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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当今“知识爆炸”中的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即知识的爆炸是由两种相关联的现象组成的，一方面，是过量的信息扑面而来；另一方面，则是各种应付信息过量的方法和技术的不断出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本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安·布莱尔所著的《工具书的诞生》，通过对欧洲近代早期工具书历史的探索，提出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如何勾勒一个知识爆炸时代的思想底色。 在安·布莱尔的眼中，欧洲近代早期的信息过量，不仅是源自古代文献的重新发现造成的信息爆炸，而且是一种发掘和储存信息的新态度造成了这个时代的信息爆炸。这种新态度既是一种发掘所有知识的野心，也是在中世纪的文化创伤之后，试图保存所有文本的企图。因此，在本书中她重点关注两类文本，一个是笔记，另一个则是印刷的工具书，她认为两者密切相关，工具书就是从阅读笔记中形成的，而印刷的工具书也提供给读者与阅读笔记一样的便利。 当然，管理信息及知识的方式并不是近代早期的创造。安·布莱尔指出，近代早期学者管理知识的方式，大都源自中世纪以来的传统。在13世纪，关于神学的大量研究工具书出现，这些工具书是当时的神学家几十年如一日的文本整理工作的结果。在近代早期，除了前文提到的文化态度转变之外，技术的因素也在进一步推动着这种变化，即印刷术的出现。不过，印刷术也许能帮助增加工具书的卷帙，帮助其流通与保存，但却不能解释供需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安·布莱尔认为，问题的答案在于当时做笔记的知识实践中。近代早期是知识群体对笔记态度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笔记不再被看作只具有临时的用途，而是具有永久的价值。“囤积”笔记成为一种知识取向。这种对于笔记的兴趣，既是个体的知识兴趣，也逐渐变为一种普遍性的文化取向，而通过教育灌输给当时的知识群体。其背后的思想背景有二，其一，对知识的记忆在近代早期日渐被看作学者最重要的特质，而笔记提供了一种增进记忆，同时帮助回到原文本的途径；其二，作者也从依赖记忆写作，过渡到更多依靠积累笔记来写作。 随着笔记重要性和数量的增加，如何管理大量的笔记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这也意味着，笔记有时候并不再是个体性的工作，而变成群体性的工作，学者开始与他人合作做笔记。这也就意味着，笔记不仅可以为原来记笔记的人所用，也可以为他人，甚至是更广泛的公众群体所使用，笔记也就从私人走向了公众。由此，安·布莱尔将笔记和工具书联系起来，她认为两者在作者和读者两方面上都有重要的联系，完成印本工具书需要多个作者提供他们的阅读笔记，同时只有读者对笔记有需求，才会购买相关的工具书。印刷的工具书诞生，它继承了古典与中世纪的传统，同时也开启了一个关于信息管理的全新时代。 这些工具书的优势是什么，足以使学者们放弃自身的笔记，而愿意花大价钱购买这些大部头的著作？关键在于这些工具书提供的模式化的查找工具。16、17世纪各种相关的索引发展起来，到了18世纪，各种附有多种查询索引的工具书广泛传播。这些工具书也逐渐发展为针对更广泛的读者群，并非仅仅是专业的读者，没有受过相关训练的读者也可以通过其中的索引方便找到他们所需要的内容。工具书的编撰者不再保持匿名的状态，编撰工具书成为被尊重的工作。虽然编撰者大都声称自己编写这些书籍是一种知识和心灵层面的追求，不是为了牟利，但编撰者可能在经济上获得很大的利益。不过其在心灵层面的追求，也并非虚言，相当多的作者在没有印刷商和赞助者支持的情况下，也选择编撰卷帙浩繁的工具书。 卷帙浩繁的工具书意味着很大的工作量，而且往往有编撰时间的限制，因此他们一般会继承前人的工作，同时还会有家人或者助手的帮助。这个时期的工具书在欧洲多个国家流行，它们也在多种不同情况下被使用。不仅仅是阅读，也可以作为礼物，或者炫耀财富和知识的途径。安·布莱尔的研究不仅勾勒出欧洲近代早期思想变革的底色，也为印刷技术在欧洲早期思想变革中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更为公允的视角，那就是技术如何在一种文化语境下被使用并产生思想和社会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