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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中国学界开始大量搜集、研究甲骨文时，日本的学者起初多不相信这东西的真实性。有一位叫做林泰辅的学者，却认定这是珍贵资料，并开始以实证主义方法进行考察。他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引起了王国维的注意。王国维当时正和罗振玉一起流亡日本，住在京都，与林泰辅有很多交往。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方面获得很大成就，其视野、角度、方法和林泰辅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20世纪初，中国西部沙漠中的敦煌文书及汉代竹简被外国探险者一批批发掘出来，其中相当一部分流入日本，于是甲骨金文、敦煌文书、西域汉简成为日本汉学研究的三大重要内容，尤其汉简研究，永四英正、大庭修等人的汉代行政制度、法律制度研究备受当时中国学界重视。 日本之所以会重视出土文献，与强调让文献说话的实证主义的学风有很大关系。日本学者多善于细密挖掘新材料，从中寻找新的材料与线索，重新审视与评估传世文献。日本学者对新出土文献多抱亲近的态度。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帛书、睡虎地秦简，90年代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问世后，很快有大批日本学者跟进这个新的研究领域，其中著名学者有池田知久、工藤元男、藤田胜久、谷中信一等人。池田知久最初以研究马王堆帛书《五行》闻名，后来还对郭店楚简尤其是竹简本《老子》有过深入的研究。他的主要结论是，郭店楚简《老子》并非摘抄本，而是一个形成途中的本子，因此《老子》成书当在战国晚期以后。郭店楚简《穷达以时》有“天人有分”的说法，他提出这很可能受到《荀子》“天人相分”的影响，因此《穷达以时》的形成可能在《荀子》之后。大家未必接受他的观点，但对他通过丰富的资料、严密的推理体现出来的学风，不能不表示尊重。工藤元男对睡虎地秦简法律文书、占卜文书有过深入研究。他的一个创见是，秦的法制主义并非铁板一块，其推行曾受到地方势力的强力阻挠，因而不得不做出调整与妥协。因此，秦以法制严酷闻名，可能只是一个表象。这些学者的著述多已经译成中文，成为中国学界可以参考的研究素材。 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成立中国出土资料学会，池田知久任首任会长。这是一个跨学科程度较高的学会，旨在打破学科壁垒、致力于古典学的完整恢复，涵盖了历史、语言文字、哲学、文学、宗教、天文历法、医学等各方面的专业人员。学会每年举行三次例会，发行一本杂志《中国出土资料研究》。 因地域和科研项目不同，日本在出土文献研究上形成东西两大团体。中国出土资料学会主要在东京地区活动，而以浅野裕一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大阪地区也展开了有声有色的研究，且在观点上往往和东京学者形成对立。他们的论文主要发表于大阪大学出版的《中国研究集刊》。他们不同的学术声音，也值得重视。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