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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司马迁有意识地区分了历史学的不同功能,真正做到了“求真”与“致善”的并重。对晋国内部“下宫之难”记载上的差异,就明显体现了司马迁为调和“求真”与“致善”不同价值维度,实现史学功能综合平衡化所做的努力。 《赵世家》关于赵氏孤儿一事的记叙,显然是一场由忠奸双方演绎的悲喜剧,具有极强的故事性,浑不似史家的手笔,倒更像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小说,读来荡气回肠。后世戏剧、民间故事里的“赵氏孤儿”内容,除了事件发生时间上由晋景公期间换成了更早的晋灵公时期,以及被杀的孩子由第三者的孩子改成了程婴自己的孩子之外,基本上就是对《史记·赵世家》所记述内容的文学再现。 但是就在同一部《史记》中,《晋世家》有关“赵氏孤儿”的记载就大相径庭,它根本不是什么忠奸生死搏斗的故事,而是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之间的一场权力博弈。没有哪一方特别神圣高尚,能以所谓的道德情操相标榜。 《晋世家》有关“下宫之难”的记载非常简洁:“(晋景公)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对此,同为强宗重卿的韩厥是很不赞成的,他对晋景公谈起赵衰、赵盾的功绩,称如果他们这样的人都没有后人祭祀,谁还愿意为国家效力,“赵衰、赵盾之功岂可忘乎?奈何绝祀!”于是晋景公复立赵武为赵氏后嗣,恢复了赵氏的爵位和封邑,“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复与之邑。” 这里“赵氏孤儿”的故事情节就明显不同于《赵世家》:一是赵氏孤儿根本没有遭到追杀;二是既然赵武生命安全无虞,程婴、公孙杵臼这些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人物就自然无须存在并出现了;三是“下宫之难”发生的时间《史记》一书中《赵世家》与《晋世家》自相矛盾,应该说《晋世家》的记载更为可信,且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左传·成公八年》的记载相一致。即,此事发生在晋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而非在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晋景公三年后,《左传》《史记·晋世家》尚有不少赵括等人参与军政要务的记载,若是该劫难发生于晋景公三年,那之后赵括等再出场,岂不是活见鬼了?四是晋景公所诛并非赵氏全族,而仅仅有针对性地选择了赵氏中的赵同、赵括家族,其他赵氏中的赵旃等人不受牵连。 如果说《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有关“下宫之难”的叙述,是反映了历史的“近似真实”与“逻辑真实”,还是有根有据的追叙,那么,《史记·赵世家》关于“下宫之难”的叙述,则已异化成为了历史的“想象真实”“艺术真实”,与历史的本相几无对应的关系。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同样一个“下宫之难”的历史事件,在同一部《史记》中,怎么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叙述? 我个人以为,这种矛盾的叙述,这种常识性的漏洞与错讹,司马迁当然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在我看来,他这么做,乃是有意而为之,即:在《晋世家》中,他客观地延续《左传》的说法,以保存所谓的历史之“真”,在《赵世家》中,他又有意识地接受“成王败寇”背景之下赵氏崛起乃“天命所归”的社会认同,将“下宫之难”转型为一个充满道德正义性的“神话”,以弘扬所谓的历史之“善”。从这个意义上讲,司马迁是一位睿哲的思想家,他强调了历史学的科学理性——“求真”,也重视了历史性的教育功能——“致善”。这种境界和气象,正是后世治史者很难企及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国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