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时，叶剑英正在广州视察工作。习仲勋和吴南生前去看望叶帅，向他汇报了广东省委常委会讨论的情况和省委的设想。叶剑英非常高兴，表示支持，说你们要快些向邓小平同志汇报。 四月三日，习仲勋和王全国带着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五千六百万人民的殷切希望，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内容是讨论经济调整问题。习仲勋担任中南组召集人。 四月五日，会议开幕，首先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代表中央讲话。他在讲话中，分析了粉碎“四人帮”后经济发展的形势，论述了调整经济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调整，整顿，改革，稳步前进”的方针，强调“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 四月七日上午，习仲勋主持中南组讨论。王全国代表中共广东省委首先发言，谈到了广东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要求。习仲勋发言说：“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 四月八日下午，继续分组讨论李先念的报告。华国锋、李先念和胡耀邦参加中南组讨论，习仲勋作了系统发言。他说，中央提出集中三年时间搞好整个国民经济调整的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搞什么样的现代化，不能离开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学外国，只是借鉴人家的经验和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前段有一阵风，好像外国什么都好，他们什么都愿意帮我们的忙。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还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和基础出发，不能买一个现代化，也不能照搬一个现代化。”他认为，“这次调整比六十年代初那一次调整困难要大，主要就是林彪、‘四人帮’十年破坏，内伤、外伤太严重了，人民生活方面欠账太多了，问题成堆。但只要方针正确，措施得力，办法切合实际，困难一定可以克服，我们一定可以边调整边前进。”“农业内部的失调，主要是没有因地制宜，多种经营搞不好。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因地制宜，一个省有一个省的因地制宜。如何按照各地的不同条件，发挥其长处，克服其短处，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是大学问。这就有分工，有协作，使地区、省和全国的因地制宜能够衔接起来。像广东可以多搞糖、黄麻、蚕丝，海南岛可以多搞橡胶，为国家多做贡献。”当然，“农业的布局要一下子调整好有困难，但一定要逐步调整，才能促进农业的大发展”。 习仲勋直截了当地对中央计划工作提出了批评，他说，“在计划问题上揭露矛盾不够”，“计划上有缺口也不是不知道，但没有引起重视，或者不敢正视现实。不是留有余地，而是留有缺口，盲目干。还是怕讲缺点，不实事求是。并且还搞了些形式主义、劳民伤财的东西，比如参观多，会议多，省里经常要有一两个书记、常委来应付开会的事情。” 习仲勋还特别提出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认为李先念的讲话，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的“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的说法后退了，只是“一般地讲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并且强调要集中统一”。他说：“这个原则是正确的，但当前的主要倾向是什么，应明确。从实际工作来看，我认为现在仍然是权力过于集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就是集权和分权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这个问题，光讲原则也不行，还要具体化一些。希望这次会上能够就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定出若干条，以便有所遵循。” 接着，习仲勋提出给广东放权的要求。他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