所，上海最初的日本神社名“沪上神社”，由金比罗神社、惠比寿神社和诹访神社三体合成，于民国元年设于六三园内，后来移至东江湾路50号。 再次，租界四大公园在1928年以前，均禁止华人入内，这使得这些公园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引起华人极大不满与持续抗议(27)。争取入园权成为清末民初上海华人反对租界当局斗争的重要内容。1922年，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出“公园问题是孕育华人与英国人之间相互敌意的温床”(28)。1928年，在华人的强大压力下，租界公园陆续被迫对华人开放。但是，曾经的伤痛仍然留在华人的历史记忆中。1931年，华人游览顾家宅公园时，还会感叹鹊巢鸠占，感叹中国主权被外国侵占： 杖藜无赖觅清游，何段洋场可自由。惆怅顾园名尚在，鹊巢随处恼飞鸠。 小畦红白界新花，嫩绿桐阴夹道遮。尽说林园春色好，不知春色属谁家。 洒泪新亭不自禁，反宾为主地权侵。朅来多少羲黄胄，几个犹存尝胆心。(29) 正是在租界公园禁止华人入内的刺激下，张园在经营方面就有与租界公园一争高下的心理。1893年，张园进行大规模改造，筑高楼，添新房，面目一新，成为上海人气最旺的花园。张叔和表示，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为了与外滩花园比个高低： 主人因西商公家花园不许华人涉足，华人争之不已，始为另筑一园于白大桥下，以专供华人之游憩，惜拓地少隘，殊不足以大畅襟怀也。于是就本园林之西南隅，启建楼宇一区，题曰海天胜处，既堪品茗，复可开樽，且割楼之西半隅为歌舞之所，日有都知录事前来奏技，清歌一出，舞袖群飞，顾而乐之，足令人留连忘返。自是游人日盛一日，车马盈门，裙屐满座，他园因之莫不减色，而主人日未也，上年则又于园之西北隅，更规建极大洋楼一所。(30) 发表在《新闻报》上的这段话非常重要，它揭示了晚清两个最著名花园即外滩公园与张园之间的联系。众所周知，外滩公园建成以后，禁止华人入内。经华人绅商出面交涉、抗争，工部局不得已于1890年新建一新公园，专供中国人使用，亦称华人公园，但这一公园范围既小，设备又差，稍有体面之华人皆不侧身其中。正是出于民族自尊心，张叔和抱着不做则已，做则必求最好的想法，特请在沪的英国园林设计师来设计安垲第方案，花园面积也一扩再扩，最后有六十多亩，是外滩公园的两倍多。 游客分析 关于上海公园游客，缺乏完整的、系统的统计。但是，从现在所存在的一些零散的、片断的资料中，也能够看出公园游客之一斑。 租界公园以1928年7月1日为界标，此前不对华人开放，因此，此前游客基本是外国人。据公共租界1922年7月的一份调查，该月公共租界公园游客为457963人，日平均游客为14773人。那时，上海登记在册的外国人数，公共租界约25000人，法租界约5000人，两租界外国人总数约3万人。这意味着每个外侨每两天就会光顾一次公共租界的公园(31)。这个比例与频率应该是很高的。 1928年对华人开放后，公共租界开始有详细的资料记载公园游客数量。外滩公园、虹口公园、兆丰公园三公园游客总数，1930年至1932年，每年都超过200万人次；1933年至1936年，每年都超过300万人次。其中，1936年最高，达到4795880人次。法租界顾家宅公园游客，在1937年至1942年间，多数年份都在200万人次以上，其中1941年达320多万(32)。 法租界要到1937年以后才有关于公园游客数量的统计。法租界公园的数量不及公共租界多，但游客数量也相当大。1937年至1942年的6年间，除1937年由于战争因素外，其他年份游客均超过240万人次，最高为1941年，达330多万人次。其中，顾家宅公园1937年游客1511086人，1938年2385273人，1939年2513563人，1940年3112277人，1941年3240078人。 游客所持门票分三种，即日票(当场购票)、季票与儿童票。日票以散客为多，季票持有者可以被视为上海常住居民。据工部局1930年至1940年公共租界公园游客统计，内有5年，季票游客是日票游客15倍以上，季票通常占游客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儿童票是日票的5倍以上，儿童票占游客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以1935年为例，这年公园游客总数为3746949，其中季票为2604712，日票为112902，季票是日票游园人数的23倍；儿童票是754737，是日票游园人数的6.7倍，占20.1％。1936年，通常被认为是三十年代上海发展的光辉顶点，这一年，公园游客总数为4795880，为历年最高，其中持季票为3698205，亦为历年最高，日票为120713人，持季票是日票游园人数的30.6倍。我们无法断定儿童票究竟是些什么人购买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儿童是由家长携带入园的，游客绝大部分是上海当地常住人口，则这些入园儿童可以视为是这些季票持有者携带入园的。由此，可以认为，公园游客绝大部分是上海常住居民。 公园开放，并不是完全免费，而是略收门票。公共租界公园零售门票起初是每张10个铜板(33)，季票1元。自1929年6月1日起，虹口公园、兆丰公园、外滩公园门票调至20铜板(34)。对于租界公园门券涨价，上海市政府曾表示反对，但租界当局置之不理。1935年，鉴于公园游客人数激增，有人建议公园季票价格由1元提高到2元。工部局委员会经过讨论，决定仍维持原来的价格，并解释说，1元的季票价格足以阻止那些不受欢迎的人。 法租界公园票价与公共租界同步。郁慕侠记载： 公共租界共有四个公园，法租界方面，只有这一个，且法国公园虽售门票，一元五张，须一次用完，隔日即作废，所以大概都是预先买好常券(常券可用一年，计洋一元)，才可随时入内游玩。(35) 20个铜板看上去并不多，但也不是很小的数字。乞丐、流浪汉姑且不论，逃荒来沪的难民也暂且不论，那些一天挣不到一块钱的码头工人、黄包车夫大概也不会有雅兴到公园里去休闲。 清末民初那些营业性的私园，也是略收门票的。徐园、愚园均是游资每人一角，茶资每碗二角；大花园是门票银洋一角，观赏动物亦为银洋一角。南市西园门票是一角二分。张园在1886年至1892年是门票一角，1893年以后虽然门票免费，但泡茶每碗二角，茶座果品每碟一角，洋酒起码二角，其他点心酒菜、汤面、狮子头、代办酒席、安垲第书场听书、海天胜处听滩簧、弹子房、抛球场、照相、各类鲜花均明码标价。 据研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大部分时期里，上海工人日工资约0.19-0.28元。1920年，日工资为0.25-0.30元；1924年，日工资为0.20-0.30元；1926年，日工资为0.40元。女工工资比男工更低，1914—1921年上海有12个行业的女工最低工资在0.2元或0.2元以下，有7个行业也只是在后3年时才稍稍超过0.2元(36)。工人工资大部分用于维持生命，上海纱厂工人全年工资收入的56％-66.7％用在吃饭上，剩下的钱用在衣、房租、灯火燃料上。工人一年只有收入的9％用于添衣，6.4％-10％用于房租(37)。工人吃的质量很差，“大多数的工友，只好不吃鱼肉，少吃蔬菜，大多数只买点黄豆芽、干咸菜来混饭吃。苦一点的家庭，便只能让做工的人吃干饭，不做工的便吃稀饭”(38)。1936年，上海全市产业工人46.4万人，这些人是极少会去逛公园的。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那些时常去公园或公用私园休闲娱乐的人，主要是有稳定收入、也比较有闲暇的中等阶层。 注释： ①即外滩公园(1868，又称黄浦公园、公家花园)、华人公园(1890)、昆山公园(1898)、虹口公园(1906)、汇山公园(1911)、兆丰公园(1914，又称梵皇渡公园)、霍山公园(1917)、南阳公园(1922)、新加坡公园(1931)与胶州公园(1934)。 ②即顾家宅公园(1909，又称法国公园)、凡尔登花园(1917)、宝昌公园(1924)、贝当公园(1926)与兰维纳公园(1942)。 ③杨赞廷：《上海市地理及社会概况》，上海市警察局警察训练所1945年铅印，载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中国华东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华东史地文献》第10卷，第80册，第9页。 ④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7页。 ⑤秦理斋：《上海公园志》，载《上海导游》，国光印书局1934年版，第320页。 ⑥郑逸梅：《述外滩公园》，《紫罗兰》1928年第6期。 ⑦《申报》1929年7月14日。 ⑧葛得：《游顾家宅公园记》，《现世报》1939年第85期。 ⑨马国亮：《虹口公园》，《申报》1933年5月18日。 ⑩(12)阿篁：《春的园林美在上海》，《太平洋周报》1942年第10期。 (11)雄白：《夏在法国公园》，《上海生活》1930年第12期，第30页。 (13)郁达夫：《茑萝行》，载《郁达夫文集》第一集，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219页。 (14)游园人数，参见王敏等《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间(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7页。 (15)参见王敏等《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间(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7页。 (16)Louise B. Wilson, "Many Recreation Parks Add Beauty and Provide Breathing Space For Shanghai's Growing Population", China Weekly Review, Dec. 4, 1926, pp. 29-30. (17)王维江、吕澍辑译：《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 (18)"Jessfield in the Summer", The North-China Herald, July 29, 1922, p. 316. (19)《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6年，第533页。 (20)中华图书集成公司编辑所编：《上海游览指南》，中华图书集成公司1919年版，第23页；《图画日报》第48号，第2页。 (21)《徐园品兰记》，《申报》1887年4月4日。 (22)上海居留民团编：《上海居留民团35周年纪念志》，昭和17年(1942年)发行，第508－509页。 (23)《申报》1927年7月15日，自由谈。 (24)《申报》1929年7月14日。 (25)陈祖恩：《寻访东洋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26)陈祖恩：《寻访东洋人》，第25页。 (27)这方面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包括吴贵芳《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1期；叶晓青《民族主义兴起前后的上海》，《二十一世纪》总第5期，1993年2月；薛理勇：《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世纪》1994年第2期；张铨：《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史林》1994年第4期；黄志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根本没有根据吗》，《上海滩》1994年第8期；任武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真相》，《上海滩》1994年第8期；Robert A. Bickers & Jeffrey N. Wasserstrom, Shanghai's "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 Sign: Legend,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Symbol, China Quarterly, No. 142, June. 1995；石川祯浩：《“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问题考》，载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思想、政权与社会力量》，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2002年；熊月之：《外争权益与内省公德——上海外滩公园歧视华人社会反应的历史解读》，《学术月刊》2007年第10期。 (28)"Jessfield Parks", The North-China Herald, September 2, 1922, p. 677. (29)郭莘同：《游顾家宅公园(即上海法公园)》，《虞社》1931年第177期，第20页。原诗共五首，兹录其三。 (30)《张氏味莼园后记》，《新闻报》1893年10月2日。 (31)"Park Population", The Municipal Gazette, August 31. 1922, p. 312-313. 参见王敏等《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间(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32)参见王敏等《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间(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7页。 (33)郑逸梅：《述外滩公园》，《紫罗兰》1928年第6期。 (34)Municipal Notification No. 3856, The Municipal Gazette, May 31, 1929, p. 255. 参见王敏等《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间(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 (35)郁慕侠：《上海鳞爪续集》，上海沪报馆出版部1935年版，第76页。 (36)毛一波：《中国妇女劳动状况》，《时事新报》1926年5月5日。 (37)朱邦兴、胡林阁、徐声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9页。 (38)朱邦兴、胡林阁、徐声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8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