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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时期的儒家学者和佛教居士焦竑认为,佛教经典就是孔孟的义疏。这一儒佛关系论在他对《论语》的理解中体现得非常充分。 焦竑对 《论语》极为欣赏和推崇。《焦氏笔乘》开篇即记赵孝孙劝李彦平(即李延平,朱熹之师李侗为延平人,学者尊为延平先生)读《论语》,谓读《论语》为“所以学圣人”,无论何时都应学而不辍,做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焦竑此处所记虽为前贤之语,然观其用语诚悫恳切,若出肺腑间,可断定此语正是他深为服膺和赞叹的至论,而他在《焦氏笔乘续集·读论语》中对《论语》所作的佛学解读,则将他对《论语》的欣赏和推崇充分展现出来。 焦竑将孔子视为参破生死、证得空空,获得解脱的大自在者。他指出,世人以为生死之说创自于西天佛祖,实际上孔子早就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未知生,焉知死”与“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等语,其时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学者们如能有所会意孔子之语,则对佛教经典将会有过半之思。 孔子非常重视仁,时常以仁教导弟子。焦竑将仁与空等同:就空有觉义而言谓之仁,就仁无具体规定性而言谓之空,孔子不必起心动念,不用克制勉强,就能自然体现在自己的举动事为之中,故而焦竑谓之为 “孔氏之顿门”。在他看来,孔子无意于隐瞒其所证得的空空之境,孔子行事亦非有意示范于弟子,其行是一切学问的落实处和体现处。焦竑读《论语》的这种体会也反映出他主张“知行合一”的泰州王学特色来。 焦竑认为孔子的空空之境在其处理一多关系上体现得最为充分。一与多虽然不同,但孔子却能使两者之间相互包容,互不妨碍。这无异于说,华严宗的“一多相容不同门”在孔子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子贡以“博施济众”为仁,焦竑指出,子贡之论乃求之于事,非求仁之方,因而遭到了孔子的否定,真正的求仁应是“求仁于心”,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说,对人施予指导,使人领悟到仁的实质,相比于分人以财来讲,是更为真实的仁。 焦竑在以佛教义理解读《论语》时对曾子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孔子曾经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诺。”焦竑将孔子之语看成了传道付法的凭证,将曾子之应看成了迥脱根尘的象征,如参学者在师道棒喝下的恍然大悟;及门人相问,曾子释以忠恕,焦竑认为这不过就当时问答的具体语境随机指点,将自己对道的体验随缘呈露而已。孔曾之间的这则对话就成了焦竑努力参究的公案禅。曾子临终之语,在焦竑等人的心目中,就是得道之人超脱生死、心无挂碍、无有恐怖的表现,与后世禅师的临终书偈、坐脱立亡等毫无二致。 焦竑以参禅的方式解释 《论语》,特别重视孔子的“空空如也”之境,将其作为孔子之为大成至圣的内在依据,将《论语》视为孔子这一境界的随缘呈现。可以看出焦竑对佛教的诸法空义有深切的体会,对禅宗于念而离念、念念而不住的法门诀窍有独到的领悟,对那些能够破除执着而达到无执境界的成就者极为倾慕和赞赏。焦竑对《论语》的佛学解读,是对《论语》诠释学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儒佛二家的融合和会通。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宗教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