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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由于澳门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同盟会将其作为反清宣传的主阵地之一。同盟会将乐群书室、渡轮作为宣传的主阵地，通过戏曲及教育普及革命思想。由于晚清时期澳门华人读书识字者不多，所以革命者就利用戏剧为媒介来吸引观众，向平民大众宣传革命，传播社会改革的启蒙思想。同盟会革命者成立了“采南歌”剧社，以改良粤剧、编制各种爱国剧本宣传革命，开始了以戏曲对民间启蒙的创举。早期澳门同盟会是香港分会的支部，不少会员经常往来于港澳两地进行革命活动，同盟会的反清革命宣传也逐步在船上开展，来往港澳两地的旅客便是他们宣传的对象，他们宣传民主革命、反对保皇思想、提倡男女平权等进步思想，使渡轮成为革命和保皇两种政治思想角力与争取民心的场所。以演剧宣扬革命可以有效地与来自不同阶层的群众接触，是启蒙群众最直接的方法。澳门的同盟会员利用戏剧演出及维新志士现身说法的宣传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地区的革命活动。 关 键 词：同盟会 乐群书室 采南歌剧社 冯自由 作者简介：何伟杰，男，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引言 1905年，革命先贤成立同盟会，锐意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华南地区的澳门也是反清宣传的主阵地之一。本论文将集中介绍同盟会在澳门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机关——乐群书室以及同盟会会员在往来澳港的渡轮上所进行的反清宣传工作。同盟会澳门分会利用乐群书室对澳门居民宣扬革命和吸收会员，也有在乐群书室以外的地方主动向平民大众宣传革命的。同盟会的这些革命宣传，与在澳门掀起的反清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包括成立优天影粤剧团向平民讲述革命事迹以及在港澳渡轮上宣传社会改革。此经过反映了早期澳门革命活动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特色。 中国同盟会虽然是集结各方革命志士而成，但组织初立，会员的出身及省籍等背景不同导致出现意见分歧，所以孙中山成立同盟会不久，希望扩大革命组织，就要依赖广东派的革命同志。孙中山考虑到冯自由与李自重既是朋友又是亲戚，因此才任命他们共同建立华南地区的革命组织。以冯自由及李自重的力量，在香港建立革命根据地并非难事，但他们要同时兼及“粤城、澳门等地”，就需要有进一步的计划。孙中山自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已经被清政府通缉，回到中国可能会被清廷逮捕，孙中山作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之一还要主持同盟会的中央会务，所以孙中山不可能亲自到澳门建立分会。当时澳门只有1895年加入兴中会的杨鹤龄一人，也是孙中山的革命同志，但是史家较为忽略杨鹤龄在革命活动中的贡献。根据杨国铿的回忆，杨鹤龄自从参加兴中会直到孙中山在1925年逝世，都一直有吸食鸦片的习惯。至孙中山死后，他才“把过去由于革命工作需要，混进烟馆而浸染阿芙蓉之癖戒掉，从而使原先面黄骨瘦的身躯，逐渐变得肥胖起来”[1]。杨鹤龄不活跃于同盟会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他时常出入“烟馆财场”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令他没有健康的体魄从事革命运动所致。 二、并不顺利的起始 从同盟会成立(1905年)至乐群书室结束(1907年)这一时期，可谓国民革命在澳门的第一个阶段。虽然孙中山认为“香港、粤城、澳门”三地是同盟会在华南发展的主阵地，但澳门、广州在同盟会的组织上隶属香港分会，而且冯自由和李自重虽都有比较深的香港背景，但缺乏在澳门、广州的工作经验，而1905年至1906年期间的同盟会只集中把原属《中国日报》的兴中会会员吸纳到陈少白为首的香港分会之下。加之杨鹤龄又沉迷于鸦片，所以当时他们并未能承担起开展澳门革命事业的任务。 1906年，冯自由被委任为香港同盟会分会会长。根据《革命逸史》记载，冯自由派阮亦周、刘思复、刘樾航等到澳门，在荷兰园和隆街21号设立了同盟会机关，对外称为“乐群书室”，以作为宣传工作之用。“乐群书室”的成立象征着澳门革命活动的进一步开展。阮亦周生平不详，在日后的革命活动中亦没有见到他有所作为；刘樾航的生平资料也不多。从原籍香山石岐、旅日华侨刘思复的生平资料得知，他与刘樾航二人同在东京留学，都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因此推论阮亦周也可能是同盟会会员。根据《辛亥革命回忆录》所载，当时“乐群书室”是“刘思复曾假其地试验炸弹炸药”[2](P56)。但是刘思复并没有在澳门以炸药攻击保皇派人士或任何官员，而是把他试验的成果在日后亲自对付水师提督李准，以及在1911年8月炸死钦差大臣凤山。所以澳门“乐群书室”也就是刘思复的炸药暗杀实验室。 “乐群书室”的“炸弹炸药”实验必定是秘密进行的，而且非常危险。也许如此，“乐群书室”“然成立数月，仅得基本会员数人，不得已宣布解散”[3](第4册，P77)。究竟数月之间吸收过多少新会员，冯自由在记载中语焉不详，也找不到其他有关的史料作对照。但从日后的记载中，也从没有一位革命者自称是在“乐群书室”加入同盟会的，冯自由所称“仅得基本会员几人”一句很可能是从未招收到新会员，只有原本派来的阮亦周、刘思复、刘樾航三位基本会员而已！ 虽然只维持半年的乐群书室在澳门二十多年的国民革命历史中看似微不足道，但事实上，乐群书室的失败却为革命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本来冯自由和李自重被孙中山任命“在香港、粤城、澳门等地联络同志”，其主要任务明显是在于招揽革命的同道中人，增加革命同志的数量。从现存仅有的记载来看，似乎乐群书室并未主动在街上宣传或举行大型活动以作招徕，反映当时的国民革命仍处于初级阶段，在建立了第一个同盟会的机构后，未能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发挥。谭永年和甄冠南分析当时“是以保皇会和革命党在澳门并没有发生很大的作用，甚且中途消沉”[2](P56)。究其原因，同盟会从日本调到粤港澳活动的冯自由虽可以在香港发挥其人脉优势如与李煜堂一家人的联系，但在广州、澳门却施展不开他的能力，故而错失了革命发展的机会。 不过在有限的条件下，同盟会仍然能够建立乐群书室，也可以说是跨出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步。澳门的同盟会会员在乐群书室招揽不到革命同志后，他们就把注意力转移到普罗大众身上。国民革命的工作策略也转向了没有固定地点的新式粤剧团，向平民大众表演带有革命宣传意义的剧目。同时，同盟会在澳门仍然以文教组织为他们的分会机构，以学校教育为宣传基础。直到1909年同盟会南方支部成立之后，革命势力重整旗鼓，澳门的革命活动才有了新的进展。 三、戏曲与革命 晚清时期，澳门华人能够读书识字者的比例并不高，因此革命者很难利用报章及宣传单等印刷品来启蒙民众①。由于晚清时期新式教育普及刚开始进行，晚清的知识分子也明白当时民众识字率低的情况，所以革命者利用剧曲作为媒介来吸引观众、传播社会改革的启蒙思想是常见之事[4]。余勇的研究指出最迟在1810年，澳门已有粤剧演出的记载②。 澳门是个庙宇林立的地方，每逢神诞、节庆都有神功戏酬神，也是常见的地方社会娱乐活动。这些娱乐风俗往往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一直到晚清依然存在。不过这些戏曲也带有浓厚的民族意识，例如赵连城回忆她就读培基两等小学堂时： 记得当时曾有一个著名的广州粤剧戏班，由著名的小武周瑜利和武生公爷创领衔到澳门演出说岳传的《金兀术入寇中原》和《岳飞报国仇》两折戏。由于演员演技的成功，在澳门社会曾掀起一阵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高潮。我们学堂里的同学都废寝忘餐地前往看戏，回到学堂谈论起来，不少人热泪纵横，把岳飞的抗金和当前的反清运动，很自然地联系起来。[5](P305) 这段记述正说明当时的戏曲使正就读培基两等小学堂的学生也激起了民族情绪③。加上培基两等小学堂在学堂上时常讨论政治问题，更容易引发这些十六七岁的青年人反清革命的联想。如果成年人看到这些戏曲，则更容易加入个人经验，联想到当时晚清政治的腐败。不过，这些传统剧班有关岳飞传生平的《金兀术入寇中原》和《岳飞报国仇》等，始终属于南宋抗金的史事，以传扬革命思想的有效性而言，还是比较间接、隐晦的。如果要借助戏曲的形式来吸引群众，直接讲述革命思想，就要由革命志士亲自现身说法。若根据同盟会的革命思想和真人真事改编，必然会更加感人和更具说服力。 同盟会会员一直注意对民众的革命宣传，他们的惯常处理方式是编制报纸向民众进行革命启蒙。例如冯自由称：“最先发起者为己亥年(一八九九)十二月出版世称革命元祖之《中国日报》，该报首在附刊之旬报特辟《鼓吹录》一栏，由杨肖欧、黄鲁逸数记者作戏典歌谣，或讽刺时政得失，或称颂爱国英雄，庄谐杂出，感人至深。”可惜革命知识分子的努力因当时平民教育尚未普及，令“有心人士主张非实行革命排满不足以救亡者，缤纷并起，或则以报纸鼓吹，或则借演说倡导，然皆未能深入民间”[6](P237)。澳门方面的情况更不理想，根据冯自由在《澳门华侨与革命运动》一文中的回忆：“查该地出版之日报，不独在民国以前一无所有，即在民国建元迄今三十余年，亦只见有规模简陋之小报二种，以较香港大小刊物之日新月异，充斥市闾，相去何可以道里计耶？”[3](P77)换言之，冯自由误以为澳门几乎没有当地出版的华文报纸[3](P77)。事实上，冯自由对澳门新闻出版的认识似有不全面的地方，因为华文报纸《镜海丛报》早在1893年7月18日前就已创刊，一直刊行至1895年12月25日；另外维新派的《知新报》亦于1897年2月22日创刊，一直刊行至1901年1月20日④。可见他所说的“在民国以前一无所有”并非实情，但也反映了在1905年前后华文报纸虽有出版，但不一定十分普及流行。 有见及此，“结果在甲辰乙巳间(1904年至1905年)，有陆军学生前辈程子仪者，在陶模督粤时代，与钮永建同办陆军学堂，夙有志于社会教育，时方赋闲家居，与兴中会员陈少白、李纪堂等过从甚密，以其时民众识字者寡，徒恃文字宣传，实难普遍收效。于是建议创设戏剧学校，编制各种爱国剧本，招收幼童，授以相当教育，俟其学业有成，乃使出而实行表演。如是方可以涤除优伶平时不良之习惯，一新世人之耳目”。革命者开始了以戏曲对民间启蒙的创举[6](P237－238)。不过，正如冯自由所言，由于澳门居民在晚清时期的识字率不高，或者是冯自由指称的所谓“该地华侨文化水平低下”，同盟会也就没有在澳门办报，戏剧就成了在澳门普及革命思想的好方法[3](P77)。香港富商李升之第三子、由谢赞泰介绍加入兴中会的李纪堂(1873－1943，原名李柏，号纪堂)，商助教育家程子仪成立采南歌剧社，以改良粤剧宣传革命，成为革命剧团振天声、优天影的先锋： 陈李(按：即陈少白、李纪堂)深韪其议，陈(按：即陈少白)允襄助编制剧本，李(按：即李纪堂)愿捐助巨资以为之倡，定名“采南”歌戏班。训育一年始成，乙巳(一九○五)冬在各乡市及香港、澳门等处开演，所排新剧颇博世人好评，实开粤省剧界革命之先声。惜乎创设不及二载，而资本已折阅无余，此幼童剧团遂不得已宣布解散，有志者咸为扼腕。 冯自由称“此幼童剧团”是因为这些革命志士是以“招收十二龄至十六龄幼童八十人，授以普通教育，次乃授以戏剧常识”来演出的。但是这些幼童的演出经验及技巧不足，最重要的是他们年纪尚轻、人生经验不足，不可能深刻理解革命理念。只能在1905年尾到1907年左右演出，之后无法继续经营。从中反映出没有太多人愿意看幼童表演歌戏，没有足够入场费用支持，采南无以为继。冯自由指出：采南“宣布解散”后，“同时广州、香港、澳门各地志士组织新剧团者，有陈俊朋等之现身说法社，李德兴等之移风社，梁侠侬等之现身说法台，分道扬镳，一时称盛”[6](P238－239)。 冯自由撰写《革命逸史》时，已面对史料不足的情况，缺乏详细描述，尤其在有关“移风社”、“现身说法台”、“振南天”及“振天声白话剧社”等方面更为不足。可能是活动在省港地区的剧社往往在成立未久便于当时由其他革命者组织的新兴剧团合并成为新的革命剧团，甚至很快便解散而不了了之。当中原因，除了可能规模及经验不足等因素之外，香港及广州的地方政府对革命者宣传活动较为敏感，令他们受政治压力干预而处处受阻。由此亦可见澳门在革命宣传上有较大的自由度，故能够稳定地演出数载。 四、深入民间 1907年前后，采南粤剧团宣布解散之后，一些革命者已经察觉到需要改变策略，以成人来充当演员。结果，“未几复有香港各报记者黄鲁逸、黄轩胄、欧博明、卢骚魂、黄世仲、李孟哲、卢博郎诸人组织优天社于澳门，各欲亲自粉墨登场，为社会现身说法，以绵力弗继，未及出演，数月而散”。这明显是因为新组成的优天社剧团的革命者本身就是工作繁重的新闻工作者。工作之外，他们没有时间到澳门彩排，不能使“新自粉墨”的演技成熟，所以才有“绵力弗继”之叹。结果因为力量不足，未正式开演就在1908年左右解散了。不过，“黄鲁逸志不少懈，更邀黄轩胃、陈诚军等组织优天影剧团，惨淡经营，历一载余始克出世，是为新学志士献身舞台之嚆矢。粤人通称新剧，曰志士班。示与旧式戏班有别。该班出演数载，成绩斐然可观，旋亦因事中辍”[6](P238)。如此说来，黄鲁逸认为如果把优天社剧社加强阵容、加入新成员，升格成规模完备的优天影剧团，便能够吸收观众。结果在1909年，这个以新式戏曲为主的志士班终于成立，这正与同盟会澳门分会成立为同一时期。如果“出演数载”的话，大概也是指他们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仍然在澳门活动，直到革命爆发才“因事中辍”。相比采南歌戏班不及二载便不得已宣布解散和粤剧团优天社剧社“未及出演，数月而散”而言，优天影粤剧团真是“成绩斐然可观”。事实上，优天社在澳门以剧曲方式向平民百姓宣传的启蒙活动，有承先启后的重大意义。 从演出者来看，优天影粤剧团除了有“报界志士”黄鲁逸和黄轩胄革命者的参与外，还有专业演员。当时“开演后大受世人欢迎。演员中以姜云侠、郑君可为最著名”。更重要的是革命戏剧的内容，当时“所排演剧本，最得人欣赏者为《火烧大沙头》一剧，剧中首引清吏杀女侠秋瑾一事为导线，颇足发人深省”。与前述传统戏班的岳飞戏《金兀术入寇中原》和《岳飞报国仇》来比较，秋瑾被清廷捕杀的革命事迹既富时事性，而且与革命宣传更加贴切。 优天影粤剧团在鼓吹反清的民族革命外，也不忘宣扬社会改革。冯自由指出《火烧大沙头》外的其他剧目“如《黑狱红莲》《梦后钟》等剧，均寓戒除烟赌之深意，于移风易俗，至有裨益”[6](P240)。这些主题与在港澳渡轮上的革命宣传者刘卓凡、陈峰海、李醒魂、区大球、王岐生等所主张的宗旨甚为相似。至于演出阵容，冯自由凭“记忆力所及，述载如下”： 第一届优天影社社员录(1908年)： 黄鲁逸、黄轩胄、黄叔允、郑友廉、郑笏臣、梁松之、陈铁五、陈铁军、梁侠侬、李一天、何少荣、叶莹堂、黄世仲、欧博明、卢骚魂、李孟哲、卢博郎、庞一凤、卫沧海、刘汉在、吴仁甫、何侣侠。 第二届优天影剧团社员录(1909年)： 黄鲁逸、黄轩胄、姜云侠、郑君可、陈铁军、庞一凤、徐懋之、黄自强、李冉、梁松之、郑笏臣、郑友廉、叶莹堂、何少荣、区博明。 从冯自由的记述可见，第一届优天影社社员共22人、第二届优天影剧团只有15人。这些成员的身份也许并非每位都是同盟会会员，两届同样是会员的黄鲁逸、黄轩胄、庞一凤、郑友廉、郑笏臣、梁松之、何少荣、叶莹堂等8人是剧社的骨干成员，与黄鲁逸同样是同盟会会员的可能性很大。 至于离开第一届优天影社的14位社员去了什么地方？其中陈铁军、陈铁五、黄叔允、何侣侠、梁侠侬、李一天、吴仁甫、刘汉任八位在1908年“优天影社解散后，一部分社员陈铁军等于戊申年另组振天声剧团以继之，社址设于广州荔枝湾彭园”。会员有19人，除上述8人之外，还有黄少允、胡季白、彭瀛渔、卫沧海、卢我让、陈有全、梁焕熙、张志坚、张恨民、区寿山、黄咏台等11位新成员加入。他们的主要活动范围除广州外，还有在“香港筹赈八邑水灾公所建议，愿率全体演员同往南洋各埠”筹款赈灾。若从他们的活动来看，社会救济的慈善色彩比宣扬革命为多。最后“辛亥春陈少白、黄咏台等以振天声社解散后，民国以后，诸剧社先后解散”[6](P240－242)。由此知见，优天影社确有承先启后之功，在澳门最能维持启蒙革命的宣传工作。1911年辛亥春天，振天声社解散，自此再没有志士班的出现。革命成功，建立民国，“诸剧社先后解散”更好地说明了他们的目的是为宣扬革命而存在，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五、往返港澳 早期澳门同盟会是香港分会的支部，不少会员经常往来于港澳两地进行革命活动，来往港澳两地的旅客便是他们的宣传对象。当时港澳渡轮的航程需时半天，这也使革命者有充分的时间向乘客宣传革命思想。自同盟会分会成立以后，在1909年至1911年清宣统年间，革命者一直都在渡轮上进行宣传活动。 根据澳门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赵连城的回忆，宣统年间她一直往来于香港及澳门航线上。“瑞安”“瑞泰”及“泉州”各轮船上，经常有随船推销成药及食品者。同盟会的反清革命宣传也“逐步和船上的卖药宣传结合在一起”。宣传的结果使原来在轮船上专门卖药的商人如刘卓凡(亦即日后广州灵芝药房老板)、陈峰海、李醒魂、区大球和王岐生等都先后参加了同盟会，以推销成药为掩护宣传民主革命、反对保皇思想、提倡男女平权、婚姻自由、反迷信、反缠足等进步思想，受到乘客欢迎。 卖药商人有成功的推销手段，他们参加同盟会后，宣传革命主张的社会改革思想受到乘客欢迎。这种宣传手法的另一成功原因是在香港及澳门两地的海域之上，受政府干涉的机会比较低。革命者能够在半天的海上行程中畅所欲言，因为船上卖药仍然属于商业行为。他们的成功也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清政府也暗中收买其他卖药者，在轮船上“大讲忠君孝亲的封建道德”。这正好说明清政府纵使知道港澳两地间有反清宣传活动，也无法派官兵上船阻止这些言论及捕捉这些革命者。因为这些宣传活动是在公海上进行的，航程的起点及终点都是不受清朝管治的地方，革命者掌握了最有利的言论空间。 如此说来，当时的渡轮正是革命和保皇两种政治思想角力与争取民心的场所。乘客对这种政治思想的吸纳除了他们的个人背景之外，亦与宣传者的技巧有关。赵连城指出，当时清廷对抗革命的宣传不能引起乘客的兴趣，因为同盟会的宣传者使用较为通俗的宣传手法[5](P306)。渡轮上宣传的有利之处是来往香港及澳门的乘客人数众多，能够接触革命思想的受众不少，而且革命者又能够一直进行宣传，不受清政府阻止。如果乘客往来香港及澳门频繁，就容易耳濡目染认同革命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刘卓凡、陈峰海、李醒魂、区大球、王岐生等在1911年，每逢星期六就到培基两等小学堂主持该校的演说会，内容也与鼓吹民族革命，反对保皇思想，提倡男女平权、婚姻自由，反迷信，反缠足等有关。 以革命戏曲在澳门、在渡轮上借卖药来宣扬革命可以有效地与来自不同阶层的群众接触，是启蒙群众最直接的方法。1911年濠镜阅书报社成立之时，《华字日报》记者也在一篇题为《志士之志》的报道中，以“志士”来形容这些革命者，反映了志士班的称号早已在两三年间深入民心，达致读者知道这些革命宣传活动的目的[7]。从宣传内容来分析，同盟会会员一方面提倡推翻清王朝统治，同时主张社会改革，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辛亥革命之前，澳门的民间社会已经对革命并不陌生，因此冯自由称“广东号称革命策源地，世人咸归功于新学书报之宣传，然剧本之改良及维新志士之现身说法亦与有大力焉”[6](P237)，此言不虚。 注释： ①有关辛亥革命期间革命者利用戏剧来教育民众的论著，详见龚书铎《辛亥革命与戏剧》，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3册第2098－2116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值得注意的是此文并没有提及澳门地区的志士班。 ②余勇：《清中后期粤剧在澳港地区的传播和发展》，载《澳门历史研究》第5册第94页，2006年版。陈华新《辛亥革命时期的粤剧》，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35辑第177－193页。可惜的是论文中并没有提及志士班在香港及澳门的活动。神功戏在华南地方的社会功能及特色，详见陈守仁编《实地考查与戏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粤剧研究计划，1997年版。 ③有关中国戏曲的新作，可参考黄泉锋主编，杨伟杰、陈泽蕾、王景松及黄泉锋撰：《音乐中国：传统器乐戏曲导赏》，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版。 ④此两份重要的华文报纸，亦有重印本。详见澳门基金会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镜海丛报》(澳门：澳门基金会；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及《知新报》(澳门：澳门基金会；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有关研究可参考胡根《澳门〈镜海丛报〉研究》(广州：暨南大学，2002年)及汤志钧、汤仁泽的《维新·保皇·知新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参考文献： [1]杨国铿(胡耀华采访)．《四大寇》之一的杨鹤龄：杨鹤龄事迹补遗[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辑[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2]谭永年．辛亥革命回忆录[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 [3]冯自由．澳门华侨与革命运动[A].革命逸史：第4册[M].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 [4]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李培健．辛亥革命时期的戏剧[J].民国春秋，1998, (4). [5]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参加革命的回忆[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C].北京：中华书局，1961. [6]冯自由．广东戏剧家与革命运动[A].革命逸史：第2册[M].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 [7]志士之志[N].华字日报，1911－08－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