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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稿存目》中有两篇年谱初稿，一是诸葛亮，一是曾国藩，特别引人关注。《诸葛亮年谱》共四叶，用“饮冰室著述稿本”稿纸，正反面，每面十三行。年谱起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止于“后主建兴十二年”（234年）。《曾文正公年谱》使用同样的稿纸，共三叶，起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止于“咸丰三年，公四十三岁”（1853年），距离曾国藩卒年尚有二十年，是名副其实的“残稿”。 残稿中有多处修改或增补的痕迹。如《国史稿》第一节，原为“（一）全书旨趣与本章之关系”，论曰：“史家最大之责任，在叙述一民族生长发达之迹，及其与他民族交涉竞争优胜劣败之结果，及其次第。本书编纂之旨趣，即在于是，而导其源当传疑时代，此本书所以不应传疑也。”残稿上将此段圈删，取而代之的是“（一）华族之名称”。从修改或增补中，可以探讨梁启超构思的途径。 《成唯识论今读》在《残稿存目》中注为“二页”，我们见到的手迹为“三叶”，每叶正反面，每面八行，行书二十四字左右。封面署“成唯识论今读，梁启超学”，第二、三叶下面附记甚详。 正文一“造论因缘”，副标题“为什么做这部论”，分为“第一”、“第二”论述，下有“附记”。本论“正宗分”，甲“唯识相”，一“总标”，末有“颂文”：由假说我法；有种种相抟；彼依识所变；此能变唯三；谓异熟思量；及了别境识。 《成唯识论今读》的写作时间当在1923年2月。梁启超《致梁思顺书》（1923年1月29日）说：自南京讲学后回天津，“每日读极深奥的《成唯识论》，用尽心思，一日读三四叶，还是勉强懂得一点罢了。”此前数月，梁启超在南京“听欧阳先生讲佛学”，几乎“日日往听”。梁启超对佛学的痴迷可见一斑。 追踪而得的“残稿”，为《全集》增添了新内容，也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参考，对了解和研究梁启超其人及近现代中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